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戴锦华 编辑/仇广宇 作者/ 2014年07月02日 10:46:50
原标题:戴锦华:解读汉娜·阿伦特
演讲/戴锦华
勇敢者汉娜•阿伦特
我喜欢这部电影,也喜欢这部电影的导演,Margarethe von Trotta 这个女导演是德国新电影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和维姆•文德斯这样的大导演比肩而立的女性导演。这样一个德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女性导演,来拍摄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女性思想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
同时大家也知道,汉娜•阿伦特和克里斯蒂娃、西蒙娜•波伏娃,三个人并称战后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坦率地说,在她们前面我反对加上“女”字,就是说她们即使不用加上女思想家,也足够的重要和伟大,对于二十世纪对于战后的历史,对于对战后历史的思考。但是汉娜•阿伦特更独特之处在于基本上她所有的著作,没有涉及到性别,或者说她也不是以自己的性别身份,来作为整个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接下来我不要说这使她更伟大,或者使她不够伟大,因为如果我说了,我就进入到了一个潜在的以男权为秩序的性别评价系统当中。
汉娜•阿伦特作为战后最重要的欧洲思想家,而且作为像电影当中表明的,第一个用语言和文字去面对二十世纪最深重的创伤即奥斯维辛、种族灭绝、犹太大屠杀,她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伟大的思想者,但是人们不断地说她是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的学生,最得意的门生,好像这是表明她的身份和评价她的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某些非常熟悉汉娜•阿伦特的观众,他们来观看这部电影(《汉娜•阿伦特》)的时候,他们期待的是看到这段师生恋。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满足了我们窥秘的这种心愿,导演选择了一个比青年时代汉娜•阿伦特要美得多的女性,来扮演一个女神式的青年的女学生,一个追求思考的人。但是我自己认为这部影片的成功是在于他非常成功的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汉娜•阿伦特的肖像,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肖像》,但是更准确地说,我想给这部电影起个名字叫《勇气》。
那么这部电影非常有趣的,大家注意到,有一句关键的对白,来描述影片所处理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就是发生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在审判当中,它有一句很重要的对白,“我们是审判一个人,但是我们却把它发展成审判一段历史。”相反,这部电影是一个反题,就是它向我们勾勒了一个人,一个人的肖像,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片断,但是这个片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向我们勾勒了一段历史。
我们是试图在半个世纪之后,去触摸那段历史,那段历史是如此的沉重,而且那段历史相互的重叠,它重叠着犹太大屠杀,重叠着以色列建国、犹太复国主义,重叠着我们在犹太大屠杀之后,痛定思痛地去反观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的惨烈,不仅是邪恶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现代文明自身。
同时重叠着艾希曼审判,重叠着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以及她用艾希曼审判所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延伸了《极权主义的起源》,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实际上也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今日中国,今日中国文化,影响到今天的中国人如何去思考和处理我们自己的历史,甚至可能你从来没有读过《极权主义的起源》,你从来没有读过汉娜•阿伦特,但是它仍然像空气一样,你仍然像空气一样地吸入了它,被她当年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勾勒所影响。
电影中的汉娜•阿伦特
那么这部电影采取了一种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段,没有太多的先锋刻意形式化的东西。大家注意到,电影的序幕本身非常的有趣,导演运用最古老的蒙太奇手段,从丢在地下仍然亮着的手电筒,切到打火机的火光,然后汉娜•阿伦特点着了她手里那支烟,但是这个动作本身构成了一个画面,在黑暗当中出现光照亮阿伦特。
接下来大家注意到在前面的段落当中,阿伦特的脸上经常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她开始阅读那个几千页的法庭审判资料的时候,导演甚至刻意使用了一个几乎完全在黑暗当中的场景,这有点过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是没办法阅读的。但是这显然是她的一个非常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段,让我们看到她如何在黑暗中摸索,而这个摸索本身是在很多很多层面的,是面对历史,是面对情感,是面对身份。
当阿伦特得出了她的结论,开始言说她的结论的时候,你们注意到她的脸始终在明亮之中,如果一定不能避免阴影的时候,阴影只遮在她的脸的下半部,她的眼睛和脸的上半部始终在光明之中。用这样一个显然非常清晰的贯穿整个影片的这个电影的视觉语言,来呈现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勇敢者,一个有勇气的思想者,如何去追求真理,言说真理,并且坚持真理。
关于纳粹大屠杀、种族灭绝,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主义的兴起,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大的创伤,它一直始终在试图治愈,但是它是不可能治愈的,因为这一场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犹太大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以最文明有效的方式被人类灭绝,本身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文明自身最深重的,我们甚至难以面对的深渊。这是一个层面,就是汉娜•阿伦特自己向《纽约客》请缨去撰写、去报道艾希曼审判,和她最终报道了艾希曼审判,本身是在于这是一个人们试图直面深渊的时刻。但是当汉娜•阿伦特走进了深渊,凝视着深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深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诱惑,就是把她的思想简化,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知道这个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使用这个字,我们每个人都至少从这部电影当中学了这个字,就是“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的伟大或者勇气,是在于她在我们想象的邪恶面前发现了平庸。
她揭示了更恐怖的事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地狱来的使者
在我们想象的撒旦式的邪恶面前,在我们面对这种骇人听闻的人类针对人类的暴行当中,我们一定想象,这里边必须有邪恶,我们想象这里边一定有情感,想象这里边一定有巨大的阴谋。在艾希曼这个角色身上,我们发现什么都没有,我们发现了一个Nobody,一个小人物,一个没有任何的思想能力的人,而这个人这个曾经被历史派定去承担这段最肮脏、最沉重、最血腥历史的人,他不断声明说,“我是个个人,我奉命行事,我发誓了,我要承受我的诺言,我在法庭上发誓讲真话,我就会讲真话。但是当年我发誓效忠元首,我就效忠元首。”
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用任何一种检索手段你们查查,艾希曼干了什么,你们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想象他是邪恶的,为什么我们想象他是从地狱来的使者。当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平庸的时候,她向我们揭示的其实是更沉重、更恐怖的事实,那么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地狱来的使者,绝不需要你是梅菲斯特(Mephisto)或者你直接接受了撒旦的启蒙或者使命,更不需要你具有情感,具有力量,具有选择。如果你具有这些,那么也许历史和现实都完全不同。
当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明白了导演为什么要拍阿伦特。与其说她是选择了汉娜•阿伦特,不如说她刚好选择的是她生命的这个时刻。也就是她发现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时刻。
胜利者终于有机会讲述自己受害的故事
这个时刻的特殊之处在哪里?这不是抽象的我们说思想家面对历史,也不是抽象的说人面对创伤,或者去讨论人类凝视深渊而晕眩不逃避的这种勇气。我们在讨论着一个非常具体的时刻,刚才我说一个人的肖像同时成了一段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又同时仍然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特定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是什么?就是汉娜•阿伦特作为犹太人,作为德国犹太人,作为离集中营死亡营已经一步之遥的德国犹太人,她怎么去面对纳粹暴行?她是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她是不是一个单纯的复仇者?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遍布暴力灾难危机绝望的这个特定的世纪当中,我们是不是可能用受害者和加害者,是不是可能用暴力的实施者和暴力的承受者的逻辑予以解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你们会注意到,在汉娜•阿伦特去目击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还面临着一个历史的时刻,这个历史的时刻是,正义的复仇者同时也是胜利者,去惩罚和审判失败者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这个双重身份的组合,既是电影中汉娜•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的一个极端特殊的历史性时刻,也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结构性的文化情境。这是什么样的文化情境?就是一边是胜利者终于赢得了话语权,胜利者终于可以去申明自己的正义和敌人的邪恶,但更重要的是胜利者终于有机会讲述自己受害的故事,而自己的受害已经先在地成为了自己的正义的绝对支撑。而汉娜•阿伦特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超越了这种逻辑。
阿伦特没有因为自己几乎深陷集中营的悲惨命运,没有因为自己被纳粹迫害,被迫逃离德国,流离失所的穷困潦倒,而被一己情感所蒙蔽。她没有像那个法庭上的那些受害者那样,因为面对一个纳粹党徒,而唤起了全部黑暗的记忆,因此就陷落到正义的复仇的狂怒,或者无穷无尽的自怜当中。她超越了这样一个逻辑,她同时也超越了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绝对必须和决绝,是这个时刻使汉娜•阿伦特成为了二十世纪的思想伟人,也是这个时刻使汉娜•阿伦特以另外一种方式启示着今天的我们,胜利者的逻辑,胜利者的绝对,胜利者的俯瞰,以及胜利者曾经作为受害者的诸多事实,是不是就足够使我们可以看清历史?
但是其实不那么重要,但我还稍稍做一下提示,在电影当中非常有意识得地剪入了一小部分历史纪录片,但是你们要区别,里边又做了一点,做了一些黑白的,不是所有的黑白的都是历史纪录片,但是艾希曼的场景全部是历史纪录片,它为什么这样做?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感觉艾希曼就是恶魔,他的样子就像我想象的撒旦的使者,那种肮脏那种猥琐那种邪恶,它有意识的把这个镜头片段剪进来,让我们能够体认汉娜•阿伦特,但是其实它也让我们向汉娜•阿伦特敬礼,就是你面对这样一个龌龊猥琐肮脏的形象,你指认出的是平庸,而不是撒旦的暴行,或者是邪恶的这个诉求,邪恶的图谋,病态的扭曲的心理,不是,只是最一般的现代社会的法律概念、公民意识和职业伦理,只是因为发生在一个国家机器整体成为杀人机器的时代,那么“十诫”就不起作用了,不是汝不可杀人,而是你一定要杀人。
所以我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就由衷喜爱的原因,和我直到影片结束的时候,我才充分地理解了这位女导演为什么选择汉娜•阿伦特,为什么选择她生命的这一个时刻,是因为汉娜•阿伦特生命的这一个时刻,某种意义上说,直面着今天的我们,直面着今天的我们如何看待二十世纪的历史,直面着今天的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身边的现实。
他坚持他作为一个个人和权力机器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通过思考获得真理,而成为特立独行的个人呢?这只是我个人对影片所表达的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一个质疑。
我并不赞同阿伦特的一些思考
我自己不是汉娜•阿伦特的热爱者,或者我没有很深入去研究汉娜•阿伦特,尽管我一向基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对女性的思想者,女性的艺术家,会有更多的偏爱,会有很直觉的亲和和选择,但是我没有直接的亲和和选择汉娜•阿伦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事实上是一本充满洞见的著作。实际上她对于纳粹主义的超越一己伤痛、犹太身份的思考,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当中,已经出现了。如果她限于一己身份的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一部极端重要的二十世纪的著作。
但是在这部著作当中,汉娜•阿伦特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汉娜•阿伦特的丰富复杂的探讨后来被简化,以至成为一种流行说法的原因,那么我认为是由汉娜•阿伦特开始影响到整个欧洲、影响到整个世界,今天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思想。
这个表述就是,她讨论的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她的讨论当中把纳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作为同一种极权主义予以讨论。
那么你可以说在这个时刻,汉娜•阿伦特同样超越了一个东西,超越了冷战的分界线,超越了冷战意识形态对立,但是在这个超越的同时,她也抽掉了冷战的真实的历史,在冷战的两大阵营的暴力、极权、暴行下面仍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区分。如果说不同的极权主义有什么相像之处的话,那么我说相像之处是在的,相像之处就是群众心理学和表象,但是不同极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动员基础、社会组织形态,是深刻不同的。但是,由于汉娜•阿伦特对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建构,我们形成了一种把二十世纪的社会暴行,和二十世纪有着极权主义特征的政治悲剧,一言以蔽之的倾向。于是纳粹主义作为二十世纪的人类公敌,就被很容易地转换成,把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人类公敌来审判,这是我和汉娜•阿伦特之间的隔膜。
准确地说,我们不能把它归咎于汉娜•阿伦特,而相反应归咎于把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思想做了大众文化式的流行简化。我自己很庆幸我有一次在德国,在柏林有机会跟一个德国的学者面对面地进行了讨论或者辩论。
电影《汉娜•阿伦特》中的悖论
也是这样一个原因,使我最初非常惊讶于这位女导演为什么会选择汉娜•阿伦特,因为在冷战式的政治分野当中,她们并不完全在一个营垒。在我看来,这是这个影片没有处理的、关于汉娜•阿伦特的一个思考。因为我先声明,确实因为这种隔膜,我没有深入地去阅读,没有深入地去系统地研究。
但是回到这部电影自身,在这部电影自身当中,包含了一个悖论。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悖论在于什么?面对艾希曼,汉娜•阿伦特指认出了平庸,而同样这个平庸之恶极具启示地让我们去思考,暴力之为。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到处发生着暴力,在我们身边看,暴力事件也频频发生。
你们一定要记住,汉娜•阿伦特对我们的启示是,一定不要想象那些暴力,甚至极端暴力,那些极端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实施者是地狱使者,是梅菲斯特(Mephisto),请你们相信,他们在某一个时刻,甚至在很多时刻,是跟你们一样的普通人。
深渊和谜的沉重就在于,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普通人,为什么他们可以实施那样的暴行?这个层次我认为是汉娜•阿伦特及这部影片所凸现出来的事实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因为当你把你的敌手,那个暴力的制造者、实施者,想象为地域使者或者梅菲斯特的时候,你把他异己化、他者化,你把他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赶到一个不存在的乌有之乡去,于是这种暴行的全部问题实际上就被抹除了。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暴行?是什么力量驱使这样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拿起枪拿起刀去戕害自己的同类?这是我认可这部影片的,和我深深地尊重汉娜•阿伦特的地方。
你们注意到,汉娜•阿伦特,至少在影片结尾的这场非常精彩的对学生的演讲中,她拒绝自我辩护,但是决定向同学们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在演讲当中,她重复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不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跟前面的段落互相对应,显然不是她的真知灼见——她再一次地重复海德格尔,说“思考”。她说作为nobody的艾希曼没有思考能力,他不能去思想。阿伦特反复强调思考的能力,因为艾希曼没有思考的能力,所以他沦为了这样的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螺丝钉,某种意义上这个结论也是对的。
那么至此好像所有的问题重新回归到制造了现代法西斯主义,制造了犹太大屠杀的现代主义逻辑自身,就是如果我们特立独行,我们有思考能力,我们真的是独立的、自主自足的个人,暴力就不会发生,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这样吗?艾希曼所强调的正是他作为一个个人。
独立思考,努力前行
但是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影片有一个表达的悖论,在影片当中,导演并不那么热衷但还是非常努力地去处理了。关于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师生关系及其师生恋。影片特别给了一场,当然是他们战后的相遇。汉娜•阿伦特向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别人向他提出的要求,说你应该说明,你应该解释。但是在影片的那个场景当中,海德格尔没给出解释,没给出任何解释,没给出任何有利的解释,他用了“我像一个小男孩一样在梦中,我不懂政治”。不懂政治和认同法西斯主义向元首致敬,能构成因果吗?
事实上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作为德国哲学的重要脉络和传统,他和法西斯主义的连接,内在的深刻的连接,是另外一个二十世纪尚未被清理的历史债务。那么我要问的比这个要简单,非常不这么形而上,而是形而下的问题: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汉娜•阿伦特给出的解释是平庸之恶。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海德格尔这个以“我思故我在”,一个思想之王,以思考思想的倡导者,以思想思考作为人类的基本的、甚至是本能式的存在依据的思想家,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媾和?也就是说,如果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平庸之恶,艾希曼成为一个nobody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思考能力,但是有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有一个以思考而著称的人,却也走进了法西斯的行列,这是为什么?电影中的汉娜•阿伦特在课堂上用响亮的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宣判艾希曼,那么我们用什么语言去宣判海德格尔?我们用什么语言去解释海德格尔?我们用什么语言去解释纳粹的思想家们,真正的思想家们?我们用什么去解释希特勒、格林和戈培尔?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第三帝国的历史的书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作为一部“文革”中的内参书,这本书大概对我这一代人都产生过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时刻我极端违心地钦佩了戈培尔,因为在快要战败的时候,有人向他汇报说我们可能要打败了,戈培尔说我们不能打败,我们一定不能打败,我们只有打赢了我们才有机会向世界解释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个法西斯狂徒他真的了解历史,他真的了解权力的逻辑,他真的明白,历史就是胜利者的清单,只有胜利者有机会书写历史。所以纳粹主义被审判,不是因为他们的暴行和残酷,而是由于我们非常幸运,我们战胜了法西斯,而在历史上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经过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最大的困惑是我们究竟依据什么去定义正义和邪恶?
所以我说这个电影非常有历史感,有历史深度,也有现实意义,但是它同时携带着一个悖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学习汉娜•阿伦特要不断地回到自己的身份,对自己身份的反想,那么当然我觊觎思想的能力,我梦想思考的能力对于我们社会的意义,我也经常有些自作多情地想为什么我们这么人云亦云?为什么我们这么道听途说?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时刻,我们完全地可以脱离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历史,去接受一些非常悖谬的陈词滥调?那个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每一个人能够独立地思考,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在使用思想的能力,也许状况就会有不同。
但是二十世纪历史的惨烈正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思考的逻辑,思想的力量背后,是一个我们对理性主义,对于工具理性的膜拜。但是二十世纪的暴行的惨重,正在于不是疯狂,不是邪恶,不是地狱的力量左右了人类或者是玷污了天堂。而在于,所有的这一切刚好正源自现代主义的逻辑,理性主义的逻辑,工具理性的逻辑,在这些逻辑的内部,极端的逻辑衍生而出。
那么我不是要否定思想的能力,也不是要在这里审判理性的逻辑,我只是要提示大家说,这部电影实际上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仍然是那个重叠着的地质学的历史的问题,要回答那个历史,不仅要求我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还要求我们有汉娜•阿伦特的勇气,而且要求有反身所有思想逻辑和思考逻辑的自觉。不是有那样一些现成的东西,可以供我们去思考,不是已经有已经划定的路径,可以让我们去前行,而是相反,我们要不断地回过头来,去面对这些路径,去面对这些工具,去面对这些惯性的想象和力量。
在这部影片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可爱的时刻,有很多温情的时候,刚才这个在德国读书的年轻朋友跟我说,在纪录片当中看到的汉娜•阿伦特要男性化得多,要强有力得多,而这部电影显然是极度地柔化她了,我没有看过汉娜•阿伦特的纪录片,但是我相信这个判断,因为导演所有的叙事手段都在朝向这个方向努力,而这个努力是为了对抗一种男性主体的关于一个女性的哲学家,和关于一个以无情和傲慢而著称的女性哲学家的想象。大家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形象都是有意向性的课题。就是你透过镜头看到的不是真实的被记录下来的对象,你透过镜头看到的是镜头后面的眼睛。但是抛开这些不谈,我还是说,我接受这个邀请,来谈汉娜•阿伦特,尽管我完全不具备资格,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这部电影向我们提示的历史与现实,谢谢大家。
戴锦华:解读汉娜·阿伦特-读书-中国新闻周刊
2014-07-09 13:07:39
来自: Aria-EZLN(采薇山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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