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北京图书中心书评·为鲁迅去除“历史之魅”
鲁迅夫人许广平完整记录鲁迅一生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之所以叫“手稿本”，是因为50年前作家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叫《鲁迅回忆录》的书。根据“手稿本”主编、鲁迅之子周海婴的说法，那时的版本是“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的，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被要求改动的“左”的痕迹。而真正能够反映鲁迅一生的书，就是许广平被“创作组”改动前的“手稿本”。“手稿本”能够在50年后完整面世，意味着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的鲁迅这个人和鲁迅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将得到“还原”和“解放”。
“手稿本”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去除，对许广平手稿的“还原”，是一种可贵的“去魅”。
“去魅”这个词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其中说到：“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此后，“去魅”不仅针对古人自然观中的“附魅”，而且逐渐“升级”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去神秘化和神圣化，并逐渐成为“去意识形态化”的代名词。
“手稿本”由周海婴整理，周海婴详细标注了哪些内容是1961年版的《鲁迅回忆录》刻意增加或者删除的，这就使得“手稿本”在“去魅”的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记录了“魅”的产生过程，周海婴的这些注解，清晰呈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历史之魅”有着怎样的形态，又是如何附着到鲁迅和许广平身上的。比如，许广平写于1959年11月24日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在这段话中，周海婴就加了一个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这个“注”就透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至少标示了当年“历史之魅”的直接施加者。“手稿本”第十四章关于鲁迅和北新书局的关系，在1961年的版本中也是被删除的。鲁迅是靠稿费吃饭和治病的，北新欠了他很多稿费，他没办法就找律师起诉了北新。北新逐步还了他的稿费，但有没有还清，谁都没再追究。根据周海婴的说法，这一章节之所以被删除，是因为北新书局的员工和家属中，有着特殊的背景。另外，这本书里对内山完造的评价也有还原。
最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历史之魅”连鲁迅的外貌也不放过，在“手稿本”中，许广平大段描写了鲁迅的外貌，其中更有这样的句子：“而他的脸色灰暗，咋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许广平有关鲁迅外貌、神态的生动描写，在1961年的版本中，却只保留了一句话。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手稿本”的出版在去除当时极“左”意识形态的“历史之魅”上的确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手稿本”本身也绝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鲁迅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鲁迅回忆录》写于1959年8月至11月，对于当时已六十岁而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许广平来说，这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加上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和“周扬同志”、“邵荃麟同志”的直接指导，许广平自己也难以避免地会有意无意给鲁迅加上一层“历史之魅”。比如在第一章中，许广平就这样写到：“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当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与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很显然，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是许广平迫于当时的时代氛围而亲手给鲁迅镀上的“历史之魅”。
因此，“手稿本”去除了一些“历史之魅”，同时也携带着许广平本人制造的“历史之魅”，作为“历史之魅”的存在样本，它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要真正还原鲁迅，还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而言，窃以为书中第五章“所谓兄弟”和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的价值反而更大。在第五章中，许广平详细回忆了鲁迅在八道湾和周作人夫妇住在一起时的情况，鲁迅当时把自己所有的工资收入都交给周作人的日本夫人信子，但信子花钱无度，经常上日本商店买昂贵的日本货，导致鲁迅常常出去借债。及至后来周氏兄弟闹翻，许广平写到：“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说：‘这以前的事不算！’事后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她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这些描写既可以看到鲁迅和周作人的详细生活情状，也可以为周作人日后“附逆”找到些许源自夫人信子的线索。而在第六章中，许广平则详细回忆了鲁迅教自己学日文的经过，充满了生活情趣。应该是其时两人生活的真是反映。
一个自足自在的精神自由体的成长与成熟，必须经历一个除巫去魅的艰难过程。“去魅”的最终指向，应该是日常的生活情感，这种情感既不狂热躁动也不阴冷冰寒，是温静和谐的，不是纯粹逻辑推理，也非盲目迷狂执著，是很实用的人生理性，是很理性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来讲，包括许广平在内的鲁迅家人所写的回忆录，所最应当着力的乃是“真实再现”鲁迅生前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不是有意或者无意、被迫或者主动地给鲁迅加上层层“历史之魅”。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韦伯所说的“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我们才能还原一个真正的鲁迅。
“手稿本”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去除，对许广平手稿的“还原”，是一种可贵的“去魅”。
“去魅”这个词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其中说到：“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此后，“去魅”不仅针对古人自然观中的“附魅”，而且逐渐“升级”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去神秘化和神圣化，并逐渐成为“去意识形态化”的代名词。
“手稿本”由周海婴整理，周海婴详细标注了哪些内容是1961年版的《鲁迅回忆录》刻意增加或者删除的，这就使得“手稿本”在“去魅”的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记录了“魅”的产生过程，周海婴的这些注解，清晰呈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历史之魅”有着怎样的形态，又是如何附着到鲁迅和许广平身上的。比如，许广平写于1959年11月24日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在这段话中，周海婴就加了一个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这个“注”就透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至少标示了当年“历史之魅”的直接施加者。“手稿本”第十四章关于鲁迅和北新书局的关系，在1961年的版本中也是被删除的。鲁迅是靠稿费吃饭和治病的，北新欠了他很多稿费，他没办法就找律师起诉了北新。北新逐步还了他的稿费，但有没有还清，谁都没再追究。根据周海婴的说法，这一章节之所以被删除，是因为北新书局的员工和家属中，有着特殊的背景。另外，这本书里对内山完造的评价也有还原。
最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历史之魅”连鲁迅的外貌也不放过，在“手稿本”中，许广平大段描写了鲁迅的外貌，其中更有这样的句子：“而他的脸色灰暗，咋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许广平有关鲁迅外貌、神态的生动描写，在1961年的版本中，却只保留了一句话。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手稿本”的出版在去除当时极“左”意识形态的“历史之魅”上的确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手稿本”本身也绝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鲁迅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鲁迅回忆录》写于1959年8月至11月，对于当时已六十岁而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许广平来说，这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加上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和“周扬同志”、“邵荃麟同志”的直接指导，许广平自己也难以避免地会有意无意给鲁迅加上一层“历史之魅”。比如在第一章中，许广平就这样写到：“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当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与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很显然，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是许广平迫于当时的时代氛围而亲手给鲁迅镀上的“历史之魅”。
因此，“手稿本”去除了一些“历史之魅”，同时也携带着许广平本人制造的“历史之魅”，作为“历史之魅”的存在样本，它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要真正还原鲁迅，还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而言，窃以为书中第五章“所谓兄弟”和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的价值反而更大。在第五章中，许广平详细回忆了鲁迅在八道湾和周作人夫妇住在一起时的情况，鲁迅当时把自己所有的工资收入都交给周作人的日本夫人信子，但信子花钱无度，经常上日本商店买昂贵的日本货，导致鲁迅常常出去借债。及至后来周氏兄弟闹翻，许广平写到：“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说：‘这以前的事不算！’事后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她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这些描写既可以看到鲁迅和周作人的详细生活情状，也可以为周作人日后“附逆”找到些许源自夫人信子的线索。而在第六章中，许广平则详细回忆了鲁迅教自己学日文的经过，充满了生活情趣。应该是其时两人生活的真是反映。
一个自足自在的精神自由体的成长与成熟，必须经历一个除巫去魅的艰难过程。“去魅”的最终指向，应该是日常的生活情感，这种情感既不狂热躁动也不阴冷冰寒，是温静和谐的，不是纯粹逻辑推理，也非盲目迷狂执著，是很实用的人生理性，是很理性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来讲，包括许广平在内的鲁迅家人所写的回忆录，所最应当着力的乃是“真实再现”鲁迅生前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不是有意或者无意、被迫或者主动地给鲁迅加上层层“历史之魅”。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韦伯所说的“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我们才能还原一个真正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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