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伍堂【中1305】张山雷的中医文献整理研究贡献
来源：医药网 作者：王英 盛增秀
张山雷先生（公元1873～1934年）是近代著名的中医教育家和临床家，他学验俱丰，著作等身，特别是对中医文献作了卓有成效的整理和研究，业绩煌煌，厥功甚伟。兹就其在这方面的贡献，论述如下。
1．广搜博贤 评议百家
张氏自幼好学，嗜书成性，于诸子百家之书靡不涉猎。习医后，更是寝馈医籍，手不释卷，上自《内》、《难》、《神农本草》、《伤寒》、《金匮》等经典，下至明清乃至近代诸贤之作，广征博采，无所不读，且能对所读之书的学术特色和价值等，发表见解，予以评议。如对中医经典，他评价说：“《灵》、《素》、《难经》终是谈医之鼻祖，……虽皆采集于后人，要自贻传于上古，微言隽义，层出不穷，赏奇析疑，钻研无尽。是以历代名贤，递相研索，卒莫穷其精蕴。”足见他对医经之高度重视，这也是他倾注大量心血，精心研究《内经》、《难经》等经典的原因所在。他对皇甫谧之《甲乙经》，认为“乃采古书之精要，专为针灸设法，欲考求经络穴俞之原者，必以此书为祖本。”对《诸病源候论》一书，称其“叙列证情，究属详悉，试观《千金》、《外台》以下，凡有大著述者，多引是书以资辨别，则历来之奉为圭臬可知。”同时也指出其“所论病证，分别太繁，未免穿凿”的缺点。对张洁古的《脏腑药式》，先生十分赞赏，评曰：“某脏某腑标本寒热虚实补泻各条目，而以应用诸药分条附注，朗若列眉，为学者示以仪型，树之标准，最是有条不紊，罗罗清疏，初学得之，譬如握罗盘而指方位，自无暗中摸索之苦，金针度世，其意甚良。”对《沈氏女科辑要》，先生赞曰：“寥寥数十叶，精当处勘透隐微，切中肯綮，多发前人之未发，实验彰彰，始觉轩爽豁目。”其对金元四大家的著述，尤有精辟的评述，尝云：“张子和《儒门事亲》专以汗、吐、下三法治百病，非浅学所敢尝试，惟识见既真，则奏效奇速，固亦应有之一道；刘河间治医，多主寒凉，盖亦当时气运使然，未必偏见至此。昔人尝谓守真以霜雪为雨露，利于松柏而害于蒲柳，然用之得当，自不可废，盖亦一家之学也；东垣出张洁古门下，以培补脾胃为一生宗旨，且倡言寒凉峻利之害。盖承河间、子和之后，流弊已多，乃以温补为之挽救。且值金末大疫之际，故利用升柴诸方，以为升清降浊之枢机，是因其时代环境而成其一家之学；丹溪受业于罗知悌之门，原出河间一派，爰以补阴为主，习用知柏，且谓《局方》温补、行燥而专著一书以为攻讦，则矫枉者亦不无过正之嫌。至其创一‘郁’字以认病，则开医家未有之法门。”这既符合各家所处时代的客观实际，又道出了各家的学术特点，可谓至当至精之评。对于明清时期的著述，先生则更有潜心研究，体会尤多，盛赞喻嘉言、徐灵胎、柯韵伯、张石顽、尤在泾诸家，尤推崇陆九芝、王孟英、莫枚士的著述，“辞肯清晰，畅所欲言，切近病情，源源本本。”所著《古今医案平议》，于孟英医案，多有选录，称其“临证验灵，处方熨贴，自古几无敌手。”
当然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先生在学术上也有偏执之处，因此在评议各家时，难免有失偏颇，如对叶天士“逆传心包”之说，贬曰：“今叶派造出逆传心包四字，只知犀角、牛黄，纵或可清无形之热，而必不能涤有形之实，自然等于无用，且又脑麝大香大开，自谓可以开闭，而不知芳香走窜，反以助其升腾。”这显然有失公允。其他如对汪?庵的著述，更是持门户之见，批评的言辞颇为激烈，几近于漫骂，有失学术争鸣之嫌，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分析，客观地予以评价。
2．古为今用 择善而从
张氏治学，强调实用，尝谓“学医者本以疗治今人之疾病……读书尤以近今为切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整理研究中医文献时，主张古为今用，择善而从，其突出表现在他对教材的选择和编写上。身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教务主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中医人才，他极其重视教材建设，编辑讲义十分审慎，认为资料必须博采广收，研求确当；取材不容不富，甄录不可不严。本着“医药以切合实用为主”的原则，在众多的古今医籍中，他精选出108种，作为编写教材和学生平时学习的资料，并区分主用书、采用书、参考书三类，其中主用书37种，包括《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本经逢原》、《温热经纬》等，“此类之书，皆医家必需知识，譬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缺。凡所甄录，必以理精法密，言明且清，而又切近可行，裨益日用为主”；采用书49种，包括《类经》、《千金方》、《河间六书》、《东垣十书》、《儒门事亲》、《格致余论》、《温病条辨》、《王孟英医案》等，“此类之书，多深切著明，风行宇宙之名作，亦皆学者必备之书，必由之道。惟为课堂讲授立法，万无累牍连篇，不为裁剪之理，是以采辑所及，不过十之二、三。然原书俱在，学者行有余力，必当备阅，以广见闻”；参考书22种，包括《外台秘要》、《圣济总录》、《证治准绳》、《本草纲目》、《医宗金鉴》、《新译西药丛书》等，“此类之书，多鸿篇巨制，洋洋大观……然皆考订详明，博而不杂，且其所录古书，今多遗佚，其全已不可复见，得于此中，稍识古人涯略，抱残守缺，存什一于千百，其功尤大……。近今欧化东行，彼国成书，已多译本，虽渊源有自，不可强以从同，然取其新颖，证我旧闻，正足以助研究之资料。”这种以自己阅历将医籍区别主次予以分类，给后学提示读书的门径，无疑是教学的一种良好方法，对祖国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也有积极的作用，值得借鉴。
尤需指出的是，张氏所编的讲义，诸如《脏腑药式补正》、《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小儿药证直诀笺正》等，分别作为内、妇、儿科教材；还有《病理学读本》，采摭诸家名论数十篇，篇末书以编者评语。这些教材，以古医著为蓝本，且融以编者的心得体会，内容生动活泼，很有特色。
3．潜心整理 重在发扬
张氏认为，中医古代文献由于年代久远，难免存在着散佚、脱漏、讹误等复杂情况，特别是先秦古书，所传无几，其仅存者皆为后人重集，点窜、讹误所在多有，遂觉不可卒读。故他虽十分推崇古代医籍，但主张必须加以整理，使散乱者完整之，错误者纠正之，隐奥者发明之，从而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目的。为此，他身体力行，耗尽心血。凭着深厚的小学功底和扎实的文字学基础，他对中医古籍作了潜心的整理研究，其整理方法或校勘，或笺正，或训释，或评议，不拘一格。综观先生的著述，属文献整理研究者十居七、八，其用力最劲者，当推医经，《读素问识小录》、《难经汇注笺正》，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对《素问•五脏生成论》篇“色见青如草兹者死”句中的“兹”字，他遍考了《说文》、《尔雅》、《广韵》、《集韵》、《玉篇》等辞书，认为“兹”当作“玄玄 ”：“考兹、玄玄二字，楷书形近，实则形、义、音三者皆大别。”并强调指出：“盖此字明是从二玄之‘玄玄’，乃草色之青而见黑者。凡从‘玄’之字，皆有黑义，草色而玄玄，则晦滞不泽，所以为将死之朕兆。”言而有据，信而有征，令人服膺。又如对《内》、《难》中的“魄门”一词，向来注家多以《内经》“肺藏魄 ”，以及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为依据，解说大肠下口（肛门）为“魄门”，似成定论。但张氏不附和众说他根据《庄子•天道》篇：“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云：“烂食曰魄。一云糟烂为魄，本又作粕，音同。”从而指出“粕”、“魄”二字，乃古字假借通例。以肛门为“魄门”，即食料糟粕由此而出之义。如此说解，于理于义，均合符节，读后犹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张氏整理古籍，不仅能辨难释义，发蒙解惑，而且还善于分析，批判地继承前人的论点，不囿于旧说，特别是对一些荒诞不经之说，据理驳斥，以正其讹。如所著《本草正义》一书，他崇尚《神农本草经》，但对其上品诸药中常有“不饥不老，轻身延年”功效的记载，大不以为然，认为此等皆方士附会之谬说，因而大胆予以删节，称这样做“非荒经也，去其可疑，正欲以坚其可信。”又如关于使君子的应用，其针对世俗“杀虫至尽，无以消食”的错误说法，指出“凡是诸虫，皆当杀之使尽。今俗人之见，似乎肠胃当有此虫，则食物乃能消化，其说最是可嗤。……树有蠹，屋有蚁，国有盗，祸耶?福耶?”这种坚持科学，摒弃异端邪说，是值得称道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氏整理古代文献，常结合个人经验体会，加以发挥，颇多创新。其代表作《中风評诠》，根据《内经》“大厥”、“薄厥”、“偏枯”、“仆击”等病证，以及“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等记载，并精研前贤张伯龙《类中秘旨》，又参合当时西医有关理论，明确提出肝火自盛，化火上扬，迫令气血上逆，冲激入脑，震动神经，是中风的病理症结所在。至此，中风之底蕴才得以昭然若揭，阐发无遗，真可谓“翦尽荆榛，大开觉路”，功不可没。在整理研究本草典籍时，他对某些药物的功效和主治，据其临证之经验和考察所得，予以补充和发挥，如说骨碎补能治骨槽风重证；白毛藤可疗支节酸楚；忍冬治痈疽疮疡，其藤叶尤胜于花，发前人所未发，从而扩大了这些药物的应用范围，充实了新知。凡此，体现出继承中有发扬，整理中见提高，是十分可取的。
众所周知，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凝结着历代医家的宝贵学术经验，蕴藏着大量科学性的精华，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整理和研究中医文献，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这方面，张山雷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良好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借鉴先辈的经验，把这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做得更好，这样才无愧于古人，对得起来者。
主要参考文献
［1］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等张山雷专辑，1983。
［2］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张山雷医集》编委员会，张山雷医集（上下册），1995。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杭州，310007） 王英 盛增秀
张山雷先生（公元1873～1934年）是近代著名的中医教育家和临床家，他学验俱丰，著作等身，特别是对中医文献作了卓有成效的整理和研究，业绩煌煌，厥功甚伟。兹就其在这方面的贡献，论述如下。
1．广搜博贤 评议百家
张氏自幼好学，嗜书成性，于诸子百家之书靡不涉猎。习医后，更是寝馈医籍，手不释卷，上自《内》、《难》、《神农本草》、《伤寒》、《金匮》等经典，下至明清乃至近代诸贤之作，广征博采，无所不读，且能对所读之书的学术特色和价值等，发表见解，予以评议。如对中医经典，他评价说：“《灵》、《素》、《难经》终是谈医之鼻祖，……虽皆采集于后人，要自贻传于上古，微言隽义，层出不穷，赏奇析疑，钻研无尽。是以历代名贤，递相研索，卒莫穷其精蕴。”足见他对医经之高度重视，这也是他倾注大量心血，精心研究《内经》、《难经》等经典的原因所在。他对皇甫谧之《甲乙经》，认为“乃采古书之精要，专为针灸设法，欲考求经络穴俞之原者，必以此书为祖本。”对《诸病源候论》一书，称其“叙列证情，究属详悉，试观《千金》、《外台》以下，凡有大著述者，多引是书以资辨别，则历来之奉为圭臬可知。”同时也指出其“所论病证，分别太繁，未免穿凿”的缺点。对张洁古的《脏腑药式》，先生十分赞赏，评曰：“某脏某腑标本寒热虚实补泻各条目，而以应用诸药分条附注，朗若列眉，为学者示以仪型，树之标准，最是有条不紊，罗罗清疏，初学得之，譬如握罗盘而指方位，自无暗中摸索之苦，金针度世，其意甚良。”对《沈氏女科辑要》，先生赞曰：“寥寥数十叶，精当处勘透隐微，切中肯綮，多发前人之未发，实验彰彰，始觉轩爽豁目。”其对金元四大家的著述，尤有精辟的评述，尝云：“张子和《儒门事亲》专以汗、吐、下三法治百病，非浅学所敢尝试，惟识见既真，则奏效奇速，固亦应有之一道；刘河间治医，多主寒凉，盖亦当时气运使然，未必偏见至此。昔人尝谓守真以霜雪为雨露，利于松柏而害于蒲柳，然用之得当，自不可废，盖亦一家之学也；东垣出张洁古门下，以培补脾胃为一生宗旨，且倡言寒凉峻利之害。盖承河间、子和之后，流弊已多，乃以温补为之挽救。且值金末大疫之际，故利用升柴诸方，以为升清降浊之枢机，是因其时代环境而成其一家之学；丹溪受业于罗知悌之门，原出河间一派，爰以补阴为主，习用知柏，且谓《局方》温补、行燥而专著一书以为攻讦，则矫枉者亦不无过正之嫌。至其创一‘郁’字以认病，则开医家未有之法门。”这既符合各家所处时代的客观实际，又道出了各家的学术特点，可谓至当至精之评。对于明清时期的著述，先生则更有潜心研究，体会尤多，盛赞喻嘉言、徐灵胎、柯韵伯、张石顽、尤在泾诸家，尤推崇陆九芝、王孟英、莫枚士的著述，“辞肯清晰，畅所欲言，切近病情，源源本本。”所著《古今医案平议》，于孟英医案，多有选录，称其“临证验灵，处方熨贴，自古几无敌手。”
当然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先生在学术上也有偏执之处，因此在评议各家时，难免有失偏颇，如对叶天士“逆传心包”之说，贬曰：“今叶派造出逆传心包四字，只知犀角、牛黄，纵或可清无形之热，而必不能涤有形之实，自然等于无用，且又脑麝大香大开，自谓可以开闭，而不知芳香走窜，反以助其升腾。”这显然有失公允。其他如对汪?庵的著述，更是持门户之见，批评的言辞颇为激烈，几近于漫骂，有失学术争鸣之嫌，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分析，客观地予以评价。
2．古为今用 择善而从
张氏治学，强调实用，尝谓“学医者本以疗治今人之疾病……读书尤以近今为切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整理研究中医文献时，主张古为今用，择善而从，其突出表现在他对教材的选择和编写上。身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教务主任，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中医人才，他极其重视教材建设，编辑讲义十分审慎，认为资料必须博采广收，研求确当；取材不容不富，甄录不可不严。本着“医药以切合实用为主”的原则，在众多的古今医籍中，他精选出108种，作为编写教材和学生平时学习的资料，并区分主用书、采用书、参考书三类，其中主用书37种，包括《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本经逢原》、《温热经纬》等，“此类之书，皆医家必需知识，譬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缺。凡所甄录，必以理精法密，言明且清，而又切近可行，裨益日用为主”；采用书49种，包括《类经》、《千金方》、《河间六书》、《东垣十书》、《儒门事亲》、《格致余论》、《温病条辨》、《王孟英医案》等，“此类之书，多深切著明，风行宇宙之名作，亦皆学者必备之书，必由之道。惟为课堂讲授立法，万无累牍连篇，不为裁剪之理，是以采辑所及，不过十之二、三。然原书俱在，学者行有余力，必当备阅，以广见闻”；参考书22种，包括《外台秘要》、《圣济总录》、《证治准绳》、《本草纲目》、《医宗金鉴》、《新译西药丛书》等，“此类之书，多鸿篇巨制，洋洋大观……然皆考订详明，博而不杂，且其所录古书，今多遗佚，其全已不可复见，得于此中，稍识古人涯略，抱残守缺，存什一于千百，其功尤大……。近今欧化东行，彼国成书，已多译本，虽渊源有自，不可强以从同，然取其新颖，证我旧闻，正足以助研究之资料。”这种以自己阅历将医籍区别主次予以分类，给后学提示读书的门径，无疑是教学的一种良好方法，对祖国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也有积极的作用，值得借鉴。
尤需指出的是，张氏所编的讲义，诸如《脏腑药式补正》、《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小儿药证直诀笺正》等，分别作为内、妇、儿科教材；还有《病理学读本》，采摭诸家名论数十篇，篇末书以编者评语。这些教材，以古医著为蓝本，且融以编者的心得体会，内容生动活泼，很有特色。
3．潜心整理 重在发扬
张氏认为，中医古代文献由于年代久远，难免存在着散佚、脱漏、讹误等复杂情况，特别是先秦古书，所传无几，其仅存者皆为后人重集，点窜、讹误所在多有，遂觉不可卒读。故他虽十分推崇古代医籍，但主张必须加以整理，使散乱者完整之，错误者纠正之，隐奥者发明之，从而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目的。为此，他身体力行，耗尽心血。凭着深厚的小学功底和扎实的文字学基础，他对中医古籍作了潜心的整理研究，其整理方法或校勘，或笺正，或训释，或评议，不拘一格。综观先生的著述，属文献整理研究者十居七、八，其用力最劲者，当推医经，《读素问识小录》、《难经汇注笺正》，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对《素问•五脏生成论》篇“色见青如草兹者死”句中的“兹”字，他遍考了《说文》、《尔雅》、《广韵》、《集韵》、《玉篇》等辞书，认为“兹”当作“玄玄 ”：“考兹、玄玄二字，楷书形近，实则形、义、音三者皆大别。”并强调指出：“盖此字明是从二玄之‘玄玄’，乃草色之青而见黑者。凡从‘玄’之字，皆有黑义，草色而玄玄，则晦滞不泽，所以为将死之朕兆。”言而有据，信而有征，令人服膺。又如对《内》、《难》中的“魄门”一词，向来注家多以《内经》“肺藏魄 ”，以及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为依据，解说大肠下口（肛门）为“魄门”，似成定论。但张氏不附和众说他根据《庄子•天道》篇：“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云：“烂食曰魄。一云糟烂为魄，本又作粕，音同。”从而指出“粕”、“魄”二字，乃古字假借通例。以肛门为“魄门”，即食料糟粕由此而出之义。如此说解，于理于义，均合符节，读后犹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张氏整理古籍，不仅能辨难释义，发蒙解惑，而且还善于分析，批判地继承前人的论点，不囿于旧说，特别是对一些荒诞不经之说，据理驳斥，以正其讹。如所著《本草正义》一书，他崇尚《神农本草经》，但对其上品诸药中常有“不饥不老，轻身延年”功效的记载，大不以为然，认为此等皆方士附会之谬说，因而大胆予以删节，称这样做“非荒经也，去其可疑，正欲以坚其可信。”又如关于使君子的应用，其针对世俗“杀虫至尽，无以消食”的错误说法，指出“凡是诸虫，皆当杀之使尽。今俗人之见，似乎肠胃当有此虫，则食物乃能消化，其说最是可嗤。……树有蠹，屋有蚁，国有盗，祸耶?福耶?”这种坚持科学，摒弃异端邪说，是值得称道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氏整理古代文献，常结合个人经验体会，加以发挥，颇多创新。其代表作《中风評诠》，根据《内经》“大厥”、“薄厥”、“偏枯”、“仆击”等病证，以及“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等记载，并精研前贤张伯龙《类中秘旨》，又参合当时西医有关理论，明确提出肝火自盛，化火上扬，迫令气血上逆，冲激入脑，震动神经，是中风的病理症结所在。至此，中风之底蕴才得以昭然若揭，阐发无遗，真可谓“翦尽荆榛，大开觉路”，功不可没。在整理研究本草典籍时，他对某些药物的功效和主治，据其临证之经验和考察所得，予以补充和发挥，如说骨碎补能治骨槽风重证；白毛藤可疗支节酸楚；忍冬治痈疽疮疡，其藤叶尤胜于花，发前人所未发，从而扩大了这些药物的应用范围，充实了新知。凡此，体现出继承中有发扬，整理中见提高，是十分可取的。
众所周知，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凝结着历代医家的宝贵学术经验，蕴藏着大量科学性的精华，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整理和研究中医文献，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这方面，张山雷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良好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借鉴先辈的经验，把这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做得更好，这样才无愧于古人，对得起来者。
主要参考文献
［1］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等张山雷专辑，1983。
［2］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张山雷医集》编委员会，张山雷医集（上下册），1995。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杭州，310007） 王英 盛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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