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区书店老板的“公共生活”

文/麦若缘（《文化纵横》记者）
 
第一次见到邱小石，是在华贸读易洞书店里举办的一个小型文化沙龙上。当时并未对这位在店中忙碌的男子有太深的印象，倒是这家书店颇能让人提起几分兴致。华茂的“读易洞”是坐落在华茂高档公寓楼群中的一间书屋。虽然占据了底层商铺的位置，乍看上去还是更像住在一楼敞开着门的某家住户，走进去也似一个被改装过的普通居所，只不过用书架隔出两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间摆着几套沙发茶几和桌椅。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连锁大书店和讲求品味的主题书店相比，这里更让人想到“社区书店”的字眼。
后来，听小石讲起他在北京开的第一家读易洞书店，并且亲身去过之后，方才发觉，与第一家开在青青社区里的读易洞书店相比，我在华贸看到的读易洞书店已经有了较重的商业气息，那个处在东南五环外的“读易洞”，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社区书店”。而他的店主人，经由这家书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鲜活的城市社区，它折射出了当下私人家庭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微妙关系，其背后是个体在公私领域之间进退的尺度和认知，或者，它至少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精神写照。
 
缘起
 
邱小石，说话慢条斯理，鼻梁上的眼镜让他透着书卷气。问及他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去开这样一家书店，邱小石略作思考，清楚地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从遥远的故乡带出来的爱读书的习惯，二来，则是与他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相关。
爱读书可以算是传统赋予邱小石生命的东西，是一种骨子里的认同。邱小石生于四川富顺，这是个文人士子辈出的地方。在悠久的传统氛围之下，无论是历代的书香门第，还是一般的寻常百姓家，生长其中的人对读书总是很容易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邱小石便是这其中的一员。爱书、爱读书是他自然的兴趣所在；从兴趣到开间书店，在他看来，则是这兴趣的自然延伸。因此，工作之后，当他在北京安居下来，当生活的压力已经不大，开家书店就是个自然而然的事了。小石说，“读易洞”这个听上去有些古怪的名字，其实就取自故乡一个有着多年历史的书院。
此外，促成小石决定开书店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他这些年的工作有着曲折的关系。小石所从事的职业是房地产广告策划，很多时候是为商业楼盘，包括商业住宅小区，提供原始的策划构想。在这样的工作中，“社区文化”往往是他的工作中涉及到最多的概念之一。但久而久之，在与房地产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小石发现，他策划构想出的“社区文化”概念，往往只是房地产广告中用以吸引消费者的符号。房地产商通常所标榜的各种“社区文化”类的东西，其实仅仅是出于售楼目的的商业包装而已，“是非常肤浅、表面的东西”。比如说著名的万圣书园，就曾经声势浩荡地入驻万科西山庭院，没有多久，就因为得不到开发商在房屋租赁方面的支持铩羽而归。
但小石自己，却对“社区文化”这个概念情有独钟。小石认为，虽然开发商们把社区文化当作一个幌子，但他这个作过此类策划的人，却不能把这仅当作一个幌子——在心底里，小石是认同社区文化这个理念的。于是，既然开发商不来建设，那自己就可以来做。做的方式，就是开了这间读易洞书店。
基于这样的情感与考量，小石在住进青青社区的同时，就购置了一个商业铺面，开了他在北京的第一家读易洞书店。小石自己的家与书店不过10分钟的步行路程。与华贸读易洞书店的布局相比，青青社区的这家“读易洞”略显得有些局促，书架上似乎挤了更多的书，而不放书的空间也被店主人不知从何处淘来的旧物所占据，但被书架隔开的狭小空间里，依然摆放着桌椅，供光顾者饮茶看书。
 
生活中的书店
 
读易洞书店开张伊始，便有许多人，包括相识的朋友和初次光顾的客人，都对书店能否维持下去表示过担忧。对于此，作为书店老板的小石，心里却有着自己的打算：“自己并不靠书店挣钱，更不靠卖书挣钱”。这恐怕可以算是他对自己这家书店的准确定位了。
经营书店，总给人某种崇高的附加值，也会给经营者抹上一层文化人的光环；经营不善的文化人，还会被抹上些悲情的色彩。小石却不是这样的人。面对这个多少与故乡生活有点关联的小书店，小石非但没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且，他还会很认真地说：读易洞书店更像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如同任何人在生活中都可能会有的任何爱好一样，他不过是在“玩书店”。
不过，小石“玩书店”的玩法，的确是一种很认真的玩法。小石仔细计算过：“开一家小书店，最大的成本就是房租和员工工资。”在房子是自己的情况下，小石的爱人辞去了工作，全职打理青青社区的读易洞书店。小石说，“通过家庭经营，其实是降低了投资成本的。” 乍看起来，既然不指望着书店挣钱，这样地投入时间，就似乎有些过火。其实不然，在筹划开读易洞书店的时候，小石甚至将开一家书店的成本与买一辆车相比较。细算起来，在免去了房租、员工工资的前提下，开一家书店和买一辆车每月的花费是差不多的，“而比较起来，人人都可以开一辆车，而我可以开一家书店。我的形象就很特别。”如此论起书店的经营，小石像一个理智的、会算计的商人，也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有着虚荣心的青年人，看不到经营书店带给他的精神和道德压力。
正是基于将开书店视为生活中一项爱好的心态，“读易洞”的经营，比起一般的书店，显得多了些随意的色彩。小石介绍说，书店里所有的书，从来不扫码，也不录入。“其实，读易洞的进书频率挺高的，”小石说，“几乎每周都会有新书进店，有时候一周会进两次。但是，新书进来之后，就摆在架子上供顾客或买或看，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工夫去录入，”因为从来不曾期望从投资这间书店上得到经济回报，所以，经营起来便没有负担，技术层面上也因此很“懒散”。至于进什么样的图书，更多的是凭着这老板和朋友们的兴趣决定。而且，每次进书，每本书通常只是一两本：“卖出去就卖，卖不出去就留着当作自己的藏书” 。 秉着“玩书店”理念的老板，心态于是也很平和，
小石对于“读易洞”的底线是，“不要成为经济负担”。也正因此，对于“读易洞”的未来，小石称，自己并没有任何期望。尽管很多人曾经质疑书店能否存活下来，但在坚持了3年之后，“读易洞”依然“没有成为经济负担”地运行着，在小石看来，这已经是成功了。而且，有点出乎小石预料的是，正是由于经营读易洞书店的过程中，小石还开辟了“图书顾问”的新职业：现在，他在为几家大公司的图书室提供人员培训和书目介绍。小石严肃地说：“严格说来，我的读易洞店到目前为止是盈利的。”而对于未来，如果必须要有个打算，那就是让这书店开得足够长久。“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书店都关门了，只要还有一个书店，那就是读易洞──这就是我的愿望吧！”小石大笑。貌似“远大”的目标，却依然带着随意的生活气息。
 
社区书店与社区
 
开在社区中的读易洞书店，不可避免地要与社区有所交往。而作为一个自我定位于“社区书店”的书屋，它与社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店主人自觉与不自觉的行动之下，随着一日日的经营而渐次展开。
邱小石说，他经营书店三年来，对待顾客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质的改变过程。起初，凡是有客人来访，作为店主的他们（邱小石和他的妻子）总是诚惶诚恐，一心秉着“顾客即是上帝”的理念，唯恐对进到店中的客人照顾不周。但是，他们渐渐改变了这样的心态。现在他们多是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走入书店的每一位顾客。“现在我们对到店里来的客人‘冷淡’多了，”邱小石说，“有客人进来，我们该干嘛就还干嘛，顾客想看什么就自己看。”
书店在社区里开张伊始，作为店主人的邱小石夫妇对到访的邻里们无不热情接待，进门茶水招待、坐下来一起聊天，而这些后来竟成为许多人进到书店后比看书更重要的情节。一来二往之后，熟识起来的邻里们，将读易洞书店当作了自己走出家庭的歇脚处。自家有什么烦恼琐事，也跑来“读易洞”向老板娘倾诉；或者，呆在家中烦心，借口逃离，跑来“读易洞”闲聊打发时间躲清静……凡此种种，久而久之，令经营书店的小石夫妇感到有些疲于应付。
在小石看来，这样下去，“读易洞”就逐渐演变为社区居委会了，远离了他当初开这家书店的初衷，承担居委会功能也令他们失去了太多的自我空间。即便是单纯地倾听，也要占用店主人的时间，更不要说倾听过程中不得已的情感投入了。牺牲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听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家长里短、是非恩怨，显然不是小石他们热心的事情。“我只是开书店，并不想去介入邻居的家事，也不想因为这些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小石如是说。于是，经过策略调整，才有了如今走进读易洞书店的情景：几乎没人招呼，常来的人，想喝茶的自己倒水，想休息的自己找沙发或坐或躺，而店老板小石则旁若无人地或看书或上网，忙着自己的事情，放着自己的音乐，若非特殊情况，甚至不会与到访的邻居打招呼。
然而，无论是最初与邻里们“过从甚密”的居委会式书店，还是如今略带刻意而实现的“一切自助”式书店，“读易洞”与它所在社区的生活已然交织在了一起，并且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微妙的融合关系。尤其当涉及到与公共相关的事务时，“读易洞”常常轻易地便成为社区居民的考虑对象。对于这一点，店主人小石采取自然的态度。书店开在社区中，作为一个非纯粹私人空间的存在，它向所有人开放，尤其当它被大家共同选中时，小石并不拒绝书店作为公共空间参与其中。但是，他的作为也几乎仅限于此，他只做书店的主人，并不主动去成为这些公共事务的发起和组织者。
最近这一年多发生的几件事情便是读易洞书店与社区微妙关系的真实写照。一是“读易洞”所在的社区曾与物业公司发生纠纷，业主们自发组织起来欲与物业方进行谈判。前期的牵头、讨论主要在小区的网站论坛上进行，但进入实质谈判阶段后，网络空间已经不能充分满足业主们的讨论需求，面对面的商讨成为必然，而它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物理空间。小区业主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读易洞书店。对于这样的公共需求，小石并没有拒绝，“读易洞”的沙发和茶水向业主代表们开放，而他们聚在读易洞书店一角商量着应对物业的对策时，店主人小石夫妇依旧在书店里忙着各自的事情。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去年5月中旬的汶川地震期间。地震发生之后，民间发起了许多自发的捐助救灾行为。读易洞书店所在的社区有人想捐钱，也有一名画家将自己的画拿出来义卖；最后经由业主讨论，用所捐款项购买帐篷，运往灾区。在这过程中，每位业主的捐款抑或义卖都离不开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公共场所，“读易洞”因此又一次成为了这项公共行为的空间中介。对此，小石依旧是自然的态度。业主捐来的钱，或画作的买卖交易，都由书店受理，而从来不登记入店书目的店主人，却对这中间的每一笔金额都详细记录。同时，作为业主之一的小石，也自己购买了一幅画，参与业主的整体捐赠活动。
此外，诸如业主们冬天自发捐钱给小区保安买过冬手套之类的集体行为，虽然常常动议于网络上的小区论坛，但在活动的实践过程中，通常必然有一个环节需要一个真实的公共空间作为辅助，而读易洞书店往往是大家自然而然想到的场所。对此，小石始终秉持他最初的向所有人开放的主张，几乎从不拒绝书店作为大家的公共场所使用；但同时，店主人自己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从不以个人身份深入地参与到诸项公共事务中去。于是，依托着读易洞书店，公与私的区隔，在店老板的心里自然地划分而成。
 
以个人的方式建设属于公共的文化
 
“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早已不是学界分析国家、社会时的新鲜概念，即便是用于对中国社会近几十年变化的分析，也已不乏讨论。尽管学院派们往往喜欢纠缠于这些概念的含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大致内涵，依然是能够勾勒出其轮廓的。本质上，“公共领域”、“公民社会”这类概念的关注点在于，国家与个体公民之间权利的界定、分化、平衡，以及规范秩序的变化。事实上，公民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而这一理念的近代复活则与18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就中国的历史发展而言，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由早期争论这些派生于西方历史和现实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转而近期越来越多地讨论中国的公民社会的特殊形态。其实，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特殊形态的，正是每天真实发生在这个社会每个角落的实践。邱小石和他的读易洞书店，便是其中一例。
30年市场经济的变革，使得以商品房为主要基础的社区，逐步取代以往的街道社区景观，全能政府也逐渐从最基层逐渐或主动或被动地撤离，于是，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渐渐留出了中间地带，涉及到个体私利之外的公共利益，成为这个中间地带需要处理的问题。这就需要公共而非纯政治意义上的机理来应对这些问题。其中，文化、价值方面的思索、探讨，甚至建设，是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公共领域如何形成？如何实现文化、价值的讨论和建设？甚至公共的而非政治的事务如何有效地协商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在理论能够总结和回答之前，丰富的经验实践显得更加值得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易洞书店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范例。“读易洞”这家社区书店的文化活动，除去充当所在社区的“公共议事厅”角色之外，它也经常举行一些基于同乡圈、朋友圈，甚至网上社区等的文化沙龙。比如去年底，“读易洞”曾在店里举办过某类主题的作品展；同时，“读易洞”曾在北京的各个万科社区内，组织巡回童书展；而近期，小石老板正在“读易洞”发起“推荐书目”的活动，鼓励光顾者（或者是小区的业主，或者是店主的朋友）向大家推荐书目，并为每位推荐者在书架上预备了一个格子，上面贴上推荐人手写的推荐书目和推荐理由。这些无论是基于实体社区，还是基于小众圈子，读易洞书店都不同程度地在个体的私密空间外，为公共文化和公益的增进与改善发挥了作用。
但这并不是邱小石的行为最为动人的一点；动人的是如邱小石这样的人，在 “公共文化建设”“公共领域开拓”处的实践，是他们出自个人兴趣的自然而然的举动。对于邱小石而言，开书店，借助书店或主动或被动地举办各种文化的、公共的活动，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为了实现某种听上去崇高的使命或理想而去从事这些事情。这种行为方式，在邱小石和“读易洞”的身边，是一种普遍的方式。比如说，在华贸经营的那家也叫做“读易洞”的书店，便是和小石一起做广告的同事一起开的。他们认同小石做“读易洞”的理念，在华茂开办了“读易洞”的连锁店。对于他们而言，做这间书店同样是副业，他们同样也只是出于爱好、兴趣而经营的。再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小石的那个文化沙龙，就是小石的朋友们在“读易洞”创办的每双周一次的“文化周末”。不同于其他书店为了攒人气、多卖书而组织起来的论坛、讲座，“文化周末”组织起来并不吃力，组织者和演讲者均出于自愿，组织方式也不过是在豆瓣网上发个帖子通知大家一下。一切，都是在兴趣、爱好引导下的文化生活。
对于如邱小石这样的人来说，文化生活，首先是自己不可或缺的需要；然后，当他们发现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可能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去做了。做得好的时候，是自己的文化享受，做得不好，也无妨，撤回去，等有能力了再去做吧。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开书店、办活动，这些个人的文化生活，因为其所兼具的公共性，他们在客观上建设的是属于公共的文化生活。
每个时代总有这样的人，而每个时代这样的人应该总不是少数。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这些并没有把公共文化建设作为自己使命的个人身上，在这些并不太自觉的行为背后，公民个体正在进行着真实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