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的意义和功能

欢迎大家关注戴老师的新书《光影之隙》：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517445/ 张慧瑜：您一直强调对于电影文本进行细读进而展开症候分析的方式，您觉得这种“看电影”的方式在今天的意义何在？这种电影批评的方法还能像电影理论的“黄金时代”成为社会批判、介入社会的有效方式吗？ 戴锦华：我想从两个层面上说吧。80年代是电影理论的制高点，发生了电影理论向其他人文、社会理论的“倒流”现象，而近20年来，电影理论在学科内部缺少自身的推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全面地受到了电影理论的前沿发展的影响，而且顶尖级的理论家诸如德勒兹、齐泽克都刊行了多部电影理论的专著；电影几乎成了所有学科的共同关注。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与教学中，电影都有目共睹地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齐泽克甚至认为，后现代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断裂”，便是后现代的电影批评事实上成了理论演武场。面对这种状况，我倒觉得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再次重归电影的时候了，面对特殊的对象，面对真实的问题。电影是一个特殊消费对象、一份重要的社会症候、一种特定文化编码方式，电影也是一个在不断更生的、内在与外在形式中显现了巨大文化潜能的媒介。因此电影研究可以展现各个层面的社会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具体面向。文本细读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重视“能指的展开方式”，但它从来不是目标，只是路径。经由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尝试展开种种批判的或建构的文化实践。也许需要再次重复的是，“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绝不等于“理论之前/before Theory”,文化研究朝向电影研究的回归，也绝非对文化研究的思路和资源的放弃，相反将是对文化研究曾具有的巨大活力的再度凝聚和激发。 具体到中国来说，尽管核心价值在尝试重新确立，另外一方面，中国始终处于、继续处于意识形态极端庞杂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借助电影展开文化战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一方面关注于意识形态书写的裂隙和谈判，揭示那些“不曾说出已然说出”的文化表述，把电影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权力及生产机制中来讨论；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有创意的批评实践来参与建构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尽管齐泽克指出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便是犬儒主义，似乎是意识形态已是人人心知肚明的无效骗局，问题只是人们识破了意识形态的腹语术却依旧故作不知地照章行事。我部分认同他的描述，却同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事实是，人们也许确乎识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却完全可能同时更深地陷落在另一系统的意识形态幻想之中。比如说，人们也许对种种本土的国家主义表述保持着警惕，却将发展主义、资本主义效率、代议制民主、人权逻辑视为真理性的表述与事实。因此，批判和建构同样急迫且必须。 我对电影批评的期待，是一份有效的批判，一份有创意有洞见的分析，所谓理论演武场可以是一份有趣的学术和思想的游戏，但也是一份严肃的质询和建构的尝试。去寻找和建构别样的可能，去尝试激活电影自身曾经蕴含并继续负载的巨大的文化、艺术与社会的潜能。批评，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份介入，一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