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下降和收藏史的上行

作者:
徐坚
作品: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其他 创作) 第2章 共3章
发表于:
《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4期
2 思想史的下降和收藏史的上行:作为思想史的博物馆史 新博物馆学和新博物馆运动的崛起带来了博物馆史的重组契机。在1989年的总结中,彼得·维尔戈(Peter Vergo)指出,新博物馆运动为博物馆带来的变化是使博物馆运作问题从技术性层面转向理论性和人文性层面 。按照作为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的观念,新博物馆运动也迫使研究者转向理论和人文层面观察博物馆史。如果前一个阶段以馆藏为中心,而后一个阶段以观念为中心的话,新旧博物馆范式交替并不是简单地映射成从收藏史到思想史的更替。新博物馆运动下的博物馆史仍然不能否定物质的中心地位,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收藏史都等同地受到影响博物馆转型的社会和学术潮流影响。因此,新博物馆史范式呈现为思想史下降和收藏史上行的两股趋势,即思想史呈现为基于物质表达的思想史,而收藏史则转变为有观念的收藏史,最终二者合流于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 2.1 思想史的转向 推动了新博物馆运动进程的多元思潮同样影响了历史学。以历史上的思想、观念和智识模式为研究范畴的思想史在这一冲击下也面临着转型问题 。尽管早在20世纪初,新史学奠基人詹姆斯·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频频提及思想史,并以此为名开设课程,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思想史尚未定名,与观念史、哲学史甚至政治史的边界都没有最终明确下来。米勒所著《新英格兰思想》被视为奠立思想史的学科地位的标识之作 。但是,确立学科内涵和边界之后不久,思想史就面临了从学科研究范畴到学科方法论的全面挑战。 传统意义的思想史研究具有显著的孤立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前者将思想视为封闭的领域,而不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产物。因此,思想史的追溯往往表现成为搭建年代不同的思想的排序关系,思想派生思想。后者则将思想片面锁定在特定的载体和社会阶层上,常常是拥有书写权力和条件的识字阶层。传统意义的思想史暗藏的精英主义历史观和进化主义单线线索都符合传统范式的历史学观念,而且基于对形上之学的推崇,思想史占据了传统史学的皇冠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思想史的传统核心地位就受到挑战,到80年代中期,思想史的颓势乃至危机已成共识 。思想史危机爆发于多重合力之下。在历史学之外,多元主义否定了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多个史学分支的单线式模式,福柯的知识理论解构了连贯、顺滑的线性历史,并取而代之提出“有效史”观念。线性历史的破产并不必然导向历史虚无主义,相反,通过甄别线性历史的编纂背后的选择和取舍等活动表达的写史者的观念,研究者转向对各个断裂片段的情境主义分析,反而能更有效地接近特定的时刻和情境中的思想和观念 。在历史学内部,思想史危机和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威胁和竞争对手,同时兼为最主要的影响来源是社会史。思想史地位的下滑和边缘化与社会史风生水起恰成为鲜明对比,思想史的转型也可以在社会史中找到影响渊源 。传统范式的客观地位和绝对价值瓦解之后,脱离具体的时间、空间和情境,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也遭到否定,思想史并不是仅仅由伟大的思想家构成的历史,历史上也没有不具有思想史价值的平庸时代。思想史的观察不应该局限在有书写权力的少数精英身上,因此,思想史的表达多元借鉴了社会史的“眼光向下”视角,发现不具有伟大思想的时代和地域,发现不具有书写能力和权力的人群的思想表达。这个转型被称为思想史的下降。 思想史的下降表现出边缘化和超文本化取向。首先,思想史确认在阶级、性别、年龄、地域等各种意义的边缘都存在具有阐释价值的观念和思想。但是,书写的局部性和片面性导致边缘思想缺乏传统范式熟悉的材料,迫使思想史观察转而关注超文本化表达。思想史的超文本化表现为文本介质多元和多元介质文本化两种形式。非官方书写文本和存在于其他介质的文本,如金石碑刻,最先进入研究视域,随后,原本作为载体存在的物质和口承形式也赢得了文本地位。思想史的边缘化和超文本化取向应该都取法于社会史。 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边缘化和超文本化都对物质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其他介质上的文字乃至没有文字的物质都只是“证据”或者“证据”的载体的话,原本存在于思想史或者社会史的书写文本中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精英主义倾向实际并未受到实质性挑战。而且,将以物质为载体的文本或者作为文本的物质从其自身情境中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证据恰恰是影响整个时代的学术的情境主义潮流强烈反对的。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转型的思想史和社会史都吁求具有情境主义倾向的全新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在同样的时代潮流影响下,考古学和艺术史几乎各自独立生成了情境主义研究倾向。在考古学中,伊恩·霍德(Ian Hodder)率先明确界定出情境考古学,而在艺术史中,迈耶·夏佩罗(Meyer Shapiro)提出了母题、形式关系和表现的层进式阅读方式 。两者都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史观察提供了方法论支援。 2.2 收藏史的逆袭 与思想史的下降相呼应的是收藏史的上行。新博物馆运动兴起之前,基于将物质性馆藏视为博物馆的灵魂的观念,博物馆史往往被简化成为收藏史。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史将馆藏视为客观存在、本质内蕴且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物质,因此采取隔离立场的客观主义方式予以描述。杰曼·巴赞的《博物馆时代》就以馆藏形成过程替换博物馆形成过程 。《收藏史研究》(Journal of Collection History)的编辑更表明以收藏史作为博物馆史缩略形式的风行。收藏史过于片面地关注馆藏的物质构成,建筑和展陈空间仅仅只是馆藏的背景,更遑论博物馆人的能动地位。 收藏史的上行需要建立在博物馆观念的更新之上。只有不再将博物馆仅仅视为容纳由特定的物质构成的馆藏的建筑和空间,认同博物馆的表达价值,博物馆史才有可能超越线性的收藏史。在新博物馆学下,博物馆从具象的物质和空间转型到抽象的知识和机制。宝拉·范德林(Paula Findlen)提出,博物馆就是一系列基于文艺复兴晚期文化的观念、形象和机制的认识论结构 。无论是馆藏,还是空间,都只是观念表达的元素。这一认识为发掘博物馆史的思想史价值提供了背书。 促使收藏史上扬的动力也同样分别来自博物馆内外世界。博物馆内部话语中,对博物馆史的反思集中在博物馆的行为主体上,即究竟博物馆以物为主,还是以人为主。在对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的回顾上,博物馆人类学思路与收藏史思路长期平行发展。基于对博物馆中的行为者,特别是策展人(curator)在博物馆的运作中的能动作用,博物馆的历史回顾出现以博物馆人的意图与活动为核心,博物馆馆藏成为人的活动的对象和产物的思路,这种以人类学方法运用于博物馆研究的取向甚至被界定为博物馆人类学 。虽然晚近的讨论扩展到策展人之外,以“策展人之死”为名赋予其他的行为者,如观众,艺术史家甚至社会公众,以同样的能动价值,但并未动摇博物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收藏史的外部冲击和压力仍然来自福柯。福柯的规训和惩罚理论将博物馆视为和监狱、学校一样,都是实施权力,建构知识的强制性机构。因此,托尼·贝纳特没有将近现代意义的博物馆的诞生当成物质性自然发展和积累的结果,而将其放置在博物馆和社会大众文化的关联之下 。苏珊·佩尔斯虽然回避了特定的福柯理论,但也强调博物馆研究需要接纳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进行观察 。 在内外压力之下,博物馆史不得不超越以物为中心的收藏史叙事方式,一方面将能动的主导地位赋予博物馆史上的不同人群,另一方面,则需要将割裂后孤立的收藏史重新嵌入到社会文化之中。换言之,收藏史需要上行,与下降的思想史汇合。
© 版权声明:
本作品版权属于作者徐坚,并受法律保护。除非作品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 上一章  |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