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篇】名人專訪

訪問在盧冠廷位於西貢的「綠色生活專門店」進行，是雜誌十二月號的專題《狂人日記》的其 中一篇。他人直率豪邁，有很獨特的氣質。 連接 似乎太顯然易見了吧，盧冠廷的「狂」。 一有機會便熱切宣揚環保訊息。不為名利心動。對自己的病患毫不避諱。家中自設太陽能發電和造水系統。即便是最早讓人認識他的音樂作品，也旗幟鮮明地表現他不隨俗的個性。 那，無論我怎麼問怎麼寫，也僅是一番「重申」──除非你認認真真聽他說話，調節好距離焦點，你方能看見他思想情懷的細緻紋路。所謂「狂」，應是懷抱大志願的氣魄形於外，其底蘊，倒是柔軟的關愛。 感動萬人的手段 能親口向盧冠廷道謝是我的福氣。我感謝他去年辦了2050 演唱會，他的歌聲感動了我也感動了上萬人。他卻說「那純粹是宣揚環保的手段。」我以為音樂做得那麼出色的他，至少有一半是享受演出：「不，百份百是為環保才做。」現場演出對他來說苦不堪言，學習障礙令記歌詞成為他一大負擔，是以他從不登台。但為了環保，「辛苦也沒所謂。我想一次過將訊息傳遞給最多人。」 「因為我知道的太多，如果不說出來警剔別人，我晚上會睡不著覺！」雙眼瞪得老大，聲線宏亮，他的表情已經說服到我：「這是人類應該恐慌的逼切時刻了。」一切從他患上化學敏感症開始，自救自療的過程中，他發現整個地球生態已經受到嚴重破壞：「我無理由見到前面有危險，人們性命受威脅也不出聲。」 ──坐在西貢一家綠色生活用品店，聽店主大叫「拯救地球」的心願，這算是一件瘋狂的事嗎？好像是。但當你聽到他滔滔不絕的提出數據、科學家的quotation 和聯合國最新資料，你又不得不同意地球確實需要拯救。「我不願意看到人類，如此有智慧的生物，竟然就此滅亡。」想起小時候的卡通片嗎？想起《死亡筆記》了嗎？盧冠廷說，他知道「有人話我環保環到痴咗線。」尤其是做完Roadshow 節目後，有人質疑「政府也未開聲我們為什麼要聽你講。」 但他一直相信，這是他的責任。他說，他的role model 是甘地。 我不是環保狂熱份子 「我追求green technology，我會開車，不過我開的是一部smart car。我跟周兆祥不同，他要求 生活極端地簡樸，我看他才是環保狂熱份子。當然兩類型的人也對廿一世紀的環境有貢獻。」不僅如此，你若以為盧冠廷會對你的生活方式大肆評擊，便大大誤解了他：「人有三件事不能受人左右的，一是宗教，二是政治，三是生活方式。」 就算是最要好的朋友最親近的家人，盧冠廷說，他絕對不會對他們說教，不會要求別人跟隨他的生活習慣。「我的責任只是告訴你後果有多嚴重，你的處境有多危險，但我講完了，在崖邊豎起了警告牌便會轉身離開，你如何選擇是你的事。我不能侮辱你的智慧迫你怎樣生活呀。無謂傷感情。」 有傳媒用「使徒」去形容他的環保熱忱。但原來他一不自認「狂熱」，二也不視環保為宗教。「環保是我的理性選擇。」他認為每個人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保護環境。「要是全世界肯去做三件事：少消費、吃素和踩單車，地球便可安然無恙。當然對很多人來說很困難，那麼，就算你無法天天吃素，也可以嘗試一星期吃兩天，你已經幫了一把。」 不勉強，不約束，同時又積極散播環保理念：「因為我相信，大部份人只是沒機會接觸到環保的知識，只要他們懂得，他們一定會反思。」狂中有緻，盧冠廷並非一味放大自己擁護的一套，向眾人灌輸單一的生活方式；反而是適切地介入，把最終的希望交託在接收者手上。其實他懇切急促的呼喊背後，是對人性的信任。 善意的陰謀論 然而，無論是多麼理性的擇善固執，身體力行起來，也難免感到處處受壓。「別說要對抗社會上的龐大勢力，連自己的朋友也覺得我傻。」他會跟你說石油工業百多年來如何用cheap oil蒙蔽大眾，讓我們每天使用價錢便宜的產品，實際上一路負擔昂貴代價，由生態環境補貼。 「西醫完全治不到我的過敏症，因為他們這個制度的後台老闆不想醫生明白太多。整個education system 由誰編寫？石油工業！美國政府背後由誰主宰？石油工業！所以98%的醫生完全沒接觸過環境醫學。而一般人也沒機會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剝削生態環境、剝削窮國窮人。」 或許聽上去真有點像陰謀論，但你又怎肯定他所說的不是另一面向的真相？至少，他相信平等和反對剝削的立場，是善意的。 「大財團去窮國瘋狂斬樹，土著不肯搬走被他們殺光，人們全不知情，只從媒體聽說商品有什麼好處便去買。」這種說話許多人不愛聽，統共當成盧冠廷口出狂言。「不喜歡聽的人總認為我太誇張。或許是我比別人走前了一小步吧，將會越來越多人明白的了，你看災難已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切身。」 停頓一秒，他沉聲說：「他們很快便會十分、十分明白。」 當他一再強調「良知」 盧冠廷「不敢輕言愛」，不自誇堅持推廣環保是愛人愛世界的壯舉。問他有沒有frustrated 和疲倦的時候，他卻說「有，我有，但我不會放棄。我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驅動力。廿一世紀只有兩種人：99%的人做容易的事，1%的人做正確的事。我又不是想改變全世界，只是希望感染多些人一起做多點正確的事罷。」語氣仍然是堅定的，縱使他的態度，其實既務實又謙遜。 他說自己一方面感覺悲觀，但又一定要樂觀下去。悲觀是因為眼看太多人不願改變，太少人願意放棄舒適的習慣。樂觀的是，「我是一個fighter，明知困難，縱使只得5%機會我也要fight，不能眼白白看人類滅亡。最頂尖的科學家已經宣告地球玩完冇得救，我不聽他的，我聽那一批說我們還有一半機會的。」 正在籌備新唱片的他說，新創作的主題是愛心。「要救環境先要救人心，若人的心靈缺乏愛，不會去同情窮國窮人，更別說去愛惜地球的天然生態了。」訪問中他一直強調，環保「說到底是良知的問題。」就如談到「碳補償」行動，他憤慨歐盟搞了四年，也沒能夠減少排放二氧化碳；他認為就算有再完善的機制，更有效的監察，沒有良知，也不會有效果。 「有良知，咩都work！冇良知，咩都唔work！」他鏗鏘有力的敲響木桌面，世界的未來，彷彿就在他此番陳辭下定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