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说起未名湖 (试发表)

散文 创作
琐忆,或,为什么这样说起未名湖 【应约而作。初稿·修订版,请提意见】 王璞 壹 每个时刻都可能是光消失在水上的时刻。都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波动涌上心头的时刻。 平凡的午后。夕阳在湖面上捧出黄金。夕阳穿过你的身体,神秘而庄重。你在湖的东岸匿名地停步,勉强地抬头。时间过于刺眼,命运过于刺眼——它们所分享的沉默过于刺眼。你似乎注意到在湖的另一岸的光晕中,有人向你匆匆一瞥,然后转身西去,消失在夕阳中。 那是你最亲近的朋友。 你猜不中他告别的表情:究竟是突来的喜悦,抑或放弃后的释然? 你来不及看清回忆的脸。 贰 秋天的一位王子,从斯诺墓的小丘后面踱出。是缪斯让他这样微服私访吗?他的扮相还算高大,略有发福。他的眼镜片浑厚,像临时从一部存在主义小说中借来。 从盛大的秋天到某个无聊的冬夜。迷信初恋的女生混迹在湖边的树影中。她在一棵虎皮松上洒下的泪水,瞬间变为刻痕。 然后是春夏之交。二十岁的男生有着土豆般爽朗的笑容。这是因为,透过同样不必要地浑厚的镜片,他看见一条小路消失在湖边,然后又从湖的对岸悄悄跃出,变得像灵魂一样干净。 他们都写过题为《未名湖》的诗。 一些素昧平生的句子来到水边(而那些没有到达的,注定被删去),寻找象征,寻找一个暂时的标志。 我也曾在残冬来到湖边,急切地听冰下开秘密舞会的声音。我曾在初春骑车到花神庵,留意到水中死鱼的肚皮洁白如扉页。我也曾在毕业前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淋雨,水面上雨脚细密。我曾在暑假前从这里急行到足球场上,不知为何,那里空无一人,只有我手里握着一个无人接听的号码,究竟是全世界在躲我还是我在躲避世界?还好又是秋天,我曾在水边,听——那不是风声,是我挡住风的声音;而弥漫全校的恋爱的酸臭气味终于淡去。 我没有去未名湖边散步的习惯,但也曾惊异,有一次自己从“一教”出来,折向湖的方向,在夜色中,竟想哭出声来。后来胡续冬安慰我说,写诗的人在本科的时候都活得挺痛苦的。 都是些完全没有必要的痛苦吧。 我曾拒绝了多少次临水自照的好机会。 叁 2005年,大约四月份吧。当时的五四文学社社长刘婷约我到“学五”的快餐厅,商量《未名湖》复刊第一期的印制。我提出不妨在封面设计上用上未名湖在地图上的蓝色形状,至于刊名,就用最平常的粗体,极简而大方。刘婷觉得主意不错,立刻就去校园里的报刊亭买了燕园地图。不几天《未名湖》的装帧设计就搞定了。 2005年的未名诗歌节,因为北大新诗研究所的成立,突然扩大了规模。后来证明,那个春天的“盛况”和“乱象”成了我们许多人校园文学生活中的一个契机:我后面还会详细追忆。组织工作一下子变得繁重,我这个老社员,当时正读硕士,也被拉进来担些责任。记得是臧棣,提议复刊《未名湖》,作为学生诗人(不限于北大)自己的园地。看得出他对这份早已消失的“民刊”有特殊的感情。我一直对“北大诗歌”这个需要打引号的“小传统”有着盲目的追慕,就兴冲冲地表示愿意参与此事。其实很多琐碎细致的工作都是交给其他朋友来做的,包括刘婷。她当时是大二还是大三?那一回,大家都见识了她的能力和好性格,私下甚至开玩笑说,真希望她能一直干下去,帮忙策划每一年的诗歌节。 记得臧棣在当时的一个访谈中说,他看到复刊号,觉得做得非常漂亮,他很感动。我也建议以后的《未名湖》干脆都用这个带着一小滩蓝色湖形封面,最多改一下背景色。春天的热闹之后,大家又都去各自忙碌,留下一大堆需要报销的账目以及其他似乎无从收尾的事情(据姜涛说有些账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明不白)。我竟已经记不起最后一次见到刘婷是什么时候。多年后曾向其他朋友问起过她毕业后的去向,但也早已忘却。她属于那种喜欢恰如其分地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但却不应消失在大家记忆中的人物。 收到《未名湖》复刊第二期时,我已身在纽约。我仍然自恋地挂名在编辑名单中,其实徐钺已经基本接手。一看封面,并没有延续既有的风格,我有些气闷。徐钺比我年轻,天天喝洋酒的主儿,怎么设计美感有点土呢? (顺便插叙:05年同时还复刊过一次《启明星》,由北大中文系学生会、团委主办。为这两个刊物,印象中我都写了蛮抒情/煽情的“复刊词”。不过看到徐钺给《未名湖》第二期写的“代序”更为矫情,我就放心了。) 肆 我和五四文学社的真正相遇则发生在第一届未名诗歌节,那是2000年春天。 我和我的同学/同屋李萌昀坐在开幕朗诵会的观众中,手里拿着一册黑色的作品集。诗人们依次登场。我第一次见到了西川、王家新、西渡、简宁……我也第一次知道了这些名字:冷霜、姜涛、周瓒、胡续冬、穆青、 席亚兵、周伟驰、雷武铃、王海威、徐晨亮、马雁、曹疏影、王艾、颜峻、饭饭……作品集上有这些青年诗人的介绍,除了注明生年、院校、系别等基本信息之外,都会冠以“重要的先锋诗人”“广受赞誉的青年写作者”等说法(后来才知道是胡续冬的好玩主意)。我听得还算认真(第一次听到西川现场朗读自然会留下印象,另外颜峻的一句“永恒让我腿疼”也让我难忘,以至于后来曾向他请教过朗诵的方法),但词语的密度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没有听完就溜出了勺园的会场,有些沉默地走回宿舍。我感觉我被语言的仪式和仪式的语言碾压了一次。躺在上铺,我像是得到了鼓励,又像是受到了刺激,迫切想要写诗——而且要写得和以前不一样——但又似乎写不出来。我产生了双重焦虑:没有门径去加入他们的圈子,没有能量去加入他们的语言。 多年以后,在三角地或燕南园附近的阳光与树影的交错中,胡续冬和我闲聊,他觉得很奇怪,像我这样高中时代就混迹北大校园的,应该老早就听说过五四文学社,一进校就找到“组织”才对。我曾就读的一零一中学和北大一墙之隔。当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在燕园打发时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接受熏陶)时,诗人在校园里正如盐分在水中,必要但隐形。我也常想,那时的我或许真的曾遇到过刚刚出院的胡续冬、酒后骑车的姜涛、低声交谈的冷霜、逃课而不知何往的马雁(而他们在圆明园一代闲逛时是否遇到过一坨一坨穿一零一校服练冬季长跑的懵懂少年)…… 我真正加入五四文学社,已经到了2000年下半年。那时的社长是98级的曹疏影,她有一张近乎稚气的娃娃脸,但不知为何,只要一读她的作品,一听她谈论文学问题,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立刻高大起来,成为发光的不可逾越的前辈(多年后,在我离开北大前的一次内部讲座中,我将曹疏影定义为界碑式的存在,称她为北大诗歌“英雄时代”的最后一位,引起胡续冬大笑——这是后话)。在2001年初的期末考试期间的某个寒夜(当时应该是替“我们”文学社去送稿或索稿),我也曾激动地向她倾诉:“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冬天,但我感觉熬过去我会看到希望”。就在寒假的寂静中,我把自己的诗作贴在了北大新青年在线的“文学自由坛”上,当时并不知道马骅和马雁是那个版面的编辑,而胡续冬是他们的领导。他们把我的作品推送到了网站的文学主页上。等到了开春的某个风沙天,他们甚至邀请我去参加网站组织的青年作者聚餐。 聚餐的地点是在海淀图书城附近(那时北大南门外四环路的兴建还未结束,而中关村的大规模改造才刚刚开始)。一进雅间,就见到了颜峻、胡续冬和马骅等人,后来冷霜也来了。我故作轻松状,其实一定表现得十分拘谨,像不敢挪动身体的甲壳虫。也许是为了减少一点我的尴尬,马雁说我是这群人里“最健康的一个”,因为不抽烟。她总带着浅浅的、有主见的、甚或有些得意的笑;她的另类聪明让我早早折服,但即便在剑走偏锋的时候,也不会给人以凌厉感。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前后,臧棣结束了访学,回到了北大。2000年底在系里我远远瞥见他伟岸的背影,没有看到正脸,只注意到中文系著名学生干部姚静仪在他面前露出了准花痴的仰视表情。2001年春季我一口气选了臧棣两门课:“新诗的现代性”和“诗歌写作”。在后一门课上,他向我指点迷津:“你的比喻能力不错,但意象过于繁复”;在前一门课上,他语重心长:“你还是没有文学史意识”。当时的我完全是懵的,但却装作很有领悟的样子——其实这些话的意思过了很久才真正懂得。 我的诗歌生涯就是这样在榜样的征召和庇护下开始的。和曹疏影正好相反,我长着一张中年公务员式的老相面孔,但内里却是一个搞不清状况、手足无措、需要指点的家伙。于此我还想起另一些往事:01年夏天,胡续冬忽然给我来电话,介绍我去给诗人孙文波、艺术家程小蓓的儿子孙上了当家教。孙家住在“北京以北”的上苑村,一到地方,孙上了还给我个下马威,问了我关于亚里士多德和俾斯麦战列舰的问题——这个初中生是哲学爱好者也是《舰船知识》迷。当家教的日子异常轻松,我有空翻阅孙文波所收藏的大量公开发行或民间自印的诗刊和诗集。也就是寄宿孙家时,臧棣给我发来邮件,诚恳地打消了我给自己起笔名的念头。到了秋天,我又回到上苑村参加“北京以北”诗歌大型聚会,记得很清楚胡续冬带着钓鱼竿,先去京密引水渠垂钓,一无所获,直怪我晦气。朗诵会开始后,姜涛等人坐在后面,俊逸地旁观。我站在窗边,一直向马骅攀谈——他对所有话题都有既有趣又有见地的看法——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他情绪的变化。朗诵中间,他被另一波诗人激怒,表达抗议后受到对方言语上的不敬,他砸碎了手边的啤酒瓶准备干架,满身侠气。我站在他旁边愣住了,这时曹疏影轻轻地拉了我一下,让我退后一步。诗人之间的架并没有打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细节我却清楚记得。朗诵会后,老诗人(其实也不算老)芒克也出现了,大家从“北京以北”回到北京城区后,他提议换个地方继续喝酒。我有些犹豫,这时曹疏影说了一句很哲学的话:“虽然我很想喝酒,但还是决定不喝酒”。第二天早上,没去喝酒的我竟然有宿醉般的困乏,起得晚但又感觉饿,拖着懒步出门觅食。在一间食堂外面,竟撞见了冷霜。我问他昨天喝到了何时,他说刚刚回来,随便吃了点早餐。但他周身没有一点通宵聚饮的疲态或颓态,反而像会饮之后的苏格拉底一样,面目清润,神采清明…… 我的诗歌生涯就是这样在榜样的征召和庇护下开始的。这际遇,或者说,这宿命般的幸福和误会,直到今日,仍然塑造着我,限定着我。 在即将到来的闪电中,他们会再一次昭示他们的所在(化用冷霜诗句)。 伍 春天,不仅十个海子复活。还有一些横幅和海报凌乱在校园的风中。还有一些五四文学社的倒霉孩子(而非海子)锁着眉头无目的地奔忙,而他们的无目的性还真成就了合目的性!由于2000年未名湖诗会升级成了未名诗歌节,五四文学社不得不把诗歌节一年一年地办下去。它持续至今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2001年张罗这件事的是99级中文系文学班的李海蓓,我是99文科实验班的,和另一个文学班的同学张哲做她的主要助手。当年的五四文学社,既不认真招新,也没有定期活动,更没有固定刊物,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凑在一起,是一件没法说清但也无需说清的(存在主义)事件。李海蓓是成都人,后来音信杳然。而张哲现在成为了南方报业的重要记者,2011年他来纽约报道“九一一”十周年,我还约他吃牛排,饭后我们如何被引入东村的一个居酒屋,如何在酒桌上代表新左派和自由派进行了大和解,我又如何在和他分手后醉倒纽约街头被救护车送进医院——这些还是留给我的回忆录去处理吧。 01年的诗歌节之后,李海蓓又约大家到一家名叫广缘的川菜馆吃饭,正式把社长这根“打狗棒”(她原话)交给了我。这家“广缘”当时对北大学生似乎很有些亲“缘”力,老板娘和李海蓓一样来自四川,有一次在寒假看到我,还以为我没地方过年,劝我大年三十来打麻将。馆子就坐落在正在兴建的四环路旁边,后来不知何时拆迁了。五四文学社禅让那天,我们离开饭馆穿过那片旧街区回校时,我心里真有一种要进入北大文学史的虚荣感,更想作为社长大干一番。但02年的诗歌节很快就证明我毫无领导力和组织力。 那段时间,胡续冬一边读博士,一边在新青年在线担任什么总监。他去太平洋电子大厦(那时候的中关村没有今日的创业歇斯底里,还仅是些数码时代的泡沫)的样子,可以参见他关于Juan/胡安的佳作。按当时的玩笑话,胡续冬本尊的存在就是一个新媒体。01年、02年的诗歌节多少养成了“背靠大树”的毛病,利用新青年在线这个网上阵地,并把胡续冬当做幕后大佬/大脑之一。不仅如此,我还把胡续冬当做了场外求助热线。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焦躁地踱步在宿舍楼间给他打电话求这问那的样子。受到我祥林嫂式的骚扰,胡续冬当时心里一定是抓狂的。他也真是好修为,忍了那么久。 为了办诗歌节,我也决定到新生里拉点壮劳力。先找到01级中文系的吴向廷。吴向廷和我一样是山西人,虽然现在我俩很铁,但当时我对他还不大了解,也不可能猜到他在“五四”会引出那么多传奇故事。他也来过我宿舍,后来我室友李萌昀一口咬定,吴向廷曾扛着一袋土豆来找我,对此吴向廷多年来一直无奈地否定,脸上是并没有窦娥那么冤的憨笑,而关键是,我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无从断案。02年诗歌节前,吴向廷把卫纯介绍给了我,卫纯是北京小爷的样子,斜躺在某人的下铺上。和卫纯相比,吴向廷当时还给人有点一根筋的印象。一次在食堂里吃饭,他对我的一句诗——“甘甜的椅子”——提出了非议,认为不通,在听了我的解释之后更觉得不可理喻,露出极度困惑甚至委屈、生气的表情。不过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行动力。在02年未名诗歌节开幕式开始前一小时,吴向廷伙同他的同学,成功地让工人们在讲台上竖起了两大块定制厚木板,构成一个夹角,形成了朗诵舞台的纵深感——而这个主意不过是我在胡续冬的一本德国文学杂志上看到的,至今我也不知道吴向廷是如何做到的。此外来诗歌节帮忙的同学还有很多。比如,就在去年,谢俊也回忆起他曾在02年诗歌节及以后的一系列五四文学社活动中负责在外面看摊卖诗集,“为什么只呆在外面”——大家问,他说诗人们太癫狂,没人带他玩。可我对他的贡献竟一点印象都没有。也足见我多么不会团结人。 01年诗歌节的主题词是“黑暗的回声”,摘自西默斯·希尼;02年是“双重眼界”,摘自米沃什。01年时对主题词我们在朗诵会上抱着“不解释”的态度,引起部分观众不满。于是02年我就在开场白里云山雾罩地解释了一把。没想到这也成了一个惯例。等到主题词是“千高原”那一届,大家认为也应该向观众老实交代,但你推我让,谁也不愿意去充当五四文学社的德勒兹,最后姜涛一锤定音,还是让我上,我不得不又紧张地去故作高深。01年和02年开幕式朗诵会,按照未名湖诗会一贯的传统,都安排自由朗诵环节,也都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状况:01年一位学中国哲学的博士朗诵了他的诗,里面有“法轮常转”一句,很多人误解此君是东北某大师的信徒;02年则有一位大叔现场赋诗,预祝申奥成功,底下石可等人故意起哄叫好。也总有意外的嘉宾。01年王来雨——也就是北大传奇诗人王雨之——来到了现场,当时我才刚刚开始接触他的诗,后来甚至想模仿他的笔名把自己的笔名定为“王璞之”,而吴向廷受到姜涛的推荐读了王雨之的《瘟疫王》也崇拜得不得了。02年,不知一个什么缘由,朱大可参加了开幕式,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了“只有北大还能把诗歌当做节日”(大意)这样近乎广告文案的夸张赞美。 关于那两年,还有另外一些记忆断片:在两次诗歌节之间,01年的九月,冷霜提醒我,这正是戈麦去世十周年,“五四”应该举行纪念活动。纪念会搞得仓促、简陋,但很有意义。大家挤在北大老三教一个教室里。戈麦生前的朋友、其他诗人以及很多北大同学(比如李萌昀)都主动上台朗诵他的作品。诗人西渡是戈麦的同学兼好友,他从台上下来后坐在了我的身边,我注意到了他颊上安静的泪水。等我认识了同样写诗的张力,他告诉我他当时就在那个教室里,戈麦纪念会给他以震动,影响了他写作的轨迹,这让我极为感动:“死是不可能的”。活动临近尾声时,李陀和翟永明意外地出现在了会场,悄悄地坐在最后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会后,陀爷和大家一起去聊天,那时北大小东门外的成府是一片正在拆迁的胡同,仍有几家咖啡馆和书店留守,我们就在那里找了一家落座。“晴日降下黑雨,大雨降下宿命”。但那天却是秋老虎的一夜,在拆迁废墟间喝着咖啡,话题从诗歌转向了刚刚发生的“九一一”事件。 01年、02年两年的诗歌节海报和诗集的设计工作,我们当然都找了蒋浩来做。蒋浩当时租住在苏州桥附近的一座破旧单元楼里。02年我常顶着沙尘暴去他家里,和他商量事情。他当时留着大胡子,但人却很温柔。他一副“慢工出细活”的样子,不喜欢我催,要对艺术负责。有一次我在他那里呆了好几个钟头,我看着电脑上的效果图觉得已经毫无问题了,但他还是在反复调色、调构图。天色暗了,他准时打开电视,一边干活,一边听体育新闻:对,他似乎是个体育迷,在我们的闲谈中,他对伏明霞远嫁香港发表过看法。出了蒋浩家门,才发现风沙已歇。夜气意外地清新,沁人肺腑。我快速骑行,月亮穿梭在楼群中,如贴心的刀片。 办活动还需要打电话邀请、通知诗人们和批评家们出席(那是一个寻呼机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02年我宿舍的座机居然被我打坏了)。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当年有点社交障碍,总是视这项工作为畏途,需要进行反复心理建设才能拿起话筒,而听见电波音就心跳加快。但其实话筒那一头的诗人们都非常随和亲切。记得周伟驰、周瓒接到我通知时间、地点的电话,都还关心地问起我的近况,让我大受感动。 02年诗歌节开幕式后请诗人朋友们去一家不太靠谱的馆子吃饭。席间有马骅、廖伟棠等等。啤酒喝过几圈之后,马骅批评我说朗诵会诗集上我把高晓涛的照片搞错了,让我好生羞愧。忽然停电了,我们点着蜡烛又呆了一会儿。来电了,大家反而起身离开、。后来我把当时情景写成了一首习作(《对夜的反复观察》之一), 抄在下面,留个念想吧: 突然停电了:一次无声的脱落。 我很久没有消失在黑暗中了,现在,我和 那些树,那些没人爱的房子一样,消失了 就像黑暗消失于黑暗,或者说,我就是黑暗的孩子 一个朋友用他歌手的声音说起了 过去的海淀,过去的夜晚。回忆 如停电一样安静,仿佛那时的海淀 就是此刻的今夜。…… …… …… 电,来得也很突然。我们的嘈杂 是吹灭了的蜡烛,没法重新点燃。我们 被小饭馆倒了出来,流到了路上,等待着分别。 这条老路现了原形,是会跳舞的神毯。 在黑暗的一个末端,我摇晃着,还是飞不起来 路灯乘以全城的睡眠,等于,半盏 我带着朗诵会剩下的材料骑车回宿舍时,的确感觉自己仿佛飞了起来。但“还是飞不起来”。同一夜,我收到我女朋友李婧的短信,说看我很忙没有过来说话,祝贺我朗诵会成功。可我心里却并没有感到“成功”,而更多的是困惑。像大学生活的影子一样始终随行的困惑。以至于这些记忆中必然参杂着懊恼。 记忆不外乎曾经急着去犯的错误,不外乎曾经无法走出的性格,不外乎错过了的机会。 陆 诗歌生活打开了好几扇友谊的窄门。谁会挤身而过?在“我们年龄的雾”(见冷霜名作)中迷失方向本不算事儿,如何走出封闭的自我才是难题所在。无从责怪个性,不必埋怨环境——时间准备着批判性的答案。 马骅和马雁,作为新青年网站的编辑,对我极好,也总让我觉得亲切。是他们最早把我的作品推荐给网友们,也是马骅最早指出我在作品中模仿臧棣的痕迹。我特别喜欢听马骅纵论天下,话题超出诗歌越远越好,的确,就像萧颂说的,他什么话题都接得住。在那期间,通过文学自由坛这个BBS,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包括萧颂。他当时也正好在北大一带晃悠,还记得有一次萧颂、唐不遇和我在未名湖边一个亭子里打牌。02年他到《信报》做临时工,为世界杯写稿,我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去找他玩,也不知是为什么。03年我本科毕业那个暑假,他正好在北大外娄斗桥的一件平房租住,我和李婧去找他,他似乎刚赚了笔钱,买了一台最新的PlayStation,正在过瘾。我和萧颂后来和河北大学的一批诗人——张国晨、刘巨文、傅林等等——成了朋友,萧颂因此牵头办过民刊《大雅》,他对我诗歌的坦率批评总让我沉默。 在“网络诗歌”的世界里,我也得到过许多值得珍惜的指点(比如颜峻对我说的“不怕慢,就怕rua”,以及康赫要求我“更自由”,马骅第一个看出了我对臧棣的不自觉模仿)。马雁离开北京是02年还是03年我已经记不清。马骅是03年去云南支教。胡续冬02年留校任教,也淡出新青年在线,至于那个网站是何时倒掉的,我并不记得。总之一个时期过去了。 再见到马雁,大约是04年诗歌节期间。她打扮得和在北大时很不相同,还说道许多她生活中的新目标。也许正是那次,她跟我说,放心,无论做什么,一个人都是无法背叛自己的个性的(这一处实在记不清,也可能是98级文学家饭饭跟我说的,总之我估计当时又把这些学姐们当心理咨询师了……)。2004年夏天,接到孙文波的一个电话,我听他说了马骅遭遇车祸失踪的消息。人生中第一次有身边友人遭遇此等突然变故,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反应,脑海中的印象定格为马骅谈笑间扶一下眼镜的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马雁则是在05年夏天,我去四川玩,在成都,两次马雁找来她的朋友一道陪我,第一次是茶馆巷子里喝茶,第二次是去一家小小的清真牛肉馆子。她不仅尽着地主之谊,而且是当然的谈话中心。还是那么敏锐,甚至过于富于理解和洞察:她说了她对摄影技术和风格的各种尝试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看法。她谈到西蒙娜·薇依关于教育的观点。她还推荐我看福楼拜的书信。后来我在纽约读书期间,忽然传来她的死讯。那时,我和她的联系,仅剩下我在豆瓣网站上对她的些微关注。再后来认识的一位马雁的朋友向我勾勒了她生命中最后几年的部分侧影——那对我来说多么陌生。我刚工作的那一年,冷霜和秦晓宇所编辑的马雁诗歌和散文集陪伴我度过了许多孤独的夜晚,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文字本身的信心和高贵,让我几乎觉得死亡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并非问题。然而它发生了。 记忆不外乎错失的机会,包括那些虽已打开、但我没有穿过的友谊的窄门。 柒 记忆中又一阵春夏之交的风,穿过老四教的扁身子,一些门窗吱吱,一些年轻而繁琐的灵魂坐回到他们的肉身。 05年在五四文学社的历史上确实扮演了分水岭的角色。 我按照约定来到一间教室,里面坐着一个安静看书的男生。他叫刘寅,历史系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书,我不记得了,但敢保证不是《蒙古黄金史纲》《罗马十二帝》或《英国教会史》。徐钺、张力、徐曦也来了。吴向廷、范雪在吗?有待求证。应该还有别的朋友。大家坐在长板凳上(这物件,当时也只有老四教的小班教室有吧),一种氛围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那个晚上,也许是为了试探别人,也为了试探自己,我说了不少要么玄虚、要么过激的话。徐钺在以后的文字上还提及过我当时讲了先天近视眼徐志摩第一次戴上眼镜看星空的故事,而那是从我卞之琳的《徐志摩选集》序言中读来的。大家都同意这样的聚会最好定期举行。五四文学社的读诗会就这样恢复了。 这一新变化自有其准备过程,主要得益于诗歌能量在校园中慢慢的累积。02年、03年,胡续冬、姜涛相继留校任教,一个在世界文学所,一个在中文系(胡续冬的诗歌选读课有多火爆真的难以言表;姜涛则成为了我们硕士班一票男生酒桌上的贴心人,至于他在本科生课程中的表现,还是看他自己的诗吧),再加上臧棣,他们在课堂内外的存在慢慢形成新的引力场。03年,我开始追随臧棣读硕士,同时进入硕士班的还有现象级诗人余旸。和老余的交情可以追溯到我们共同旁听的洪子诚老师开设的当代诗歌细读课,在那门课上我还是本科生,正摸索着学习诗歌分析和批评,而老余当时刚决定弃理从文,考中文系的硕士。他原本是哈工大的,毕业后在参与研制核潜艇的某单位(为了伟大祖国的二次核反击能力,保密起见,这里就不细说了!)实习,但他的办公桌中一直藏着一本已经快翻烂的张枣诗集《春秋来信》(后来在他宿舍我见到了这本书,真真惨不忍睹),但当一份五年的制图设计的工作合同摆在他面前时,他最终下定决心退出,去追求诗歌。老余说话有信阳口音,五官和气质上不知怎么搞的让我觉得有点像毛润之,他对五四文学社的活动保持些许距离(不过我慢慢也发现,他其实对文学社的写作者们也深切地关注着),记得04年诗歌节开幕式还没完,我和他已经溜出来跑到了万柳附近的一家新疆小馆;但他后来成为了许多“五四”社员心中的一座敦实的界碑,虽然上面的铭文不易认读。10年刘寅在老余博士毕业时对我说,这是一位空前绝后的神迹般的“研究僧”。同样有点弃理从文的意思,原本物理系的张力在03年前后也几经周折转到了中文系继续本科生涯,并开始在校园音乐和诗歌圈活跃。黄茜也是理科生,而她很快摸到了写作的门道。后来的酒鬼诗人徐钺,休学前则是学计算机的。 正当新的想象意识形态的泡沫在有形和无形的手的反复摇动中喷出了青春期晚期的瓶口,与此同时,05年新诗研究中心的筹办则带来了诗歌节的扩大化,在臧棣、姜涛等人的牵引下,我、吴向廷、黄茜、张力都裹挟其中。细想来,那无形的手终究还是时代。05年前后,异常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社会心态上的慌乱的甜蜜,人心思动,众多可能性像晚高峰时分商务楼的玻璃墙一样强烈而空洞地反光;消费主义的快感正在实现普世和民主;北京的空气已然污染,但尚没有霾,所以阳光的分量足够,大风后,天空上还会留有云的轻轨,让首都的新人们有点轻飘飘;这个国度的一切疑难都并没有得到解答,但很多人却不因此而特别烦恼;市场上的(体力的以及脑力的)倒霉劳动力在反抗时尚显腼腆,而拆迁所引起的愤慨还有不少美学或伦理学成分;最终,房地产资本荡漾出春水,回灌校园,它偶然也必然地认出了象征资本的老相识:诗歌。 大小环境使然吧。总之,05年的诗歌节越滚越大、活动越滚越多,甚至自带微醺感。我负责去赞助单位提现金,竟然有点手心出汗,有一次带上了吴向廷当押款保镖,一路上他嘴角挂着土豪式的笑。那段时间大家的酒局结束后,总在饭馆门口逡巡不肯散去,仿佛接下来可以去做一件更神秘、更大胆的事情,但最后什么也不会发生。在诗歌节耗尽了大家的能量终于落幕的那一天,我和张力终于做了点什么,那就是在庆功聚餐之后去了某洗浴中心(细节不必太多)。泡在水里我们继续大谈新诗的过去、现代和将来(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话题),但语速都在降低。外面几时天亮我们浑然不知。出了洗浴城,阳光大好,我骑车回宿舍,拿上余款,出发去公司里办交接。 在这盛况与乱象所形成的涟漪效应中,更新一茬的五四文学社成员希望能有常态化的诗歌生活。大约受到了姜涛等人的鼓励,刘寅召集了第一次读诗会。当时,五四文学社似乎已经有相当时间没有这类定期活动了。我的散漫与惰性要为此负一点责任。很多时候,五四文学社的隐形存在,让外人以为它是一个黑社会式的或准宗教的小团伙,但可悲的是,它其实既没有黑社会的严肃性也没有宗教的亲和力。写诗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给自己过组织生活,但有时过于封闭的写作会导致自我迷惑的盲目再生产。自我意识往往需要在集体性的砥砺和团契中才能得到校正。读诗会在五四文学社中恢复了这样的诗歌集体生活。我在05年到06年参加过数次,来的朋友越来越多:研究东南亚的金勇,元培项目的理科生赵勇,还有叶晓阳,还有……活动地点以静园五院中文系为主。讨论的特点是足够团结、不够紧张、有时过于严肃、有时过于活泼(我还记得我关于何其芳《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的观点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会后则可能有更多的继续,有一次赵勇推着自行车,送我走到了西苑,究竟聊了些什么,彼此都已淡忘。 据我所知,这个读诗会的形式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但我说05年是一个分水岭,并非仅仅因为这种诗歌集体生活的重建。在05年前后,新的写作样态像一阵丁香香气弥漫开来,拍打着语言的围墙。黄茜写出了一批震动人心、让人叹服的作品,她坚定了自己的声音;吴向廷也获得了突破,以更开放也更松弛的状态接受着臧棣的影响(他在保研面试时的一句“臧棣是诗歌之王”,可谓语惊四座;而在私下,他的阅读眼光更具深意:“臧棣的诗歌中没有忧伤”);张力则时不时从文学史的某个角落拎出怪异的线索,加以化用;L.j(我女朋友李婧的笔名)的诗作得到了姜涛的发现(后来他概括为“写得比男友好”),开始出现在大家的内部讨论中;徐钺的作品因其风格的封闭自足而带有另一种争议;范雪则从小说写作转向诗歌;刘寅的试笔显示出“铁木真星空”的庞大格局;赵勇、叶晓阳、陈益、李昶伟,等等,他们的诗行也闪耀出各不相同、或近或远的路径…… 这么多新的可能性互相摩挲,在北大校园里构成了诗歌写作的新场域和新势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05年在五四文学社的小史中有点转折意义。在那之前,以我为例,从一个更大的角度上看我的写作就更像是当代诗歌既有模式的延长虚线,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特征中:接受九十年代诗歌中的重要诗人(比如臧棣、西川、萧开愚、孙文波、张曙光……)的影响;从新诗史中寻找现代主义的坐标和灵感(卞之琳、穆旦……);将“《偏移》诗人群”(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所以只好加引号)作为最直接的前辈加以模仿。我一直认为,中国新诗或现代诗的历程既不关乎传承也非关于断裂,而是写作实践的新空间的不断出现。在这些新锐的校园诗人身上当然也显露出对原有诗歌路线的延续和反动,但如果说我的写作还处在一个当代诗歌(“大格局”?)和北大诗歌(“小传统”?)的既定框架内,那么至少在我看来,05年前后在五四文学社内外不断涌现出来的写作活力正孕育着某种新的可能性空间。 也许只有在回顾中才能领悟:最令人振奋、让人难忘的状态,莫不过一切疑难暂时融化在晴空的镜中,莫过于一切无形的事物、一切盛大而易消逝的光还停留在水上。我当时虽小有参与,更多的是一个匆匆的见证者。当我在海外收到了《未名湖》第二期,虽对封面不满,但看到里面不同诗歌个性的对质与做爱,心中充满羡慕。 捌 大我、小我风驰电掣。历史的地壳运动在祖国的大地上时隐时现,但无从索解;而校园生活的变动节奏也有着“日历之力”(借胡续冬的修辞一用)。06年是告别之年:我匆匆完成硕士论文,毕业,出国。而老余则将继续攻读博士。臧棣那一年到一衣带水的邻邦去访问任教,姜涛还经常出现在聚会中,我和我的硕士同学刘子凌则趁机在饭桌上请他指点论文。保送了研究生的吴向廷时不时闯到我们硕士班的宿舍来,见到刘子凌就半是责怪、半是崇拜地说,“我怎么每次来你都在认真读书”。读诗会在继续,人员时有不同,但酒局未曾稍息。用“流动的圣节”“语言的盛宴”或“会饮篇”来形容当时不断的聚会都很不恰当,我的记忆已经很难区分我所参与的诗友聚会、同学聚会和“青年学者”聚会,因为至少在06年它们的人员构成多有重合。“中南海”的蓝色烟雾、油腻的菜肴、让人莫名激动的话头、以及凌晨路灯照耀下的北大西外墙……最常去的地点是一家叫做“磁福”的馆子,我不会忘记,冷霜在那里对我出国求学的鼓励,姜涛在那里抱起了吉他,几位学弟在我离校之际为了争夺我的二八大车的继承权而展开激辩。有人晚到,吴向廷喜欢来上一句“事业有成者总是姗姗来迟”(姜涛诗句)。“姗姗来迟”也无妨,聚会往往持续到蟑螂已经肆无忌惮地爬出来、服务员已经开始准备早餐的时候。 06年同样离校的还有冷霜。为了纪念冷霜博士毕业,也为了庆祝姜涛、蒋浩和秦晓宇的诗集或“诗话”的出版,又有一次大型的聚会。那是在一家咖啡厅,萧开愚提出姜涛最近的诗歌尝试代表了一种新的语言,而当时我和许多五四文学社的朋友也正在追寻姜涛的轨迹。李婧当时回国和我完婚,她也在现场,跑到了有电视的一角去关注“超女”,发现孙文波也正在看。硕士三年我热衷于和人讨论文化理论,辩论天下大事,被胡续冬钦定为“侃爷”,但那天我话却极少,胡续冬见状对李婧说,我异地恋期间的“神侃”可以从一种性心理的机制上来解释。 在告别的日子里,我也一掷我身内的语言,像空瓶跃向湖心。我写出了我北大七年中最好的诗:“最好”,因为它们属于我和我的朋友们所曾分享的那一切。我们所分享的——或者不曾分享的——都见证了诗的力量:巧妙、优美而严正的力量。在一场被拖长的半开玩笑的成人礼中,它让我们在举棋不定的时刻也保有自尊与判断。 玖 去国之后,虽然我的写作仍在持续,但作为语言和生活现场的诗歌却渐渐和我疏离。我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过,离开了篓斗桥一带,我很难再想象自己是个诗人。正如姜涛所回复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我在纽约大学的导师张旭东也曾是北大诗人,他专门翻找出臧棣手写给他的诗让我看(值得一提的是,张旭东在90年代中期就有评论臧棣诗作的文字,虽然在张的专著中不居于醒目位置因而未受到重视,但在我看来,那些点评非常到位),然而我已经越来越少提及自己的诗人身份。生活有了新的重点,我有了新的焦虑。06-07年,周瓒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有一次写诗、唱歌并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殷海洁(Heather Inwood)来纽约,我们在上城小聚,散步到中央公园,周瓒敏锐地问起我最近诗歌语言的变化,但我却完全回避了过去,至今,我还为当时的倨傲态度懊悔。 每次回国,我都约师友们相聚,有几次还跑去胡续冬组织的定期羽毛球会,也被徐钺拉着和更新的五四文学社成员们见面。但有形无形间,我和北大的血肉联系却在缩减:10年回国,李萌昀、刘子凌、老余、李春都已拿到博士毕业,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13年回国,吴向廷也博士毕业,找到工作后一副要改变祖国人民命运的架势。15年再回国,连徐钺也成为“青椒”了。 在纽约时,当想起仍在北大的朋友,我就又感受到那座校园的灵晕的或有或无: 秋天,老楼道里的潮气被一丝丝地抽去, 白墙上留有空洞的影子, 像求职的空信封。 为什么只拖曳一个影子穿过秋天的午后? 大学吐露出冰凉的石阶。 我也会想起和老余等人在夜色中沿着昆玉河,回万柳宿舍时的情景和心绪: 啊,夜空的锈铜镜, 煤黑色的运河;小知识分子 多年前途经,拖拉着懒 洋洋的阶级意识, 无目的:但也曾彼此激励。 这些都一去不返了。 然而五四文学社还在。也就是去年冬季回国,徐钺带我去了新“磁福”——这馆子从畅春园旁边搬到了海淀体育馆南侧的美食街。原来,如今的五四文学社还是在“磁福”活动。 拾 为了记忆的结束,就必须回到最初。 刚进北大时,我曾去化学楼听一个诗歌朗诵+民谣音乐会。胡续冬读了他那首关于“斗地主”的诗,我幼稚的(而非幼小)心灵受到了震撼,但对其中抒情语言的偏移、叙事能力的强悍、以及意象滑动的柔韧感等还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后面许秋汉和王敖唱了歌,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杨一的民谣,尤其是《真理姑娘》等等。杨一在台上常说的“真正的青年是不会惊慌的”后来可谓众所周知。 从那时起,关于当代诗歌、乃至关于当代文化现场的困惑,从未离开过我。我无从料到最后自己会和所谓“北大诗歌”深深结缘,并成为它的一部分:“当我看见你时,我已在你之中”(冷霜)。而我青春的一大部分,就在“惊慌”与“不惊慌”的变奏中耗尽了。 也就是在我当五四文学社社长那一年,我得到了一笔异常宝贵的“社产”:那是至少五十本五四文学社八十年代末自印的《青年诗人谈诗》。这淡黄皮小书没有任何装帧,就像一册教材讲义或学习材料,但熟悉当代诗歌的朋友自会明白它的重要性,正可和同样自印的《新诗潮》相呼应;而编选者老木的悲剧性经历也已广为流传。这批书原来寄存在哪里我记得不确切,可能是中文系学工部吧。自那以后就由我保管,代为处置。给新加入的社员或诗歌友人送上一册,成为了某种入伙的认证手续或文学情谊的私相授受。这笔遗产也因此很快零散化,几经搬家,我已记不清自己手头还有几本。这次回国,徐钺请我去参加现在的五四文学社读诗会,于是我在家里翻找一过,又找到了一本,决定带上。在“新磁福”的读诗会上,金勇和彭敏也特定赶来见我。彭敏同是臧棣的学生,我06年最后一次参加五四文学社读诗会时,他和大家初次见面,印象中似乎他还背了一段西川的名篇,而现在他已是《诗刊》的编辑。金勇则已经留校成为青年教师。如今的社员我当然一个也不认识,隔着代沟,我将这本《青年诗人读诗》交给了现在的社长。 那个晚上,北京大雪纷纷,道路难行。聚会结束,彭敏和徐钺租到车后执意先送我回去。在来时路上,我曾留意到未名湖尚未完全冰封。而在逐渐加厚的夜幕下,饱含水分和光明的雪花落在湖面,或结晶或融化,一定勇敢而无声。 2016年3月于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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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7-11-15 16:10:23
yiin.叶晓阳
2017-03-27 04:21:12 yiin.叶晓阳 (旧,雨来;今,雨不来。)

你竟然有五十本青年诗人谈诗。。。。。可以在北京买几套房了哈哈哈

王璞
2017-03-27 04:35:30 王璞

真的吗?!但我后来都给弄丢了!

elastica
2017-03-27 09:13:26 elastica

李海蓓搞房地产了

Titi
2017-03-27 10:25:53 Titi

同学转了这篇文章给我,突然觉得一定要去北京找大家再喝喝酒啊,我是刘婷哈哈

王璞
2017-03-27 21:09:23 王璞

刘婷你好!回忆文章起了寻人启事的作用:)

魏晋疯
2017-11-15 16:10:23 魏晋疯 (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看看太阳)

你好!我是《名作欣赏》杂志社编辑,想向你同学吴向廷约稿,还望您提供一下他的联系方式。谢谢!我的电话:15034036898 魏晋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