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动止凭感发,诗教岂仅关文学

杂文 创作
陆胤 发表于: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1月1日,有删节
成长于八零年代的我辈,谁没有背过几首唐诗,被父母强迫在亲友面前摇头晃脑地表演?多年以后,或许只剩下了“鹅鹅鹅”、“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鹂鸣翠柳”,即便遭遇再好良辰美景,再多赏心乐事,心中口边,不过几声空洞的赞叹。无他,自心既没有感触,又或沦为家长炫耀的工具,心生抵触,便如鹦鹉学舌、猩猩能言,虽仗着“童子功”记过许多,也难耐劳生岁月的磋磨。 从《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学弦歌》,到建国以后的各种新编诗词选,志在启蒙的诗歌选本多矣。叶嘉莹先生编选这部《给孩子的古诗词》,“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基于她多年来蕴蓄的“感发诗学”,这种教化便如草上之风,非由外铄我也。其选目充满感性与豁达,不复古来选家分判源流的踌躇,亦无文学史家张扬“主义”的沉重,“唯一的标准”就是孩子。 说起“为孩子的诗”,老话叫“诗教”,这在中国古来是大传统。古者,童子十三学乐、诵诗、舞勺。(《礼记·内则》)孔子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继而又补充:“诗之失,愚。”(《礼记·经解》)这当然是就纳入六经系统的《诗经》而言,重在“美刺讽喻”而非“声音干戚”;又其所谓“教”者,据孔颖达疏:“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因知是自上而下的政教,不仅致力于启牖愚蒙,更旨在化民成俗。凡此,皆与近世主要从蒙学角度理解的“诗教”相关,却又存在着历史的距离。 真正“为孩子”强调“诗教”的意义,要推王阳明作于1518年的《训蒙大意示教刘伯颂等》。是年阳明平定南赣之乱,兴立社学,颁此文谕各县父老。他认为古之教学重视人伦,后世溺于记诵,致成大乱。故今“教童子”之计,宜在习礼、读书之外,“诱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尤其难能的是,阳明出于他对“童心”、“良知”的体认,能够理解童子天性欢喜游戏而害怕拘束,“如草木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扰之,则衰痿”;所以教童子须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得以宣泄郁结、舒展精力。歌诗遂成为不二选择:“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在言志感发的作用下,古诗歌既能顺应儿童好动天性,又使之在不知不觉中就范于人伦礼数,庶几可免“熊孩子”之讥。 阳明又在《教约》中罗列“歌诗”之法,与旨在“记诵精熟”的经书或古文讽诵不同:“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明代另一致力于基层教化的理学家吕坤,则指出“歌诗”有调剂功能:“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社学要略》)此处直接拈出“感发”二字。总之,“歌诗”的宣导与“习礼”的威仪相配,作为对“礼之用和为贵”这一古训的回应,“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吕坤乃至清初陆世仪等理学家对“诗教”的张扬,并非从纯粹的文学创作或欣赏意义上肯定诗。沉溺于雕章琢句,正是道学家、心学家同所深恶的“玩物丧志”、“记诵词章”。在他们看来,“诗教”的意义,乃在有助于人们顺着“童子之心”的源头活水流向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所以吕坤接着说:“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荔》(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芩》《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吕坤几乎是遵循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达道”的顺序,重新编辑《诗经》和古诗的主题;而对于词曲之类的“新声艳语”,则“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降至晚清,面对西学压力和近代学校制度的外来典范,张之洞等重臣在制定新学制时,为何要将“古诗歌”纳入修身伦理而非文学的课程。颁布于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一月)的“癸卯学制”,作为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官定现代学校制度,在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该学制在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课程,高等小学以上设“中国文学科”,大学堂设“中国文学门”。但这些“文学”科目大抵都以文章为中心,诗歌内容几乎绝迹,诗赋创作更不受鼓励。然而,在同一部学制中,却于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章程三处重复了同一篇《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更在《课程教授时刻表》中明列“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于“修身科”条下,则知该部分内容属于“修身伦理”而非“文学”的教学内容。 癸卯学制所想象的新式学堂“诗教”,实际上是外国中小学“唱歌音乐一门”的替代品,同时揉入了王阳明、吕坤所代表的明清基层社学的诗教传统。从初小至中学,篇幅由短而长,专门规定“万不可读律诗”,“万不宜作诗”。一方面西学课程烦多,中国旧学自然要“节省时刻”;另一方面,也指出“诵读既多,必然能作”的规律。故仍以诵读为主,以“有益风化”为标准,取材自“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其轻佻不庄者勿读),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乐府”,而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 今存各种晚清民初教科书,亦可看到将“诗教”排除在“国文”之外的倾向。以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04年而影响巨大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例:在总共10册每册60课的课文当中,仅有李绅《悯农》(第三册第五十五课)、阮籍《咏怀·壮士何慷慨》(第五册第四十四课)、陆游《金错刀行》(第六册第三十六课)、白居易《燕诗示刘叟》(第八册第十二课)、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第八册第五十一课)、《木兰诗》(节选,第九册第十三课)、杜甫《前出塞》(第十册第十四课)7处古诗歌。高等小学教科书诗歌所占比例稍多。至于中学国文教科书,清末以至民初流行的林纾、吴增祺、唐文治等所编多种,实际上都是古文选本。专门的诗歌教科书,晚清时期仅可钩沉出如江楚编译局1903年所编《小学堂用诗歌》、徐承锦1908年代呈学部之《蒙学诗歌教科书》、国粹丛编社1908年刊黄节编《古诗歌读本》等寥寥数种,影响甚微。 从清末民初的“国文”课程,到1920年代以降的“国语科”,直至1949年后的“文学”、“语文”教材,古诗歌多处比较边缘的位置,后来又被领袖诗词占去一定篇幅。这当然也跟语文类课程本身内容的庞杂,诗词程度较高,而“文学革命”之后文言内容有所压缩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晚清张之洞等寄予厚望的从属于“修身伦理”课程的“读古诗歌法”,此后却由于西式音乐课程的正式引进而完全消失。于是乎,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诗教”并没有实现其独立的形态,而只是作为从西洋引进的均质化的“文学”或“文学史”学科所统摄的一部分,屈居语言文字教学的一隅。 于今,有了叶嘉莹先生的这部选本,既志在凭借“感发诗学”承继古圣先贤关于“诗教”的言说传统,又针对着近代以来诗教在学校体制中的缺失。尤其是叶书的选目突破了此前许多新编诗文选所受的“文学史”规制:入选的诗篇和诗人,未必在文学史叙述中占据要津,更无须斤斤计较时代、流派、家数的配比。全书重在脍炙人口的唐诗,唐诗中又以盛唐为大宗;魏晋六朝名家如三曹、阮藉、嵇康、张华、陆机、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竟无一入选(可能受篇幅限制),选宋诗又不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可能过于艰涩),更遑论明清以降乃至近现代。体裁上以近体绝句为主,多平易流丽之作,好比一条条别致的古诗词微博,便于今人体贴,便于父师讲解,更便于新媒体和社交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幼童们尝试“密咏恬吟”。 当然,任何选本都难以让每一个读者满意,特别是在专业学术眼光的扫描下,相关批评或将集矢于理念的偏全、流派或时代的平衡、版本的优劣,校对的精粗等问题。关于叶选,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好在该书有一个新颖的设计:将古诗词按照新诗的方式排列,既有标点分行,又留出大量空白,偶而缀以出自《芥子园山水卷》的工笔图案。这当然是编辑的巧思,借用了中国书画的“留白”创意。但在我看来,这种设计更像是在诠释“选本”的题中之义:一切选择都是留白,等待着你我的参与、批评、删除、补充。正是“诗可以群”。如果说王阳明、吕坤、张之洞所向往的伦理生活已成云烟,那么今天的“诗教”,以及读书社会对诗教的关注和参与,有没有可能在纯文学的抽绎之外,通向另一种融汇经典传统与童心之初的新伦理生活呢? 2015年10月17日写于京西恩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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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11-08 11:2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