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佬的短篇作品

我承认有时候我有点重口味，一般人多半兴趣缺缺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之类，大多时间我还能看得津津有味。有的旅游杂志喜欢给自己冠以“人文”的头衔，但人文并不只限于在偏远高地上黄教红教或白教的比较，现实生活的形态演变，或是机制的异化，往往更能让人会心一笑。 譬如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故居纪念馆，我每次都特别想让人去仔细看那美丽的花园。几乎每一棵争奇斗艳的树都是国家机关捐植的。从入口到展览馆和故居，你可以看到党政四大机构下的各个组织名称，齐全的程度，可能堪比国庆花车。微妙的是，花木的多少，也多半反映了各个部委权力位置，如果有心，从门口走到故居回来，你已经可以上了一堂相当生动的中国行政学大课。 一般来说，我不太爱看晚清或民国人物的纪念馆，古代的就更不用提了，基本都没什么可以用来佐证的原件，大概都在破四旧的时候毁掉了罢。一般只能请些本地的工笔画师，画个配了些诗词的人物生平连环画，画风和情趣都停留在遥远的1950年代，仿佛长城、凤凰拍出来的《董小宛》、《画皮》里走出的人儿。柳州柳侯祠里的柳宗元和那些诗人朋友们，一个个清瘦高挑，哪里像是唐人，倒像是少肉吃的70年代朦胧诗人。 但是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纪念馆可就不同了，文物之纷繁，实物之众多，装修之考究都不可同日而语，通常还都是免费参观。即便你对某些展板上的历史描述存疑，认为叙述方式可以重新改进，但那些实物还是能让你眼界大开。譬如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整整一面墙都是毛泽东文集的各国译本，不少小国小语种，可以让你隐约在脑海中绘出现在的“毛主义者”之世界分布图。而邓小平故居纪念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展品，是1982年他访问日本时天皇赠送的笔记本，那个考究的笔记本是MIKIMOTO（御木本真珠）制作的，庸俗的我瞪大了眼睛，想看看那镶边是不是用日本海大珍珠磨出来的。 还有一种原址纪念馆，规格无法有延安革命纪念馆这么盛大，但是却多多少少有当时生活痕迹，亦有身临其境之感。虽然现在谍战剧如此盛行，可是八路军在8个城市的办事处旧址仍然游客寥寥，大概是那些布展，让电视剧迷们破坏了想像罢。在西安城北八路军办事处的地下室，倒是有电台设备，可是机器很小，也没有铺天盖地的保密设施，旁边还有可以滚上五，六人的大通铺，可见党那时的保密工作，并不忌讳于一般的组织内同志。 我的恶趣味在此地就变成了居住条件考察。通铺之外，各个房间，多半都有二到三个床铺，去延安的所有女同志，都会在进内门右侧的一间双人女生宿舍停留，博古考察了她们的政治面貌后，便安排送往延安，江青，叶群都在此名单中。办事处面积有限，便是朱德、邓小平到了西安，都是与人合住一屋，唯独周恩来能享受单人间。想想我曾经在办事处后院的青年旅舍住过多人宿舍，那也能赶上朱德的住宿标准了。 注：本为南方都市报所写，编辑无奈说G点太多只好放弃。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年号大同，定都长春并改名新京。 对当时居留沈阳的日本人来说，定都长春的消息无疑是一炮重弹，冲击重重。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沈阳，日本工商业者在沈阳的经营也为时良久，很多人对沈阳之未来定位抱以较高的期望值。日伪控制的沈阳商工会议所在1932年3月向关东军陈情，请求重新考虑立案中的都市计划和定都长春一事，然大势已定，不可能重新来过。这样，居留沈阳的日本人也逐渐认可发展沈阳为工商业城市的定位，同年8月，沈阳商工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内阁、满铁、满洲国提出有关沈阳工业振兴策略的建议。 回头看看长春，或许正是规模甚小，才让它雀屏中选。哈尔滨向来是俄国的政治据点，一时难以撼动；奉天（沈阳）同时有中国人和俄国人的政治势力存在；古都吉林又离交通大动脉南满铁路甚远……于是，几乎是白纸一片十三万人口的满铁控制的新城市长春，能胜过关东的两大都市奉天和哈尔滨，以及古城吉林入了关东军的法眼，开始了它十四年的“国都”建设。历史的吊诡因果无人能预见，只让这仅建城百余年的小城，拥有了一段奇特、迷失、屈辱而又无法抹去的历史。“大新京都市计划”便在这时开始了它的征途。 在伪满洲国成立前的一个月，关东军已经秘密派遣人到长春，调查旧市街的主要建筑物，完成了设置新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准备工作，并在吉林与当时的亲日派吉林省省长熙洽进行交涉，公布了以长春为中心，近20华里的四方区域的土地禁止买卖命令，事先防止土地的投机事件。3月份，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长春都市计划的立案工作，4月，“满洲国”设立国都建设局自行开始研究。后来日本军方、满铁、“满洲国”三方面共同协商比较后，决定委托满洲国执行实施计划。而有关宫殿和办公街的位置，引起了满铁和“满洲国”的极大争议。满铁并不承取中国的都城组构原理，基于地形提出了宫殿不面南的计划案，而溥仪则发出了“绝对南面的严重声明”。至于把新的商业区安排在已成市街的南方，以及车站、工业区等，两个机构则基本意见一致。后来几经争议，终于在1932年11月，得出了最终案，双方都加以妥协，宫殿选址杏花村，正门朝南也得到了确认。 “国都”建设计划地区为200平方公里，计划建成区为100平凡公里，旧有市街为21平凡公里，第一期5年将为20平凡公里（后来改为21.4平方公里），容纳人口设定为最终50万人。 “新京都市计划”所涉金额之庞大，当时的日本财政几乎无法支持。根据计划，第1期五年的建设费用约为六千万日元，全额借款，以土地售款之收入偿还。满洲国的官员向法国联合财团（syndicate）寻求支持，并得到法国外交部的私下支持，日本人也想借此树立满洲国“门户开放”的形象，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以求站稳脚跟。 但由于其他日本官员和军方以及满铁对法国人设计及施工持反对意见，“国都建设局”不得不大大缩减了费用计划，第一年仅借款500万日元，而最终法国人被排除在外，仅留下了一个“外交部”厅舍矗立在今天的新民大街上。也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长春旧城区，就此成为一个彻底的日本现代建筑与规划的实验地，至今在日本的土木建筑史上，被大肆渲染。 计划大纲决定之后，国都建设局制订的实施计划在1933年1月得到满洲国的认可。地形测量工作基本在1935年完成，1936年，完成了92.7平方公里的农地收购，而到了1937年，一个新都市已经初见规模。 在规划中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以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为中心，竖向以大同街，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 这一期间的道路以两线直角交叉为原则，再加上放射系统、循环系统风格。满铁附属地的道路系统因为是对角线道路，所以有锐角的交叉点，而长春其他地区则是放射性干线道路、次干道等较狭窄道路也设计成之交状，后来因为日军为了打击抗日游击队，又修了计划实施区外的外围环状道路。这时的长春，干线道路大约有26到60米，分为快车线和慢车线，还成立了“满蒙车辆研究委员会”来解决东北地区的载货马车问题。长春街道的一个特征是市街地内存在后巷道路。上下水道，瓦斯，甚至电信线缆都在此后巷中。这使得长春的干线大街上，自由生长的树木成为一大特征，也让长春成为园林城市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长春仍循南北走向为街，东西走向为路的命名法则，当时的道路名字，则都由伪满洲国的总理郑孝胥命名。 最为领当时亚洲之先的，则是长春成为了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亚洲城市。长春的下水道建设，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设计使雨水流入市内公园的人工湖，污水则放流入伊通河，不过，污水净化方式的研究，直到日本战败都没有完成，处理场也没有动工。 长春起伏的地型给规划专家们也带来了灵感，小河川流到的低地，基本都被开挖人工湖并设为公园，避免作为住宅用地。1940年，长春的公园、运动场、苗圃的面积累计达10。8平方公里，达到人均31平方米的高水准。很可惜的是，一些日据时期的绿地面积，在1949年以后，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的侵占。 经过五年建设，长春在1937年末，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人口33万的近代化都市。1937年9月，国都建设纪念典礼于大同广场举行。而“新京都市计划”的推进和“国都建设局”这个机构，也转交给了当时的“新京特别市”政府当局。 在1期计划中，道路、上下水道等工作都已大致完成，因此，以南岭为中心的文化设施、绿地公园建设成为第2期事业的中心。运动场，植物园都开始建设，至圣大路拓宽到60米，连接各个高校，但计划中的图书馆、美术馆和大会堂等日本人始终未等到开工机会。 在1941年第2期建设结束时，临时“国都建设局”划归“市工务处”，废止了“国都”建设计划的特别会计，日本人已经开始陷入不支状态。 从1939年前后开始，长春人口猛涨，在1941年达到了50万。居住、交通和物质供应问题日趋严重，主城区外的住宅开始兴建，孟家屯住宅区就是一例。由于战时能源紧张，公交亦非常困难，最终采取了水电和铁路资源来铺设地上电车。 实际上，“新京都市计划”对长春的都市交通原本是计划导入地铁的，第2期建设一开始，临时国都建设局就招揽来大阪市交通局的技术群，花了半年时间，做成了地下铁计划。以长春的地质条件，所需只要大阪的一半工程费用。不过，随着战争推进，这个计划也无迹而终。 由于国立公司和学校云集，以前的都市计划已经不能适用，1941年底新计划案出炉，1942年2月通过政府决定。然而截止战争末期都未能完成。这个计划人口达到100万，城市面积也扩大到了160平方公里。 事实上，之前的计划特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比如土地经营、设定绿化区、低温地的亲水公园化、直角交叉道路，禁止高架线，强制冲水测试等等，而且还扩大了在下风处的工业地区。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为避免路线型的商业街太过于冷清，所以将其设计成连接街廊型的集团式的商业区。在商业区，还限制建筑不能低于23米；而对于住宅区采用集团住区制，使市民生活组织化。标准住区单位人口为6000人，户数1200，面积约1平凡公里，依此组构成一个有生活方式地区别之有秩序的都市。可以说，新京都市计划在1期以土木为核心，2期以造园为核心，战争末期，则就是建筑师和法律制订者为主要影响了。 伪满洲国的皇宫到日本投降时，仅完成了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后来仿拟完成的，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地质宫。从皇宫周围的布局来看，采用了古典的中国皇宫格调。这一城区的中轴线是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北端的皇宫是伪满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伪皇宫前面的开阔地带是皇帝臣民休闲场所(即今天的文化广场)。另外，在今天长春一汽一带，还规划了更加庞大的皇宫备用地，可以看出，日本是准备长期占领东北的。 长春的都会史，在这十四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并奠定了之后几十年了长春城建的格局。这个中国城市借鉴了19世纪巴黎的改造划模式和英国学者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有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影子。直到如今，新长春的城市布局与以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突破，不过是扩大了外围面积而已。而作为现代城市在中国的第一个标本，现代城市的大部分优点和缺陷，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

我觉得我很幸运，在北京与上海间的那辆绿皮车停运前的10天，终于搭到了它。6月的兖州还不算热，其他T字头或K字头也好买，但这趟1461车票却是一票难求，只有问旁边那些神神秘秘的大姐阿姨，终于弄到了一张兖州到南京的卧铺，加了20元都不到100。还在雾气蒙蒙的时候，已经到了俨然南方的滁州，坐下看下江风景，很快就到南京下关了。 这感觉还不赖，于是我冒失地上了南京到扬州的绿皮车，9元票价。这下却终于体验到下江火炉的威力——整个旅程，我的脸都在不停流汗。在车中途莫名停驰半小时的时候，地板仿佛出了千万蒸汽在上升，穿过裤管与我胸前的滴汗会和，噢，湿漉漉的江南，我想。 那亦是另一个幸运，今天查车次，南京到扬州的绿皮车也停运了，换上了空调车。原先的空调车又换上了子弹头，大声吆喝叫卖的乘务员大嫂换上了所谓空乘标准的年轻小姐。从绍兴到杭州，我搭了动车的一等车厢，同车旅客还真是不同，脚下的蛇皮袋，换成了LV。先进的，忙碌的，迅速的东部，在2010年基本彻底抛弃了绿皮车。只有默然干涸的西部，或是一些天涯海角的偏僻之地，譬如湛江到桂滇，依旧有绿皮黄带的老火车在穿行。 豆瓣有个“绿皮车的执念”小组，有人在为绿皮车写诗，有人说，踏上绿皮车旅行，“就像在侯孝贤的电影里穿行”。这似乎有点美化西北的植被状况，换成贾樟柯电影还可能比较合适，尤其是《站台》。现在的子弹头，哪里能像绿皮车一样，两手撑开窗户，拼命向追着车的那个人儿挥手，或者嚎啕大哭。 喜爱绿皮车的人，都是怀旧的人。现在说绿皮车，仿佛是稀有动物，可是回到二十年前，中国的火车，不都是绿皮的吗？就像那会儿的警察服装一样绿，少男少女对军装飒劲十足的膜拜，出了八十年代才消亡。绿皮车代表了站站随意下车，啃个馒头走江湖，跟着陌生人去异乡吃喝也毫无戒心的年代。 据说，我们的警察的衣服换颜色之前，那绿皮黄带的火车——代表人民共和国前30年工业努力的22型客车已经不再生产，也就意味着，目前还在跑着的这些绿皮车，至少都有近20年的芳龄。20年在欧洲，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许不算啥，可在我们这个八十年代住宅小区已经开始拆迁重建的疯狂世代，它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啊，只能了流放到游客和东部傲慢的城市人想不到的去处，驰进森林和戈壁，等待生命完结。 也许节日的绿皮车是嘈杂污糟难耐的，但抛开这些日子和身段，你总能发现庶众的其乐融融。我记得，从漠河翻过大兴安岭，终于在满归小镇遇见了火车。那是大兴安岭还没有醒来的凌晨4点半，却似乎半个镇的人都涌到了火车站，没人买票，嘻嘻哈哈地上车补，青春少年们叽叽喳喳说着三小时后到站学校的八卦，老太太拎着一篮鸡蛋，准备到根河看儿子，那里众多的青壮年，成日穿行在松柏和白桦中。 所以当开往拉萨的火车呼啸而来时，所有绿皮车的老粉丝都激动了。这个叫25T BSP的家伙，怎么跟二十年前的老家伙这么像？瞧那车身，瞧那车头，仿佛火车游侠借尸还魂，尽管车窗不能轻易打开了，尽管一路空调，但有两边闪过的唐古拉山和草原，那种铁轨上漂流无尽的感觉又重来到，已足够。

　　清迈也无非是这样，满街的遮蔽了阳光的咖啡店、小酒吧，兰花低低，常年微笑着躲在屋檐下的人民，没有人在乎你是外国人。 　　她不是丽江，不是阳朔，没那么吵闹和故作姿态；不是琅勃拉邦，不是蒲甘，没有遍地古迹和“世界遗产”的招牌，她到底是有着文华东方四季丽嘉等等你能想到的最昂贵酒店的新城，古迹仅余金瓦寺。然而她却是谦卑而内里骄傲的，像是放大五倍的大理旧城，还要清静和柔韧N个量级。 　　我们在微雨中进城，“嘟嘟车”就在眼前，却没有一嗡而上，而是静静地各自按序拉客。这竟是个有城墙的城市，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断垣处处，护城河碧绿相映。城里三四层小楼三三两两，总有蕉叶出墙来。满城遍布客栈，10月的价格不过折合几十到一百来块人民币，一律清洁整齐。 　　斜风细雨，行人寥寥。东城门外是清迈最繁华的塔佩路，路口有家星巴克，晚上10点便打烊，平时也不见什么人。在冠绝东南亚的清迈夜市上，更见到重重小贩和摊档把哈根达斯和星巴克遮掩得严严实实，几难找到入口。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大概这便是清迈人特有的自然态度。 　　泰人的英文绵软和气，笑脸总不会越了世故的界限，不至于太过热情，反而更显自在。 　　这城离我太近了，却又似很远。几百里外，隔着山，断着崖———隔着老挝、缅甸，隔着罂粟和“国军”，那是景洪城了，同一片绵延的土地上的西双版纳。清迈街头，我看到包装精巧的清迈香水，有一种是从小就熟悉的缅桂花香。“景”和“清”的区隔，想来类似于“傣”和“泰”的分别罢。 　　同伴们笑我这个云南山民：“喂，清迈的出现，就是把你们同胞从河流边赶到山上的开始，你抒什么情呐？” 　　那有什么关系？谁让人人都爱南方，爱这片土地呢？ 　　早在公元前3000年，龙山文化的人南扩，就逼得闽江韩江一带的马来人漂流到马六甲；金沙江北边的泰人先是到了澜沧江中游，再南下占领了湄南河全段；藏缅人占领了伊洛瓦底江，孟人寸甲不留；越南人终于南下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这样纷扰的陆地和人间，你能找到最初的受害者么？即使是孟－高棉一系，也不过“最早来到”而已。 　　有被迫害臆想者总是很容易忘记自己对别人的施暴，人伦如此，逃脱者甚少。 　　1296年孟莱王在这里建立的素可泰王朝，是泰人建政史的开始，清迈自此是泰人心中的长安。旧京人厌倦新京浮华，是人情常理，清迈人对曼谷的态度也大抵如此。 　　这是个信守诺言的城市。14世纪的星相家说，北方和西方是清迈城的幸运所在，国王规定，无论从城里哪个角度都要看得见北边的苏帖山。1991年市政府通过一条法案，规定包括护城河与古寺附近的区域，任何新建筑都不得高过93米。这一来可以维持既有天际线的高度，使景观不变，也让清迈的豪华酒店们更有了造梦的本钱。 　　不必上山，也不必出城，我只是不停地在不足2.5平方公里的城墙内闲逛，或骑自行车，那不过10元一天的租费。直到一个大雨天，我在狼狈中撞见了塔銮寺（Wat Chedi Luang），那座恢弘而沉默的塔，豁然矗在那里。 　　那大概是我爱上清迈的开始。从没有见过如此慈悲的一座塔———灰色的四方形基座，长满野草，顶部已经倒塌，却仍然圆满无双。它的四面护卫着巨蛇、孔雀、大象等动物，美得让人怅然若失。后来知道，这座佛塔建于公元1441年，6年后于此寺举行著名的第8届上座部佛教大会，清迈因此盛极一时。其时高棉影响犹在，所以此塔貌似吴哥；后来缅人占领，又让建筑有了缅寺的味道。 　　如今此地的旅行社多推山地村寨游，我兴趣缺缺，无非苗瑶拉祜，那不是我从小的邻居么？再说，那庞大无朋的夜市上，我不是早已看见盛装的山寨村姑手举银饰，和我熟悉的蜡染布匹，努力地招摇着，推销着么？ 　　那夜市有一个新修的巨大的美食广场，晚饭时候，舞蹈演员袅娜登场，落力表演泰北传统舞蹈。细看她们，身姿柔软，眉眼间尽是绵绵情意。我不禁叹问同伴：“知道为什么泰人能赶走我等山地人，后来却又遭缅人欺负么？” 　　“为什么？” 　　“一是清迈太好，平和了他们；二是不到100年就被佛纳归，慈悲了他们。你看，他们的手，注意的是手指关节和手腕关节的细语表达，忘记了他们曾经也和山民、牧民一样，全心只在那肘关节和膝关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