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化论坛】第十一期解玺璋:善变的梁启超全纪录
唐娟:大家下午好,我们下午活动正式开始。在解老师开讲之前我先简单说几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冬日的下午,而且是周四工作日的时间,抽出宝贵时间来听解老师的讲座。今天的题目大家也都看到了“善变的梁启超”,解老师肯定讲的比我说的好,这一点我不多说了。我简单说几句关于41度文化论坛,我们已经办到第11期,10月份和12月份停了两个月,因为莫言获奖的事情。我看到这当中也有不少老朋友,长期关注咱们论坛的,今后我们每个月还会如期举办,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宝贵的时间留给解老师,他要讲关于梁启超的事情,请大家仔细聆听。
我再介绍一下解老师,解老师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是知名的评论家,也是非常认真严谨的学者,并且这几年都在研究近代史,尤其是今年出版的《梁启超传》,在业界和读者当中引起的反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读了解老师写的《梁启超传》之后对历史、对梁启超这个人物都有了非常深入的认识,并且重新开始认识这个人物,还有那段历史。今天下午我们听解老师现场给我们讲一下他所了解的梁启超。
解玺璋:谢谢各位朋友,很高兴今天下午能跟大家一起聊聊梁启超。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善变的梁启超”,因为梁启超的善变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无论是他的生前还是他去世之后,也无论是欣赏他的人还是讨厌他的人,都特别爱拿他的善变来说事,都爱谈论他的善变。最近我还听有人跟我说,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说梁启超的一生发生过28次变化。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也就是姑妄听之。其实梁启超自己,他也并不讳言自己的善变,他在他自己一个很著名的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题注当中他就说过,他说“此天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罚我者也。”他就说他这篇文章,用他自己的矛来讨伐他自己。“今事昨非,不敢自默。”他觉得今天他的想法是对的,他以前的想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不愿意沉默,不愿意把自己的这点心得装在自己心理,他愿意跟大家交流,所以说“其为思想之进步乎,必退步乎,吾预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他希望听听读者的意见,就说他这样的思想变化,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他希望听听读者的意见,所以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他自己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就说“以今日之矛攻昨日之盾”,他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是一个例子。
多年以后,也就是到了二十年代,他写《清代学术概论》的时候,他再次提到自己的善变,他说“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浇灌于心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事多以此为逅病,而其言论之效益,必往往相交,……生性之弱点然已。”他这个意思也是说,他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两种东西经常在打架,一个就是他的保守性,一个就是他的进步性。他所谓的进取性,其实是我们说的带有一种激进的态度,他的内心当中经常有这样两种东西在互相争吵。所以他有的时候这边占上风,有的时候是那边占上风,所以他表现出来就不太一样。经常是这样,不惜以今日之我来跟昨日之我进行挑战,与昨天的想法,自己提出批评,他经常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所以他的很多言论,有的时候就互相抵消了,很难再产生这种影响或者效果。
所以说梁启超其实是很有点自知之明的,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时甚至超过旁人对他的认识。说到底,他的每一次改变都有不变的理由,只是很少有人具体考察他的那些理由,为什么变没有人说,大家都是宁可人云亦云的指责他善变,没有人格上的缺陷。很多人在提到他善变的时候,其实不是善意的,实际上是指他人格上的一个问题提出来的。但是有一个叫李萧丹(音)的人,这个人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舒一(音)的父亲,他曾经给梁启超做过秘书,梁启超最初在国民政府里面担任总长的时候,他当过他的秘书。他曾经说,虽然是“百口谤之”,很多人都诽谤他,但是对于梁启超来说“故无伤损”,对他这个人来说,虽然很多人都拿这件事说他的善变,来贬低他,其实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损伤。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梁启超是如何变的,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想顺着他的这样一种经历,把他的几个大的变化给大家讲一讲。
梁启超的第一变,应该说发生在他认识康有为的时候。当时是1890年,这一年他18岁,此时的康有为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尚书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是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皇帝尚书,但是他因为渠道不通畅,他的尚书没有送到光绪手上,所以他带着一种挫折感后来回到广州。广州是康的老家,他的想法是在广州这个地方讲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最先来见康有为的,其实是梁启超的同学陈千秋。陈千秋到康有为这个地方,因为康有为从北京尚书回来,虽然他的尚书没有成功,但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人,很多人在议论他尚书这件事,当时他连举人都没有考上,他等于是一个白衣,就是一个普通人,他要给皇帝尚书,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所以虽然尚书没有做成,但是他已经出名了,已经成为当时人人都在议论的一个人物,特别是读书人当中人人都在议论的人物。所以陈千秋就很好奇,就想见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陈千秋先见了康有为。他把见到康有为的情形绘声绘色讲给梁启超听,因为他们俩是同学,而且住在一起。当时他们都是广州学海堂书院的学生,这个书院在清代是广州的最高学府,它是广州的前总督阮元这个人创办的,阮元是前嘉时代的人,他的汉学造诣非常深,他有一个很大的官僚,他提倡这种学术在广东发挥很大作用,他办的学海堂也是广州地区最高的教育机构。这个学校是专注“经史……”为宗旨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汉学,他们都是这的学生,而且都是这地方的高材生。梁启超在这个学校读了三年书,他年年都考第一。年年都考第一的人在他之前只有一位,就是后来做了光绪妃子,珍妃老师的文廷式,文廷式之后就是梁启超年年都考第一,每门功课都考第一,当时他在学海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梁启超自己承认,他说他来广州之前,也就是他进入学海堂之前,他的学术背景是什么呢?也就是他在家里面读书的时候,他学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学的就是“日志贴惑”,这个“贴惑”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八股文。他在家里读书的时候主要是学做八股文,他当然也读四书,读五经,但是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在家里读书那些年,他没有跳出科举考试这个范畴。但是他到了学海堂之后,实际上已经开拓了他学术上的视野,因为学海堂是以汉学为主,而不是以八股的写作为主。所谓汉学,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考据学、“训工学”,它是对历史进行考据,对经史进行考据的。也就是说在清代当时有这样一个很主流的学术传统,他认为我们如果想读四书、读五经,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它们讲了些什么,因为四书五经传播下来两千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他要进行考据,这个是清代一个很主流的学术传统,学海堂就是做这个的。梁启超觉得到了这以后才第一次感觉到有做学问的感觉,而不仅仅是准备科举考试了,他觉得到学海堂,他已经很进步了。
他曾经在《三十自述》里面讲过,他说他到广州读书以后,“始之有段王训乎之学,大号之兼有弃贴破之势。”他说到这以后读了这些书,他接触了这样一些学问之后,他就开始有点要放弃科举考试的意思,他觉得做这个学问很有意思的,就是做这样一种考据式的学问。他的基本学术训练都是在学海堂打下的基础,所谓的“段侯王”,“断”就是段育才(音),王就是二王,二王就是王念松和王念松的儿子王允之,他们都是刚才我说办这个学海堂的阮元的前辈,比他们要长一辈的,他们都是专门做经史考证考据之学的人。
我前面说的,实际上是梁启超18岁以前的情形,他18岁以前读书是这样一个状态。不久他就随着陈千秋去看见康有为,多年后我们在他《三十自述》当中可以看到他所描述的自己初次见到康有为时候的情景,这段话大家很熟悉,好多地方都引,我还是把它念一下,他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就书更端驳,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通甫就是陈千秋,他的字叫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偈,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请业于南海先生,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以。”
就是这段话,他就讲了他见到康有为之后,跟康有为谈了一整天,他这个时间大家注意看,自辰时入见,辰时就是早晨七点钟到九点钟这个时间,他从这个时间开始去见康有为,到戌时才离开康有为的家。戌时是什么时间?如果看申酉戌亥,等于是12个时辰里面倒数第二个时辰,也就是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他们两个人的谈话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说长了有14个小时,说短了也有10-12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谈的兴致勃勃,你可以想象他们谈了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具体谈什么东西,但是对梁启超来说,这次谈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康有为的学术,根据他的学术我们来想象他们当时谈了什么。康有为有两本很关键的书,一本是《新学伪经考》,一本是《孔子改制考》。我这只谈《新学伪经考》这本书,如果康有为给他讲的是这本书内容的话,梁启超肯定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他从这本书里得到的,他以前在学海堂学的知识都是伪知识。说我们在学校读完书以后,你大学毕业了,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读的书都是伪书,都是假的,你会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把《新学伪经考》的内容稍微给大家做一点介绍。
在清代的学术里面,它的主流学术是汉学,所谓汉学就是研究汉代的经典,秦始皇烧书之后,到了汉文帝、汉武帝的时候,有些人出来,他们设五经博士,说这些博士是靠自己的记忆把五经重新写下来,再教给学生,这个就叫古文。我们看到的《论语》,比如《尚书》、《诗经》,它有一个古文传统,就是这个地方来的。靠这些五经博士的记忆,把他们记忆当中的经书重新复写下来教给学生,这是古经。到了汉代的末年,当时有一种所谓考古式的发现,从孔子老家的墙壁里面发现一些经书,又从院的坟里面考古发现一些经书,他们叫新经,跟古书不太一样的地方。简单说就变成了两个学派,一个叫古文学派,一个叫经文学派。因为汉代一直是尊崇古文学派的,到了汉代末年,王莽当政之后,经文学派就变成了学术的主流。为什么叫《新学伪经考》,这个新学并不是新旧的新,而是新潮的新,他认为新潮是伪经。这是康有为的看法,所谓经文学派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伪经,他认为这个东西都是刘秀这个人伪造出来的。他有自己的考证,他把这一条东西告诉梁启超之后,因为梁启超学的是汉学那样一个传统,跟他的完全不一样,就把他的东西彻底颠覆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梁启超,他说所谓的“冷水浇背”,大家可以体会这种心情,我在大学学了四年,甚至还读了研究生,等我读完以后毕业了,有人告诉我说读的都是伪书。他是这样的心情。而且他跟康有为谈话当中,肯定是互相讨论的,他肯定也想说服康有为的。因为在社会地位上来讲,梁启超比康有为高,梁启超当时已经是举人,而康有为只是秀才,在清代这样一个社会里,举人是到了官僚这个阶层的,是老爷,而秀才那个时候只是白丁,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这个层次上面来。虽然康有为比他大十几岁,但是梁启超的社会地位比康有为要高的,他并不是马上就服气的。所以他能够跟康有为谈这么长时间,肯定是互相辩驳的,但是他没有说服康有为,而被康有为说服了。他回去以后,他跟陈千秋两个人,他们联床并寐,没有睡觉,一直在谈这件事,第二天又去找康有为,就要正式拜师,而且退出学海堂。他后来还写到,他们在康有为这读了书之后,他们还带着新的观点,跑到学海堂跟当时他的老师和同学去辩论。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梁启超的学术和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的时期,也就是在他18岁的时候。
梁启超的这种变化应该属于眼界扩大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从书斋走向社会,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死读书、读死书转向为经史致用,改造社会而读书,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顺应时事的进步。这一点我要讲一下,为什么说他有这样一个转变呢?特别是他从书斋转向社会,从书本转向现实。因为考据学,清代的汉学,在清初兴起的时候,它是针对明末的,宋明理学和陆王新学,针对这个发展起来的。宋学是比较空书,他讲思想、讲精神,讲来讲去比较空,在书斋里面,大家都在修炼自己,静默,这样一种形式,脱离这个社会。明末清初的时候,特别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像顾炎武、王夫之他们这些人提出来读书还是应该经历史之用,还应该有点实际的作用,所以开始转向汉学。当时转向汉学的目的并不是要专门做考据,而是要和当时的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可是这个学术传统发展到末流的时候,也就是发展到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变成纯粹的书斋里的文字游戏,变成了一种考据式的东西,他也不太关心社会上的这种变化了,特别是晚清这个社会,受到西方的压力之下,他很需要你做出回应,可是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很难做出回应,因为他的学术这样一个主流传统,是做考据式的东西。从汉学的考据当中就开始发展出经文学派,这个经文学派在汉代末年被压下去之后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有两千年沉默时期,到了晚清的时候,就被龚自珍他们这些人,他也是从汉学进入的,但是他在汉学考据的过程当中,他们重新考据了公羊学、孟子这样一些古典的经典,他们从当中发现了和今天现实相呼应的东西。特别是他们发现了,后来康有为概括为“三世三统”这样一个历史进步的发展过程,他从孟子当中发展出民权和民约的思想,正好和西方带来这些新的东西能够有一个呼应。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很重要的一点,从康有为开始,他们不是纯粹做学术,他们是利用学术的思想来对现实进行思考和批评,所以他们后来才提出改革、维新等政治上的诉求。
所以我就说,梁启超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接触康有为思想的时候,不仅仅是学术思想的转变,他们是因为这个思想跟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接触的太紧密了,他们太能产生共鸣了,因为年轻人都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鼓动起来的,我们现在依然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他把梁启超从书斋里面解放出来,后来包括像章太炎他们都对梁启超有点看不起,也是因为他后来的学术底子打的不是很牢固,他在学海堂的学术是比较扎实的,是跟章太炎他们一脉相承的,但是他到了康有为这以后,因为康有为不是纯粹的让你做学术,他其实是在培养一种跟他改良变法的干部,实际上他是培养干部,就跟我们49年刚解放的时候人大办了很多干部学校,很快让他们南下一样,他是要培养改良和维新的干部。所以后来到1895年以后,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改革提到日程上之后,他们需要大量的人才,比如说办报、办学校,办学会、学堂各样各种的社会组织,其中的组织者大部分都是康有为的学生。你可以查,从95年一直到98年这段时间,都是康有为的学生在那里呼风唤雨的。当然,最有力的一个人就是梁启超,他不光是办了强学会,办了实务报,在长沙办了实务学堂,都是他的这些学生们在做这个事。实际上他们在万木草堂读书的时间比较少,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参与中国政治进程当中,在这个进程当中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的学术后来被很多人看不起,尤其像章太炎他们这样纯粹搞学术的,就容易把他们看成半调子的人,这是有他的道理。他自己在这段时间,进入万木草堂之后,他们是读了不少书,也读了很多当时比较流行的西学方面的书,但是很浮浅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更扎实的一种学术训练,这是梁启超一生都要受制于此的。
但是梁启超既然师从康有为,很快便成为康的得力助手,并且是康的思想最猛烈的宣传运动者,没有谁可以和他相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戊戌政变后,康梁流亡海外。这期间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好引伪书,以神秘性说孔子,虽不肯完全认同,却倍感猖言之。”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拜了康有为为师之后,他帮了康有为很大的忙,包括康有为的一些著作都是他参与一起编著的,包括《新学伪经考》这样的书,他都跟陈千秋有参与。但是他当时对这个书也有自己的一种看法,可能他们在第一次谈话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争论的话题,比如康有为好引伪书,“衬伪之书”,我看社会上现在也有这样的书,比如预言式的,政治预言,说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类似这样的,他觉得康有为好引这样的书,他觉得不好,这不是一个很严肃的治学态度。再一个,他以神秘性说孔子,他也不能接受。但是这个阶段,梁启超不敢公开的指责老师的这样一些他认为的缺点,他只是用沉默的态度,而且采取维护的态度。包括康有为一直想立孔教,很多人反感他,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维新变法,而是他想做教主。他跟章太炎的矛盾,跟黄遵宪,跟很多人都有矛盾,包括后来跟陈三立他们有矛盾,都是因为他想做教主,他想在中国立孔教。他办实务报,他不用光绪某年某月多少,他是用孔子多少年多少月的,所以为这个,张之洞后来也开始跟他们这些人分手,一开始张之洞他们这些大的官僚也是支持康梁变法的,包括他们办实务报,第一他们给赞助,第二他们利用官职用公款订阅实务报,他们都要求,比如像湖北、湖南很多省份都是公款订的,所有在校的学生,每人人手一册的,所以这个报纸能够很快的发行上万,一万多册,跟官费订报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来他们因为这个产生很多矛盾,他们认为你用孔子这样的纪年,不用清代的纪年,说明你要造反,你别有用心,所以他们开始发生很多矛盾。
这些东西,当时梁启超是有看法的,觉得不必这样的,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包括他跟严复的通信,讨论是不是可以立孔教,其实他也认可严复的说法。他说严复说出了大家两千年不敢说的话,但是他说我现在不能说,就因为他有跟康有为这样一个师从的关系,他必须维护老师的权威和面子,这个时候他还是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
但是到了日本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开始康梁都来到日本,梁启超是因为日本人把他接到日本,康有为是先跑到香港,英国人想接他走,但是日本人抢先了,所以日本人把他接到日本。但是到日本之后,清政府有抗议,就说你们不能把我们通缉的人物都弄到你们这来,就要求驱逐康梁离开日本,日本人就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因为当时梁启超没有康有为这么显眼,他到日本之后先取了一个日本名字,日本的外交部就把梁启超留下了,把康有为送走了,给了康有为一部分钱,让他到欧洲去,他当时也想去美国,也想去英国,他就离开日本了。康梁的分开对梁启超产生很大影响,因为老师不在身边,远隔千万里,他又获得了一种自由,再加上他不是在国内,他是在国外,在舆论的管制上也没有人约束他,他就可以随意的发表很多言论,而且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就是《清义报》,1899年办的,是他一个人做主笔,他写了之后就自己发表,他发表了很多很激烈的文章,慢慢就脱离了他老师的思想体系,主张排满、革命、反孔,这个时期的梁启超表现出很激进的一种姿态。他的这种言论,后来引起康有为的强烈不满,康有为给他写了很多信批评他,按照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他说“启超,近日唱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实康有为深不为然,履责备之,既已婉劝,两年间,涵闸数万年。”我们看他的年谱当中就有很长的信来痛斥他,批评他。后来在康有为的干预之下,梁启超一度将《清义报》的主办权交出来了,交给了麦梦华,他被派到檀香山去组建檀香山的保皇会。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跟孙中山走的非常近,他们甚至想到要搞一个,孙中山和梁启超要共同搞一个组织,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康有为的一些其他学生,包括像麦梦华他们这些人,就给康有为写信,说如果你再不管,梁启超很可能就被孙中山拉走了。所以这时候康有为就派康觉顿(音)带一些钱到日本,让梁启超马上去檀香山,离开日本,就想让他离开孙中山这样一个环境。但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师生之间在思想或者行为上已经开始产生隔阂或者矛盾了。
康有为在信中曾经说,他说“自汝言革命后”,自从你谈革命之后,“人心大变大赞,几步可何。”他后来写过很多这方面的话,他认为梁启超大谈革命破坏力非常大,他把这个组织搞散了,他甚至怀疑梁启超想自己搞一个组织,跟他搞分裂,所以他当时特别气愤。但是这个时候的梁启超,他不仅决口不谈伪经,他不再谈《新学伪经考》这个书,他也不谈改制,就是《孔子改制考》这个书,老师的经典书特都不谈了,对于康有为在海外倡导设立孔教会,把孔教定为国教,梁启超也不再模棱两可,而是起而驳之,后来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发表在新创刊的《新民从报》上,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和老师发生争论,实际上是批评老师。这个可以看作是梁启超的又一次变化,我们说梁启超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从汉学变为康有为的学生,这是一变,这是他学术经历上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他在跟康有为发生矛盾,发生冲突,他这一变,也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就是第二次的一个大的变化。康有为对他有一个评价,就说他是“流质异变”,他这个人在心理素质上或者性质上就有这样一种特点,流质异变这样的特征。
但是这一变在他自然也有其思想演进的踪迹,是他对于中国现实境遇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回应,所以他说“过去我是保教党之枭将”,当时他虽然不赞成康有为有一些说法,但是实际上他是为康有为摇旗呐喊的,他说他是保教党的枭将,但是现在,他说“我今天成了保教党的大敌”,因为他的文字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发表一篇文章和别人发表一篇文章是不一样的,他在社会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变成了保教党的大敌,其实保教党都是他的同事,都是他们保皇会的人,以他们保皇会为主。所以他也因此承担了所谓欺师灭祖的骂名,包括他的敌人,就是同盟会里面的人,包括后来国民党人,都骂他欺师灭祖,都指责他站出来公开批评康有为。所以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结论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我爱前辈,我尤爱国家。我爱故人,我尤爱自由。”这个时候梁启超还是这样一种很激烈的、很愤的一种状态,他自己也说,“我是常自觉其学未成”,他老不满足自己的学问,他老想改变,后来往前走,“且忧其不成,数十年便在彷徨求索中。”他老是这样的状态,他说就在康有为还为他日唱革命排满共和之论痛心疾首的时候,从1898年末他到日本之后,一直到1903年,这一大段时间,他其实是很激进的持革命论的形象。这个时候康有为一直在为他担心,在生气,就在这个时候,其实下一次变化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当然不是说他老是刻意求变,他不是刻意求变,他的下一次改变,其实发源于长期的思考和广泛的考察之后,我觉得他当时是愤青型的形象,后来他又发生很大的逆转,这个逆转也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我们下面就讲他一生当中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按照我们的顺序说,就是他的第三次变化。
这件事要从他访美说起,也就是1903年的1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关于这次出访的详细情况,可以看他写的《新大陆游记》那本书,从头至尾写了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见闻,包括他自己的思考。因为有的朋友老把他两次去美洲弄混,他1899年,因为他当时要跟孙中山搞联合,这时候康有为安排他去了一次檀香山,其实去檀香山,当时的终极目标是要去美国的,可是他到了檀香山之后,一个是遇到了檀香山大年发生的一场大火,把华人的很多商店都烧毁了。再有一个,当时那地方发生一场流行病,美国跟檀香山之间的船停航了,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到美国去,他一直住在檀香山,等到1900年的四五月份,就要恢复航行的时候,他也准备到美国去申请,美国也同意他过去,这时候唐三成(音)搞的自立军起义,当时已经是迫在眉睫,上海就来电报,希望他能够回去帮助做这件事,他第一次没有去成美国,他自己说是很遗憾的事。到了1903年的1月份,美洲保皇会又邀请他去,他这次就成行了,他从加拿大到美国,整个行程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他对美国社会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这个考察关系到他后来很大的一个变化。
梁启超在年初离开日本的时候,还是一个洋溢着革命激情的青年,他在3月18日写给徐君勉(音)的信中,徐君勉也是他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等于是万木草堂最早的一批学生,因为陈千秋和梁启超提议康有为办学堂招收学生,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里就有徐君勉,他叫徐秦(音)。而且最初的经费,其实是他提供的,因为他们家里面是一个富商。他跟徐君勉的信里是这样说,他说“弟(指梁启超),实为弃其主义也。”他说我实际上并没有放弃我的主义,他所谓的主义就是革命,就是破坏主义。“不过过于长者之便尔”,他说我之所以现在跟同学们说放弃我的这样一种主义,因为我老坚持革命,坚持自由。关于自由他跟康有为有长篇的辩论,康有为病了,而且据说病的很厉害,把梁启超吓的够呛,他赶紧给他发电报,承认错误,不再提这些事了。但是他跟他的老同学说的时候,他还坦率的承认,他说我并没有放弃我的主义,我只不过,因为老师让我气病了,我不能再提这件事。他说“我每见新闻则勃勃预动”,我看见新闻,心里面还有不平之气,觉得还是不革命不成。他说“必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其实我们大家想想,你每天上微博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理智上讲中国不能再乱了,可是天天都有这种讨厌的事,有这种很愤慨、很压抑的事,你想不革命都不成,他可能当时就是这种感觉。说“居怀此志,转亦身也。”他其实就是说,我虽然嘴上不说了,我在信里不讲我不再跟大家说了,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这样一种想法。但是,梁启超从美洲回来之后,言论大变。我们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制式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亦广、历练越深的结果。”
他到美国去十个月,转了一圈回来以后,他为什么放弃他革命的主张,放弃他的破坏主义,放弃排满,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很值得大家探讨,也就是说梁启超在美国究竟看见什么了,他见闻了一些什么。其实这个在《新大陆游记》里面记载的特别详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而且这本书里有大量数据,他在考察的时候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他走了几十座城市,见无数的人,中国人、美国人,跟他们谈,而且他谈的很多都是高层的,掌握情况的这些人。而且他这次北美之行预设了一个目的,考察新大陆之政赎。他是走的太平洋,船行于太平洋上,他想起四年前他去檀香山的时候,也是乘船横跨太平洋,他当时还作了一首长诗,叫《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因为他去檀香山的时候正好是1899年的12月份,马上就是1900年的元旦,二十世纪的开始,他在太平洋上,他是激情澎湃的做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其中有一句诗,“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美国作为民主共和政体在梁启超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个主张革命的人,对他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和向往的,他以为美国革命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我们看他们那时候的言论,他们觉得如果中国经历美国式的独立战争,中国也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但是经过不到一年的考察,他发现美国的民主共和绝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可能有很多我们看到表面的情况或者误读的情况。
他在书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论者动曰,美国人民离经独立而得自由。”他说美国人是因为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经过美国独立战争,然后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说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为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是巩固则可。”他说美国的自由,你说他是经过独立战争得到了巩固这可以,说为美国自由以独立后而使发生则不可,他就说美国的自由如果说他经过独立战争获得的,他说这个不对,不可以。“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段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尚之自由。”他说如果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之前本身就没有自由权力的话,不可能通过一次战争就完全得到现在他们享有的权力。“比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他说法兰西是靠革命来求自由的,但是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法兰西的革命结果是什么呢?“乃一见为暴民专制,再见为地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尤为得为美国之自由。”当时的法兰西他们所谓的民主共和体制,仍然没有美国完善,为什么,他就讲这个。他再举例子,他说“比南美诸国”,南美也是模仿美国革命,推翻殖民统治,建立共和国。但是“比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皆是通过革命来求的自由。“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不暴动者。”他说南美的这个民主体制,每次选举的时候都会发生战争,都是为了争总统的宝座,几党之间发生流血的战争,他们最后变成了一种蛮穷的专制体制,你想求得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也是没有希望的。他最后说“所以美国之获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的,不可不查。”也就是说美国能够建立成现在联邦制的民主共和体制,有革命之外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一次独立战争所造成的。
革命以外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他看来,主要在于美国政治进化的特殊性。美国社会政治进化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英国、法国,当然更不同于俄国、德国这样的社会,它有它自己的特点。他说“非深查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之关系,则美国所以发达中不可得名。”要想了解美国,一定要了解联邦政府,他所说的各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各州,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如果你不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你可以说你不了解美国,你没有真正了解美国。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以大楼房和小房子做比喻来说明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说“先有无数之小房,其营造不同时,其结构不同势。自后,乃一次小房之上,为一层堂皇轮换之大楼房以以立之。”他就说美国是先建了州的政府,先有各州的政府,然后才建了联邦的政府,它是有这样一个先后的关系。而联邦政府建了之后,并没有取消州的政府,并没有把州政府所有权力收回国家所有,各州还有自己的权力。所以说“小房之本体毫无所毁灭,毫无所损伤,小房非是大楼而存在。”州政府不是依靠联邦政府存在的,相反,是联邦政府靠着州政府存在的,州政府是基础。他说“大楼实是小房而使存立者,社会必事变而大楼忽亡。”他说如果遇到大的事件,联邦政府倒台了,“则诸小房者依然不破坏”,州政府没有影响,对小房没有影响,州政府还可以运作。“稍加善举,富足以避风雨而有余。”它还是很正常的维护社会运转,它有这个功能,这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只有美国有这样一种状况。他说“故各省政府譬则小房也,联邦譬则大楼也,各省政府之发生,远在联邦政府以前,虽联邦政府亡,而各省还其本来面目,互为小独立之共和国,而可以自存,此美国政治之特色,而亦共和政体所以能实行,能持久之原因也。”他说美国这个社会的稳定性是在这个地方,它的共和民主能够实行也在这个地方。他后来还论述了卢梭的一些思想,论述了欧洲的启蒙时代的思想,他们当中也有人认为共和民主体制适合在小国家发展,他认为美国先在小的州里面形成共和民主体制,然后又建立大的联邦体制,比较符合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的设想设计。
梁启超对美国的这种观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他告诉我们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是以国民自治为基础的。其实我们要是真是深入的了解美国,它的州政府,它的前身也是各自社区的自我管理的组织,慢慢结合成州政府的,它从这样州发展成联邦政府的。美国人的这样一种国民自治能力,是从最基础的地方训练出来的,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形成了这个国家的特色。没有这种基础,仅仅革命而求自由,得到的很可能是暴民专制,尤其当他对美国的华人社会加以考察之后,更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这种认识可以分三点:第一,暴力革命不可为。第二,中国现代尚不具备执行民主共和政体的条件。第三,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实际上他的这种转变就是这样一种转变,他就是从美国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发展,他考虑到中国国民的情况,他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在这个《新大陆游记》当中总结了中国人的缺点,主要有四条。这个缺点当然是和欧美国家相比的。他说第一,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第二,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第三,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第四,无高尚之目的。他认为中国人,他考察当时的中国,他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华人社会,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跟欧美人相比有这四个缺点。其实前两条比较好理解,他所针对的,其实中国社会组织有一个特点,所谓以家族为单位的,你看我们这个国家,从周代开始,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中国没有个人的,没有自我的,个人都是不独立的,都是隶属于一个家庭、一个族群、一个村落,你没有自身的独立性,他是以血缘关系来维系一个宗法制的族群社会,其村落的组成常常也是一族一姓为主的,比如我们看高家庄、李家庄,都是一族一姓,这个村子里甚至绝大多数都是一姓的人,那时候都有祠堂,很多事情都要由祠堂来管理的。这种社会组织并非不具备自治的能力,我们过去中国社会的运转,很大程度上是靠这样一种族群的关系来维系运转的,这种自治能力是很强的,这种自治能力甚至是排斥皇权的,天高皇帝远,他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可以自家自姓,就变成独立的小社会,这个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
我前一段看冯小刚拍的《1942》,我写了一篇影评,我就是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河南发生这样一场旱灾或者水灾之后,虫灾之后,死了这么多人?当然有很多原因,当时有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有日本人、国民党,有各种方面的原因在里面,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影片开始就演一群人要吃大户,这个东西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血缘的族群社会的瓦解,因为族群社会很核心的,这个村里的富户,或者说它的族长,他掌管村里的经济,在有灾荒的时候,他有责任来救助村里的群体,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发展成一种对立的关系,穷人没有饭吃就要吃大户,最后就变成灾难,后来这个村子全部都烧光了,他们才出去逃荒。你就可以看到,村民自治的能力其实已经丧失了,已经瓦解了,而这个至少是当年河南灾害造成死这么多人的原因之一,我就从这个角度写了一个东西。中国的这样一种族群社会,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可以自我管理的,它有这样一个自治的能力。尤其是在乡村,这种自治的传统是很悠久的。但是,这种自治为什么没能像西方或美国那样,成为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的基础?刚才我们说美国人从英国,新教徒跑到美国之后,他们开发这片土地,然后形成自己的小社会,一层一层往上长,最后长成美国联邦共和国。而中国的自治,就没有造成现代的民主国家的基础,为什么?梁启超说,原因就在于,“比之所发达者,市治之自治。”它是一种城市的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是族治的自治。”我们的自治是家族治的自治。如果联系到我们今天大家也可以理解,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企业都是家族式的企业,家族制的企业自然发展到最后就会遇到很多障碍,很多槛儿迈不过去,其实是包含在这样一个因素里面的。他说再进一步言之,“市治之自治,以个人为单位。”在城市里面的自治,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主体,都是一个人。“族治之自治,以家族为单位,个人是不存在的。”正是这种个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使得中国人一进城市并凌乱不可思议。大家可以细想,他说在美国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个人一旦脱离开故乡,脱离他的乡景,以古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城市,你看到他的表现跟他在乡村、在族群当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可以想像,我们在家庭关系里面,在族群关系里面,我们的道德也都是来协调这样的一种关系,包括我们的孝、我们的忠顺,都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在这样一种族群关系里,你在村子里,你不可能胡作非为,因为有很多都是你的长辈,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同学,都是熟人,熟人社会你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强。到了城市以后,谁都不认识谁,你如果没有一个城市的市民资格,你就很容易在这胡作非为,没有人约束你,没有道德标准来约束你。我们脱离家庭环境、族群关系的道德,就很难处理公共社会的道德,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他说中国人缺点当中,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前两条我们比较好理解,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三条和第四条比较容易引起误会或者误读,因为大家一说,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倒霉,不能享自由只能专制。但是他有他的理由,其实他说的可能不是我们理解的意思,所以这里要多说一下。为什么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我们从他在旧金山看到的情况说起。
他说“我看全地球的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何必故?”他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他说内地华人到海外去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比如你在内地的时候,有长官管你,有官府管着你,有父兄约束你,这时候你不能胡作非为,你胡作非为就有人找你,至少要跟你谈话。他说到了海外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你到了南洋,南洋的华人,比如到菲律宾这些地方,像英国、荷兰、法国的殖民地,他们对待华人都特别严酷,当地人所享有的权力,华人不享有。所以他说,十数人以上的集会都是不允许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这种严苛的程度要超过你在家乡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你看华人社会,可能比较正常,他被管束的比较老实,不会出现什么特殊的事情。真能与西方人享有法律上同等之自由的,就是旅居美洲和澳洲的人,也就是说澳洲和北美殖民地上去的华人,他享有跟当地人一样的权力。他说这个在华人比较少的城市不太明显,因为华人不成势力,你看不出他的弊病来。问题出在一个城市里面华人特别多,比如说旧金山,当时有5万多华人,可能是美国最多的一个城市。他说在这个城市你能看出问题来,他说有一个他们的老乡跟他说过,旧金山的华人,他说以前有一个叫左更(音)的领事,在旧金山管理,当时这个华人社会比较安详,不发生那些持刀行凶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人他的手段比较严酷,“人无敢挟任寻求者,无敢聚众滋事者,无敢游手闲情者,各秘密结社也练级平息,业户不惊,民孜孜故旧职业。”他说在这个人的管理下,当时旧金山的华人社会,用我们现在话说比较和谐稳定。后来叫左更的这个领事离开了旧金山,这就不行了,固态复燃。他就说“此时专制安,而自由危。”一看这个社会就是在专制的时候是安详的,在自由的时候就处处都是危险。他说“专制利,而自由害。”他说旧金山是一个明证,他说“我见其各会馆之条规,大概都是模仿西方人的政党组织的体例来成立的。”其实你看他的条规都制定的特别文明,特别缜密,但是你订了这个条规,但是中国人不太遵守和实行这个条规,订的很好,但是束之高阁。我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也是批评中国人缺点的,说中国人不遵守契约,他没有遵守契约的习惯,他这里面也讲到这点,虽然订的挺好,他说“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背。”有这么一个制度或者说条约制定在这,但是他做事不按这个做,都跟制定的东西相反。他说比如中华会馆,中华会馆是当时旧金山最大的一个华人组织,可以说是旧金山对于华人来说的一个政府,华人都有它来管理的。但是每次议事,所谓各会长的主席和董事,到会的不到十分之一,都不来,“百事费时,莫之或问。”你商量不了什么事,做不了事的,大家都不到会。“或以小小意见”,比如有小的分歧,下面的各会馆就抗拒中华会馆的经费不缴纳,你就没法运作,而且这个会馆也没有约束他们的办法。说“至其议事还有更可笑的”,他说我看到海外中华会馆议事,有数十处他都参加过,他说有两种现象,第一,开会的时候,一两个上流社会之有力者,他一发言,他一说,别人都是唯唯诺诺,都说你说的好,大家一举手通过就完事。他说这个叫寡人专制政体,谁的威信高,谁说话就有权威,大家没有讨论、没有商量。再有一种,所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有力的人,没有一个有手腕的人、有权威的人,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情况,谁都不敢做决定,谁都不敢拿主义。他说“各无赖少年,还律于其房,一意出,则群起而躁乎。”你做什么决定他们都起哄,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推动下去,他说这就是暴民专制整体,中国人的组织就在这两种政体中,或者是寡人专制政体,或者就是暴民专制政体,就在这两种体制当中。他说“因议事而相嚷,必相操隔者屡见不鲜。”谈着谈着事就可能打起来,这种情况很多。我看现在台湾的议会有时候还打架,我在台湾看一次电视,李敖拿着水壶喷人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水,人家女议员在那发言,他可能不同意人家的说法,他站起来拿那个喷人家。我觉得这个太不对了,议会开会还有这样的?你可想中国人的素质就是这样的。
他说“此不图海外之会馆为然也。”他说不光是海外的会馆这样,说“内地所乘公局公所之类,何以非如是?”都是这样的。包括近年来号称新党制式者所组成的团体,所称某学会、某协会者也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不能责备某一个具体人,说谁道德不好,不能责备。他说“该一国之程度,成如是也,所谓国民心理。”他认为这是一种国民心理。后来鲁迅批判国民性,这是非常厉害的,但其实梁启超早就来批评中国的国民性了。这个文章是1903年写的,那时候鲁迅还没有到日本读书。他说像这样一种国民,你让他实行合议制,成不成?那能合议得了、合议不了?他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他就指出来,他说中国的国民性里面有这样一种状况,这样一种状况下,你想实行合议制,所谓的民主共和、议会制度成不成?他说不成。他还讲到选举的情况,他说选举情况也是这样,各会馆的主席应该是全会馆的代表,但每次选举都吵架,县与县之间吵,一县当中此县与彼县吵,都是维护自己的。刚才我说他是族群思想,对别人不相信,就相信自己的,上阵父子兵,都是这样的状况。异乡当中也吵,此乡与彼乡争吵。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一个老太爷下面可能有几房儿子,他们分了家之后,他们之间也吵。“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他说这不管是屈屈一个会馆,所争者,他们争的会馆的经费就是千把块钱,他们也为此争的头破血流。而且在这个区域所限,不过一两个县而已,这种弊端扩而大之,你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实行美国的选举制,那真跟南美一样,每一次选举,四年一次选举就是一次革命。他把革命同暴乱是等同起来的,革命就是暴乱,所以四年一选举就是四年一暴乱。这样一个程度的国民,能不能实行选举制度,特别是我们所希望的普选,每人一票。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现一个村干部还闹的一塌糊涂,推荐起来还很困难,何况我们十几亿人,大家如果一人一票选总统,可能乐呵就更大。这个答案肯定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第三条,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只能享受专制,不能享受自由,他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就说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还需要新民,还需要提高民众的素质。
再看最后一个,所谓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他甚至将这点作为中国人最根本的缺点。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对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集悉于光明,否则明志而已,堕落而已。”他就说你这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说,不管是从时间、空间来考虑,你都不能只看你眼前那一点,你的物质性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中国人生活的过于现实,过于自私,鼠目寸光,只看眼前利益,不管长远利益,他认为欧美人在这三个方面要比中国人强,哪三个方面?第一,欧美人有好美之心,他讲到道德的时候,他就讲真善美三者是共通的,是一个整体,但是中国人说善的时候多,说美的时候少,你读《论语》也很少谈到美,它也谈到过,但是很少,谈善的比较多。中国的美誉缺失,这个章太炎,包括蔡元培他们,在民国初年都讲过这个问题,蔡元培专门有一本讲美誉的书,就讲中国缺少美誉。他说第二,西方人有社会之名誉心,而中国人只有家族之荣誉心,熟人朋友之荣誉心,一入社会则入无人之境,放纵自己的行为。中国的道德,大多数都是为了协调族群关系、血缘关系而设立的,不是为社会正常的运转设立的,我们的道德带有这样的特性,我们老的道德是这样一种道德,现在咱们还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孝,当然需要,但是我们缺少维护社会关系的道德,社会上的关系我们用什么来协调,这个是缺失的,我们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他说第三个,西方有一个宗教之未来管。欧美人尊崇上帝,他悬置一个彼岸世界,死后进入天堂。但是中国人崇拜祖先,或寄希望于来世,从儒家这边崇拜祖先,从佛教这边寄希望于来世。他把生与死、物质与精神、今天与未来看成是一体的,最终都归结为现实的世俗生活,他缺少精神上的引领,所以他说“泰西精神(泰西就是当时对西方的通称),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在以此三者为根本,而中国最皆最缺焉。故其所盈盈者旨在一身,其所内敛者旨在现在,明志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一直不能进步,一直停滞不前,是与中国人的眼光、思想境界有关系的,他缺少对精神和自由的追求。
他因此得出结论,对美国,对中国华人社会考察之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说“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处政体之总称也。”不管是自由政体,自由民主政体,立宪政体,共和政体,它是多数人的政体。“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就是如上面所说的这样,他是一个松散的,是个人化的,家族化的,他没有国家概念,他只有一个朝廷的概念,甚至还有一个天高皇帝远的中心,中国其实很复杂的,你说他没有自由,其实在皇帝管不到的地方是非常自由的,但是他缺少那样一种现代的自由的政治理念。所以说我们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采用多数政体,“则无益于自杀其国”,就让我们这个国家自杀了,国家就反了,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说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革,如夏之裘。好不好呢?革也是很好的材料做成衣服,但是你冬天给他穿,它很薄。裘也是很好的材料,夏天给他,会很热。美非不美,对我来说不合适的,至少在这个时候是不合适的。所以他说,我今天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跟中国人说做多好的美梦明天就能实现共和,他说我不说这话,他说“一言毙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这就是他访美的十个月,他做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回国以后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答飞升(音),答何士仁,论俄罗斯虚无党,包括他这篇长文《开明专制论》,他公开宣布改变其宗旨,从日唱革命排满、破坏主义转向尊王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的开篇特别说明,特所以主张开明专制,与他的立宪主义并不矛盾,是中国现有条件下的必经阶段。他说中国人可享专制不可享自由,他要做开明专制,也就是立宪的前期准备。他在文章结束的时候明确提出立宪的时间表,他说就是在“成群之时”,如果国家很稳定,这样的状态下,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精英,急起直追,殚精竭虑,积极准备,而追述又会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知也。1903年、1904年他提出来中国如果立宪,至少还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准备时间,他里面有详细的论证,比如你搞选举,选举机构的建立,包括组织选举的人的培训,甚至包括中国的户籍制度,当时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户籍,你如果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你怎么能够组织所有人参加选举呢?立宪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提高国民的素质,你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这个稳定的社会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需要有专制的管理方式,但是这个管理方式不是以前君主制当中那种很残酷的专制,他认为这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这是很长的文章,有十几万字,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一看,他有详细的论证,他对每一个环节都有考虑。所以他提出来这个,开明专制是他为立宪所设计的一个预备期,如果要实现他所谓的立宪,前面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培育立宪的这样一个社会基础。
当然那个时候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比如他有篇文章叫《答飞升》,这个飞升是蒋白里的笔名。蒋白里当时还是他学生辈的一个人,在读军校,他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梁启超的这个观点,他认为“你提出先要新民,然后才能新国家、新政府。”他认为这个顺序是不是有点问题。或者说先新政府还是先新民,他说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是现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当时争论很厉害。当然,梁启超认为先要新民,先要民众的素质提高,才有造就新的政府的可能性。他说,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所有的官吏都来自于国民,如果国民的素质不高,选出来的官吏就高不了。但是他在文章里也提到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先新政府,通过政府的运作来新民,可能更有效果,更有力量,他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他认为在当时不存在。他说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新民,就是开启民智,其实就是对民众的一种启蒙。所以我觉得他把他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写文章上、办报纸说,他也是努力在做新民的工作。包括后来辛亥革命发生之后,胡适当年在美国读书,他看到报纸上说中国发生了武昌革命,他曾经在日记里写过一段话,他说第一大功臣应该归功于梁启超,因为他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他把新的思想传播给中国的国民,所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能够起来响应,十几天之内有这么多省宣布独立能够参加进来,他认为国民素质的提高跟梁启超有关的,他是第一个功臣。这是在梁启超经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他从过去比较激进的主张革命排满,主张民主共和的立场,这样一种诉求,退回到君主立宪的立场上来。大家老以为梁启超一直跟着康有为跑,可能一直都是搞保皇的,搞立宪的。其实不是,他在1903年各以前,甚至就是在戊戌变法之前,他的观念都是很激进的,如果我们看看他在蔡锷作业上的批语,你能看出来,他在戊戌变法之前,1898年初的时候,或者1897年底的时候,湖南讲学的时候,天天就是讲这些,所以讲到陈三立他们都很害怕,都不敢后来跟他打交道,他当时太激进了,他是从这样激进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的,而这个转变的完成就是因为他访美,他从美国做了十个月的考察。
他的这一转变固然是康有为所欢迎的,所以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跟康有为的关系非常缓和,这个缓和可以说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前这段时间。但是他在社会上还是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不理解,有人给他写信,也有人写文章,他把这些信和文章都发表在他主办的《新民丛报》上,他也对这些信和文章做出回应。我们来看《答何士仁》这篇文章中,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他说“我与破坏主义并非毫无关系”,因为我以前就是主张破坏主义的,他说这个天下人也都知道,因为我的主张都在我的文章里。但是他说当时讲这个,并不是为了出名,并不是为了炒作,他说“反抗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比如我当时说革命的时候,也是带有反潮流性质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提这个,只有孙中山他们还提一点,康有为下面这些学生很少有像他这么激烈的。他说我要是反抗舆论的时候,特别是在舆论最高潮的时候提出相反的东西,那肯定是糟骂的,他说我真不是为了名,他说如果我为了名,我不会这么做的。他说我以前鼓吹破坏主义,好多师友都说我好名,我今天反对破坏主义,而社会上有很多人说我还是好名。他说其实我是“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说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把我想的、认识到的东西说出来。“吾生性之长短,我最自知。”他说我自己的问题,优点、缺点我最了解。“我意与天下人共建之”,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人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有一丝隐瞒,我心里面有什么就想把它说出来,他说这是我一贯的一个做法。过去老师和同学都责备我,我当时主张破坏主义,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都责备我,包括麦梦华他们都给康有为写信,说他在日本干什么事了、说了什么,他们都写信,老给他告状,他说但是我都没有改,为什么?我都坚持我这个东西,我没有改,就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一旦我自己认识到以前的做法不对了,他说“今世昨非”,我绝对不会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就会把我的东西说出来。“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灭误者,则不养而护。”每次大家觉得我变来变去,其实他认为他是在追求真理,他是这样一种想法。
和梁启超最相知相通的人就是黄遵宪,我的书里有一章是写黄遵宪跟梁启超的关系。黄遵宪是他师长辈的,但是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莫逆之交,虽然年纪差很多,但是他们两个很容易沟通。黄遵宪在1904年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因为他看到梁启超回到日本之后发表的许多文章,他特别兴奋,他恰恰希望梁启超有这样的转变。但是黄遵宪这个人,他从来都是说服教育,他不强迫你转变,他不同意梁启超以前激进的说法,所谓的排满、革命、民主、共和,都是黄遵宪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不强迫梁启超转变,他等待梁启超转变,所以他看到梁启超变化之后特别兴奋,他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做俄罗斯之梦,何其与吾相似也。”他说为什么跟我这么相似呢,他说你从美利坚回来却做俄罗斯之梦,你跟我一模一样,我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黄遵宪这个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外交官,他年轻的时候最先去美国做领事,他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他说“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梭孟德斯鸠之书,则新顿其说。”他说我那时候在美国最早看到卢梭和孟德斯鸠这样的书,他说我也很崇拜他们,也为他们的理论沉醉在里面,觉得“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那时候他是这样的思想,黄遵宪也有过这种想法的时候,也有过推崇民主共和制的形式,但“我留美三载”,在美国呆了三年,“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他看到的东西会比梁启超更深、更细、更多,他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更有深刻的认识,所以梁启超能有这样一个转变,因为他的《新大陆游记》是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他就大声的叫好。他说“自视以往,守渐进主义。”他说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不再推崇卢梭或者孟德斯鸠这样的思想了,他们还是比较激进的,民主自由的、鼓动革命的东西。他说“自视以往,守渐进主义”,不搞激进主义了,“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这是很长的一封信,他写给梁启超的,就赞赏他的变化。他说你自美利坚归来而做俄罗斯之梦,很多人都问他所说的俄罗斯之梦是什么意思,这个俄罗斯之梦,当时俄罗斯争做兴起君主立宪运动,他所谓的俄罗斯之梦就是君主立宪的梦想,最近金言老师一本书,《道本弘论》可以看的更清楚,里面写的比尔嘉耶夫的情况,其实这个比尔嘉耶夫在我看来很像中国的梁启超,他们都主张君主立宪,但是后来历史的发展,却是激进主义占了上风,把他们全都淘汰了,都被历史的车轮给甩到后面去了。只是到了现在这几年,大家开是道本弘论的时候,才发现了他们的价值,你才发现梁启超或者比尔嘉耶夫,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他们对诉求和方式是有价值的,是可以重新思考的。后来写了很多文章,梁启超写关于俄罗斯的立宪问题写了好多文章,包括俄国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等等,都是跟俄罗斯立宪有关的,他对俄罗斯立宪做过很详细的研究和考察。
他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所谓的太平世,他说“为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这是他当时的认识。什么叫太平世?这个来自康有为的三世说,黄遵宪这个人很有意思,他除了不能接受康有为的立孔教,自己做教主之外,他在很多地方都同意康有为的思想,特别是君主立宪的观念上,他不太同意梁启超早期革命的东西。别看他跟梁启超走的很近,但是他在思想上,很多时候倾向于康有为。他这里用的是康有为的三世说,康有为从《春秋公羊传》里面建构新的历史叙事,这个历史叙事也就是他所表述的“居乱世、生平世和太平世”,进而达到大同,就是他自己写的《大同书》。为什么梁启超写《开明专制论》?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情况还处在居乱世,还没有进到生平世,生平世就可以实行君主立宪了,他有一个相互对应的说法,也就是说居乱世是君主专制,这个时候是君主专制的政体,到了生平世就是君主立宪,到了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所以从根本上,梁启超并不反对共和,他们只是说历史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他们是带有一种所谓的,认为历史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到太平世之后才能进入大同世界。所以你要看康有为的《大同书》就会看的很清楚。
以上讲了梁启超在思想上和政治选择上发生的三次变化,到了民国初年,梁启超放弃他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先与袁世凯合作共建民国,又与袁世凯决裂,再造民国,这也是一次较大的变化。再有一次,发生在1920年前后,梁启超从欧洲归来,思想又发生一次剧变,这个牵扯的更多,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只能找机会以后再讲。后一次变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他这本书《欧游信仰路》(音),这也是梁启超在讲自己思想演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文字也很好看,甚至比前一本书更通俗一点。
梁启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善变之豪杰》,他在文章里面推崇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吉田松音,刚才我说他到日本之后起了一个日本名,他给自己叫吉田晋,他给他大女儿齐名叫吉田晋子,他很喜欢吉田松音这个人,他认为这个人不是首鼠两端的人,很多人说他也是善变,他说他不是首鼠两端的人,他说“其今为一国独立之见,其方法虽变,但作为爱国者未尝变以。”后一个他讲到意大利加伏尔,意大利加伏尔是意大利建国之后第一任首相,这个人的政策和主张也是经常变化,但是他确把意大利从分裂的几十个小国变成一个独立的大国,完成了建国的过程,他认为加伏尔也是很值得推崇的人。他一直到民国之后,他跟段祺瑞合作的时候,他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到欧洲去参战,那时候他是以加伏尔为榜样的,因为加伏尔也是在意大利最困难的时候,他主张意大利参加英法联军跟俄罗斯打仗,他们打胜了,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地位马上提高,才有了建国的机会。他认为中国在列强环绕之中,你要想在世界上独立,也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一战的时候,他希望中国能够参战,由此产生世界上的影响。后来我们能够到巴黎参加和会,也是跟他的这种努力分不开的,他是把自己作为中国的加伏尔来表现的。你看他批评这两个人,也是他对自己的善变有这样的认识,他认为他的善变其实是不变的,“但尤塑终,虽变而非变已。”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虽然他在不断变化,但是根本东西没变,这个根本东西就是他对国家的这种情怀。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不见得都说清楚了,大家多批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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