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回向「书写」

涉及语言文字的种类，中国人和西洋人的词汇运用有一个显著差别，如英语里 French、Russian、Chinese ……，“语”和“文”共用一个词，既speak ，也write ；中文当中则非得分成法语/法文、俄语/俄文、汉语/汉文……，“讲汉语”而“写汉文”，且“写汉文”的同时可以讲各种官话、吴语、粤语……甚至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虽然把汉字同西方文字作对比，说前者表意，后者表音，这样笼统的概括早就被语言学家视为不准确。不过，与我们可能更为熟悉的近代西方语文相比，汉民族乃至整个东亚汉字圈的古典语文传统更注重书写，突显书写与口语的差别，强调书写文字的统一性（“书同文”），相对放松对语音统一的追求。这样讲大概没有问题。 然而，时至晚清，西教、西政、西学接踵而来，寖假成为风气，裹挟一世，渗透于学术、人伦、日用各个层面。趋新者渐对“书写中心主义”的汉文汉字丧失信心，进而借鉴近代西欧、日本构建国族语文的套路，由“言文一致”而“国语统一”，而“文学革命”，以狭义的“文学性”及其进化史观对广阔的书写世界进行过滤。这一潮流中，从章太炎到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的书写形式实验甚至也被忽视。西哲所谓“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渐成国人看待古往今来一切“文学”的前提，以致于我们今日时而能听到诸如“讲中文”、“写汉语”之类囫囵的说法。 在我看来，王风先生的积多年功力而成的新书《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正是他对近代中国“书写”传统的一种深度回溯，也是出于他对书写形式变化的敏感，对历来囿于狭义文学观或历史决定论的“近代文学”研究作出的有意识回应。与这种雄心相较，标题所揭橥的“世运推移”固然是不可抽离的大背景，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本书其实是好几部著作计划的交织：一是“近代专家文研究”，包括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林纾诸个案；二是“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亦即其完成于2000年的博士论文《新文学的建立与现代书面语的产生》的改写；三是关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的形成。这三个题目，近十几年来，已有多位学者步其后尘进行研究。但这些旧文汇为一书，今天读来仍不失新鲜感。作者以“书写语言”这一问题横贯全书（“前言”第 2 页），而对于汉语书写现实的关怀，更使该书有别于一般泛泛而论近现代语文变迁的著作。 不妨把《“近代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诸问题》一篇看作全书导论，作者在此讨论的是学科也是研究姿态。二十年来学界多提倡沟通“晚清”与“五四”，本书作者却反其道行之，提倡以“分断”为“打通”，寻求近代文学“独有的研究思路”、“多元而具有深度的局部空间”（页 6-7）。毋庸讳言，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作者仍是从“五四”来回看晚清，借以思考“自己身在何处”。但他既不像过去多数研究者那样裁剪晚清以就“五四”，也未必认同时贤所伸张的晚清多元现代性被“五四”压抑（其实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另一种表述），后一种观点多少把“五四”的丰富性给窄化了。通过对比文学革命中的胡適“叙事”和周氏兄弟“路线”，作者指出五四一代“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线性的开展”，何不拆散晚清和五四“这两个整体性的空间，而对个体的时间流程兴味盎然”？（页 8、11） 正是从章太炎——刘师培——周氏兄弟这条以师承或同道关系扭结的“个体的时间流程”脉络上，作者向我们呈现了胡適一脉外借口语或白话资源的“叙事”之外（从古代白话、晚清白话报到五四白话文），近代书写形式在书面文本内部变迁的屈折。出自清代经学（特别是“小学”）正统派阵营的章太炎，正是这条线上许多争论的源头。如前所述，晚清西教、西政、西学的全面压力带来了汉文汉字的危机感，面对新事物、新概念、新学科以及“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等新理念，趋新者对目前语言文字状况感到不满，于是有切音字、白话文之运动分头而起，限制甚或废除汉字乃至采用“万国新语”的言论相继出现。在此风气下，章太炎同样意识到常用汉字“二千名”与英语“六万言”相角力的危机，但出于其独有的“小学”背景，却选择了另一种通过书写语言统合言文、古今、地域差别的回应方式。 在《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一篇中，作者指出：“普通凭印象认为章太炎‘复古’‘保守’‘反对白话’等等，其实都是皮毛之见，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工作，正是为了解决‘文言一致’与‘统一民言’之类当下的文化问题。”（页 25）只不过，出于对汉字“以形为主，于形中著定谐声之法”等书写特性的体认，章太炎决不认同如近代西洋或日本建构“国语”那样，简单地用一元的“标准语”去抹平多元的方言、古语、废弃语，而是要从方言中发现古字古音，通过激活方言所存的古语，来解决现实中的词汇不足。正因为源自活生生的方言，所以可以“言文合一”；又因为方言可考正字正音，沟通古今，所以可以构成系统，在多元基础上达成一元。一言以蔽之，“以历史统一当下，以时间统一空间”（页 30）。与此相配的另一线索，则是章氏“转注”“假借”说的变化。其间理路极为复杂拗折，作者却如庖丁解牛，批隙导窾，解析这一“精致到令人窒息”的理论体系，将章太炎以“小学”回应语文危机的一切论述，归纳到他以“衣冠文物”为裁断的“历史民族”观，并以《齐物论释》中“不齐而齐”的哲学观为终结，遂使“小学”的历史有了思想史的深度。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的性质攸关“历史民族”的认同，这一普遍性论断，建立在一个特殊性情境之下，亦即“语言文字功用各殊”在汉文汉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作者所引申的：“所谓‘汉族’，严格地说是建立在‘汉字’上的认同，而不是‘汉语’上的认同。”（页 50）故不能凭“语音中心主义”的单一标准来“齐其不齐”。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将“近代文学”问题放回到清代学术史的谱系中来考虑，挖掘出文学书写的思想根系。比如章太炎的文学观以“小学”为根柢，出自乾嘉以降汉学家的“质言说”。与此对应，刘师培却继承黄承吉、阮元以来扬州学者的“右文说”和“文言说”，在“文字基于声音”的小学原则之上，主张“作文以音为主”，“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为“文”；这条脉络，到近代又与外来的“文学”、“美术”新说相结合，成为书写语言新变的另一源头。《刘师培的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正是从章、刘学术渊源的歧异切入，触及近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分叉点”。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刘师培早先在《国粹学报》发表的论文学诸篇，旨在张扬并完善阮元的“文言说”，实际上都是针对章太炎。章氏主张文学的本职是“正名”，文辞“以存质为本幹”，相反地“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在文言、质言而已”，可以看做“质言说”和近代修辞学、逻辑学观念的结合；而在刘师培那里，“‘文’不再如章太炎所言是文字为基础的共同属性，而是超越于语言文字之上的以‘章’为性质的统一属性”（页68），又或已受到“文学性”、“美术性”等新标准的启悟。二者按照“文字”和“文章”判分为两极。章太炎稍后又撰《文学论略》，将书写的物质性作为“文学”的根本范畴，作者指出此文亦是隐隐针对刘师培。 章、刘二人同为晚清古文经学大师，政治立场一度接近，加之均主张“小学”为文章始基，容易被归入同一阵营。殊不知两者文学观隐然对峙，虽然从不指名道姓，却提示了近代文学书写乃至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正如刘师培在接受“美术”观念以后将“文学”（美术之学）与“实学”（徵实之学）对立起来所揭示的：在内外因素刺激下，晚清文学和思想的原初方向本来都是实学化，章太炎则把乾嘉汉学考据之“实”与经世致用乃至西学社会学之“实”相贯通。故其文学观强调“无句读文”为极则，贯通古今言文雅俗资源以扩充汉文词汇量，排除修饰以达到精确周密之目的，突出文字书写“其用则有独至”，都可看作这种“实学”趋向在书写语言上的极端表现。但当 20 世纪初，“文学性”、“美术性”等非实用的价值标准引进之后，追求“实用”的趋势却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挫折。书写形式在最大效率地传递信息的“质言”功能之外，有了更为超越性的诉求。作者由此下及周氏兄弟，他们文学生涯的发端深受章、刘二人影响，既直接回应刘师培开启的“纯文学”价值，也不废其师章太炎对于书写的洁癖。重要的是，这一路跟从王国维、黄人到胡適、陈独秀、刘半农等直接援引西洋文学或俗文学经验的文学变革主动者不同，正如王风先生点明的，从章、刘到周氏兄弟，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是什么’，而是最能体现汉语特性的‘文’是什么”（页 79）。而汉语表达的特性正是寓于语言文字之学（“小学”）为基底的“书写”，这又是章、刘分歧中的共识。 正是在《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这一篇中，作者将对于“最能体现汉语特性”的书写形式的关注发挥到了极致。通过细读、分析、对比周氏兄弟晚清民初一系列著译和周边文本，此篇提示分段、分行、标点等新书写形式的出现，可能是汉语的现代书写得以成立的关键。以标点符号的引进为例：古代虽也有句读，但句读的施加在成文以后，并不介入写作；新式标点则参与表达，具有“准文字功能”。作者注意到晚清文本往往是句读和新式标点的混合，二者区分在于是否占用行内空间。新式标点首先引进了问号和叹号，它们逐渐取代了文言助词的“词汇手段”，促成“文法”和“章法”的变化。周氏兄弟赴日并投入《域外小说集》等翻译事业后，特别是鲁迅执着于“坚决不去解散原来的句法”的“对译”原则，又使省略号和破折号的使用开始频繁，带来多重复句、倒装等欧化句法。但作者也发现《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基本上不用引号，揭示出引号所标示的直接引语与仍使用文言语体之间的紧张，而终于采用了引号的文言小说《怀旧》也因此堪称是“最极端的试验”。逗号和句号最后被引入，乃是因为其与句读的类似，但二者配合可以反映文法关系，则是句读不具备的新功能。 从文言到白话，周氏兄弟不断挑战着汉语书写的新可能性，作者再次强调这有别于胡適、刘半农等借用古典白话或口语获取新资源的路线，“他们的白话和文言一样，并无言语和传统的凭依……而是在书写语言内部进行毫不妥协的改造。”（页 168）即便周氏兄弟的文学性视野主要来自刘师培，且二人之间有程度之分，但他们那种“毫不妥协的改造”却是章太炎式的执拗。王风先生用三篇长文追溯了这个被以往文学史观隐蔽掉的书写线索，再往上追溯，则是整个清代学术的路向分歧和变轨。窃以为，这三篇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使我们知道“新文学”之兴起，除了外来的理念、世俗的白话、热闹的“运动”，还有清代学术传统和“最能体现汉语特性”的书写传统在“世运推移”之下自身挣扎的成果在内。 真是思路一变天地宽，以往在“纯文学”或“新文学”视野返照下乏善可陈的“近代文学”，一旦改用“书写”的眼光来看，遍地都是好题目。当我们回思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等在晚清民初席卷一世的文字，发现它们总是与五四以后“文学”观念格格不入，惟有“书写”才能包容。须知近代以来被狭义理解的“文学”，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瞬，与 18 、19 世纪西欧资产阶级特定的生活形态和思想潮流（如浪漫主义）有关；“文学史”的产生，更不过是近代国族文化工程的一环而已。与此相对，“书写”却是永恒，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常态。而今“书写史”（history of writing）已经成为新文化史的重头戏，涉及写作心态、出版技术、文化管制、书籍制度、传播媒体、观念旅行、知识路径的突破、阅读姿势的变化等多方面内容。王风先生的著作，只是为我们揭出了其中一角，从“文学史”回向“书写史”，至少在近代文史研究的领域，岂非正当其时？ 当然，作为一部突破性的著作，此书仍有些许“仓促”的痕迹。比如全书的结构设计仍是论文集而非著作，书尾的“新时代的旧人物”一篇尤显游离；又如许多论文采取过程铺叙的写法，主题似乎不那么集中。这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就如章太炎那般，意在还原学术表达的多样性，抵抗某种僵化的一元统治，以“不齐”来达成“大齐”。 另外有必要一谈的是《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一篇。该篇固然与关于章太炎、刘师培、周氏兄弟的三篇长文一样，也是洋洋洒洒、立意闳深的大文字，却在“知识谱系”（指学科意识）和“语体”（指文白）、“文体”（指文类）三者之间，稍有点迂远的“截搭题”的感觉。这篇文字大概也是王风先生拟想中“近代专家文研究”的一部分。但说到“专家文”或“述学文”的论题，有两个层次需要辨别：亦即究竟是学者有意识的文章经营？还是无意识的学术书写？章、刘大概属于前者，所以可以作为“学术书写语言”研究的对象。王国维则恐怕要归于后者，在我看来，并非“专家文”问题的典型对象。他虽然对于新学语和文学问题（尤其是美学）有许多见解，却对自身的学术文写作较少自觉。这样的对象如果用研究章、刘等同样的方式去面对，或有不太匹配之处。 此外，该篇的某些细节亦偶有可商，如作者指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所刊论文形成一种语体，“即由单音节的‘之乎者也’的虚词系统和双音节的新语词结构而成”，并举“的”与“之”混用、“……的也”句式的出现为例，说明“白话的因素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入”。（页 98-99）然而，王国维此期论文中诸多“的”字结构，并不能在汉语文白的框架下理解。如“客观的”、“主观的”、“直观的”、“国民的”、“政治的”、“哲学的”等词，基本上都来自于同时期日文著作。而日语的“○○的”（…てき）结构在明治时代的学术语言中，本是西文“-tical”、“-tique”之类后缀的译语，并非汉语白话的结构助词“的”，前面往往连缀双音节和製汉语词。如果硬要套用文白对立的话，毋宁说更带有文言的语气。至于“……的也”（……てきなり）句式，则不过是“的”字结构与汉文训读调的结合。王国维对这些日语结构的搬用，多半是无意识的，且此类文法也早在梁启超派“新文体”中出现，或难以称为“横跨两大书写系统的……语法奇观”。 2015年12月22日写于京西恩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