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诃德的名字，——序《序曲》

吉诃德的名字，——序《序曲》 将诗人比喻成神话中的、受缪斯女神青睐的歌者的说法由来已久，有时，这个歌者的形象会被赋予某个具有强烈命运色彩的名字，譬如奥尔菲斯。关于这种比喻的出现，从文明建构的方面来看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缘由是：古典时期的史诗传诵者在描绘战争中的英雄或族群的建立者时，也不自觉地保持着某一文明内部的叙述稳定性，而这种叙述——无论其有关物质、伦理抑或形而上经验——在其命名的强制性及记诵的可能性上，则与神话叙述有着相近的秩序。而另一方面，从抒情诗人个体的角度来看，在形象建构的方面，这种比喻则与某种想象的接受秩序相关。 极少有人不曾预想过自己在他者眼中的形象，诗人也是如此。如果略有不同，那么只能说，诗人所在意的他者来自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数量却更少。当奥尔菲斯走到哈迪斯面前时，他在意的是那唯一有能力更改某个命定进程的声音：来自冥府之神的认可。事实上，后来奥尔菲斯对酒神祭司的不敬也说明了他作为歌者的独异形象；就神话的象征性而言，他所弹奏的音乐与他自身的形象是一体的，正如其悲伤与其才华是一体的。这种身份后来既影响到了更广泛的他者眼中的诗人，也影响了诗人自己：他们像怀着对已故爱人的哀悼，有所坚持地，在不同世界，对并非全部的存在者发出声音。 在我所进行诗歌写作的这个时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诗人在做出书写姿态的选择时，依赖的往往并不是诗歌本身的内部伦理，而是来自单一世界中最多数人的外部伦理。另一方面，许多读者也在要求诗人转化自己的形象，由发明声音的歌者转向操练声音的钢琴师。此种转变与现代印刷、出版及传播机制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身份的认知属性：与古典时期不同，今天的诗人（他们可能以律师、警察、工人或资本家为职业）很难完全以诗人的姿态占据社会中的一个位置，或者仅仅以诗人的姿态面对诗歌，其职业与身份的不必然联系也决定了社会对其认知的物质性必然；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李白竟然从没编辑过自己的作品，或者，奥尔菲斯竟然从没刻过一张唱片。当然，今天的作者或歌者本身对不被认可的恐惧也促生了此种身份认知逻辑的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诗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请问，您出了几本诗集？”如果他给出一个还算礼貌的数字，就有可能得到衷心的赞赏：“很好，您是诗人，诗歌写在您的脸上。” 可是，很遗憾，直到今天，我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并不“礼貌”的姿态。 回忆。当这个词与自身诗歌写作的历程联系起来时，我总会引发某种隐性的抗拒。这抗拒的缘由在于，我总是想把自己开始诗歌写作的时间向后推，再向后推，尽管回忆告诉我，从十二三岁起我就已经写过分行的文字了。如果自我叙述能够战胜真实，并且给未来的传记作者提供确定不移的证据，那么我将供认，大约从二十三或二十四岁开始，我才写下第一首诗。即便这意味着，我比人类所知的大部分“天才诗人”都要晚熟。 很难相信，一个人自我认知的意识会在二十岁后被覆盖性的重新书写，但事实确实如此：从重病的十九岁那年开始，我遗失了大量始自童年的性格，外在性格与内在性格。我想，诗歌在此后所扮演的角色正和自我的重新指认过程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它占据了我曾紧闭的房门内的大部分空间，通过阅读与书写的形式将我定型——类似青铜器的浇筑，客观自我只是一个模子，语言则像愤怒的金属在其中流动，触碰，占据空间，决定最终的姿态与硬度。有时候，我感到诗歌阅读就像一种极为民主的专制制度，我可以在自己所能读懂的语言中选择任何一本书的一页，并且同时打开比这一页厚得多的不同世界的时间；但同时，我也必须遵守某些律令，譬如对“我们”这个代词的怀疑。 同样令我怀疑的还有许多声音之后的署名。无法想象，一个诗人竟能不断重复自己或他者的声音，并在其后不断地署名。这就像对隐忍的山谷叫喊，在听到回响时转身，背对巨大的空间与质量，得意地说：“听，我的声音！”如果不能确认一首诗是以自身作为乐器诞生，或者，如果它只是谱架上的符号的再次重复，我想，对其声音的认领就毫无意义。我不清楚还有多少人罹患着对命名的洁癖，但至少，有上百首我曾写过的诗，不会署名。那声音是我发出的，却不是——不真正是——我的。 这本诗集共选取了42首诗，题目则来自其中三年前所写的一首。“序曲”，有乐章开始的喻指，但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一个过去时起点的否定，而是试图表明这样一种态度：没有任何被听到的声音不是过去时的声音，但它却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时间计量的起始，它的创造者可以继续在宇宙中创造新的振幅，并听到遥远星系给出的、崭新的（却又是几百万年前的）回应。《序曲》，这首诗所表达的也正是一种欲望，关于诗歌本身，关于永恒之在中那被不断命名的此在：每一秒的凯撒都有一个新的名字，就像初生的婴儿。诗歌所做的，是给他建一座新的罗马。 在太多的世界更生得太快的时候，我曾偶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堂•吉诃德叫什么名字？ 这听起来很像一个伪装成哲学命题的笑话，但并非如此，至少不仅仅如此。对那个充满幻想的不顾一切的骑士，或许可以称之堂•吉诃德；而对那个充满幻想的混沌可笑的、来自拉•曼却的乡村绅士，却甚至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姓氏。我很想问问他，他，阿伦索•吉哈达、吉沙达或吉哈那，如果早就知道那几乎是注定的结局，是否仍会给自己取一个新的、且只活在马背上（而非故乡的床上）的名字。 一个事实是，吉诃德清楚知道自己所面对的世界并非他人所生活的那一个。相关的话，他曾和桑丘说起。 他们的世界都是真实的：吉诃德的，桑丘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吉诃德的世界仅仅因他一人就得以建立。那么，当那个乡绅被失败推回桑丘们的世界（像奥尔菲斯独身回到没有尤莉迪丝的凡间），在病床上说起过往的“我”，并为此而后悔时，他真的在说堂•吉诃德——那另一个世界唯一的创造者吗？如果说，我在诗歌中拥有关于命名世界的欲望，那么这欲望是否永远无法在无尽的时间中真正完整，或者我会在它获得完整之后失败，跌回最初的自己？如果我拒绝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式的自命身份，仅仅依靠此刻的“我”，那个将被命名的世界会代替此刻已被命名的世界吗？ 一个悖论性的重复。我追赶一个不知名的存在，在语言的航道上转动肉体粗糙的齿轮，而当我追赶上“他”——一个未曾露出面孔的形象，我就成为“他”自身，世界就成为“他”所在的世界。这里所说的并非某种隐喻，而是切实发生且一直在发生的。事实上，与形而上哲学或自我超越等概念毫无关系，我经常在面对一个匿名者发声、并不断向其迫近的途中回头，看看有没有谁也在追我。没有人。从来没有。没有另一个“我”。只有那个首字母大写的“他”不断挑逗般地成为我自己，然后出现在新的位置：在我所面朝的方向。 这新的“他”是同一个吗？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诗歌具有，或曾经具有拯救的力量。同时，诗歌也并非骑士或烈士用以葬身自己的伊卡鲁斯之翼。缪斯形象的长久流传，只表现了相反的情形：诗人与其作品中待命名的世界是难以约分叙述的，人们只能通过他（或它）永恒的情人进行描绘。当每个诗人面对生与死的具体性时，首先，他都是作为人的自己。当我面对那个不断成为“我”的“他”时，我所知的仅是向其迫近的过程本身。这过程，一如那个向城邦递送胜利消息的长跑者所做的：他死前那次奔跑的出发点，就是奔跑的名字。 XY 2013. Feb.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