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到“诗史”

《帝国的流亡》是一部“作者已死”的残缺之书，目前的成书状态，恐非作者张晖所愿意呈现的，却自有其残缺的真实。这就好比诗歌载录历史，从来就充满着残缺甚至扭曲，却建构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积累，从而也塑造着历史。 在我看来，张晖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诗史”传统》，是他全部研究的方法论。这部书回应了几十年来海外中国学界的“抒情传统论”，从中国固有的诗学理论当中梳理出“诗史”这个核心概念。作为张晖设计《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帝国的风景：清初诗歌与山水》、《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等书的学术起点，“诗史”也是他在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领域，对传统上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提出的一个重大挑战。这样说的依据，是张晖2012年11月25日刊载在《南都》上的一篇书评： 过去的文学史有两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是文体的更新、代变，一个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两个思路才会使得学者强调小说、戏曲，而忽视明清的诗文。也就是说，过去的文学史之所以不讨论明清诗文，是因为他们从源头上——也就是问题意识上已经将明清诗文排斥在外。那么，我们依然强调研究明清诗文会增加对文学史的了解，实际上是把人家原来不要的东西又强行还给人家。（《〈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的启示意义》，《朝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122页） 长久以来，在文学史研究的等级秩序中，明清、近代文学研究的正统是小说戏曲，诗文属于偏门。这自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固有观念，与19世纪欧洲有机进化论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史体例相结合的产物。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早已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有鉴于此种观念的偏颇，近来学界颇有重新界定明清近代诗文地位的议论。谁知我等凡俗子还在“文学史”的规则中抢位子，张晖却早已跳出了这座五指山。他告诉我们：只有无视后设的“文学史”，明清诗文才能找到施展的世界。 “文学史”有很多层次，包括著述、教学、研究等。百年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西方近代纯文学标准下“文学典范”的塑造（canonization）。明清、近代诗文承接唐宋之盛，正值“极盛难继”甚至“遘衰难挽”的时代，难以再出典范。然而，一旦换用张晖梳理的“诗史”视野，将考察重点从文学典范的抽象，转移到诗歌与历史的互动，明清、近代的诗文，恰恰有着上古到唐宋诗文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材料的丰盛（有时候是过剩），情境的亲近（有时候是逼近），描写的具体（有时候是琐屑），许多人物行迹，甚至都可以编成日谱。换用近些年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心态史的角度来看，过剩、逼近、琐屑的深描，不正是还原历史现场，追踪人物心迹的最佳状态？明清、近代诗文体验与历史经验互动而产生的具体性和现实感（the sense of reality），成就了“诗史”研究的最佳时段。 据我所知，有关明清易代的“诗史”，在张晖的著作计划中，至少有两种展开方式。首先是以人物为线索的探讨。这也是以往研究这段隐微历史较为典范的路数，可举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为代表。由于有人物作为绾合各种事件、话题、文本的线索，加之陈、余等研究者善于体会诗文材料的声情、口气，此类论述往往较能体贴人物所处的情境。张晖的另一部遗稿《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即出），正是以人物为纲。其书共分六章，围绕诗与史的交涉、钱澄之的返乡诗、钱澄之诗中的南京长干寺塔塔光、从复明志士到穷愁遗老、“遗民”身份的自我建构、真与悲的诗学等话题进行论述，很多部分都可以用来跟《帝国的流亡》对读。 张晖“南明诗史”的另一个方向，是主题系联。《帝国的流亡》就是如此。说起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各种“文化现象”、“话题”，赵园先生的两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无疑是垂范之作。但赵先生这两部书，都相对较少使用诗集材料。这大概是因为，比起散文形态为主的史传、笔记、文集，诗歌的形式感更强，所承载的信息量及其准确度，都会因此大打折扣。此类材料固然有益于读解人物的复杂身世、纸背的隐微心情，却往往难于严丝合缝地适合“时代主题”。以往说“诗史互证”，多数情况还只是利用诗文当中“较易确定具体史实和意义的部分”（《帝国的流亡》，第122页），想要从中获取的，是历史本来的那个“真”。而诗歌的形式设定和交际功能，决定了它往往难以充当直白、透明、客观的历史媒介。从传统的史料标准来看，单纯用诗歌来还原南明战乱时期的政治实况，按主题归纳诗集材料，要比贴合着人物进行“诗史互证”难得多。 有幸的是，张晖早在写就《中国“诗史”传统》一书时，就从经学传统中揭示出另一种专属于诗的真实标准：“《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中有《春秋》笔法，有微言大义，以诗述史，最重直婉显晦、美刺褒贬的分寸，通过一套比兴、典故、格律、代言、摹拟的密码系统，显示人际关系的深浅、历史伦理的善恶、群体意识的真伪。因此，“诗史”自有超越于一般史料价值的真实性：最重要的并非事实如何，而是个中人如何去感受、记录、抒写眼前的事实，或者他们愿意通过诗歌的声韵文字，向后来的阅读者传递怎样的立场、观点、情绪。这种主观的真实，成就了诗歌在观照南明这一特殊历史情境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帝国的流亡》堪称一部结构整严的著作。上编“诗歌中的流亡”是以诗证史、补史，似乎仍是继承从钱谦益注杜诗到陈寅恪笺证钱柳诗的思路，却不再围绕个别典型人物及其诗文集，而是用奔赴行朝、从军逃亡贬谪、生还、死还等主题来归纳诗材。这些主题的共同特点，是空间上的移动。“南明”一词本身兼有时间（明）和空间（南）的意义。联系到张晖生前计划的另一部著作《帝国的风景》，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于作者而言，南渡北归的空间变换、风景改观，是从明到清的时间限断展开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个人更关注该书下篇“流亡中的诗歌”。这部分不再把诗歌视为单纯的史料，而是让诗歌本身充当了在历史中施展功效的主体，考察诗歌在南明士大夫出处进退，特别是生死抉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对于诗歌历史功能的探讨，带点社会学的感觉，却又仍然紧贴着刘宗周、瞿式耜、张煌言、钱澄之等人物的心理发展，充分利用了诗歌窥看内在真实的优势。在以往相关研究突出南明士大夫绝命诗“大义凛然”的背景下，张晖更强调“大义凛然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我们容易忽略的极为认真的思考什么是死的过程”（第146-147页）；从前人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嘲讽中，张晖看到各种死法的层次、等差，如何通过诗歌的宣泄和英雄化、经典化功能来显现，甚至为诗歌的创作、唱和、流传所推动。（第160-161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晖的这部分论述，将他素所钻研的“诗史”观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较之主体在香港完成的《中国“诗史”传统》，因着对象性质的不同，更可能由于学术视野的进一步完善，《帝国的流亡》对于西学理论的运用更为隐蔽，也更善于化用。比如在总论“流亡中的诗歌”时，张晖指出目前“对于当时与殉国相关的大批诗歌，尚未充分注意及之；对于殉国士人如何在诗歌中铺展、呈现他们的痛苦和情感，怎样在一字一句、形式格律之间表露其思想、情感等层面，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接下来更指出：“至于大量诗歌中蕴藏着的整个明清易代之际的‘情感结构’和道德震荡，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第122页）这句看起来不过是说明“创新点”的套话，实不容轻易放过。里面的“情感结构”一语，很难不让人想起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文化分析方法的阐释。相对于“社会性格”、“文化模式”或“生活方式”等笼统的说法，威廉斯曾提出“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一概念，他说： 我们是在某个特殊的范例中研究一种一般组织（general organization），在这种一般组织中，任何因素都不能被抽象化，也不能把它跟其他因素剥离开来。……我想用“感觉结构”这个词来描述它：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雷蒙·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威廉斯要强调的是，正是在艺术当中，所谓“感觉结构”，也就是“实际的生活感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被自然地汲取了。这种汲取，不仅是我们所熟知的艺术对现实的有意“摹仿”或“反映”，而往往是在无意之间，通过世代的积累和符号化，成为一定人群交往的前提。诗歌对历史本身（而非历史记录）的反作用，恰是在“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来发挥的。南明流亡诗歌中关于行朝与家乡、殉国与从龙、舍生与求死，以至于死之先后的反复辨别，正是流亡士大夫之间得以沟通的知识背景。以往时代的易代经验，相关人物、行迹、典故，从伯夷叔齐的首阳山，陶潜的义熙甲子，郑所南的铁函心史，谢皋羽的冬青树，文天祥的正气歌，无不成为触目皆是的参照系，最终凝聚于诗，通过唱和与传钞等行为，凝结为南明士大夫、明遗民乃至后代遗民（清遗民）的“感觉结构”。当然，不是说张晖写下“明清易代之际的‘情感结构’”这话时，一定意识到了威廉斯的文本；但在二者之间作一点勾连，或者能让我们对这部关注流亡与死亡，“向死而生”、“因死而出”的著作，有更加深广的认识。 具体在写法上，特别是运用、阐释诗材的方法上，张晖未必拘泥于从陈寅恪到某些近时学者阐释明清之际诗歌的先例。正如他温煦平易的人格，他对南明诗歌的阐发，绝不求之过深，更不故作犀利的揣测，而是要“用现代的学术语言清晰地将众多文学现象表述出来”（《帝国的流亡·代自序》）。他从字法、句法、章法结构、用典、用韵步步生发，多用设问、反问或自问自答的方式，或站在作者角度来揣摩，或代入读者的立场来怀疑。典型的例子，如第113-114页解读屈士煌《归自滇中呈故园同社》一诗，数一下其中有多少个问号，可以说是苦口婆心、横说竖说、不厌其烦了。当然，对于作者运用诗材，鄙见偶有一点不太满足的地方。如“绝命诗”一章，分析瞿式耜就死时从容与焦虑交错的情形，读来稍觉过分信任了瞿诗的自我塑造。其实，作者深知此类诗歌在抒情性的同时，还有交际性、表演性，虽能用来解读人物心理的曲折，却未必是内心变化的透明媒介。如果天假张晖以时日，相信他一定还会运用其他史料，呈现出更为丰厚的诗歌表述层次。 张晖这部未完成的遗稿，由他生前的挚友曾诚来整理，实在是不幸后的万幸。曾诚在《整理凡例》中强调维持原貌的原则，仅作最基本的规范和补充。诚然。但笔者通过对读电子档的稿本和成书的整理本，仍能发现整理者的苦心。比如第85页倒数第三行“《到家》颈联用一‘稀’字形容兄弟凋零”云云，其中的“《到家》颈联”四字，原稿作“此处”。这段分析，紧接在分析钱澄之的《初返江村作》一诗的几句话后面。原稿“此处用一‘稀’字形容兄弟凋零……”，很容易让人误解仍是在分析《初返江村作》。经整理者这样一改，方始明示：这是跳回去讲上一页的《到家》诗。编辑工作之细腻、周到，于此可见一斑。 2014年3月13日，于京东黄渠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