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书”成为鸡汤

杂文 创作
陆胤 发表于:
《南方周末》2015年7月23日
这两年,读书一下子吃香起来了。“清风不识字”的衮衮诸公们,居然也提倡起“无事乱翻书”来,真是让人惊喜。但这惊喜中又有几分惊吓。特别是看到“书香XX”不断成为广告标语,“藏书家”代替“读书家”侃侃而谈,以及“世界读书日”成为三百六十四个“不读书日”中间穿插的狂欢节,便未免让人有点杞忧,不禁要发点不合时宜的议论,来解一解这混合着些许铜臭加鸡汤味儿的“书香”或“书毒”。 我想简单回溯一个“何必读书”的传统。《论语》上记载,子路当了大官,给他的同门子羔谋了一个地方一把手,不过此人好像还没完成学业,孔子便不高兴,说:“你在糟蹋别人孩子!”子路辩解说,有老百姓在,有社稷神明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路这话,使孔子很生气,却也让千古不读书人提气。与此同时,有老子讲的“绝圣弃知”,庄子所谓“古人糟粕”,韩非子说儒者“藏书策,修文学,用之则国乱”。秦朝是“何必读书”发展到“焚书坑儒”,汉初还没有缓过来,后来却慢慢让读书人占了上风,兴学校,立博士,设明经射策之科。《史记》上有人“以读书术为吏”,似是专门技术,又“读书”多与“击剑”并称,书剑恩仇,自古已然。读书成了捷径和风流,这会儿又有批评的人出来。说话一向很直的王充,就讲汉人只会捧着简册诵读,不能贯通实用,你就是背上千篇,也是鹦鹉能言而已。 这样过了六七百年,到了唐代,禅宗兴起,不立文字;延及宋代,印刷术普及,读书一下子容易起来,人们面临着与我们电子书时代类似的“知识爆炸”危机;就在这时候,“不立文字”的禅内化而为士大夫的理学,关于读书的议论更多了起来。 宋儒从张载到朱熹,大概都主张读书,且要讲求“读书法”,要把读书凝练成“收放心”的工夫。这是一方面。另一面,理学家却看不起那些记诵博雅的两脚书柜,说他们是“玩物丧志”。同样读书,收束放心和玩物丧志,只是一念之差,就看你是否理会得道理。这第二面的议论说得显豁些,便是陆象山讲的:“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在一个面临外族侵略压力的时代,“容不下一张书桌”的事是常有的。人们或许只熟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示儿》诗,其实陆放翁另有一首《感事示儿孙》诗,开头便说:“人生读书本余事,惟要闭门修孝弟。”正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层“何必读书”的意思,大概孔子也要点头。清初亲历异族入侵的颜元、李塨二人,说得更惨痛,读书写字要为亡国负责:“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 由此大概可知,这个“何必读书”的言说传统,并非劝人不读书,而是莫把读书当成口头门面,却忘记身心性命的大事。那么何为真正的“读书”呢?不妨从字面上重新理解。《说文解字》原文写着:“读,诵书也”,大概古人读书的常态,都要出声,要记诵,与现代人以默读为主不同。但清代很有名的学者段玉裁,却考证出这个“诵书”应是“籀书”之误。“籀”字也就是“抽”字,就像从蚕茧中抽出真丝一样,读书就是要从书册的有限字面当中抽析出无穷的意蕴来。现在藏书多了,常有人打趣说“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真是歪打正着了古义。 因此,真正的“读书”应更重视意义的抽取,近乎宋儒所讲“理会道理”,而不必过分在意文字的表面或书册的形式。由此联想到近来颇热烈的纸质书与电子书之争,只要能够充分、舒适、便捷地获得意义,何必一定读纸质书?(目前电子书界面之不完善另当别论)又如每有人叹息交通工具上刷微信的多了,捧书的少了,但看微信又何尝不是一种抽取意义的“读书”? 汉代的王充到宋代的程朱,他们对“活书柜”们的批评,无不包含着是对读书功利化、应试化的反思。功利化的结果,便是一旦所读之书不再能“取青紫”或“书香XX”不再能标榜政绩,便由“崇文”急转为“反智”。这方面历史教训不少,应对之道,用得着陆游诗中的“余事”说。世人须知读书本是滋养身心之事,除了获得立竿见影的应用知识,还能充实身心性命的余裕。近有学者主张“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种举重若轻的态度,实在值得提倡。 2015年7月21日写于京西恩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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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08-02 23: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