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辉图书流氓的归来/ 诺曼·马内阿 文 邵文实、梁禾 译
诺曼·马内阿，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86年因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离开罗马尼亚，先到西柏林，1988年定居美国，以执教、写作为生。主要作品有《黑信封》、《论小丑：独裁与艺术家》、《流氓的归来》等。
《流氓的归来》是马内阿重返罗马尼亚后写下的回忆录，也是他在母亲灵魂的引导下一段痛苦的精神之旅。本文摘自原书的《逃避》一章。
我之所以对离开罗马尼亚犹豫不决，最主要的问题是，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不过，事实上我对此并无怀疑。但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不过，即使是在警察局护照办理部门庆祝了布卢姆日后，这种不确定感还是牢牢地萦绕在我心头。
这也许就是我走在街上时盘据在脑海中的事，我对从身边走过的人无知无觉。我抬起眼，乔安娜（Joanna）那张平静的面容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她是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刚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她迫不及待地向我说起法国人的轻薄琐屑，说起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大多数东欧作家，包括我的朋友在内，都既在经历身处偏远地区的挫败感，同时又未免有种夜郎自大的感觉。我们的西方同事不曾体味过痛苦与两难境地，没有能力——我们宁肯这样相信——创作出与我们那伟大、复杂、悲惨、晦涩的写作有丝毫可比性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始终忠实于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必须留在这里。"乔安娜说。"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我以前曾无数次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真的别无选择吗？"我微笑着问。年轻、高挑、金发碧眼的诗人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漂亮面容上也浮现着笑意。很难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如此严肃的对话。
"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乔安娜重复道。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完全不同于我通常用来表示困惑的那些个沉默的时刻。
"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必须活着。"我听见自己说。"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这是我的最新发现。"我加了一句，为自己过时的陈腐老套而沾沾自喜。
我年轻的同事盯着我，不再微笑。"也许你是对的。我只回来了一天。我很高兴回家了，可我能够感觉到周围无处不在的死亡。"
确实，选项条款已经改变。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离开并非如我们在试图将爱侣的分离神圣化时所说的那样，仅仅意味着一小部分身体的濒于死亡。离开可能还意味着自杀，那最后的旅程。另一方面，它至少提供了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因为不确定你家的房顶能否支撑下去，你只好尽可能快地跑出去，以逃避熊熊烈火。你所能做的只有逃离死亡，不是隐喻的死亡，而是货真价实、迫在眉睫、不可救治的死亡。这种紧迫感有其自身的挑战与困惑。它是种逃生的本能吗？我预期中的离开更令人困惑。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去哪儿。
在我传记的史前期，在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中，我以前曾拥有的未生阶段尝试过这种实验。那段史前时期是指特兰尼斯特里亚的启蒙之前的时期--一个没有轮廓或动作的世界，它的快乐没有历史，充满由对我5岁之前的无意识时段的无记忆构成的无限的安宁。然而，有一个时刻帮助了神话的诞生——逃避。
当时的照片有助于重构细节。从集中营回来后，我们从亲戚那里找回了家庭照片，几年来，男孩的父母一直给这些亲戚定期送去标志着他们受祝福的子嗣的成长历程的可视报告。
"心怀挚爱，赠予亲友。"我母亲写道，将儿子的名字签在一帧照片上。照片上是个乌发如云的年轻女人，身穿洒花连衣裙，脚蹬白色高跟鞋。她站在一辆婴儿手推车旁，身后是一堵贴满了广告的墙，手中抱着一个胖乎乎的金发婴儿。左边的海报上写着："今天，5月12日，在《信使报》（Curentul）上读读这条消息。国内外都在庆祝5月10日。忠诚与敬意。"这让人记住了拍照的时间，即5月10日国王日、也就是霍亨索伦王室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1415-1701年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普鲁士，1871-1918年间统治德意志帝国。成员登上罗马尼亚王位的纪念日的两天后。那一年只可能是1937年，婴儿当时还不满1岁。女人的身体将第二张海报挡住了一部分。你只能看到报纸的名称，《期间报》（Timpul），以及下面的文字："关注你信赖的日报：《期间报》。主管：戈里高里·卡芬库。"右边，是《晨报》的头版，上面只有一行标题清晰可见：纽约灾难。
"一张我入伍时拍的照片"，那位士兵父亲在另一张快照背面写道。他把照片一直放在军用外衣的口袋里，照片上有个2岁的小孩。那个胖乎乎的小天使长着小巧的鼻子，肉鼓鼓的脸颊，穿着白色衣服，两眼不是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而是直楞楞地盯着摄影师。在后面的这张照片上，他的头发上不再扎缎带，他的胳膊环绕在与他亲如手足的失怙表妹的肩膀上。即使是在这张照片上，在那虚假、熟悉的笑容下，也掩藏着叛逆的意图。
4岁时，我曾离家出走。在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我的面容依旧，神情莫测，没有受伤的痕迹，显然还胖了些，在恢复了常规，舒舒服服地重新居于令人尊重的状态中之后。这张照片是那次逃亡后不久在照相馆拍的，男孩穿着厚厚的冬装，衣服上有着大大的纽扣和褐色的毛领。他的头发很长，像个波雅尔波雅尔（boyar），旧时罗马尼亚-特权阶层的成员。的头发，一种东方人的鬃毛，上面扣一顶巨大的圆锥形帽子。他的两手交叉在背后，肚子趾高气扬地向前凸着。他的双脚转向外侧。肥大的马裤使他的服装臻于完美，与之相配的是褪下来的短袜和结实的靴子。他有副双下巴，一张大嘴，细小的牙齿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而被蛀蚀，那是他被捉回后狼吞虎咽的结果。
这个渴望自由的4岁男孩似乎不属于仅仅6个月后的那个使他猝然间过早地有了沧桑感的同一个世界。每过几个月，他就会被带到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的照相馆去拍照。摄影师把他奉若明星，只为了赢得他的伴护的注意。他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这么笨——玛丽亚永远也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事而背叛她心爱的职责。照片背面留有这样的印记：胶卷照片，吕米埃，约瑟夫·巴尔特费尔德，伊特卡尼，苏恰瓦, 1940年10月。一年后，命运之钟就将敲响：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启蒙。
这些我们从集中营回来后失而复得的照片在四十年后再次丢失。启蒙没有止于9岁，或19岁，乃至49岁。当你逃离熊熊燃烧的房子时，你的口袋里不曾装着数十年前由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拍摄的青少年时代的肖像。1940年秋天的那张逃跑者的照片，即使在四十年后，也显得前途光明。他的眼睛灵动而热切，他的嘴半抿着，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扮鬼脸，仿佛这个囚徒再也无法抵御他的看守的魅力，每天早上，这位看守都要强迫他吃下由半生不熟的鸡蛋和牛奶咖啡构成的毒药。他无法忍受的还有别的东西--淤积的、诱人的、无止境的厌倦，由成人出演的喜剧，他们忧心忡忡的日常折磨，他们口是心非的闲言碎语，他们提线木偶般的姿态。很快，这个纵容过度的爱子将义无反顾地逃走。他将最终逃向那个巨大而宽广的世界，将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空虚王国正在一分一秒地吞噬着他。他正在仔细地数着那逃亡者的眼睑的眨动，日常事物的病态节奏--三，六，九，十，歼灭，迟钝，十七，十七，十七，空虚正在发出怨言，空无一物，空无一人，死亡正在慢慢吞噬此时此刻，吞噬岁月，吞噬他已经变成的老人。转瞬间，逃亡者摇了摇头，摆脱了被摧眠的恍惚状态。重生后，他发现自己走出家门，左转，右转，然后走上了通向自由、通向无地之地的通衢大道。
他走过公园，走过火车站，这才停下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只是停下来，花点时间紧一紧肥大的马裤的腰带，检查一下鞋带，将军用帽的两翼在下巴处系紧，把手深深地伸进柔软的毛纺手套里。他认识路，过了德国教堂，路会一直延伸下去。他走在自己的路上，这就是它，他的绝佳机会。
照片上的孩子有着姑娘似的脸庞，脸上带着那一刻的痛苦表情。4岁叛徒的突然失踪意味着疏远、流亡、断然的决裂。在一阵恍惚迷离中，他已溜出家门，走进院子，走上街道。他是在真的脱离胎盘吗，还是只是在胎盘中漫游，一路上，息肉和细胞膜都顺从地闪向一边，为他让路？难道这只是那久已有之的同样的厌倦的恍然扩充，一次落入一头巨大的被麻痹的河马的肚子的下滑过程？
他认出了教堂，认出了它的尖顶和直指天空的钟楼的金属塔尖。他像是在透过迷雾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它可能通向任何地方。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没有踌躇不前。由所有那些昏沉沉的日子构成的酵母终于发挥了作用。没有时间可浪费。他让自己越走越远，沿着通往自己听说过的切尔诺威茨的道路。道路在他的面前展开，稳稳地带着他向前。
很难说1940年那个秋日清晨的叛逆的冒险持续了多长时间。拦住逃亡者的陌生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不具威胁，只是礼貌周全。他的脸与逃亡者抛在慵懒怠惰、昏昏欲睡的过去和家中的人们的脸一样。那人乐呵呵地打量着行走者的面孔和衣着。出于关心，他问起他的姓名。坏运气，这就是全部……
惩罚恰与可恶的罪行相当。打屁股--很少使用，只在极端的场合下才付诸实施--似乎还不够。罪犯被过去用来惩罚他的皮带绑在了桌子腿上。起初，他的母亲要求对他量罪定刑--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判这样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儿子死刑。可是，像往常一样，她又做出让步，调用情有可原的状况，请求宽恕这个流氓。流氓？忧愤交加的她一定在寻找适当的遣辞，而"流氓"比较合适，比"废物"、"臭小子"和"坏蛋"强些。但片刻之后，母亲被自己的严厉吓住了，从怒不可遏一变而为涕泪交流，一再请求怜悯。"他只是个孩子"，不幸的母亲不断重复道，恳求仁慈，但为时已晚，眼泪失去了作用。一家之长--最终上诉法院--始终强硬地坚持自己的严厉裁决。受宠爱的子嗣必须接受适当的惩罚。判决不可上诉：逃跑者将留在那里，绑在桌子腿上。谁知道呢，也许这会让他恢复理智。
这是命运的预演吗？在那次失败的逃亡的几个月后，逃亡者将经历真正的启蒙，相形之下，被绑在摆满了食物的无害的厨房用桌的腿上，不啻如天堂。事实证明，真正的囚禁不仅艰难而有益，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性的启蒙。
在接下来的40多年的时间里，囚禁与自由将为孰占上风而苦苦相争，其手段包括臆想中的讨价还价、折衷妥协、日常的同谋与伪装、偶然获准的在秘密飞地的歇息。然而，启蒙还在持续，而被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花岗岩塔门上的囚徒像所有的囚徒一样，一直梦想着解放和逃亡。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像可怜的尤利西斯一样，绑在自己写字台的桅杆上。
《流氓的归来：一部回忆录》
作者: （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译者: 邵文实 / 梁禾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 2008-03-01
图书信息：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998522/
《流氓的归来》是马内阿重返罗马尼亚后写下的回忆录，也是他在母亲灵魂的引导下一段痛苦的精神之旅。本文摘自原书的《逃避》一章。
我之所以对离开罗马尼亚犹豫不决，最主要的问题是，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不过，事实上我对此并无怀疑。但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不过，即使是在警察局护照办理部门庆祝了布卢姆日后，这种不确定感还是牢牢地萦绕在我心头。
这也许就是我走在街上时盘据在脑海中的事，我对从身边走过的人无知无觉。我抬起眼，乔安娜（Joanna）那张平静的面容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她是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刚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她迫不及待地向我说起法国人的轻薄琐屑，说起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大多数东欧作家，包括我的朋友在内，都既在经历身处偏远地区的挫败感，同时又未免有种夜郎自大的感觉。我们的西方同事不曾体味过痛苦与两难境地，没有能力——我们宁肯这样相信——创作出与我们那伟大、复杂、悲惨、晦涩的写作有丝毫可比性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始终忠实于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必须留在这里。"乔安娜说。"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我以前曾无数次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真的别无选择吗？"我微笑着问。年轻、高挑、金发碧眼的诗人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漂亮面容上也浮现着笑意。很难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如此严肃的对话。
"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乔安娜重复道。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完全不同于我通常用来表示困惑的那些个沉默的时刻。
"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必须活着。"我听见自己说。"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这是我的最新发现。"我加了一句，为自己过时的陈腐老套而沾沾自喜。
我年轻的同事盯着我，不再微笑。"也许你是对的。我只回来了一天。我很高兴回家了，可我能够感觉到周围无处不在的死亡。"
确实，选项条款已经改变。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离开并非如我们在试图将爱侣的分离神圣化时所说的那样，仅仅意味着一小部分身体的濒于死亡。离开可能还意味着自杀，那最后的旅程。另一方面，它至少提供了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因为不确定你家的房顶能否支撑下去，你只好尽可能快地跑出去，以逃避熊熊烈火。你所能做的只有逃离死亡，不是隐喻的死亡，而是货真价实、迫在眉睫、不可救治的死亡。这种紧迫感有其自身的挑战与困惑。它是种逃生的本能吗？我预期中的离开更令人困惑。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去哪儿。
在我传记的史前期，在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中，我以前曾拥有的未生阶段尝试过这种实验。那段史前时期是指特兰尼斯特里亚的启蒙之前的时期--一个没有轮廓或动作的世界，它的快乐没有历史，充满由对我5岁之前的无意识时段的无记忆构成的无限的安宁。然而，有一个时刻帮助了神话的诞生——逃避。
当时的照片有助于重构细节。从集中营回来后，我们从亲戚那里找回了家庭照片，几年来，男孩的父母一直给这些亲戚定期送去标志着他们受祝福的子嗣的成长历程的可视报告。
"心怀挚爱，赠予亲友。"我母亲写道，将儿子的名字签在一帧照片上。照片上是个乌发如云的年轻女人，身穿洒花连衣裙，脚蹬白色高跟鞋。她站在一辆婴儿手推车旁，身后是一堵贴满了广告的墙，手中抱着一个胖乎乎的金发婴儿。左边的海报上写着："今天，5月12日，在《信使报》（Curentul）上读读这条消息。国内外都在庆祝5月10日。忠诚与敬意。"这让人记住了拍照的时间，即5月10日国王日、也就是霍亨索伦王室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1415-1701年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普鲁士，1871-1918年间统治德意志帝国。成员登上罗马尼亚王位的纪念日的两天后。那一年只可能是1937年，婴儿当时还不满1岁。女人的身体将第二张海报挡住了一部分。你只能看到报纸的名称，《期间报》（Timpul），以及下面的文字："关注你信赖的日报：《期间报》。主管：戈里高里·卡芬库。"右边，是《晨报》的头版，上面只有一行标题清晰可见：纽约灾难。
"一张我入伍时拍的照片"，那位士兵父亲在另一张快照背面写道。他把照片一直放在军用外衣的口袋里，照片上有个2岁的小孩。那个胖乎乎的小天使长着小巧的鼻子，肉鼓鼓的脸颊，穿着白色衣服，两眼不是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而是直楞楞地盯着摄影师。在后面的这张照片上，他的头发上不再扎缎带，他的胳膊环绕在与他亲如手足的失怙表妹的肩膀上。即使是在这张照片上，在那虚假、熟悉的笑容下，也掩藏着叛逆的意图。
4岁时，我曾离家出走。在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我的面容依旧，神情莫测，没有受伤的痕迹，显然还胖了些，在恢复了常规，舒舒服服地重新居于令人尊重的状态中之后。这张照片是那次逃亡后不久在照相馆拍的，男孩穿着厚厚的冬装，衣服上有着大大的纽扣和褐色的毛领。他的头发很长，像个波雅尔波雅尔（boyar），旧时罗马尼亚-特权阶层的成员。的头发，一种东方人的鬃毛，上面扣一顶巨大的圆锥形帽子。他的两手交叉在背后，肚子趾高气扬地向前凸着。他的双脚转向外侧。肥大的马裤使他的服装臻于完美，与之相配的是褪下来的短袜和结实的靴子。他有副双下巴，一张大嘴，细小的牙齿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而被蛀蚀，那是他被捉回后狼吞虎咽的结果。
这个渴望自由的4岁男孩似乎不属于仅仅6个月后的那个使他猝然间过早地有了沧桑感的同一个世界。每过几个月，他就会被带到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的照相馆去拍照。摄影师把他奉若明星，只为了赢得他的伴护的注意。他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这么笨——玛丽亚永远也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事而背叛她心爱的职责。照片背面留有这样的印记：胶卷照片，吕米埃，约瑟夫·巴尔特费尔德，伊特卡尼，苏恰瓦, 1940年10月。一年后，命运之钟就将敲响：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启蒙。
这些我们从集中营回来后失而复得的照片在四十年后再次丢失。启蒙没有止于9岁，或19岁，乃至49岁。当你逃离熊熊燃烧的房子时，你的口袋里不曾装着数十年前由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拍摄的青少年时代的肖像。1940年秋天的那张逃跑者的照片，即使在四十年后，也显得前途光明。他的眼睛灵动而热切，他的嘴半抿着，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扮鬼脸，仿佛这个囚徒再也无法抵御他的看守的魅力，每天早上，这位看守都要强迫他吃下由半生不熟的鸡蛋和牛奶咖啡构成的毒药。他无法忍受的还有别的东西--淤积的、诱人的、无止境的厌倦，由成人出演的喜剧，他们忧心忡忡的日常折磨，他们口是心非的闲言碎语，他们提线木偶般的姿态。很快，这个纵容过度的爱子将义无反顾地逃走。他将最终逃向那个巨大而宽广的世界，将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空虚王国正在一分一秒地吞噬着他。他正在仔细地数着那逃亡者的眼睑的眨动，日常事物的病态节奏--三，六，九，十，歼灭，迟钝，十七，十七，十七，空虚正在发出怨言，空无一物，空无一人，死亡正在慢慢吞噬此时此刻，吞噬岁月，吞噬他已经变成的老人。转瞬间，逃亡者摇了摇头，摆脱了被摧眠的恍惚状态。重生后，他发现自己走出家门，左转，右转，然后走上了通向自由、通向无地之地的通衢大道。
他走过公园，走过火车站，这才停下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只是停下来，花点时间紧一紧肥大的马裤的腰带，检查一下鞋带，将军用帽的两翼在下巴处系紧，把手深深地伸进柔软的毛纺手套里。他认识路，过了德国教堂，路会一直延伸下去。他走在自己的路上，这就是它，他的绝佳机会。
照片上的孩子有着姑娘似的脸庞，脸上带着那一刻的痛苦表情。4岁叛徒的突然失踪意味着疏远、流亡、断然的决裂。在一阵恍惚迷离中，他已溜出家门，走进院子，走上街道。他是在真的脱离胎盘吗，还是只是在胎盘中漫游，一路上，息肉和细胞膜都顺从地闪向一边，为他让路？难道这只是那久已有之的同样的厌倦的恍然扩充，一次落入一头巨大的被麻痹的河马的肚子的下滑过程？
他认出了教堂，认出了它的尖顶和直指天空的钟楼的金属塔尖。他像是在透过迷雾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它可能通向任何地方。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没有踌躇不前。由所有那些昏沉沉的日子构成的酵母终于发挥了作用。没有时间可浪费。他让自己越走越远，沿着通往自己听说过的切尔诺威茨的道路。道路在他的面前展开，稳稳地带着他向前。
很难说1940年那个秋日清晨的叛逆的冒险持续了多长时间。拦住逃亡者的陌生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不具威胁，只是礼貌周全。他的脸与逃亡者抛在慵懒怠惰、昏昏欲睡的过去和家中的人们的脸一样。那人乐呵呵地打量着行走者的面孔和衣着。出于关心，他问起他的姓名。坏运气，这就是全部……
惩罚恰与可恶的罪行相当。打屁股--很少使用，只在极端的场合下才付诸实施--似乎还不够。罪犯被过去用来惩罚他的皮带绑在了桌子腿上。起初，他的母亲要求对他量罪定刑--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判这样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儿子死刑。可是，像往常一样，她又做出让步，调用情有可原的状况，请求宽恕这个流氓。流氓？忧愤交加的她一定在寻找适当的遣辞，而"流氓"比较合适，比"废物"、"臭小子"和"坏蛋"强些。但片刻之后，母亲被自己的严厉吓住了，从怒不可遏一变而为涕泪交流，一再请求怜悯。"他只是个孩子"，不幸的母亲不断重复道，恳求仁慈，但为时已晚，眼泪失去了作用。一家之长--最终上诉法院--始终强硬地坚持自己的严厉裁决。受宠爱的子嗣必须接受适当的惩罚。判决不可上诉：逃跑者将留在那里，绑在桌子腿上。谁知道呢，也许这会让他恢复理智。
这是命运的预演吗？在那次失败的逃亡的几个月后，逃亡者将经历真正的启蒙，相形之下，被绑在摆满了食物的无害的厨房用桌的腿上，不啻如天堂。事实证明，真正的囚禁不仅艰难而有益，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性的启蒙。
在接下来的40多年的时间里，囚禁与自由将为孰占上风而苦苦相争，其手段包括臆想中的讨价还价、折衷妥协、日常的同谋与伪装、偶然获准的在秘密飞地的歇息。然而，启蒙还在持续，而被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花岗岩塔门上的囚徒像所有的囚徒一样，一直梦想着解放和逃亡。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像可怜的尤利西斯一样，绑在自己写字台的桅杆上。
 |
《流氓的归来：一部回忆录》
作者: （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译者: 邵文实 / 梁禾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 2008-03-01
图书信息：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998522/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