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

1279年3月19日（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广东崖山海域，一场战斗已经打了20多天，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几十万，战舰2千多艘。对垒的两军统帅是两个姓张的人，一个叫张弘范，元朝镇国上将军；一个叫张世杰，南宋大将兼太傅。这两人都是河北保定（宋时称保洲）人，还沾亲带故，张世杰要管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叫叔叔。保定这地方，因为其“京畿要地”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特别在当时，金、辽、西夏、宋、蒙各家的兵在保定打得不可开交。保定人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金国任命其为经略使，成为雄霸一方的军阀。张世杰最初就是跟着叔叔张柔，后来金国被蒙古兵所灭，张柔归降蒙古，侄子张世杰则南下归附南宋。很多史学家认为张柔、张弘范父子是“汉奸”，因为他们是汉族，这挺可笑的。其实张柔是金国人，张弘范出生时金被蒙古灭，铁木真建立蒙古国，这父子俩从来没生活在宋朝疆域内（不论北宋南宋）。张柔起事的方式近乎土匪，但他却深深懂得文化的重要，归降蒙古后得到重用，率兵攻克金都开封（金时称汴京），别的将领都去抢美女金银珠宝，他却去国家图书馆把《金实录》等一批历史文献抢救出来。还从杀虐俘虏的刑场上救下金朝最后一个状元王鹗，奉为自己的幕僚。张柔的幕僚除了王鹗，还有还有乐夔、敬铉、郝经等人，都是横绝一时的人才。特别要点一下郝经，郝经的爷爷郝天挺是金朝大家元好问的老师。郝经本人也是经纶满腹的人才，极有见识。而且作为身在蒙古的汉族人，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也值得商榷的治世理论，他说只要用中国的传统方式治理中国，就可以做中国的皇帝。他反对“华夷之辨”，推崇“四海一家”，反对不同种族之间的等级观点。郝经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满眼所见都是战争对日常生活、文化的严重破坏，所以当他有机会向当权者进言时（忽必烈两次召见他，第一次他并未应召而去，而是写了一篇痛陈蒙古贵族对地方破坏，使地方失治的文章捎给忽必烈，忽必烈大受触动，又第二次召见郝经，一见面就诚恳的“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立刻授之以儒家的“仁民爱物”等治世方法，忽必烈深以为然。不久忽必烈掌权，即派郝经出使南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谁知道南宋腐朽没落已经不可挽救。郝经被宋奸臣贾似道秘密囚禁，这一禁就是16年，回来时已经皓首龙钟。元朝进攻南宋的重要由头之一，就是国使郝经被扣留。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忽必烈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而先锋大将，就是郝经的学生张弘范。郝经在张柔府上客居多年，是张府重金聘请的家庭教师。老师被南宋囚禁多年，张弘范灭宋也算是国仇家恨。 张弘范擒住张世杰的外甥韩某，命韩某三次劝降张世杰，都被张世杰骂回。（张弘范还曾请已被俘虏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断然拒绝，随手写下《过零丁洋》。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而对面宋将张世杰早就将陆上行营全部烧毁，所有士兵、官僚、家眷上船，准备决一死战。一千多条大小战舰一字排开，铁索穿连。皇帝赵昺的船被安排在最中央，诏告将士们誓与船舰共存亡。 起初张弘范看到宋军的一字长蛇阵，想到用火攻，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着火乘着风势冲向宋舰。不过张世杰早有防备，在所有舰船涂抹湿泥，并用长杆顶住火船。元军火攻失败。二月初六癸未日，大风。天气恶劣，张弘范选择这一天发动总攻也是想从心理上击垮疲惫的宋军。张弘范将军队分成四队，其中一队顺着早潮退潮的方向从正面攻击，张世杰率军反抗。打到中午不分胜负。这时潮水猛涨，宋军船队向东漂移，张弘范亲自率军从西面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却愈加奋战。直到其中一只船舰的桅顶绳断旗落，转瞬之间，相连舰船的樯旗也随之掉落。无奈之下，张世杰率军杀出重围。时已黄昏，又突然下起了雨。天阴沉到咫尺间都看不清人。张世杰派小船回来接刚八岁大的皇帝赵昺。左丞相陆秀夫辨不清来船是真是假，同时意识到即使上船也不一定能突出元军重围，白白受辱。当机立断决心殉国。史书上说，陆秀夫盛装朝服，手执长剑，先是催促自己的结发妻子投海，然后劝说皇帝赵昺：“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的覆辙。德祐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他背起八岁的赵昺，又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的身躯紧紧束在一起，将黄金国玺缠在腰间，纵身跳海。前来营救的宋兵，周围船上赶来助战的义民，大小文武官僚、家眷、百姓。见到此情此景，顿感绝望万分，纷纷投海自尽。几天后海上漂满宋人的尸体，不下二十万，令山河变色。消息传到宋杨太妃这里，太妃恸哭不止，悲痛难忍，随即投海自尽。张世杰将太妃葬于海滨，残部顺海南下，谁知又遇到飓风，部下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叹道：我为赵氏天下，也算竭尽全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本来崖山我没有殉国，是企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谁知事情竟发展到这个样子，这难道是天意？！长啸一声纵身跳海殉国。 张弘范在崖山之战后，于崖山石壁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元朝期间，没人敢说二话。元朝刚一灭亡，就有百姓将张弘范的字铲平，改刻成“宋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 崖山一战，殉国军民十几万。素有“崖山战后无中国”的说法，汉文明在此受到重创，无数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商人等等都随宋朝而去。之后的元、清是外族，明朝是宦官的天下，都没有恢复汉文化的光彩。宋朝，是历史上汉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这么灿烂的文明，最终失于几近蛮荒的游牧民族之手，确实令人惋惜。但是单从结尾崖山这个横截面里，恐怕找不到这文明失落的具体原因。 最近在读法国人谢和耐写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感觉很不一样。他们治史不像我们中国的史家一样，每读史书都跟看电视剧似地，尽是王侯将相的个人恩怨，呛呛台呛呛台。谢和耐用一个外国人相对客观的视角，带着我们去灭亡前南宋的首都杭州（宋时称临安），发现寻常巷陌，瓦牖绳枢、引车卖浆人的细节。无疑，这样的历史更富质感，更有可能发现某种相对逼近真相的真实。 书从南宋选杭州为都城的犹犹豫豫开始，因为其临时性，很多设施的建造都有些随意，违章建筑很多，加上中国著名的木结构，所以南宋期间引发数次大火，烧毁数以万计的房屋，经常有大批平民受灾。以至后来坊间流传谣言，怪罪到南宋的第一个年号上（建炎）。当时杭州城很小，30多平方公里却聚集了超过120万人。其实历经千年今天杭州的状况也没多少改变，说个题外话，前不久我去杭州出差，不到下班的点路上已经拥挤不堪。而且打不到出租车。在其他城市坐出租车也出现过拼车，都是极个别现象。但在杭州，这却是最普遍的坐出租车方式，所有人都拼车，没有谁会因为陌生人突然坐到车上来而感到奇怪。还有，开出租车的司机有一部分来自河南，我想，这也算有历史渊源吧。 书中详细描述了南宋人的日常生活，虽然这是一个极端不安宁的时期，但是杭州城里却永远歌舞升平，优哉游哉。本来为了控制火患，政府曾严格限制夜间灯火，时间一到，谁家还有烛火的光亮，第二天就会被交到官府受惩罚。但是很快所有禁令就被人们享乐的欲望冲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从事大众娱乐业的人难以胜数。”除了戏班子、弹唱、说书、皮影、魔术、杂技、走索、驯兽、斗鸡、斗鹌鹑、斗蟋蟀……还有大批的随处可见的妓女，在勾栏瓦舍，酒肆食店、客店市场，甚至街头桥头。妓女们分成很多档次，最高档次的妓女“她们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只接待有头有脸的人物。她们的名姓被当时的人们记载下来。……最享盛名的歌妓们甚至会在上元节之夜奉召进宫在御前演出。”而最下等的妓女和贫民、穷摊贩、乞丐、盗贼一起露宿街头，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谢和耐说当时的“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结果导致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就中国当时所达到的财富和技术水准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发展的过分。”谢和耐不厌其烦的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工种，那些工种即使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习惯了高精度专业分工的我们看上去都会觉得过分。而且除了这些职业化的劳动力，还专门有一大批“闲人”。“因其社交才能或因其一技之长而被大户人家长期或短期地供养”，比如会投壶打马、围棋抚琴，斗鸡养虫，说合交易，甚至专门探听妓女消息的（大概类似今天的星探）都大有人在。所有的劳动力都由“行会”来进行分配。行会，百度的基本解释是“一种手工业的同业团体，由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订有行规，调解会内纠纷，对外办交涉。 ”其实后来史家争论不休的，宋代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其中一点就纠结在行会上。我个人以为，行会其实就是垄断。只不过我们的行会数目和名目过多，许多行会还具有半宗教属性，各自为战十分排外，缺乏战略眼光。从性质上，封建主仆关系大于资本雇佣关系。大部分富起来的手工业主、商人都把钱用来过奢华的生活，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说到底，这跟宋代的文人风气有关，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艺术家的地位很高，商人和军人的地位却比较低。这就有可能触及了我前面悬置的那个问题的本质。一个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不能延续自身的发展，而被更单纯更荒蛮的民族所灭。我觉得跟这两种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有关。其实宋朝已经算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视商业的了，但还不足以抵御自先秦以来就形成的对商人的鄙视（韩非直接把商人算作五蠹之一。而传统观念讲士、农、工、商四民，商人算最末等。）细说起来，这一千年过去，还是没什么改变。中国人从心理上习惯上仍然无法尊敬商人，而商人们和宋代一样，过着奢靡的排场的生活，想尽一切办法去依附权贵。军人的地位就更加低下，“就算这些军官也构成了该帝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却仍然只处在上流社会的边缘。”“即使是在一般百姓中间，尽管正是他们最经常的提供兵源，也仍然瞧不起行伍之辈。有句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事实也确乎如此，从8世纪末开始，军队主要从社会渣滓中招募人员，……而士卒们既已知道周围都是轻蔑和敌视的目光，也索性全然不守军纪，滥用其膂力及权力。”“人们对本国军队的惧怕并不下于敌兵。”我猜那句俗话至今还在流传，对于国家机器的惧怕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中国人真是不长进的民族。 说到不长进，书中还有一段，我抄下来，以飨看官。“在杭州有一家药房，专门向一般大众供应药材。这种发轫于12世纪初叶的机构，每年均要接受缗钱数十万的补助，此笔款项先由户部垫支，然后再由皇帝的私人财库如数拨还给户部。办事人员和药剂师都是国家官吏和雇员。在这种慈善机构中产生了最无廉耻的流弊。‘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囊槖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 当然还有更多更深层的原因，但是一小部分人的穷奢极欲导致财政亏空，社会风气浮夸，鄙视商人和军人，跋扈的行会，最重要封建礼教教育下的家庭关系，限制了人们个性的发展，“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心，也不易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让我们重回到七百多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近二十万活生生的人，无数知识精英、能工巧匠都随着一个朝代渐渐沉没在那片海域。愚忠而死，但今天我们也没资格责备他们，人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冷酷的史学家称他们为“民族忠魂”。 据说周总理曾到崖山视察工作。他和周围的人说，“我看，陆秀夫不应该跳海，他应该带兵到海南岛去，带兵到台湾去，在那里搞根据地，还可以再打嘛。这些地方退可守，攻可扰，打下去是大有前途的。”总理可能不太了解陆秀夫当时的情况，左丞相分不清来船是奸细还是救援，就算救援，面对元军重重包围，逃跑的机会也实在渺茫，何况他最大的担忧不是死亡，而是怕赵昺重蹈赵佶、赵桓的覆辙，大宋王朝已经不能再受辱了。我倒是觉得这席话该送给张世杰。原则上，我是同意总理的。虽然跑去台湾岛的，不是郑成功，就是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