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亮】 危机之下重建批评 ——评《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的雄心与实践

作者:
沈语冰
作品:
简介 (非文学 创作) 第3章 共3章
发表于:
《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河北美术出版社
艺术批评已进入危机,近期的相关讨论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十年来国内学界有关艺术批评危机的讨论不绝于耳,近两年更甚。2016-2017年《中国美术报》开辟专栏讨论批评问题,2018年4月《美术观察》杂志组稿讨论批评现状与对策,几乎同时,武汉美术馆主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以“批评与策展”为题,讨论批评和策展的关系。种种事件表明,学界正在以各种方式再次回应十年前有关“批评失语”的讨论。批评的危机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北美,美国学者哈尔·福斯特称之为“后批评状况”。[1] 美国的那次讨论发生在2002年,由《十月》杂志编辑部组织,名为“艺术批评的当下状况”。按照哈尔·福斯特的观点,2002年的那次讨论中,与会者已经认识到艺术批评所处的后批评状况。后批评状况下的美国艺术批评体现为,相对于之前语言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丰富话语资源,后批评状况下此类话语更新减缓;作品交易可以在话语真空中进行,无须批评的介入;批评家对艺术作品的判断已被策展人和收藏家所代替,他们已经无须以批评作为中介来认识作品;批评写作的门槛降低,以至于艺术家、读者、新闻工作者和观众都可以成为批评家。[2] 对“批评陷入危机”的判定,意味着学界已经默默假设,批评曾经繁荣,而现在则走向低谷。笔者认为,当下对批评危机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是对批评家身份和话语权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是徒劳的。正如《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的主编之一沈语冰先生所言:“说批评失效是从根本上误解了批评的意识形态话语性质;而说批评无能,则从根本上夸大了批评的能力。批评是诸话语效应的一部分,应当回归它的本质。”[3]所以,真正应该引起学界焦虑的不应是批评家身份和话语权的危机,而是艺术批评学术规范的缺失。 面对上述状况,少喊些口号,少发表哀叹,多进行实践是当务之急。《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由沈语冰与张晓剑二位先生主编,此书正是解决当下批评危机的重要实践,其意义不言而喻。早在2017年初,作为这套丛书的总策划,殷双喜先生已经编辑出版一本《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两本文选分中西两路,共同勾勒出艺术批评的基本轮廓,成为学界艺术批评学科建设的基础之作。殷双喜先生既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研究者,又是重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沈语冰先生在西方艺术批评领域耕耘二十余年,著作等身,二位先生合作编辑这两本文选可谓相得益彰。
《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
《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
既然批评本身遇到了危机,那么应该如何重建?对中国学界而言,由于缺少艺术批评研究的基础材料,批评的学术性建设也无从谈起。国内艺术批评发展的现状,恰如殷双喜先生所言:“由于艺术展览和市场推广的迫切需要,虽然有大量的美术评论文章产生出来,但少有深入的美术批评论著和翔实可靠的美术批评史专著出现,有关美术批评基础理论与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史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中国美术史论界的短板。”[4]由此看来,批评本身的危机,还得按照批评本身的情况来开“药方”,两本批评文选的编者给出的“药方”即是回到基础文本。 由于存在一个语言的转换过程,所以,回到基础文本的工作,尤其对于西方艺术批评文本来说,更具挑战性。《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收录了大量新译文(40篇文章,18篇为新译),又对某些旧文进行了重译,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更为读者们重新认识和理解西方现当代艺术批评推开了大门。沈语冰先生为这本文选设定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框架结构:文选上篇是“批评的典范”,偏重呈现批评写作与现当代艺术史的关系;下篇是“批评的理论”,偏重呈现批评写作本身的范式与方法论。这种划分方式,恰恰契合了批评写作的两个关键要素:“现场感”与“方法论”。 “现场感”是艺术批评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关键区别。批评家是一群穿梭于各大展示空间中的职业欣赏者,他们的书写工作与艺术事件紧密相关。所以,打开《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的上篇,读者们将看到与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经典批评文本,从欧洲的后印象派开始,转移到1945年之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再到60-70年代的观念艺术,一直到90年代的经典批评文本《关系美学》结束。这一系列文本显示,批评的职责在于言说,言说对象是什么呢?不是历史,而是写作者身处的那个当下。 在现场感之外,批评写作要有方法论意识,这个正是当代中国艺术批评领域所缺失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位写作者很容易做到身在艺术现场,但只有“现场感”却远远不够,他还需要足够的理论素养。西方批评的基础文本除了让读者触知那段艺术的历史之外,对于中国批评学科建设的根本作用,在于借鉴西方写作者的方法论意识,从而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自己的方法论。即便是在《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上篇中,几乎每篇文本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例如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瓦尔特·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利奥塔的语用学方法等等。在文选下篇“批评的理论”中,西方艺术批评的方法论更是得到完整展示。无论是“范畴”,“方法”还是“反思”,文选收录的文章基本包含了形式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等各类西方批评的主要方法论视角。 根据1945年之后当代艺术发展的地域性特征,在选文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两位编者一定的偏好和倾向性。源自美国的批评文本,以及围绕《十月》杂志产生的文本在整本文选中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虽然《十月》杂志的文本风格被部分学者斥责为晦涩难懂,在2000年之后,该杂志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但不可否认,正是从罗莎琳·克劳斯为核心的“十月学派”开始,批评写作的学科边界才得到充分拓展,批评也不再满足于随感而发,艺术批评作为一门学科才得以在高校教育系统内占据一席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吗?2011年开始,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成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作为该学科门类的第一个一级学科,被划分为艺术史、艺术哲学和艺术批评三大基本方向,其中唯有艺术批评,我们甚至连一本像样的教科书都拿不出来,这足以可见当前艺术批评真正的危机所在。中西两本艺术批评文选的编者洞察了艺术批评的这一危机,通过编辑基础文献,为学界重建艺术批评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本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18年第3期) [注释] [1]哈尔·福斯特谈论“后批评”的文章最初以"Post-Critical"为题发表于, October, Vol. 139, (winter 2012), The MIT Press, pp. 3-8. 后来收入2015年出版的著作《坏的新时代》中,详细内容请参考:Hal Foster, Bad New Days: Art, Criticism, Emergency, London·New York: Verso Book,2015, pp. 115-124。文章收入专著时,福斯特在题目“后批评”之后加上了问号,改为“后批评?”,以此进一步强调自己对该论断的怀疑态度。 [2]这次讨论的全文记录参见:George Baker, Rosalind Krauss, Benjamin Buchloh, Andrea Fraser, David Joselit, James Meyer, Robert Storr, Hal Foster, John Miller and Helen Molesworth, "Roundtable: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Art Criticism", October, Vol. 100.(Spring. 2000), pp. 200-228。 [3]沈语冰、张晓剑主编,《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页。 [4]殷双喜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年1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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