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娜

原作者：Roberto Bolaño 她胸脯饱满，小腿纤细，有一对蓝色的眸子。在我的回忆里，她始终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疯狂地爱上她，但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在开始的时候——最初的那些日子——一切都很好；然后克拉娜回去西班牙南部她居住的城市（她是来巴塞罗那度假的），一切就都变成了碎片。 有天晚上我梦到一个天使：我走进一个宽敞的酒吧，空荡荡的，他就坐在角落里，两肘撑在桌上，面前放着一杯乳白色的咖啡。她就是你生命中的真爱。他抬头对我说。他凝视着我，眼睛里像燃着一团火，那种强力把我一下子拽进去，穿过整个房间。服务生！我大喊起来，然后睁开眼睛逃离了这个噩梦。还有一些夜晚我没有做梦，醒来时却泪流满面。那时候我和克拉娜互相通信。她的信总是简明扼要。嗨，最近怎么样？我这里在下雨。我爱你。拜。起初这些信让我非常焦虑。一切都结束了，我想。但在更认真地阅读信件之后，我发现她简洁的风格其实是为了避免语法错误。克拉娜自尊心很强。她写不好信，所以尽量写少一点，免得暴露自己的弱点，即使那会显得有些冷漠，令我伤心。 那时候她18岁，从高中退学进入一个私立学校学音乐，并跟随一个即将退休的风景画家学素描，但她似乎对音乐没什么兴趣，对绘画也是一样。她不讨厌它们，但谈不上什么热情。一天，我收到她的信，她以她一贯简明的风格告诉我，她要去参加一个选美比赛。我的回信正反面写了足足三页，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她恬静的美貌，她美丽的眼睛流溢出的柔情蜜意和她体态的完美。这封信是恶劣的文学趣味的全面胜利，写完之后我犹豫了很久究竟要不要寄出去。但最后我还是寄出去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才得到她的消息。其实我可以打电话给她，但我不愿意这么冒失，而且那个时候我囊中羞涩。克拉娜在比赛中只拿到亚军，消沉了一个星期。出人意料的是，她这次是给我发了一封电报：“亚军。就这样了。收到你的信了。来看看我吧。” 一周以后，我跳上那天最早的一班火车，去克拉娜的城市。在那之前——当然，在我收到电报之后——我们通了电话，我听了好几遍选美比赛的事。显然，那对克拉娜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所以我胡乱塞满旅行箱，乘上了我能赶上的最早的火车。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那个陌生的城市。在车站喝了杯咖啡，抽过几根烟之后，九点半我来到克拉娜的公寓。一个胖女人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给我开了门。当我说明我是来找克拉娜之后，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一只待宰羔羊。几分钟之后（我当时感觉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但事后想想，确实只有几分钟而已），我被领到客厅坐着等克拉娜。这客厅给我一种相当友好的感觉，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觉得虽然凌乱，但非常友好，阳光照进来，很明亮。克拉娜走进房间时，我简直以为我看到了女神的幻象。我知道这样想很像一个白痴——这样说出来就更傻——但事实就是那样。 接下来的几天有快乐也有不快乐。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几乎整天都在看；我们做爱（我是克拉娜的第一个男人，听起来像是一个意外，让人不敢相信，但着实让我感动），我们散步；会克拉娜的朋友；还参加了两个可怕的聚会。我希望克拉娜来巴塞罗那和我一起住。当然，我早就知道她的回答会是什么。一个月以后，我坐了一辆夜车回巴塞罗那；在我印象中，那是一段糟糕的旅程。 不久之后，克拉娜写信来解释为什么她不愿意和我一起走，那是她写给我的最长的一封信：我令她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因为我提出同居这件事）；一切都结束了。此后我们通过三四次电话。我想我还写过一封信，向她表达爱意并羞辱她。一次去摩洛哥的途中，我在落脚的宾馆打电话给她，那是在阿尔赫西拉斯，那次我们终于能够进行一场文明的对话。至少，她认为是文明的。或者我认为如此。 几年之后，克拉娜给我讲述了她生命当中我错过的那些部分。而在那之后又过了几年，她和她的一些朋友又把她的故事给我完整地讲了一遍，从最开始讲起，或者，从某个关键的时刻讲起——既然我不过是个配角，那么对他们来说从哪儿说起并无所谓，或许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尽管我不愿承认。在我和她的婚约结束之后不久（我知道“婚约”应该是双方面的，但这是我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词了），克拉娜结婚了，而那个幸运的男人，从逻辑上推断，显然就是我在她的城市见过的她那些朋友中的一个。 在此之前，她遭遇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她总是梦到老鼠；夜里，她听到它们就在她的卧室里。结婚之前的几个月，她不得不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想这些该死的老鼠在她结婚之后就都消失了。 就是这样，克拉娜结婚了。新郎，克拉娜的亲爱的新郎，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甚至她自己。不记得一年以后还是两年以后——克拉娜告诉过我，但我忘记了——他们分手了。并非和平的分手。那家伙冲着克拉娜大吼大叫，她也冲着他大吼大叫，克拉娜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反击了一拳，把克拉娜的下巴打脱臼了。有时候，当我感到孤独难以入睡，又不想打开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克拉娜，那个在选美比赛中得了亚军的女孩。她下巴脱臼了，独自一人开车去最近的医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托着脱落的下颌。我想这幅画面确实够可笑的，可我就是笑不出来。 真正令我感到好笑的是她婚礼的那天晚上。她在前一天做了痔疮手术，所以我猜那天晚上她有点力不从心。或者也未必。我从未问她那天有没有和她丈夫做爱。我想他们在手术之前就做过了。好吧，不管怎样，这有什么关系呢？所有这些细节只对我有意义，对她没什么意义。 不管怎样，克拉娜在婚后一年或者两年就离了婚，并且重新开始读书。她没有读完高中，所以进不了大学。但她做了很多其它努力：她学习摄影，并再次拾起绘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她学习音乐、打字、互联网……所有那些能够在一年内学成并提供工作机会的课程，那些让年轻人跃跃欲试然后上当受骗的课程。虽然克拉娜很高兴自己摆脱了一个会用拳头打她的丈夫，但这件事还是令她陷入深深的绝望当中。 那些老鼠又回来了，还有沮丧感，以及那些神秘的症状。有那么两三年她一直以为自己有溃疡，直到医生最终证实其实什么都没有，她的胃非常健康。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路易斯，一个公司的经理；他们相爱了，他说服她去学一些工商管理相关的课程。克拉娜的朋友说，她终于找到了她生命中的真爱。不久他们就住到了一起；克拉娜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家法律公司还是什么代理机构的——一个真正有趣的工作，克拉娜说，没有一丁点讽刺的意味——她的生活这一次看上去是步入了正轨。路易斯是一个敏感的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她），有教养（我相信他是分期付款购买莫扎特全集的两百万西班牙人中的一个），而且耐心（他每个晚上和周末都要聆听克拉娜的倾诉）。克拉娜的经历其实少得可怜，没什么可供回忆的，但她乐此不疲。她其实已经不再对选美比赛的事情感到烦躁了，但她仍然一遍一遍地提这件事。如今，它就是她消沉时期的全部回忆，她精神不稳定的根源，是那些她想画却没有画出来的画。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要孩子，或许他们没有时间。据克拉娜说，路易斯喜欢孩子到发疯的地步。但克拉娜把她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学习、听音乐（莫扎特的，后来也有其它作曲家的）以及摄影，尽管那些照片她从未给任何人看过。她始终试图保卫自己的自由，试图去学点什么，以她暗淡无用的方式。 31岁的时候，她和办公室里一个家伙发生了性关系。这不是什么大事，至少对他们俩来说，但是克拉娜错误地向路易斯坦白了这件事。争吵相当可怕。路易斯摔碎了他买来的一把椅子或是一幅油画，他醉酒，并且一个月没有和她说话。克拉娜说，从那天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尽管他们最终和解了，尽管他们还一起去海边的小镇作了一次旅行。那是一次相当悲伤而灰暗的旅行，就像他们的关系一样。 这时候她32岁了，性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在她即将33岁的时候，路易斯告诉她，他爱她，尊敬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但是这几个月他看上了一个工作上认识的女人，她离婚了，带着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善解人意的女人。他决定搬去和她住在一起。 表面上，克拉娜相当平静地接受了这次分手（这是第一次别人主动离开她）。但几个月后她再次陷入消沉，不得不请假接受心理治疗，但是收效甚微。她吃的药显然降低了她的性欲，尽管她刻意尝试和其他男人睡觉——也包括我——但都感到兴味索然。她又开始提起那些老鼠，它们几乎不能让她清静片刻。她觉得紧张的时候，会不停地去厕所。（我们睡在一起的第一晚，她肯定跑了有十次厕所）她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实际上，有一次她告诉我，在她的灵魂里有三个克拉娜：一个是小女孩克拉娜，一个是被她的家庭奴役的干瘪老太婆，还有一个是真实的克拉娜，那个想要永远逃离这座城市的年轻女子，那个想要画画、摄影、旅行、生活的年轻女子。我们重新在一起的头几天里，我始终为她的生活担惊受怕。有时我甚至不敢出门去买东西，因为我害怕回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担忧也逐渐消退，我认识到（或者是我让自己确信），克拉娜不会自杀，她不会把自己从公寓的阳台上抛出去——她不会做任何事情。 不久我就离开了她，但这次我决定时不时给她打一个电话，和她的某个朋友保持联系，某个可以暂时替代我的朋友（如果只是偶尔）。我就是这样了解了一些已经可以不那么在意的事情，一些不再会令我的心里再起波澜的故事，和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不会去关心的新闻。 克拉娜重新回去工作了（她用的新药使她看上去好多了），不久之后，或许是因为长期请假的原因，她被调去一个分支机构，在安达卢西亚的另外一个城市，尽管不是很远。她去了，并且开始去体育馆锻炼身体（34岁的时候，她已不是那个我17岁时认识的美人），结交新的朋友。就这样她认识了帕克德，一个像她一样离了婚的男人。 他们不久就结婚了。起初，帕克德向所有愿意听的人讲他对克拉娜的摄影和绘画的看法。克拉娜也认为帕克德非常聪明，对艺术有相当好的品味。而随着时间过去，帕克德失去了对克拉娜的审美努力的兴趣，他想要一个孩子。克拉娜已经35岁了，对生育毫无兴趣，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怀了孩子。据克拉娜说，孩子满足了她所有的渴望——她就是这么说的。然而在她的朋友们看来，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无论哪方面都是。 有一次，因为某个和本故事无关的原因，我在克拉娜的城市住了一晚。我从酒店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在哪里，并约定第二天见个面。我本来想那天晚上见她，但自从上次和她同居又分手之后，克拉娜一直对我怀有某种敌意，这也可以理解，所以我没有坚持。 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胖了，尽管她化了妆，希望自己的脸看上去没有因时光流逝和世事挫折而显得憔悴，我仍然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有觉得克拉娜真正追求过什么，而一个人如果从未追求过什么，又哪里谈得上遭受挫折呢？她的笑容也变了。之前，她的微笑总是让人感到温暖而沉静，那是一个省城姑娘的笑容；而如今已经显得鄙俗，饱受损害，在这笑容背后是怨恨、愤怒和嫉妒。我们像一对白痴一样互相亲吻了对方的脸颊，然后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问及她的儿子，她告诉我他已经上托儿所了；然后她问起我的儿子。他很好，我说。我们都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这次会面将会伤感得无法忍受。我看上去怎么样？克拉娜问，那感觉就像是在邀请我扇她一耳光。我照例机械地回答了她。我记得我们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沿着两侧树立着法国梧桐的街道散了会步。这条街道通向火车站。我的火车要出发了，我们就在车站门口告了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在她死之前，我们还通过电话联络。我每三四个月会打电话给她。我已经学会不再触及私密话题（就像在酒吧里和陌生人聊聊体育运动那样），所以我们只谈论她的家庭，而且让谈话像立体派诗歌一样抽象，或者谈论她孩子的学校，或者她的工作。她仍在同一家机构工作，这些年她已经对她的同事和他们的生活相当熟悉，并且了解所有领导层的问题——那些八卦让她感到非常开心，或许过分开心了。一次，我试图让她谈谈她的丈夫，但她什么也没说。你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我说。真奇怪，克拉娜说。什么奇怪？我问。你会这么说很奇怪，恰恰是你这么说。她说。我马上试图换个话题，我说我的硬币就要用完了（我从来不用自己的电话给她打电话，永远不会——我总是用公用电话），很快跟她说了再见挂上电话。我意识到，我已经不能面对和克拉娜再次发生争吵；我不能再听到她那无休无止的情绪激动的辩解。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她的声音还是像以前一样冷冰冰的。她就是用这样的声音，像一个糟糕的故事讲述者一样一遍遍历数她的生活，在所有错误的位置都放上感叹号，在应该讲得详细的地方语焉不详，那些真正让她感到疼痛的地方。我记得我问她是不是去看过医生了，还是她自己诊断出自己得了癌症（或者是帕卡德的判断）。当然看过了，她说。我听到电话那边发出像乌鸦的叫声一样嘶哑的声音，她在笑。我们简短地谈论了下我们的孩子，然后（她一定已经感到孤单和厌烦了）她让我告诉她一些我生活中的事情。我当场编造了一些，然后告诉她，我下个周会再给她电话。那天晚上我睡眠非常糟糕，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突然地醒过来，大吼大叫。我确信克拉娜在骗我：她没得什么癌症，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就像过去二十年来发生的事情一样，一件该死的小事，糊满了狗屎，绽放着微笑的小事，但是她没有得癌症。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起床走向滨海大街，风从我背后吹来，这很奇怪，因为风通常都是从海面吹来。我一直走到公用电话亭，它旁边就是这条街上最大的一家咖啡馆。路上空无一人，椅子都被拴在桌子上。靠着海的不远处，一个流浪汉睡在长椅上，膝盖紧紧拢着，不时地颤抖，好像在做噩梦一样。 除了克拉娜，我的电话号码本里只有一个号码在她居住的城市。我拨通了那个号码。过了很长的时间，一个女人接了电话。我告诉她我是谁，然后突然发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以为她把电话挂了，但是听到电话那边点燃香烟的声音，烟从她的唇间喷出。你还在么？女人问。在，我回答。你和克拉娜通过电话了？是，我回答。她告诉你她得了癌症了吧？是，我回答。好吧，这是真的。 我遇到克拉娜之后的那些岁月一下子全都涌到眼前，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它们大多都与克拉娜无关。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在几百英里以外的电话那边还在说些什么；我自顾自地哭了起来，像鲁本·达里欧的诗里写的那样。我在我的口袋里摸索着香烟，断断续续地听到些故事的碎片：医生，手术，乳房切除，会诊，各种不同的看法，深思熟虑的研究。那是克拉娜的生活，一个此时此刻我并不了解、无法触及，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克拉娜。一个如今已不能再拯救我的克拉娜。 我挂上电话的时候，那个流浪汉就站在五英尺之外。我没有发现他的靠近。他个子高大，穿得很厚，像近视眼一样凝视着我，好像担心我突然跑掉一样。而我沉浸于悲伤当中，完全不知道害怕。直到我走回镇中心的弯道，才意识到他的存在。我看着他，在那一刹那忘记了克拉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忘记克拉娜。 自那以后我们通电话更加频繁了。有时候我每两天就给她打一个电话。我们的谈话简短而愚蠢，我没办法说那些我真正想说的话，所以闪现在我脑袋中的任何事情都被我拿来当作话题，一些我希望能逗笑她的胡说八道。有一次我深情地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时光，但克拉娜立刻披上她那副冰冷的盔甲，我马上觉察到，并放弃了自己怀旧的情绪。随着手术的临近，我们通电话越来越频繁。一次，我和她儿子讲了几句。还有一次和帕克德。他们似乎都还不错，至少声音听起来还好，不像我这么紧张。也可能是我想错了，显然是我想错了。所有人都在为我担心，有天下午克拉娜说。我想她是指她的丈夫和儿子，但是“所有人”包括了更多的人，多到超过我的想象，所有人。在她入院的前一天下午，我打电话过去。帕克德接的电话。克拉娜不在。已经两天没有任何人见到她了，也没有人能联系到她。从帕克德讲话的语气，我觉得他怀疑我和她在一起。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她不在我这里。但那天晚上我真的满心希望她会来找我。我开着灯等她，最后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梦到一个非常美的女人，但不是克拉娜：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纤细的女子，胸部小巧，腿修长，眼睛是深褐色的。那不是克拉娜，也不可能是她。这个女子抹去了克拉娜的影子，把她塞进穷困潦倒、令人颤抖的四十几岁。 那天，她没有来我的公寓找我。 第二天我给帕克德打了个电话。两天之后我又打电话给他。克拉娜还是没有出现。第三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跟我谈了谈他们的儿子，并抱怨克拉娜不负责任的行为。每天晚上我都在想她能在哪儿，他说。从他的声音和话题的转变，我知道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或者说，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友谊。但我实在没有心情给他提供这样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