从神庙到论坛:新博物馆运动下的博物馆史

作者:
徐坚
作品: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其他 创作) 第1章 共3章
发表于:
《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4期
绪论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作为保存和再现人类社会成就和记忆的关键机制之一,博物馆自身的历史却长期以来湮没在失忆和误表之中。 虽然行业史和学科史具有重要的追认价值,但即使在全球范畴,博物馆史的写作都为数不多,以中国博物馆为范畴者尤其缪缪 。20世纪上半叶硕果仅存的数种中国早期博物馆学著述中,博物馆史虽不可避免地占有一定篇幅,但几乎悉数转译自西文或者日文,因此仅仅涉及欧美和日本个案,彼时正蓬勃发展的中国博物馆实践基本遗珠在外。包遵彭(1916-1980)于1964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史》不到百页,但足以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以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中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馆等为中心,首开述评中国博物馆进程的先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类其他著述无法逾越,甚至连堪比肩者也阙如的 。80年代之后涌现出大批以中国博物馆史为题的论文,填补了众多历史空白 。但是,过于简化和僵硬的社会发展史框架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以直接因果律解释历史变迁和以宽泛的社会背景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博物馆史乃至博物馆学的思想困境。 理解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的基本格局是由李济(1896-1979)和曾昭燏(1909-1964)合著的《博物馆》奠定的 。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该书诸多认识一直被奉为圭臬。《博物馆》提出了中国博物馆的中、西二源,以张謇南通博物苑和国子监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正脉,以“岁有增加”的线性进步描述中国早期博物馆史。嗣后的博物馆史研究在辨识和完善发展脉络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 然而,随着史料的积累,“二源一脉”体系非但没有丰满起来,反而暴露出更多结构性缺陷。博物馆史不可任由外在历史规律或者理论评估甚至切割材料,也非缀合博物馆事件编年的自然产物。前者引导研究者转向具有情境主义和历史特定主义倾向的博物馆内在视角重新认知和组织博物馆史。博物馆内在视角通过博物馆内部界面和外部界面表现出来的。其中,内部界面指博物馆如何组织、结构和活动,外部界面则是博物馆与社会的沟通、妥协和互动。后者则重申了观察博物馆史的能动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否定了作为独立而客观的事件编年的博物馆史的存在,表明博物馆史必然存在于博物馆情境之中,灵动地参与博物馆运作。博物馆史并不是具有纪念或者阐释价值的物件如何汇聚成博物馆收藏的历史,而是超越了孤立的物件,指导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阐释的思想的历史。博物馆史从未独立于博物馆运作之外,相反却是博物馆潮流的风向标:随着对博物馆的定义、工作内容和社会角色的界定的转变,博物馆史表述也需要适时重整;而博物馆史的再释则成为博物馆调整乃至蜕变的先声。 1. 从神庙到论坛:新博物馆运动下的博物馆史 邓肯·卡梅隆(Duncan Cameron)曾经质问,博物馆究竟是神庙(temple)还是论坛(forum) 。这不是一个回答非黑即白的问题,但是直接关涉博物馆结构和目标等本体论认知和博物馆的社会身份界定。同时,基于在追认的行业或者学科传统中界定自身地位的需求,不同的回答也将引发博物馆史表述的重组。 神庙和论坛一直是博物馆的两个主要面相,存在错综复杂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对不同面相的过度强调,以及由此选择和组合的博物馆史都清晰无误地表明博物馆人的倾向。神庙具有不言自明和不可挑战的神圣性,神庙收藏以典藏价值为重要衡量标准,甄别标准唯一且恒定。拜谒神庙是一种被动、单向度地接受启示和教育的行为。而论坛则是沟通和妥协的表达场所,是掩饰分歧、谋求共识的公共场域。博物馆的神庙和论坛面相并无早晚之分。语源学意义上的博物馆清晰无误地指向神庙,而至迟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亚历山大大图书馆被视为最早的博物馆则表明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但是,以集体记忆为形式的社会意见长期以来为识字阶层垄断,以真理和规律掩盖的社会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启蒙思潮和科学主义的支持,因此,博物馆的神庙面相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亘古不变的,收集和保管构成博物馆工作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表达和阐释被有意识地虚饰成为公共意见或者客观知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深受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博物馆学才开始反思神庙面相的客观性和绝对性,重新认识本已存在的论坛面相及其教育和表达功能。 卡梅隆之问不是偶然的私人性质询,而是博物馆本体论上整体转型的缩影;新博物馆学就是卡梅隆之问的情境。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博物馆运动和新博物馆学是自近现代意义博物馆出现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重组。虽然针对传统博物馆的机制和智力隔绝,乃至不断加剧的社会边缘化的批判早已出现,但是,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形成整体性潮流,对博物馆群体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且形成建设性和可行性解决思路。新博物馆运动代表人物戴瓦兰(Huges de Varine)曾经系统总结促发新博物馆运动的诸多诱因,既包括博物馆内部对既有展陈和教育方式的批判,前殖民地地区独立运动和种族平等运动带来的反思,也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1968年学潮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情境的促动 。博物馆高高在上、不容挑战的神庙感,基于单一社会价值的收藏观,单向度、俯视性的教育甚至灌输方式,与社会生活的隔离都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新博物馆运动针对单一的以物为中心的馆藏结构提出了多手段、多媒介、多元的转变,针对自上而下的俯视视角提出了自下而上的乡土视角,针对单一的灌输教育功能提出了多元的沟通和妥协方式。提出神庙与论坛之辨时,卡梅隆和众多博物馆人其实已经成竹在胸,这就是被凯尔·安德生称为“重置(re-inventing)”博物馆的动议 。按照新博物馆学的观念,“重置”博物馆学必然引发“重置”博物馆史。 1.1 博物馆定义和关键词的更代 经国家或者国际性组织讨论和采纳的博物馆定义和关键词的变迁长期以来被视为线性进步的表现,实际却揭示出新旧博物馆范式的转型。尽管不同地域文化或者意识形态会施加一定影响,但是新博物馆观念和实践的形成过程趋势是普遍可见的。 作为博物馆行业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对博物馆及其主要目标的界定和修改即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进程。博物馆最初定位于与图书馆和档案馆平行的收藏保管机构。1951年的修改中增加了娱乐(delectation)功能。十年之后,1962年的重新定义中更换用词,以enjoyment替代delectation,以education取代instruction,以期削减用词的主观用意和单向度感。同时,通过增加历史遗迹、自然保护区、自然景观等类型,指出博物馆馆藏不可与其原生环境相分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中和了对脱离情境的孤立馆藏的过度倚重。1974年定义强调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和基本职能,提出“博物馆是服务于社会及其发展,面向公众开放,为了研究、教育和愉悦目的,收集、保管、研究、沟通与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的永久性非营利机构”。198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提出,2001年和2004年两度修正的《伦理规则》中,将博物馆界定为“面向公众开放,服务于社会及其发展的永久性非营利机构。基于研究、教育和愉悦目的,它们收集、保存、宣传和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证据”。如果在逾半个世纪的时段上进行观察的话,收集、保管和展示的传统价值不断弱化,博物馆的核心价值逐步转移到研究、教育和愉悦上。当收集、保管和展示价值占据主导地位时,博物馆馆藏获得了博物馆灵魂的地位,实体建筑和空间也连带性地成为基本要素。新博物馆运动之后,这些要素本身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是作为介质表达的沟通、教育和阐释价值却得到强化。 类似转型也见于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机构的表述中。美国博物馆协会(AA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界定博物馆上很早就完成了从物质性尺度到行为性尺度的转型。1973年的《博物馆伦理规范》仍然强调“拥有和利用实物”,到1988年的修改就取消了这一物质性标准,将博物馆界定为基于收集、保存和阐释存世物质,对公共社会具有独特贡献的组织 。英国博物馆协会于2000年颁布的《博物馆伦理规则》将博物馆界定义为基于人类知识的刺激以及娱乐目的,学习和探求收藏的场所。博物馆的泛化界定与20世纪末出现的人类记忆和记忆地点相关,博物馆也被视为人类记忆地点之一。不过,其他国家的博物馆机构也有倾向以修改传统定义的保守方式界定博物馆的范例。法国将博物馆界定为拥有永久收藏,基于公益性目的保存和展示,服务于公众的知识、教育和娱乐目的的组织。日本于1951年颁布的《博物馆法》定义,“博物馆是为收集、保管和展示提供给一般公众的,与历史、艺术、民俗、产业和自然科学相关的资料,服务于教育、研究和娱乐等目的机构”。尽管立场有激进和保守之别,但是各国博物馆协会界定博物馆的方式从物质性标准向行为性和功能性标准的过渡却是不约而同的。 苏维埃博物馆传统基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等社会文化机构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理念,较早而且较清晰地界定了博物馆超越物质层面的教育和宣传价值。虽然苏维埃博物馆学也承认博物馆的“珍贵宝物的储藏库”和“进行研究工作的广大场所”身份,但是,这些身份都不能剥离其意识形态色彩,“教育任务和科学活动是不能脱节的” 。甚至,保存和研究的功能必须服膺于意识形态斗争,“苏联博物馆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有效工具,从而也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效工具” 。在具有奠基价值的1930年第一届博物馆工作会议中,苏联博物馆确认了博物馆陈列工作的主要目的,“作为陈列过程的新的要素,不是实物历史文物,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了博物馆展陈的介质价值。 成长于二战之后的智识环境的新博物馆运动促使博物馆及博物馆人反思以脱离时代、地域和族群,具有永恒的纪念价值的物质为中心,将其圣物化和启蒙化的神庙式博物馆运作方式,转而强调博物馆的功能性价值和作为认知表达的本质。有趣的是,游离于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的苏维埃博物馆基于博物馆的意识形态价值,反倒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取得类似认识。但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限定了苏维埃博物馆的表达可能性,表达内容以客观真理的形式表示出来。博物馆的新旧范式之变体现了单向与互动、隔绝与参与、一元与多元等多组关系的切换。 1.2 博物馆物质文化的重新定位 新博物馆运动的整体性贡献目前仍被严重低估。在博物馆形式上,作为新博物馆运动标志的生态博物馆以全新形态和运作理念给博物馆界造成强烈冲击,这常常掩盖了新博物馆运动引起的传统博物馆及其理念的范式转型。在时间轴线上,有研究者提出新博物馆运动涵盖特征有别的两轮浪潮,前一轮浪潮以视野和实践的拓展为标志,而新一轮浪潮则以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和提升为标志,新一轮浪潮由于“线性”特征不够明显而可能被前一轮浪潮的光芒所遮蔽 。无论从水平层面还是历时层面,将新博物馆运动等同于生态博物馆,将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局限在内容上,都会造成对新博物馆运动的低估和误解。新博物馆运动的贡献不限于博物馆类型的新增,而是博物馆认知和运作的整体性变迁,因此,传统博物馆无法在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独善其身。 新博物馆运动对传统博物馆及其理念的贡献根植于物质文化观念的转型。作为神庙的传统博物馆向作为论坛的新博物馆的转型中,以具象的物质作为整体性对象过渡到以物质和物像作为媒介,而以制造和使用物质的人类及其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物质的绝对和客观地位遭到挑战,表达和阐释取而代之成为博物馆的核心。 传统博物馆中物质的单一属性和垄断地位一直深受批评。面对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第二个博物馆黄金时代,史蒂芬·康恩提出一个激起热烈争论的议题,“未来的博物馆还需要物质吗?”康恩从如何建构博物馆知体系的角度提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博物馆黄金时代,博物馆借助不同类型的物质收藏界定其自身的类型,表达博物馆知识结构。现在,在建构博物馆知识的过程中,图像复原或者再现的技术手段已经足以弥补“实物”的不足,甚至取消对“实物”的依赖,“物质收藏已经丧失了曾经在博物馆建设的前一个时代拥有的视觉或者认识论意义力量” ,物质收藏曾经不容置疑地拥有的核心地位可能已不再笃定。同时期博物馆人频繁提出的博物馆究竟是仓储还是试验场的身份厘定问题,构成了反思物质在博物馆的地位问题的另一种表述。传统博物馆偏重典藏功能,以多元分野的馆藏搭建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展示、研究和教育都是派生性功能,因此,馆藏的完整性、不可复制性甚至稀缺性都成为值得追逐的目标,也成为评估博物馆的主要要素之一。但是,在以教育和娱悦为主要导向的博物馆中,典藏和利用的相对地位几乎逆转,是否拥有独一无二的馆藏,甚至是否拥有作为馆藏的物质都变得无足轻重。这个疑问实际上是曾经困扰了美国博物馆界的“物质的本真性”问题的延续。70-80年代,美国博物馆协会曾经对博物馆是否应该“拥有”馆藏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修改此项约束性条件,以符合大量没有独特馆藏的科学馆和教育博物馆的存在的现实告终。这也就是康恩所指“以物质为导向的认知论”的挫折 。但是,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角度,还是从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角度,当物质的地位从主体转变成为介质,物质的多元性就成为值得关注的特征 。如果将康恩之问表述成为“未来的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答案早已在过去的经验中呈现出来。很多博物馆的确并无馆藏,而且,在展陈过程中,“实物”毫无疑问可以被各种各样技术性实现的物质转换形式替代。但是,“物像”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形式,甚至“物像”都可以超越物质性,而以其他形式存在。无论是康恩之问还是仓储与试验场之辨都不能动摇物质在博物馆中的核心地位,相反,它揭示出,对物质的僵化概念才是全面认识博物馆及其历史的障碍。未来的博物馆非但不可能离开物件,相反有必要更好地发掘物质的意义和价值。 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为重新认识博物馆中的物质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以物质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发展出独立的方法论系统的考古学、艺术史、科学和技术史、社会史、人类学等学科纷纷意识到物质在反映人类社会和文化上具有统一性,但却被人为设置的学科分野割裂开来,因此吁求形成具有整体性的物质文化研究取向 。物质文化研究潮流的出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思潮影响所致。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观与客观的绝对二分法的失效也瓦解了此前对物质的僵化认识。此外,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是二战之后兴起的文化研究在物质性问题上的分支形式 。詹姆斯·迪兹将物质定义为“我们通过特定文化行为改造的物质环境的组成部分”,明确表达,物质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为或者文化而存在的;物质就是文化 。不同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逐步放弃描述性和传统鉴赏家式的视角,转而采纳了多元、互动和情境主义或者历史特定主义的观察立场 。物质文化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也表明物质文化的阐释可能性是多元的,这既源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多元多面特征,又暗示物质文化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深受阐释者所处情境的影响。 未来的博物馆仍然离不开物质。一方面,无论是实物还是物像,只是物质的不同转化形式。具有整合倾向的物质文化研究甚至可以将基于物质的口承文本和书写文本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物质的丰富程度是此前的刻板唯物主义所始料不及的。另一方面,博物馆中出现的多元化倾向远远超出表现手段的多元,阐释多元和价值多元更值得关注,而这种多元性是以物质为媒介表达出来的。这要求在多元、互动、表达性的博物馆中,物质的地位非但不能被削弱,反而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阐释。这个认识也巩固了物质在博物馆史写作中的地位。 1.3 两种博物馆和博物馆史 新博物馆学观念将博物馆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新博物馆运动崛起之前的单向度的作为典藏机构的博物馆,和作为多元和互动的社会工具的新博物馆。两种博物馆的差异固然在馆藏内容和类型上有所表现,但更集中地体现在运作机制上。 两种博物馆思想之下的博物馆史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存在千丝万缕关联的新博物馆学尤其相信,博物馆史的价值在于厘定博物馆自身的道统地位,因此,就是博物馆当下实践的历史投影,这样,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史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更加彰显出来。单向度的神庙类型博物馆滋生出单线式博物馆史,而互动的论坛类型博物馆也会相应地青睐多元式博物馆史。 新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分期方案深受福柯的影响。托尼·贝纳特和艾琳·胡珀-格林希尔先后系统阐发了福柯风格的博物馆史观 。贝纳特接受了福柯对精神医院的研究,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同地视为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贝纳特厘定出现代博物馆的代表性和可接触性,由此推导出博物馆体现的“政治理性”。在这一组假设和概念基础之上,贝纳特重构了博物馆的生成历史 。胡珀-格林希尔则借鉴了福柯对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的观察,特别是“有效史(effective history)”观念,提出了呈现为前后衔接的两种博物馆史写作范式。早期的博物馆史写作按照年代早晚关系编辑连续的线性历史。馆藏的积累,机构的演进和人员的更代构成基本脉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博物馆史的主流写作方式,至今也未完全销声匿迹,福柯称之为传统写作方式 。线性年代关系和空间共享关系都被默认用于确认直接亲缘关系 。晚近的福柯主义博物馆史写作则按照“有效史”观念,将连续发展的历史还原成为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挥功能的多个片段,分别予以阐释。福柯提出了三种知识结构(epistemes),即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胡珀-格林希尔继承了福柯对连续、渐进、整体性的历史的拒绝,也将博物馆史分隔到三个不同的框架中。虽然看起来碎片化,但是有效史和知识结构的思路无意于抽取任何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关注特定的馆藏和展陈的设计初衷和价值实现,因此也更具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倾向。 多元、互动、阐释性的博物馆史就是新博物馆学的产物和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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