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世儒者的AB面

一 我生也晚，读大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开始扩招，图书馆常常一座难求。需要换证的工具书阅览室，相对比较空旷，成了我们的自习室。背单词或准备考试之余的休息，便是翻玩那套越来越少人问津的《燕京学社引得丛书》。记得是黑压压摆满一面书架，还有一册单行的《引得说》。那时候想，这位热衷编“引得”（index）的洪业（号煨莲，取自英文名William Hung）先生若是活在今天，肯定会很喜欢玩全文数据库吧。 后来见识稍进，硬着头皮看过几篇“引得序”，才知道这位洪煨莲先生有基督教和美国教育背景，参与过燕大校务，曾住在燕南园54号的小别墅里，以史学家和教育家著称。一般认为，洪业跟同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大致属于同一个潮流，由他创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就曾被看作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洪业甚至比他那些张扬“史学即史料学”的同道们走得更远。作为“新史学”代表人物鲁滨孙（James H. Robinson）的弟子，他强调历史方法和论文规范，还会让图书馆职员到市场上买废纸，如日历、药方、黄色读物、符咒等等无奇不有。每周三便带着学生钻进废纸堆里去寻宝，俨然已经有了些晚近“新文化史”研究的架势。 有朝一日，当史家洪业自己也成了史料提供者或历史观照的对象，他是否愿意别人也钻进故纸堆，用类似“全文引得”的方式来检索、拼接、想像一幅关于他个人生活的完整图景？我们根据陈毓贤女士就洪业口述整理成书的《洪业传》，特别是此次由商务印书馆新版增补的内容，可能会找到些许答案。 二 即便仅从叙事角度来看，《洪业传》也不失为一部有特点的传记。1978年春节，赵元任的长女赵如兰建议陈毓贤为洪业作口述历史，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洪业去世前夕的1980年秋。据作者说，百分之八十的资料都是根据口述，故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即为“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洪煨莲的回想）。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1940年代以后，随着录音设备的完善和史料范围的扩张而兴起的史学新门类。然而，不同于通常口述史工作仅仅停留于第一人称的实录，《洪业传》将口述者提供的材料转换成了第三人称的传记体式，同时仍在其中保留了小部分传主第一人称的讲述，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带出。因此，这是一部倩他人转述的“回想”，并且添加了不少文学性的因素。 按照传统上关于“诗与真”的原则来推断，经过这道加工程序，史料的“真实性”不免要打折扣，或者起码会造成一些误解。比如述及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甄别与日伪合作者的标准，书中有如下一段评论：“除了正式开审外大概没法分辨，何况这种事情往往是暧昧的，不是黑白之间的选择，而是灰色的深浅。”（第240页）末了两句话的比喻，用来描述北平沦陷时期事伪者界线模糊的情况，非常形象。但笔者却无法从上下文判断，这究竟是洪业口述时流露的意见，还是传记作者陈毓贤交代背景的铺叙。 当然，我们必须了解到，在深受《圣经》和儒家经典影响的洪业那里，对于史料层次和完整性的细腻考证，从未妨碍他认识诠释与想象力的作用。早在1936年，洪业就写过《历史在近代学术中的位置》一文，指出史学不是纯然的科学，而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史家必须致力于描写与阐释。洪业还曾形容，史料的编集就好比古生物学家的工作，是从零散片断的骨骼，来模拟、推断出古兽的收尾皮毛，使之宛然具在，因此更需要想象力的参与。（《拟跋选印崔东壁手书诗词》）这种倾向在洪业晚年离开故国以后更加显著。他研究杜甫，就有个人身世的投射，说杜诗编年的任务“看似迷人，实则无望，如同七巧板拼图一样”。（《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洪业研究杜诗的方法仍是高度历史化的，因为杜诗本身就是“诗史”，被后人称颂为“推见至隐，殆无遗事”。但这种“推见至隐”能力的获得，正以强烈的自我代入感为前提。作者曾推测洪业晚年的杜甫研究“可能潜意识中把杜甫与他父亲比照‘认同’了”，甚至为此不惜失去“学者应有的客观态度”（第269-271页）联系洪业在燕南园开藤花诗会，在日军监狱索要杜诗、欲模仿文天祥拟杜，以及与赵紫宸等唱和而成《南冠集》等行为，都可运用作者所谓“心理分析学眼光”来解读。此种史家独有的隐微的历史代入意识，在与洪业同时代的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钱穆（《国史大纲》》、冯友兰（《贞元六书》）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所表露。也许20世纪前半叶这段涕泪飘零的历史本身，就更适合用文学化和个人化的笔调来呈现。 更有趣的是，《洪业传》的作者竟也是以这种代入意识为其写作的动机。正如她在此次再版的《自序》中所陈述：“我成长中受到各种文化的滋润，这些潮流差不多也都滋润过洪先生。……我很想知道他怎样接受挑战，不同的概念怎么整合，儒家信念和基督教教义在他心目中比重如何？”作为一个在菲律宾出生，在台湾接收教育，继而来到美国与汉学家结为连理的华侨，作者对洪业“季世儒者”（Latterday Confucian）的概括，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投射，有她自己寻求文化认同的需要。（参见第299页）利用洪业口述的身世经历，作者实际上是要达成一种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之间进行抉择或调和的判断。她在全书结尾处点出洪业的意识形态“异常完整，没有一般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支离隔阂”。（第272页）在与同时代知识分子（包括其同事、门生）命运抉择的比较当中，作者昭示了一个饱含宗教情怀、认同西方生活方式的现代史家，同样能坚守传统“儒者”的光华表面。 三、 《洪业传》除了洪业自身的口述材料，还参用了档案文献、实地考察、学生通信和作者本人、亲友对相关环境的印象。原书初版于1987年，用英文写成，“对象主要是美国的汉学家”。1996年由北大出版社推出中文简体字版，略有删节。此次商务印书馆的新版，旨在恢复传记正文的整体面貌，在书尾补入了洪业《剑桥岁暮八首》、作者自撰《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近代史学》三篇文字，此外还编有人名索引和外国人名对译表，颇便读者使用。 在我看来，这次新版增添的《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一文极为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以洪业自述为基础的传记本文形成了张力。看过此篇第一感觉，仿佛以前通过传记得到的“季世儒者”印象只是磁带的A面，现在终于转到B面。 其实，在《洪业传》的本文中，早已埋下了“由表及里”的伏笔。作者提到：“六十多年后，洪业讲到他与江安真的婚事时，一向率直坦白的他反而含蓄起来，轻描淡写地便抹过去了。”（第88页）在整理洪业身后留下的文件时，更发现洪、江婚姻实有隐情。作者为此采访了洪业生前至友，并与其长女霭莲取得联系，逐渐了解到江安真幼年受到虐待，结婚后将这种虐待转嫁到长女霭莲身上，却反而引起次女霭梅因承受不起被宠爱的压力而自杀。作者更在1996年获悉洪业外孙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中自焚而死的消息，遂从中勾连洪氏三代女性悲剧人生，推测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代代遗传的机理。披读一过，委实令人唏嘘。 近代以降，在西潮冲击之下，有所谓“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等思潮。但若翻看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影响下一代人物的回忆录或传记，他们对于家庭生活的难堪细节，仍旧讳莫如深。洪业也是如此，身为基督徒的他，并不能如彼教圣贤的“忏悔录”那般讲述自身完整的生命历程。幸而，我们得到了像陈毓贤这样的良史，她和周质平合作写过《务实者与他的自由魂：胡适与韦莲司半世纪的恋情》，对洪业同时代人所面临的恋爱、婚姻、家庭困境应该有相当同情的了解，故能不失分寸地为我们揭示、分析这位“儒者”在家庭纷争面前的无力。 近来史家受新理论影响，对胡适、郭沫若、沈从文、老舍等现代人物的私生活多有揭露，或许也不能排除某种窥私的恶趣味。重要的是，如何将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与其所注重的文学、学术生命相联结？在洪业高度数据化的史学著作当中，连他素所服膺的基督教信仰都很少流露，遑论个人生活的隐微之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妨想象洪业从事宏大的学术建设和校务管理的同时，在举行藤花诗会的燕南园54号，当江安真特制的那杯风雅之士念兹在兹的咖啡还没有完全散去香气的时候（参见王锺翰《藤花会逸事》），竟然就要面对那么多妇孺之间的暴戾。对于此，洪业只能躲进那另有一扇门通向外界的书房，或者偶尔拿出糖果来“对被凌虐的孩子秘密伸出援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为什么洪业在晚年的《杜甫》一书中，要那么强调杜甫对宗文、宗武二子一视同仁，不惜用一条出自明人的小注，来驳倒此前数百年间无数解诗家的常识。（第270-271页） 此书以洪业中英文夹杂的口述为基础，又由英文原本转译为中文，经过多次校订，文字大体可靠。惟第142-143页引洪业自述，提到《北京领袖》（The Peking Leader）和《东方日报》（The Far Eastern Times）两份英文报纸，似应按当时习惯改译为《北京导报》和《东方时报》。另外，复旦大学的陈引驰教授在微博上，对该书第76页提到的1916年洪业在哈佛校园遭遇陈寅恪一事提出质疑，引发网友的讨论。在社交网络的时代，学者的自家经验可以成为公众话题，这恐怕也是当初答应做口述史的洪业先生始料未及的吧。 2013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