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敏感、史家分寸与在场体验

自从1904年初《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将源自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作为讲授“历代文章流别”的参照，百年来“文学史”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学书写、知识重组、认同形成的关键词之一。在此过程中，“文学史”从最初的学科建制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和附加功能，不再仅仅是课程设计、教科书体例或专业研究课题，更充当了引进新思想的媒介、构建国族想象的素材，乃至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回首近代以降文学史“扩张”的利弊，如何以一个“在场者”的切身体验，发掘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从而恰如其分地回应当下中国文学与教育的现实诉求？身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参与者，以及9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发起者，更重要的，作为一名长期活跃于大学讲坛的文学教师，陈平原教授在此时机推出《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初衷当然不止于作一部“学科史”。 一、文学史的“溢出效应” 近代“文学史”学科起自西欧，滥觞于19世纪初德、法等国“国民文学”思潮及实证主义史学的兴盛；清末民初的“文学史”学科直接取则日本，又与明治时代流行的“文明史”论述不无联系。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当中表彰黄宗羲“创为学史之格”，认为“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即将文学史视为学术史的一部分。 然而，当学科建设、史观确立、知识积累一路高歌猛进之际，文学本身是否要付出代价？在承认“得”的同时叩问“失”，正是本书清理近代以来“文学史”学科脉络的一大特点。 “文学史”学科在引进、范型近代“文学”观念方面居功至伟，但历史线条对文学本身多层次内容的压抑，实在不容忽视。本书回溯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端，分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专业领域如何拓展”三个层次，贯穿其间的问题意识，则是“文学史”与“文学”的消长。著者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北大国文系课程有“文学史”与“文学”之分，“目的本截然不同”（第44页、第97-101页、第397-398页）；而在各章的具体论述中，更铺陈出一系列对照范畴，如“史学”与“诗学”、“学问”与“想象力”、“功力”与“才华”、“考据”与“批评”、“研究”与“创作”、“学人”与“才人”、“文学家”与“创作家”等，无不提示普泛的“文学史”框架有别于“文学”具体。而能意识到这种区别的学科意义，并将之上升为一种学术史现象，还有赖于著者早年从事小说史、散文史研究获得的文体敏感。 本书第六章《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完成于1993年，已可看出日后思路的雏形。著者彰显鲁迅传承“清儒家法”的同时，不忘发掘其不拘于考据的侧面，体会创作家感觉与文学史体裁之间的拿捏。关于学术史上的小说史研究，著者的另一个重点考察对象是胡适。 鲁迅与胡适二人，均致力于将清代考据学方法与近代“文学史”研究结合，但文学经验是否介入，却造成进路不同。鲁迅“类型研究”的思路，与其小说、杂文创作的心情有关；而胡适却在“文学史”与“文学技术”之间刻意划分界限，其以“主题学”方法及文白历史演进看待小说史，不无“重史轻文”的偏颇（第304页）。 紧接着，在追溯早期北大文学教育时，著者则借助散文史的眼光阐发出“桐城”、“选学”纷争背后的“文”、“学”分野。民初北大的文学讲坛，林纾、姚永朴、马其昶等古文家与刘师培、黄侃等骈文家先后登场。著者发现，虽然同样强调文学技能，但由于“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加之骈文家多身兼朴学家，“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与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第22页），骈、散双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遭遇迥然有别。事实上，五四一代对古文家“体会”的漠视，及其对骈文家“学养”的宽容，实已预示此后大学“文学史”教育的基调。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呈现，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北大国文系为代表的主流“文学史”教学，笼罩在“整理国故”的思路下；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的新文学试作，却反而是一波三折、命运多舛。 第八章检视古典散文研究的得失，著者敏锐地指出：近百年来由于“文学史”取代了传统的“文章源流”或“文体明辨”，造成史家的观察角度由“文体”转为“时代”。（第327页）的确，无论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证，胡适的历史演进观、主题学方法，还是郑振铎的长于宏观叙事，专业文学史家多少都有强调“时代”而漠视“文体”的趋向；在导入“空间的展开与风格的多样”的同时，亦与吴梅、朱自清、闻一多等作家而兼学人的文学史研究者拉开了距离。而且更多的情况，是前者凭借其在史观、功力等方面的话语强势，对后者造成极大压力，甚至迫使后者放弃自家擅长的文学感觉，转而致力于知识积累。 在讨论戏剧史的第九章中，著者将百年来戏剧研究分为三种路数：（一）王国维的“文字之美与考据之功”、（二）吴梅的“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三）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图穷匕首见”，这一精心结撰的章节架构终于使“时代”与“文体”的冲突——亦即“文学史”过分“溢出”的问题——得到了充分凸显： ||晚清以降西洋的“文学”概念引进，读者的欣赏趣味及评价尺度发生很大变化，学者们不太考虑诗词曲赋小说戏剧等不同体裁的特点，一律着眼于文字之美。如此一来，谈论宋元杂剧及明清传奇时，自觉不自觉地对“音律”与“剧场”多有贬抑。（第354页） 由于戏剧兼有案头文学与舞台艺术两方面，故其融入“文学史”学科的得失，较其他文体亦更为复杂。问题已不仅仅是“文”与“史”的冲突，“文字”之上还有“音律”，“音律”之外更有包括宾白、身段、舞蹈、行头在内的“剧场”。然而，近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的主流，却是根据案头文献做历史考据，与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文体特点并不吻合。不太精通曲律或表演、被认为“只顾学问，没有艺术美感”的王国维所开辟的史学取向，反而成为近现代戏曲研究的主流，甚至任半塘、王季思、徐朔方等“音律派”、“剧场派”传人亦纷纷就范。这里固然有学科建制原因（中文系与戏剧学院不同的影响力），却更让人反思百年来通过“文学史”进入国人认知结构的所谓“文学”究竟为何物？如果失落了对戏曲、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以及短篇小说、章回小说、古风、乐府、律诗、绝句等“亚文体”，甚至“奏议”、“书说”、“赠序”、“诏令”等古典文体）各自生成脉络、表现形式、接受语境、物质基础的细腻体悟，寄居于历史线条的“文学”观念，是否还成其为“文学”？ “诗学衰落”与“史学兴起”（第41、384页），这是书中反复出现，而又不那么显眼的一大判断。晚清以降，文学史带来了本质化的“文学”概念，使占据传统词章学核心的“文体明辨”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文学教育、研究与书写的版图亦随之发生改变。幸而，徘徊于“学问”与“文章”歧路的国文系，仍是较为开放的空间；较之“学人”们之以著作取胜，“才人”们正不妨在课堂上表演。因此，钩沉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与教授风景，便成为“重建”文学史学科的题中之义了。 二、作为“学案”的“逸事” 相对于第六、七、八、九章对专业研究的反思，本书第二、四章致力于重构“文学课堂”，作为著者自认“最有心得”的部分（第481页），无疑是苦心经营的大块文章。这不仅体现于著者构建当代“述学文体”的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此种文体意识所营造的“在场感”，有效补充了既有学术史论述的固定模式，同样构成“重建”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 有着编撰《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及主持“追忆丛书”的经验，胸中积累了如许多学界逸闻，还原“老北大”的文学课堂，对著者而言似乎可以信手拈来。实则不然。正如著者所论，任何“追忆”都往往伴随着“失忆”（第221页），要对“逸事”作出“专业性解读”，绝非易事。首先是去伪存真的工夫，其次是意义的凸显，二者都需要“与其他史料相钩连、相对照”（第73页）。于是可以看到著者在第二章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大量援引了《北京大学日刊》、老北大档案，乃至巴黎法兰西学院所藏老北大讲义。正因为不如此“动手动脚找材料”，就无以判断“逸事”在时间线索与制度框架当中的确切位置。比如关于黄侃上课，周作人、杨亮功突出其痛骂白话文，冯友兰则陶醉于“黄调”的抑扬顿挫，何者更接近真实？（第76-78页）同样，梁启超在20年代登台演讲，究竟是手舞足蹈、痛哭流涕，还是方言隔阂、词不达意？梁实秋、梁容若、杨鸿烈也有截然不同的回忆。（第126-129页）除了排比材料，著者更有根据其他史料的“断制”，不可断之处则不妨沉潜下去，体会追忆者的立场与心情。总之，在学术史中引入“逸事”，不同于编辑回忆录，需要史家的实录精神，更要求学术史家严苛的分寸感。 史家的“分寸感”不止是衡量真伪，更进一层，则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掘“逸事”背后的“精神” ；对于学术史而言，也就是发明宗旨、考镜源流。著者自陈，本书的写作积累发端于80年代末追随王瑶先生探索“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第480页）；当时著者曾向王瑶先生建议“写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或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学术史著作” 。而日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问世，亦确有人“批评”其书未能实现综合研究，“接近古已有之的学案体”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最早成文的第六章，本就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其它各章节，亦多半以特定人物（如第五章专论黄人）或人物群组（第三、七、九章）为结构要素。 这里所说的“学案体”，并非像《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那样用“小序”、“小传”、“语录”、“附录”等串联而成的具体学术体例，而更侧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阐述的以人物、学派之“宗旨”、“精神”、“授受”为中心的述学意识。 此种意识，最显豁地表露于本书第四章《“文学”如何“教育”》对从晚清到当代九个“文学课堂”的“追忆、重构与阐释”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该章并非随意选取九个片段作个案研究，著者以人物为中心构建学派，始终贯穿着“大学（或书院）”与“城市”两条线索。换言之，追索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吴梅、胡小石、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北大55级师生的文学课堂，亦即展现万木草堂、东京国学讲习会、老北大、老清华、东南—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新亚、台大以及院系合并后新北大各各不同的学术风气，同时又涉及到广州、东京、北平（北京）、南京、香港、台北等城市地缘对学术生态的影响。其中尤为精彩的阐发，如追述在清华的杨振声、朱自清考虑借开讲新文学的“后发优势”与北大竞争，从而引出新文学的学院化问题；又如铺陈在南京的黄侃、胡小石、吴梅、汪辟疆等如何怡情于“花天酒地”，“将生活与学术打通，以嬉戏的心态从事研究”（第176页），进而引出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北学风差异的问题（第179页）。这里面既有学术精神的分化（如北大/清华、北大/东南），又有学术宗旨的传承（如新亚）或断裂（如北大55级），看似不成片段，实则浑然一体。 无论是追寻“逸事”，还是追摹“学案”，都是以人物为中心，从“片段”入手求得“整体”的路数：“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 这既有别于以往追求面面俱到、标榜体系完整的各种学术史、文学史，又与时下流行的借鉴社会史方法（圈定专属范围，在范围内穷尽史料，并最终以罗列数据的方式展现成果）的研究取向大有分别。毋宁说，述学文体的选择，正代表了某种学术立场。在议论鲁迅的文学史设想时，著者曾激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实际上是“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做’，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第286页）这话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自家心得的流露。“不及其余”的策略如能运用得当（既以小见大，又不走偏锋），其有效性不仅是对历史当事人心态具“瞭解之同情”，更有可能营造出某种“在场体验”，从而瓦解既有学术史、文学史论述的坚硬外壳。如同著者反复提到的：“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笔者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第152、479页） 三、从“整体观”到“片段化” 不同于早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之一气呵成，亦有别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的数载专攻，本书是著者对“文学史”问题进行长期思考的结集，收录论文前后跨度长达十七年。在一贯的问题意识、严整的结构组织之下，又有思路“层累”、“递进”的特点，正可借来印证三十年来学风流转，以及著者作为“文学史”学科的“在场者”，不断调整论述姿态、反思学术潮流的轨迹。 如果要追溯三十年来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史，80年代中后期那场轰轰烈烈的“重写文学史”讨论，自然不容错过。本书著者与钱理群、黄子平共同出演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正是“重写文学史”开场的重头戏。与今日看重钱锺书式的“文明的碎片”（第11页）不同，当年随性而较真的“清谈”，念兹在兹的却是“整体观”：“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 难得的是，当“整体观”日益赢得喝彩与呼应之际，著者却懂得及时抽身：一面埋头于小说史领域的专业研究，一面协助王瑶先生展开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学术史整理。正如著者所自陈，“‘重写文学史’是我的本行” ，但有无“学术史”视野和自我训练，同一话题展开的方式，会有很大不同。90年代初，《学人》与《文学史》两种学术集刊面世，提倡“学术规范”与“学术史研究”，尝试对80年代学术“失范”进行纠偏。 翻阅《文学史》各期“编后记”，强调“将文学现象放在‘史’的位置上考察”、“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风气” ，八、九十年代之交数年间学风的变迁历历可见。 或许是受“学术史研究”风气感染，90年代中后期，中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考索亦次第展开。代表性成果，如川合康三主编的《中国的文学史观》（2002）、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2002）、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等，无不跳出文学史自身的“重写”实践，转而致力于考索历史上的“文学史现象”。本书著者则在1995年发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一文，表明借“教育体制”切入“文学史”问题的角度。这也为日后以“文学课堂”为入口，改变相关研究单纯注重“著述”、“体系”或“文学观点”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著者亦有意跟福柯、布迪厄式的知识权力论保持着距离：未必采取社会学式的知识考掘，或年鉴学派式的资料穷尽，而更注重还原到一个文学教育“在场者”的知识积累、教学经验，回到“语文学”自身的学科品位。 新世纪初，在为新出《现代中国》集刊撰写编后记时，本书著者特意标举“有情怀的学术研究”，以区别于90年代的“学术规范”，并在当下学科建设的话题下，重新提起文学史的“重写”： ||同样是学术史的眼光，九十年代我们关注的是学术思潮、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现在我们更关心具体学科如何重建。换句话说，还在讨论学人、学科史、学术范型，但侧重于建设性，把学术史的思考和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等的重写结合起来，并把重点放在后者。 在著者看来，经过90年代“学科规范”洗礼的“学科重建”，正应成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丰富与再生。但二者的区别亦不容忽视：当年“重写”作为思想解放的一翼，要求“全史在胸”的“整体观”，甚至可以说“重写文学史”还是延续了“史学”压倒“诗学”的趋势，多少仍带有将“文学”本质化、“文学史”工具化的遗风。而面对世纪之交文学教育的现实状况，著者心目当中的“重建”，更着眼于对百年来文学史学科的本质化、线条化、工具化趋向作“一括式”的检讨，“在场感”、“片断化”、“个人性”的重要，由此突显。 “在场感”的营造，固然依靠著者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文体敏感、作为史家的逸事解读能力，却更直接地源自著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史教育的体会。正如著者所自述：“本书之所以特别注重‘文学课堂’，与笔者在课堂上反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对这一‘讲授方式’的利弊得失有深切体会，不无关联。”（第481-482页）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现场”达成了某种交错对话的关系。在现实的课堂上，究竟是应当教给学生“《金瓶梅》影响了《红楼梦》”、“周氏兄弟思想及文章的差异”，还是引导学生专攻一家、一体、一书、一代而“不及其余”？带着这样的困惑，回望数十年、上百年前的“文学课堂”，所得自然不同于在“课堂”场外旁观的“他者”。 1895年，当藤田丰八（1869-1929）等日本汉学者在东京规划近代东亚世界第一份“中国文学史”课程表时，曾有人预言富于分科意识、进化理念的“文学史”、“哲学史”，将一改以往经史词章之学以人物、体派、书籍制度或少数几部经典为序的格局，带来“汉学世界的革新”。百余年后，《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却提醒世人，“见木不见林”的古典教养，自有其救正现代学术、教育流弊的价值。今天，处在网络搜索奄袭一切智力活动的时代，更可以说是数据库、关键词压倒读书心情的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被生产、编制、吸收、传播，各种未经充分咀嚼的“全史在胸”、天马行空的“整体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虚妄自负，似乎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达成了。而昔人读书所注重的“情怀”、“涵泳”、“体验”、“冥契”，在日益快节奏、数字化、功利化的日常生活乃至学术生涯当中，亦似乎比一百年前更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方此之际，《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着眼从历史片断和在场体验“重建”文学教育，意在平衡百年学科化带来的缺失，亦不妨解读为关于当下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一种恰当回应。 201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