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孙隆基

                
                
本刊记者|徐琳玲 发自上海 编辑|郑廷鑫
餐厅里响起说笑声、嚷嚷声，有人推拉着桌椅，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坐在一角的孙隆基忽然住了口，眉心微微皱起。他看上去有些心烦意乱，向发出噪音的区域投去谴责的目光。
这位年逾七旬的华裔学者，依然无法做到和自己的母性文化社会“和解”。
孙隆基祖籍浙江，生于重庆，长于香港，在台湾读大学，赴美深造、定居。1980年代，为收集有关左翼运动的资料，他到刚刚开启国门的大陆进修、生活。穿梭往来于四地，敏感于华人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他完成了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在80年代，该书的地下印刷品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广为流传，和柏杨、李敖齐名。相比柏杨们夸张的漫画式描写，孙隆基从文化与人格、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更严谨、也更为深刻地对华人社会文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在华人学术圈里，孙隆基是一个“非典型”存在。一位大陆青年学人把他归为“非学院派”，“不过，有他的独创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光和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不同，和美国的学者也不同。”孙隆基自我评价道。不论是心灵归属还是学术上，他都显得有些突兀，是一个异类，永远带着他者的目光审视着自己所处的“母体”——精神上，他说自己是一个“弑母者”。
“你有没有觉得鲁迅是一个很奇特的人？”隔着餐桌，他突然和我提到上世纪那位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我估计到现在，很多人都还没读懂我写的关于他的文章。”
2015年年底，这位漂泊的“异乡人”回到大陆，带着他的新作《新世界史》。在照例带着孙氏“特异性”的第一卷中，他试图打破过往以西方为中心的书写方法，以一种颇具争议的“新史学思维”来重构世界通史。
一说到自己的新书，不善言辞的孙隆基流露出一股直剌剌的、不掩饰的自信。
“现在的全球史写法全是一家之言的写法。我还是按教科书的写法，但角度和内容都有更新，恐怕还没有人这么提过。”
所谓“四大文明古国”是一种执念
人物周刊：论到中华文明起源的观点，可以说你是支持“漫天繁星”式的多中心之说么？
孙隆基：不，应该说我的“中心”是游移不定的，主要是看什么时候谁“做庄”。我虽批判西方中心论，但它在最近500年确实崛起，也不好说在这段时间内大家都是一样。就像大英帝国依靠海洋维持它的“日不落帝国”，没有海洋就没有它的帝国，海洋就是它的胶水。你总不能不承认人家的业绩，问题是你不能从古到今就只有一种观点，或者是从一个中心看问题。
以前大学里，教中国通史外就教西洋通史，1980年代以后，台湾跟随美国将后者改成“世界史”。因师资缺乏，结果教的还是西洋通史，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或滥竽充数。
我认为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中心。越到中国古代，越难确定中心在哪里。郭静云偏重史前史，她以为最早发明农耕就是文明的起源地。但是，以近东为例，发生农牧革命的地带并不是文明起源的场所，直到旱作农业移植到大河流域，变成灌溉农业，为“城居革命”奠基。这中间差了4000年。两河流域的文明其实是二手农牧，第一手是在环两河流域的山侧地带。
虽然水稻并非旱作农业，有别于近东，但上一例透露农牧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并非是充足条件。
人物周刊：我们一直说“四大文明古国”。你对此提出批评，说这是以农耕文明的尺度衡量世界史的一种执念？
孙隆基：“四大文明古国”之说是农耕文明中心论。问题是，文明就是城居，没有城居，哪来文明呢？
美洲那两个文明区块，中美洲与安第斯地区，你不能说那不是文明吧。问题是根据考古发现，它没有冶金术，没有文字，也没有轮子。但它有宏伟的城市，甚至出现世界中古时期的六大城市之一，遗址在如今墨西哥市附近。西半球还出现跨地域的帝国，像印加帝国。你能说它不是文明么？因为没有文字，它被归入史前；另外，它没有冶金术，被归入石器时代。如是观之，“文明”的定义都成问题了。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就是你花了这么多篇幅、笔墨来阐述匈奴的原因？从文明的角度讲，匈奴也是一个没有文字也非城居的一个“化外”族群。
孙隆基：这是突破农耕文明带中心论的尝试，在世界史中也给欧亚大草原带保留充分的篇幅。
自从东汉初，北匈奴从中国边境被赶跑之后。一般的世界历史说过了400年，他们突然像一支空降部队降临欧洲。我认为这种说法很难令人满意。所以，我考察欧亚大草原，审视每一个环节，视其草原的大小能容得下多少牧马，还有看地形。
罗马帝国是离欧亚大草原最远的一个角落，为什么是继中国后第二个跨掉的？古代末期有四大帝国：秦汉、贵霜、波斯、罗马。中国垮掉是因为“五胡乱华”，而且匈奴当时在国境之内，主要原因为晋朝的汉族武装之内耗。可是你说罗马帝国脆弱么？东罗马帝国可是一直撑到了1453年，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前夜。然后，在两地之间的匈奴的踪影何在?匈奴时代的结束在两者间之中段，然后才落幕进入突厥时代。这些现象都要解释。
这个解释，我其实也没有花了多少功夫。只是前人不懂得用已有的材料罢了，因为他们每个人研究一块，不看其他地方。不能说没花多少时间，是花了不少心思，把它们串起来，我多加了波斯和印度这两个角度。
文化与人格
人物周刊：你曾研究过学者自身的精神世界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例如著名中国史家列文森，他身为犹太教徒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心理紧张，和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理解之间的关系。
孙隆基：批评列文森把个人的认同危机投射到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对他个人来说不完全公平。当时流行一种“显学”，即美国的“后弗洛伊德学派”，或者叫“新弗洛伊德学派”，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艾力克森。他写的《少年路德》，从马丁·路德的个人认同危机写宗教改革，这种方式叫作心理传记。不少人到哈佛听了他的课，包括杜维明。他们用同一种框架去看，一个人格到了人生转折，要定义自身是谁，必须化解成长危机中的心理矛盾，化解不掉的话，人格成长就“卡”在那里。杜维明写《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我找他原论文来看，发现他用了这么一套，但出书时删掉了，因为洋味过重，中国学者难接受：这不是在谈王阳明，而是在谈弗洛伊德嘛！也有人用心理传记研究周恩来和谭嗣同等人。我一品尝，就知道都是同一个年份的酒。
我察知列文森也在套用那个框架。当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受弗洛依德影响，形成“文化与人格”论，用“文化与人格”代替国民性。因为“国民性”这个名词已经被希特勒给搞臭掉了。那怎么谈文化呢，从人格角度、从儿童成长和训练方式看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我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就采用了弗洛伊德的这一套。这一派学者认为文化是人格的扩大版，人格是文化的具体而微。这完全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定义文化。
人物周刊：那么回到你自身。生于内地，长于香港，在美国求学、定居，又曾回大陆进修，如今任教于台湾。这种穿梭于不同文化的经历和体验，是你对文化敏感的触因么？
孙隆基：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也很多，也是在香港长大，到美国名校留学过，在美国、日本都长期住过，也娶了老外，但一身的香港味道很重，从来没有甩掉，人生初期阶段的遗留过重，一看就是香港人，英语里有香港口音。这样的人还不少。
“身体化”与“心理化”
人物周刊：大陆国门打开这么多年，现在有大量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生活。当外来“词汇”越来越多时，中国社会文化的“文法”会有所改变么？
孙隆基：不能说一定不会，那就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了。我们的语言都是合成的，中文也是合成的，有的语言根本就是绝灭了。词汇不会改变文法，文法是最基本的。
人物周刊：难道不会是再一次外来文明冲击么？
孙隆基：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他一定不变。但现阶段，中国人还是可以辨认得出的。在我以前批判最尖锐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在一个公共场所，例如在候机室，如果看到一个人在抠鼻屎，一定是中国人，不是韩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笑）
人物周刊：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作为习惯公共场所必有喧哗的大陆人，台湾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地铁里很安静，给老弱病残的座位一定是空着的。和你80年代写书时比，香港、台湾两地的社会有变化么？
孙隆基：中国人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不是说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这些不像样的东西，这里还有城乡等一些差别。例如，在美国、香港，如果有人要借过，通常他都会通知你一声“承让”。但在这里，人直接就撞过来。我这次在大陆乘机，就被扭到脚踝。因为对方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我还在放行李，他就直接冲过来，把你当个没有知觉的物体撞开。我想，他大概是从内地过来的，因为中国很大。
人物周刊：相比80年代，中国人的这种“身体化”的倾向难道没有变化么？
孙隆基：“身体化”有很多定义，例如一个人不太控制自己身体的动作和排泄，把心理问题变成身体问题，例如说腰酸背痛，而不是去做精神分析；例如明明是忧郁症，结果变成家庭和人事的纠纷。
但是，美国是过分心理化了，明明是婚姻问题，就去看心理治疗师，或者两个人一起去看治疗，叫作marriage counseling。他把遇到的什么问题都变成个人问题，个人的疆界很清晰。
有个华人教授问我：美国人对世界十分无知，是不是他只关心美国，夜郎自大？我说，美国人往往连50个州都数不出，而外国留学生反而晓得，这个教授不停地问，认为一个人不属于世界，就属于国，不属于国就属于州，不属于州就属于本乡。我告诉他：许多美国人感到私生活以外的一切都无关宏志。
这根本是两个平行宇宙么？而这位教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属于某个团体，即使所属范围越来越小。
弑母和母亲崇拜
人物周刊：放眼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东亚国家，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都是很现代化的经济强国了。不过有人认为，在这些国家，因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和主张，“现代性”是不彻底的。
孙隆基：任何东西都需要一个他者，才能定义自我。把“主体”放在一个真空管里，是没有这回事的。我们怎么定义“个人主义”过分不过分呢？例如，我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一书里提出：在东方，不管是印度、伊朗，个人主义的发展都不可能到达“弑母”的程度。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杀”，是象征意义上的。我为这本书收集了许多案例，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人读一读，对自身的母亲崇拜或许有“消炎”作用。
中国人对母亲的崇拜是天经地义的。而对美国人，“弑母”是稀松平常，是男性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口。否者，在你成年之后，女性永远是一个比你更高大的形象，可能会造成你的性无能。对他们来说，性无能是很大的问题，有点像中国社会里的“反革命”罪。等于他个人的生命力被摧残了，是“永恒的儿童”。
对中国人来讲，当“永恒的儿童”是无所谓的，反正国家就是父母。这是改变不了的文化。以前香港选特首，有一位女官僚出来和董建华竞选，结果董建华呼声最高，因为他有“父亲”的形象。有些深层次的东西不会改变。
人物周刊：你是说，在东方社会，像西方的法治、契约精神、个人权利这些都是可以移植进来，但文化深层次的那些东西还是不变的？
孙隆基：日本早就把西方这一套已经移植进来了。他们战败后，麦克阿瑟给他们写了一套宪法。西方的这一套民主、法治、自由，他们全有，但日本还是很东方。例如在日本的大公司里，如果有职员对公司不满、闹情绪，公司会出钱让他去看心理治疗师。这个心理治疗师一般是禅师。他会从你的母亲讲起，说你小时候，妈妈因为你的哭闹晚上睡不安稳，再讲你的小学老师如何奉献，就是让你心理负债。然后轮到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最后是你的公司老板，说你的老板如何操劳，一天才睡3个小时，你还整天在那里闹情绪，干啥呢？那个人最后怎么治疗好的，就是痛哭流涕，觉得自己不是人。
西方是如何的呢？我有个挪威朋友，一直没有完成论文，她从父母开始怪罪起，讲我的自我是怎么被他们压碎的，然后是怪小学老师，怪中学老师，然后大学老师，最后怪她老公。在美国，这叫自我伸张性训练(assertion training)。
日本那一套资本主义的心理治疗，叫“内观”，很像所谓的“思想改造”。
人物周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个体在“大我”里寻找存在的意义。
孙隆基：在西方，其实自我伸张的那一套还不是最高阶段。最高阶段是超越社会，并对它进行反讽。按皮亚杰的人的认知成长阶段，先是小孩子想干啥就干啥，完全不顾及外部环境；然后逐渐被社会化，你变得从众；最后是进行反讽，就是超出人群，回过头来进行冷嘲——你们讲的这一套东西，好像天经地义的，但是，我要打一个问号。
人物周刊：难怪西方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冷嘲”的风气。像伍迪·艾伦拍的电影，他会没完没了地反讽和自嘲，包括嘲笑自己，自己的犹太裔身份、宗教等等。
孙隆基：像伍迪·艾伦这种人有一种self-indulgence，就是自我放纵，又反过头来挖苦自己的不成熟、作为卖点，批判力很强。中国也有批判力很强的知识分子，但他通常是和一个外在权威进行对抗，而且他心中所想的，还是“救国救民”。
因此，我会说，鲁迅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有点像西方存在主义所谓的“异乡人”。最后，他也被纳入了“救国救民”的行列。但是，他的救国是很奇特的，就是舍弃乌合之众，保护精英，目的也还是为了“救国”。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