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史的情境主义写作范式

作者:
徐坚
作品: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其他 创作) 第3章 共3章
发表于:
《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4期
3 博物馆史的情境主义写作范式 在确认了博物馆史的新博物馆学和思想史归属关系后,博物馆史写作就必然从客观描述走向阐释性和情境性再现(representation),从边界分明的单线线索走向错综复杂的多元格局。试图从博物馆发展历程中挑选一些“典型性”或者“关键”事件构成连续的发展线索,并印证特定的“发展规律”是徒劳无益的,采取具有历史特定主义倾向的情境分析成为重整博物馆史的必经途径。 3.1 基于再现的多元格局 博物馆史的研究和写作上,多元意识既不新鲜,也不罕见,在新博物馆运动兴起之前就已涌现,但是界定多元的标准以及对多元格局性质的判断大相径庭。早期的多元格局往往指内容层面,直到晚近才上升到再现层面。 至迟到19世纪晚期,内容多元已经被提出和讨论,并且形成了影响全球博物馆的范式。在两本具有开创价值的专著中,史蒂芬·康恩都不吝繁缛地引用了古德分类体系,并以此为标准重整早期博物馆史 。1895年,曾任史密森学会助理干事长的乔治·古德(George Brown Goode)将博物馆区分成六个基本类别,即美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技术博物馆和商业博物馆 。古德分类体系看似基于馆藏内容,实则体现了他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古德表示,他有志于“将摆满小摆设,墓地般死气沉沉的博物馆改造和重建成为培育活生生思想的苗圃” 。以“墓地”和“苗圃”指代两种博物馆,并且明确地表达后者正是他对博物馆的愿景,这也暗示在古德分类体系中,博物馆并非分门别类的仓储空间,而是社会教育工具。古德将博物馆视为百科全书式收藏和陈列场所,因此博物馆馆藏内容分类法就是知识体系的表达方式。古德分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与19世纪晚期的博物馆发展状况相契合,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博物馆的发展去向的前瞻。除了记录已经有目共睹的美术和历史博物馆,古德预测了当时尚在萌芽阶段,也未定位的人类学博物馆和事实上从未成为主流的商业博物馆。古德分类体系明确无误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欧美社会博物馆的发展,不过,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博物馆馆藏内容之别是否必然暗示运作机制乃至世界知识体系之别?古德分类体系所代表的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是否是精确界定、格局完备、甚至客观存在的? 与古德分类体系表达的知识分野不同,其他学人通过区分不同的馆藏来源类型,以发生机制提出其他的分类方案。阿尔玛·魏特林(Alma Stephanie Wittlin)坚持馆藏是博物馆的灵魂的观点,认为入藏方式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博物馆分类。她将收藏分成仓储式收藏、权贵式收藏、魔法收藏、表现群体忠诚度的收藏、激发好奇心和研究兴趣的收藏以及唯美收藏等七种类型 。克日斯托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延续了魏特林的思路,从入藏属性进一步回溯到入藏动因,将收藏分成传统、革命、慈善和商业四种模式 。魏特林和波米扬分类体系都超越了具象的物类区分,着眼于不同入藏方式背后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但是,两者都是列举的结果,既不完备也不具有排他性,诸多馆藏可能是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类型的综合体。 二元格局也是日本博物馆史写作的基本特征,只是不同学人对二元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存在差歧。日本博物馆史的二元格局是由博物馆学奠基人棚桥源太郎奠定的。棚桥源太郎将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博物馆视为明治维新的产物。甫一出现,日本博物馆就呈现出鲜明的双轨特质,分别反映明治维新的两个主要倾向,即以“文明开化”为号召的文化欧美化和以“殖产兴业”为号召的产业近代化。前者基于对博物馆作为学校辅助教育机构和社会通俗教育机构的价值的意识,衍生出文部省博物馆,随后转型成为东京博物馆和国立科学博物馆。后者则在鼓吹博览会之外,激起对废佛毁寺后传统文化财的保护意识,导致内务省辖下的博物馆的出现 。如果与古德分类体系相比较,棚桥源太郎的日本博物馆二元结构实际上是科学类博物馆与历史遗产类博物馆之别。棚桥二分法影响深远,几被日本所有博物馆学教材采纳,博物馆史家椎名仙卓仍忠实地继承了这一体系 。长期工作于地方博物馆的金山喜昭继承了自棚桥源太郎至椎名仙卓的二元学说之名,但指出了这一体系的“官式”本质,因此将既往认定的二元系统视为同一传统的不同分支。金山喜昭强调战后发展尤其迅速的民间博物馆群体,建构了博物馆中与“官”相对应的“民”的体系 。官民二分体系不仅与博物馆的归属和管理机制相关,也隐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分的意味。 博物馆史的多元线索的表达上也存在多元并存现象,从年代较早的,依馆藏内容划分的表现性多元到年代较为晚近,依馆藏形成机制划分的再现性多元。尽管多种多元线索可能在未来还将并存下去,但是具体馆藏和展陈内容和形式的多元,管理机构的多元最终将让位于创设和维持博物馆的意图以及博物馆表达的多元。同时,相对于旧范式下的多元性的整饬,全新的多元性可能表现得更为灵动,更不均衡,也更容易随机而变。正如麦克唐纳指出,博物馆及其内容从恒定且边界分明转变成为情境式和偶然性 。 无论从馆藏内容和结构、展陈方式,还是以馆藏为介质的教育和表达上,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多元面相都是确凿无疑的。仅从馆藏内容和结构着手,由于博物馆生成环境和表达诉求的差异,将博物馆当成百科全书式表现的观念在中国并不流行,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分类方案不必合辙于古德分类体系。如果博物馆是以物为介质进行表达的“苗圃”的话,魏特林或者波米扬分类法可能更为适用,但是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特定的情境下,多元结构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中国缺乏可供继承的传统收藏,也没有慈善和商业收藏,革命收藏以及基于重要的社会政治变迁的其他收藏则异常丰富多样。未被波米扬列入的教育收藏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东亚都非常发达,而且显然有别于其他类别。基于教育,服务于教育目的,以及深受教育目的驱动形成的收藏在中国早期博物馆史上拥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多元分支既不会同时出现,也不会长期平行发展,各个分支的相对地位不一定完全均衡对等。在不同的情境下,多元分支会呈现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态势,有的见于其他地域传统的分支从未在中国出现过,有的则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 3.2 统一的情境主义观 情境是博物馆的核心观念。博物馆研究中的情境意识萌发较早,但是系统表达和运用则是新博物馆运动之后才实现的。在充分意识到博物馆并不是馆藏构成成分的简单累加的基础之上,研究者提出博物馆基于再现目的,创设、展示、修改乃至清除馆藏成分和属性,馆藏成分的价值因时势而变,因此,馆藏成分的入藏过程就是“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过程,与之相对应的,馆藏成分脱离原生环境,进入博物馆收藏的过程则是“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过程。只有在边界模糊性、价值相对性和阐释多元性得到认可和接受的情况下,“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才能得以提出和讨论,因此,这组观念毫无疑问是新博物馆运动的成果。 博物馆的情境观念脱胎于物质文化研究,是后者在博物馆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考虑到博物馆的馆藏来源,考古学、艺术史和人类学中的情境主义都会附着在研究对象上,对博物馆研究施加直接而强烈的影响。人类学中的情境观念出现最早。19世纪中晚期,在博物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一样,以物质所代表的技术和原始艺术为主要范畴,以“博物志”方式收集和研究脱离了原生情境的孤立物质。20世纪初,人类学中出现情境意识,导致向直接观察和研究前工业时代社会孑遗的转型,客观描述转变为功能主义分析。瑞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提出的推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观使人类学的焦点从具体的器物转移到制造和使用器物的人群和文化,作为技术指标的物质转变为作为文化组成成分的物质。瑞德克里夫-布朗和马琳诺夫斯基倡导通过长时期浸淫于被观察客体的文化之中,获得整体性的内在视角,形成民族志书写范式 。1940年代之后,情境意识进一步转变成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象征主义。整体性内在视角就是情境,有助于人类学研究超越脱离了原生环境和意义的孤立之物,对文化获得整体性认识,而孤立之物也在文化整体中重新获取意义。这一意识虽内蕴于众多研究之中,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 与人类学同生共存于“博物馆时代”的考古学中,情境观念出现稍晚,但是得到了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鼓吹和阐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克拉克的斯塔卡尔遗址发掘和研究,以及他对史前英格兰和欧洲的经济生活的研究中都清晰可见对情境的考量 。身处文化-历史范式的考古学试图摆脱片面而狭隘地关注物质本身的做法,但在物质与人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上采取过于直白的因果律甚至决定论。新考古学全面确立之后,情境观念才被广泛接受。伦福儒特别说明,孤立的物质无法根据任何普遍适用的法则说明任何问题,甚至物质的名称及功能都是由物质所存在的情境决定的。因此,伦福儒以情境意识作为考古学和古物学的分水岭,对于真正的考古学研究而言,情境才是研究主题 。但是,由于新考古学预置的科学主义倾向,情境蜕变成为客观而恒定的背景和决定因素。直到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情境才被赋予灵活、能动的特质。伦福儒针对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遗物提出情境三要素,即基体(matrix)、出处(provenance)和关联(association) 。基体指周围的物理环境,出处指相对于基体的位置,关联则指与其他考古学对象的组合关系。伦福儒界定的情境局限在见诸遗址的遗物上,既忽视了遗物本身通过形式风格表现的发展脉络和亲缘关系,又否认了考古学发现和阐释都可能受到发现者、研究者以及他们所从属的时代和地域传统的影响。因此,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得到修正和完善的情境应该至少包括物理性情境、物质性情境和发现性情境 。博物馆的“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可以归入到发现性情境。 与“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关联最为密切的是行为考古学的“转型”概念。迈克·施斐尔以“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和“转型(transform)”一组概念描述物质的生命史进程。其中,“文化过程”指考古学遗物的形成过程,这是功能—过程主义考古学已经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域 。“转型”则指考古学遗产在形成之后至发现之前经历的一系列变化。施斐尔将转型区分为自然转型(N-transform)和文化转型(C-transform)。前者主要受到自然原因,如风力、水力或者动植物活动的影响,而后者则指各种人为原因造成的变化 。施斐尔的转型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补充了此前常常被遗忘的考古学后埋藏过程,完善了考古学发现的全幅形成机制。任何考古学发现都是经历了一系列后埋藏转型之后才被发现的,转型过程对考古学发现的最终呈现方式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施斐尔试图说明,转型过程是系统性的和有章可循的。显然,“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就是文化转型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于归属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阵营,施斐尔低估了转型过程的复杂程度,尤其是文化转型上的多行为者、多动因和多效果特征。文化转型并不是以行为意义的发现为终点,认知意义的发现也非一蹴而就。 “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构成了情境主义在博物馆领域的独特面相,但是,有必要通过剥离其源体的某些基于特定的学术史情境的偏见,恢复其往复和互动特质。无论是伦福儒还是施斐尔,基于对科学主义的笃信,情境观或者转型观都是局部的,而且也是绝对的和客观的,可以如同文化过程一样托付给科学计算。事实上,任何博物馆馆藏成分都不是经历一次单向度的“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就永久固定下来的。两者是一组交互作用,切换自如的因素,发生在物质、物质组合、空间和景观等多个层面。两者也贯彻博物馆生命始终,入藏、展陈、研究、阐释等每个环节都既是“去情境化”进程,又是“再情境化”进程,而每一次转型都能准确说明博物馆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向。 3.3 有思想和情怀的物质文化研究取向 虽然物质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式基本生成于博物馆环境,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观察视域扩展到博物馆本身,而苏珊·佩尔斯(Susan Pearce)是例外之一,并且她成功地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博物馆史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尽管佩尔斯也倡导对博物馆史采用多学科方法,但是她的具体研究却强烈显示出物质文化研究取向。在颇有争议的欧洲收藏史研究中,佩尔斯首先提出,收藏是利用物质建构有意义的物质环境及自身的过程 。她进而分析收藏研究的多个层次,指出器物的形式分析仅仅只是研究的组成成分之一,此外还包括收藏及其历史的研究 。这样,她赋予物质性收藏以博物馆研究和博物馆史中的枢纽地位。佩尔斯总结了博物馆收藏的三项共性,即所有的馆藏都是物质性的,所有的物质都来自过去,馆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收藏者或者策展人的意旨,尤其是作为整体的收藏的意义并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的累加 。佩尔斯总结了物质从原生情境流入到博物馆情境的五个步骤 。在佩尔斯看来,收藏是传承的价值观、当代表述以及个性冲动等要素合力造成的 。通过一系列步骤建立起博物馆—馆藏—物质三个层面的逻辑关系,佩尔斯便可将自己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施加在博物馆上,由此建立起从物质出发,经过历史和情境,最终获得意义阐释的作业步骤 。 博物馆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平铺直述的物质性表达,也可能成为充斥各种修辞技巧,甚至暗喻形式的诗歌。麦克唐纳曾经忧虑,过度强调事实性的收藏内容和活动也会抹杀博物馆的特质 。佩尔斯也提到,物质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博物馆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对馆藏的形式阐释,对收藏及其故事的分析和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博物馆的分析 。物质文化表达的思想甚至无法采用直白的僵化唯物主义思路予以推知,故事和文化现象需要依靠有情怀的阅读方式。将博物馆当成叙述结构和策略的阅读方式被里安农·马森定义为“文本法” 。罗格·西弗斯顿引用“诗意”概念,表明博物馆可能作为故事叙述者、神话制造者和现实模仿者的媒介 。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裘利安·布劳恩也提出了类似问题,物质有可能不是一望可知的“文本”,转而成为需要解读的“诗歌”甚至“神话” 。 只有在连接物质和思想,兼容文本和神话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下,早期中国博物馆史才有可能重回行业和学科记忆之中。
© 版权声明:
本作品版权属于作者徐坚,并受法律保护。除非作品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 上一章  |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