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口述中的“燕京”

杂文 创作
陆胤 发表于:
《北京青年报》2015年9月8日
2013年10月,我通过导师夏晓虹教授提供的联系方式,打通了夏自强先生家的电话,询问是否可接受采访。当时已得知夏老在病中,得看病情控制的情况决定。十分有幸的是,当年12月5日,我们的工作人员终于得以登门拜访。夏老当日已是病重,却仍谈笑自如,讲起在燕园的种种青春往事,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孰料此后不久,夏先生的病情便急转直下,并于次年5月病逝。我们录制的采访经过,成了他最后的影像资料之一。而夏先生的去世,更提醒我们推进“燕京大学校友口述史”项目的急迫性。 正如夏先生遗文集的标题《一生的燕园》所提示的,燕园风物象征着燕京大学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近代中国艰难历程的见证,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许多人物生命精魂的凝结和归宿。生命因为记忆而有延续性。为燕园情结所萦绕的许多“一生”,既需要像夏老参与主编《燕京大学人物志》那样的群像呈现,也不妨以个性化的多元记忆为单位来贮存。寻找并采访燕大老人,以人物切身体验为入口,还原记忆中的学园,不失为回溯燕大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所服务的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2013年成立“燕京中心”,致力于搜集和研究燕京大学的相关史料。中心成立以来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采录燕大老人的“口述史”。2013年秋至2014年间,我们共采访了近20位燕京大学校友。夏自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口述史”(Oral History)是近几十年方兴未艾的史学新方向,好处是能够利用先进的音像设备,直接录制历史当事人的讲述,不必经过书面加工的程序,从而完整地保留讲述者的语气、神态、姿势,使得历史记录更原生态,也更平民化。当然,由于讲述者的后设立场、情感倾向和身心状态的波动,口述史也对历史学家发掘、辨析和解读史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之前,早已有多位国内外学者从事过燕大人物的口述史工作。其中最显著的成果,当属陈毓贤女士采访晚年洪业(煨莲)而撰成的《洪业传》一书。与三十年前陈女士面临的状况有所不同,目前最年轻燕大学生都已年逾八旬,我们采录燕大口述史,带有“抢救性发掘”的迫切。同样由于年龄的关系,采访对象更由当年的教师为主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使得口述的重点有所转移。现在的受采访者基本上是在抗战胜利北平复校后入学(即45学号以下),他们的讲述多半聚焦于1949年前后的政治活动、北平解放、院系调整等事件,与早年那些侧重学科建设的口述有所区别。 就目前已整理的采访记录来看,学生运动、地下党活动等革命经历,仍是燕大老人口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已是主流论述,但其中的一些细节,仍可为我们所熟稔的革命史叙述带来更丰厚的血肉。如46学号的康奉(陈树普)老人,说起彼时燕大校园风气,便与今日所谓“民国范”的想象迥然不同:学生是激进复激进,他从师大转到清华,再转到燕大,都是地下党安排。地下党也重视学习成绩,因为成绩差会被教授瞧不起,会影响统战工作,在学生中也无威信,所以一旦考砸,都要在地下党支部作检讨。 又如新闻系1947级的洪一龙老人,虽未加入地下党,却对当时国民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切身的体会。他提到1947、48年前后,燕大学生为抵消法币贬值,设立“自助银行”。办法是与海淀某粮店达成协议:学生存入多少法币,即换算为多少斤面粉,登入存折,银行急将此金额购面粉若干存储保值。待提取时,将折上粮食斤数换算为法币,便可取出与存入时同等购买力的现金。往往提取金额为存入金额的数十倍。 采访这些老人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放着反映解放前夕地下党活动的谍战片《北平无战事》,同样是以“燕京大学”为虚构的舞台。而当事人回忆中的斗争场景,却与电视剧情的紧张或浪漫都格格不入。 应该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史料真实性”角度讲,与第一手的档案记录相比,口述材料出自后设的主观记忆,且讲述者对于口述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尤其对于是已经过世、不再能发言的人物)具有绝对的话语优势,口述采访的原始记录往往不是合格的史料。将口述记录上升为可以凭信的史料,需要结合已有的书面材料和其他口述材料,经过严格的纠错、考补、旁证等程序。由于被采访人年事已高,许多记忆经常前后交错而难以还原到具体的时间点。一位先后就读燕大和西南联大的老人,把许多联大记忆嫁接到了燕大名下,在采访结束时,更把我当成了联大校友会的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怎样在受到后设立场限制的主流视角之外,发掘被掩盖的真实,更是燕大口述史面临的挑战。在燕大的校史叙述中,存在着两种主流的观点:一是强调燕大的世俗化,宗教色彩逐渐淡出,“团契”等宗教团体形式被改造;二是惋惜燕大在1952年被撤销,使得燕大的教育传统被斩断。这些观点当然得到了大量原始史料和当事人叙述的支撑。然而,我们在进行采访的记录中,也不乏对这两种观点的补充。 1941年进入燕大新闻系的张澍智老人,是我们采访到级数最高的燕大校友。她笃信基督教,入校三月即遭遇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封校,一路颠沛流离,行乞至成都燕大继续学业,延至1948年才毕业。她最念兹在兹之事,是1942年封校遣散之际,教心理学大课的美国教授夏仁德(Dr. Randolph C. Sailor)帮她担行李送至西校门,那满头汗珠的高大身影,七十余年后犹在目前。而一生最难以释怀之事,则是1948年行将毕业之时,正值反饥饿运动罢课高潮,她一人去上课,脚着高跟鞋,手持书本,经过西门内草坪时,遭左翼学生指责,至今思之,仍觉“羞耻”。张澍智老人一生饱经磨难,她强调正是在燕大所培养的基督信仰,成为她生命的支撑。可知燕大的宗教教育,于部分学生的人生信仰,仍有潜移默化之功;而那些大历史叙述所掩盖的个人感受,更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 又如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的细节,庄守经老人(48学号化工系,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观点非常特别。他指出燕大的“结束”既受制政治大环境的变化,更由多种偶然因素促成,未必是遗憾;“新北大”继承燕京的遗产,不仅有燕园的建筑,还包括50年代初燕京大学的行政、后勤系统;正是凭借着“新北大”在新中国的特殊地位,燕大的校园建筑、部分人员和教学传统得到了保存,而三十三年的老燕大也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永恒”。 通过对这些老人的采访,我深切感受到每个燕大人心中都各自有一“燕大”,未必都能和历史中那个“燕大”严丝合缝地对接,仅从史料的“真实性”来分析、解读这些口述材料,往往不能充分释放其中的信息。但若我们能将“真实”的范围扩大,将记忆所附带的立场、观点、姿态、情感甚至错误、混乱、颠倒也视作一种当下的“真实”的话,那么“口述史”的价值会更加完整,从中体现的燕京生命,也将更为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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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12-28 22:4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