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想象》新书分享,2019年11月17日,广州1200bookshop书店
文学批评的传统与方法是什么?在强调理论工具与解构主义思潮之下,文学批评在当下面临着哪些隐忧与危机?作为文学批评者,他们的任务和追求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阅读文学?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了英国文学批评家海伦·加德纳的新书《捍卫想象: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1979-1980》中文版新书发布会,这本书的译者、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小均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主编、作家刘铮围绕着《捍卫想象》这部新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对谈。
以下为《捍卫想象: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1979-1980》新书分享会的全部文字实录。
【2019年11月17日,广州1200bookshop体育东路店,19:30-21:30】
魏东: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广州1200bookshop体育东路店,我是今天本场活动新书的责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魏东。首先介绍一下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李小均,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与反讽》《信仰之海》《来自废墟的信使》等,译有《语言与沉默》《失落的艺术》《不负责任的自我》《在西方的目光下》等。刘铮,笔名乔纳森。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职广州《南方都市报》。著有《始有集》,编有《日本读书论》。
首先请小均老师谈谈翻译过程中的感受。
李小均:谢谢魏东老师,谢谢刘铮老师,谢谢在座各位。我是1998年跟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们开始做翻译,那时是研究生二年级,到现在从事翻译已经二十来年了。2005年开始在深圳大学教书,主要教翻译。其间我也做一点儿文学研究,但主要是做翻译。做翻译这二十来年,主要是涉及文学。2007年,文学纪念碑丛书开山之作《纳博科夫传》需要找译者,有朋友推荐了上海交大的刘佳林老师和我。刘佳林老师答应下来;我因为手上有任务,就拒绝了。后来魏东老师把《薇拉传》提供给我,那时候我正好有点时间,就接下来。我和魏东老师已经合作十年了。这十年里我是看着文学纪念碑不断成长。翻译《捍卫想象》这本书,就是为文学纪念碑添砖加瓦。
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刘铮老师。十几天前,我知道了刘铮老师的微信号,我忍住了多次想加的冲动,主要是想捍卫对他的想象。他在我的记忆里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十年前,我就写信向他求教过。我更多的是“偷师学艺”。当时,他在《南方都市报》有一个专栏“西书识小”,我教翻译时给学生讲的一些例子,就“借用”了他的文章。他的那些文章非常精辟,对学翻译的人是非常好的练习。除了向他学习翻译,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跟刘铮老师偷师学艺如何写文章。如果翻译批评只是给译文指错,那会很单调。尤其专栏,这样重复写会更单调。要吸引读者的眼光,一篇文章就要美得如一块玉石。这块玉石的结构非常重要。我从他这里学到许多东西,如何写短小的批评文章。
我是从去年夏天接手翻译《捍卫想象》这本书的,去年冬天这个时候初稿译完了,放了一个月后开始校对,一直到寒假,接近春节的时候完成。我校对完之后,到一个朋友家喝酒。喝酒的时候我说,这本书给了我许多温暖时光。第二天,我和家人就去西双版纳度假了。这本书的确给了我很多温暖时光。它非常具有文学性,具有人文情怀,也非常契合我的教师身份。现在很多人都耻于说自己是文学老师,好像教文学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文学教师对于点亮学生的文学兴趣和爱好至关重要。文学是需要教的,文学能够延续下去,是需要文学老师来完成的。如果在座的一个年轻人想走文学道路,必须有人来教化他们。教化的任务首先就落在文学教师的肩上。教文学的老师要对文学有热情,要捍卫人文主义的激情。这是我在翻译这本书时最大的感受。
刘铮:小均老师颇多溢美之词,不敢当。刚才小均老师讲了作为译者对于这本书的心情,因为考虑到大家不太了解《捍卫想象》这本书的内容,所以我想先谈一下,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将一位学者或者一部著作放到大的历史脉络里。
在座很多读者未必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即使从事文学研究的,对于这位海伦·加德纳女士的了解也不一定很多。如果大家对文学批评感兴趣的话,可能知道,英国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达到一个黄金时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到达鼎盛时期。这个历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T.S.艾略特这个人物身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戏剧家。而在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眼中,他则是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对英美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影响。我个人去年在一个场合回顾二十世纪文学评论的时候,也提出他是一个核心人物。艾略特的文学批评,从二三十年代一直写到五六十年代,最吸引大家注意的是二三十年代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对传统的新看法,也包括对玄学派诗人的推崇等等。从二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英国文学批评一直在他的影响、笼罩之下。
今天要探讨的作者海伦·加德纳,就是他的弟子。她跟艾略特本人是挺熟的,而且她自己也写了一本谈艾略特诗歌艺术的专著。但是她也有一些观点跟艾略特并不一致,在著作里面也有反驳艾略特观点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是艾略特一派的,或者说继承了他的精神衣钵,文风上也是很接近的。我把这种文风叫作“英伦博雅文风”。
为什么说这类批评在五十年代到达了顶点?这是因为这种博雅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主要的冲击就是文学理论的冲击,以及文学理论以外的哲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冲击。五十年代传统博雅这一脉的评论就渐渐失势了,而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包括法国的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些带有强烈理论性质的批评出现之后,原来传统的文学批评就承受了巨大冲击。
做一个简单的、有点粗糙的区分,我们可以说:这些新的批评家是有工具的,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家是没有工具的。为什么说他们没有工具?不是说这些人处理不了复杂的文学现象,他们也很渊博,读书也很多,看问题也很透彻。然而,你问他,你的方法是什么?他会说我没有方法。实际上他的方法是什么?我个人考虑过,加德纳在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这本书里面也说了:文学批评这个行当是干什么的呢?书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Historical Approach,历史的方法,或者说,历史的进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博雅型的学者研究文学,如果说他们有方法的话,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首先,就是熟悉文学史,熟悉文学史上那些名字,熟悉属于这些名字的那些作品,这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我们都知道研究文学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作品,传统的方法就是注重历史的方法。
横向对比中国对文学史的研究,今天占主流的也仍然是这种方法。几乎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也还是这样的,顶多有文献学的指导(这种指导是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经历过的),差别就只在于,在进行历史的探索时,有深浅之别,有博狭之分。海伦·加德纳的文章,从方法上说,我们提炼不出太多的东西,像是艾略特的很多文章,他的一些独特的、甚至有些古怪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很难追溯到路径。
加德纳处在艾略特传统的延长线上,她对历史上的诸多具体的作品吃得很透。她之所以敢在她书里的很多地方反驳别人,反驳后一辈的理论批评家,是因为她很坚定,因为她熟悉这些具体的作品,她熟悉这些作品所属的具体历史情境,她有把握自己的具体判断是不会错的。
我们看中国的文学史研究,现在很多人借用一些西方的理论,也在研究中国文学史。但是放到中国文学大的语境里面,很多看法、结论就不成立了,看着花哨,可真正有历史感的人是不可能认可的。而加德纳属于那种有洞察力的、能够辨别真伪的、传统类型的批评家。
不过,从文学批评的基调上讲,她算是保守的。保守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凡是弘扬传统价值的,弘扬经典价值的,这一派的学者都算保守派。海伦·加德纳可以归到保守派学者里面。今天也还有保守派学者,比如今年去世的哈罗德·布鲁姆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保守派。他早期在耶鲁大学也受到德里达解构主义这方面的影响,他有一段“趋新”的过程,他被新潮的理论影响过,写了《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这类新派的文学评论著作,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回归保守,捍卫经典了。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面,“保守”是偏贬义的,但其实这个词是中性的。为什么英国的政治、文化环境里会出现保守主义?恐怕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继承了好的传统,而又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东西来取而代之,那么不如就保守现有的东西。他们觉得自己继承的这套东西里面,有前人筛选出来的精华,后面产生的东西并没有比它更好。
海伦·加德纳对新出现的东西是抱有怀疑的。比如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或许我们现在看,已经觉得那是现代文学经典了,但在她写作的那个时代,还是新的东西,她还是有些排斥心理的。
保守主义中很重要的一个侧面,是它捍卫了经典。就我个人的体会,这个传统是打不掉、反不掉的。现在大家往往也知道一些新派西方思想家的名字,但真正细读他们的作品的人却不一定很多。比如德里达,如果你只看“解构”这个字面,会觉得它拆解、破坏传统的人文价值,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看德里达与之论争的那些思想家也好,那些作品也好,全都是经典的。德里达只是发现了传统中、经典中的破绽,发现了针脚不是那么严密的地方,他从这里突进去,换一种眼光看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这些价值就被否定了。
海伦·加德纳这一派批评家,在当下其实是珍贵的。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大家处在价值崩解、平面化的时代,你会认为这种价值与那种价值,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之间是没多大差别的。但在葆有传统价值的我们,心中是有一座山的,有些人物在山的顶端,有些人物在山的中间,有些人物则在山的脚下。是存在着差别的。而在很多当代年轻人心中,有的可能只是一张平面图,他心目中,不觉得那些人物是不可企及、无法追摹的。而像我们这种有传统感觉的人,阅读那些伟大著作的时候,心中就如同在教堂里听到管风琴的音乐奏起,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这是保守派跟年轻人的差别,当然,这些差别不是天然的,是由于社会价值发生的变动造成的。如果大家对保守主义者产生好奇、想在今后进行一番探索的话,会在这些人身上发现崇高的价值。
对海伦·加德纳本人还可以多做一些介绍,不知道小均兄有没有搜一下海伦·加德纳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接受情况是怎么样的。
今天刚好把她的三本书带过来了,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向别人“推销”东西。这本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是稍微早一点的,是她五十年代写的。这本《宗教与文学》写于六十年代,有中译本,是1989年在中国出版的。而《捍卫想象》则是她在八十年代时做的一系列演讲。我本人对她也算有关注,我前几天突然想到,我想这些书,别人是怎么看、怎么评价的呢?因为我收藏英国批评家的书挺多的,我就去找,看有哪些书提到了加德纳,如何评价加德纳的。很遗憾,我发现我的藏书里只有三本书提到了她,两处是在脚注里,而探讨的内容也都是落在细节上的,有人提到了她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种观点。我们看到,这些传统派的学者虽然写得很多,写得也很好,但是这些作品缺乏论争性,是不大需要辩驳的,换言之,你推崇的人文价值可能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前提,那我还跟你辩驳什么呢?这是没有方法的一派、传统的这一派吃亏的地方。她本身写的内容是不错的,但是她在文艺论争当中就不占有光辉闪耀的位置。
当然,反过来说,这样一个循循善诱的学者在历史上也许不那么有影响,对普通读者来说却可能是更好、更有益处的。《捍卫想象》这本书我读了两遍,我读了李小均译本,又找来英文版对了一下,读了第二遍,尤其是它前面两章,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下,会发现那是很激动人心的。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或者仅仅是喜爱文学的人,都会从这里面获益良多。
我介绍一下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里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挺好玩的。海伦·加德纳说,“好的批评家像狗一样”。为了不违背她的原意,我照着念一遍:“他必须像一个敏感的狗一样,只要嗅一下就能分辨出好坏。”(……the critic, like a sensitive dog, should with one sniff distinguish.)好的批评家是干这个的。她还说,批评工作的一个基础,与其说是辨别好坏,不如说是有能力去回应那些好的东西,并且把它对我们来说的意义、美和价值,传递给对它感兴趣的人。
这是对文学批评者的一种价值界定。她觉得一个批评者得对“究竟好不好”有一个判断,这恰恰跟当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所做的相反,或者说今天的很多人他们是拒绝判断的。他们觉得作品好坏与否不重要,它们都在一个“文学场”里面,好或者不好的判断,可能都是出于你判断者所处的个别立场或者你的特殊趣味,所以他们就把下判断这件事淡化了。
海伦·加德纳在书里还引了一句诗,是讽刺批评家的:“被咬的人好了,咬人的狗死了。”(The man recover'd of the bite/The dog it was that died.)什么意思呢?批评家是狗,你批评了别人,过一段时间,作家复原了,不痛不痒了,作品还有人读,而批评家被人彻底遗忘,“死了”。其实,我们搞批评的人不是以创意著称的,带有一定的“寄生性”,因为我们总是围绕着好的作品工作的。我们偶尔“咬”了别人,很多作品在受到批评之后仍然很好,很多经典的作品受到大的批评家的批评,却能岿然不动,拥有广泛读者。那么,是不是批评家批评得就一定不对?不是的。我读过的批评家非常多,每次读优秀批评家写的东西都有许多收获,他们的判断都能够给我带来振奋的感觉。批评家这种狗,还是得要的。
李小均:刚才刘铮老师提到了“博雅文风”,我就从这里讲起。通常而言,批评家有两种,一种偏向于博雅,一种偏向于专精。借用萨义德的分类,前者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型批判家,也可叫人文主义批评家;后者可以称为专家型批评家,也可叫学院派批评家。这当然只是个很粗糙的分类。现在,大家都看到,这是个理论的时代,所以学院派批评家比较流行。我记得王佐良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写过一篇文章,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一派博雅型的人文批评家。现在修读文学批评的学生,老师都强调先要习得理论,比如说女性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等等,然后把其中一套理论当作武器去解读文本。文本成了用来吃批评饭的工具,用某种理论来把它解剖一下。这当然是势之所趋,许多人都说,二十世纪是文学理论的世纪,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批评理论琳琅满目,总有一款适合你。但大家想一想,在批评理论兴起之前的传统的批评家,是怎样的类型。英国的德莱顿、约翰生、赫兹利特、柯勒律治、雪莱、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他们都是博雅型的。这是英国的情况。至于美国,你可以看到威尔逊、特里林、欧文豪、桑塔格、布鲁姆、斯坦纳等。这些都是王佐良先生强调的不可忽视的另一种批评传统。也就是说,除了学院理论批评家传统,还有人文批评家传统。可以说,人文传统的批评家更符合“critic”的本意。他们不是为某个项目做批评,为某个专业类学刊写作,为某种职称头衔奋斗;他们是为读书的大众写作,大众读者或者普通读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他们沟通了文学和大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文学的命运和前景真的是难以想象。
《捍卫想象》这本书第一讲的标题就是“目前的隐忧”。加德纳教授所说的一大隐忧就是读者反应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运用和扩张,另一大隐忧与解构主义思潮有关。解构批评强调作者已死,文本只是游戏,不必奢谈意义;读者反应理论强调每个读者可以自行注入文本意义。无论是抹杀原文的意义,还是随意注入自己的意义,都是没有认清自我的表现,体现在一是自大,一是自卑。结果呢,用加德纳的话说,要么让作者非人化,要么是读者非人化。
我注意到今天在座的主要是年轻人,主要是80后、90后,甚至00后。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受过的文学教育,回想一下自己所具备的文学素养,我们现在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也许有人会说,我的文学素养主要是这一百来年新文化的积淀,甚至是解放后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来年的文学文化的积淀。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文学素养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相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相对于全球的视野空间,这是一个很小的时段和空间。
我刚才说,在翻译这本书时,有许多温暖的时光。也就是,有许多让我感动的地方。我这里分享两段。首先是加德纳教授谈到“文学的关联性”时,她说:“强调二十世纪的文学,牺牲二十世纪前的文学,按照现在的形象重塑过去的文学,这样的倾向和做法,给年轻人的遗产只是一点眼前的小利,牺牲的却是长远的利益。他们在中学和大学的岁月,本来应该像骆驼一样填满他们的驼峰,吸收营养;当他们受实际需要和日常生活职责所累,没有剩余时间专心阅读时,他们可以靠这些营养维系。所有好的老师都想要主动广泛阅读的学生,喜欢和他们谈论他们读的书,乐于向他们学习;但按照重要意义、本身价值以及对于后代的影响,选择什么书来教,这是老师的责任。任何好的文学课程的核心,肯定是经过岁月洗礼,证明其抗磨损性的东西,证明了它具有解放、烛照和扶持的力量。我们应该信任年轻人,由他们自己去发现文学的真正关联性。”
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其中的一句话,那就是加德纳教授认为文学具有“解放、烛照和扶持的力量”。她继续援引英国作家路易斯的话说,我们在阅读中追求的是“扩大我们的存在”。我觉得这一段话对于我们,尤其对年轻人很重要。因为读书的时间真的很有限,大家趁现在有时间读书的时候,就像骆驼的驼峰一样,要预先储存养料在里面。
另一段话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在翻译它的时候很感动。我当时译完之后,把它截屏放进了微信里,这就表明我非常看重。加德纳教授是这样说的,“价值观真的出现了变形,这体现在常用的一些术语,诸如高产学者和学术产量,似乎学者应该像机器一样来估量。我甚至早就听人说过,如果没有从事原创研究和发表的压力,大学教师就会无所事事。这是将学术研究等于缝邮包或捡麻絮。在那些常用的术语和对无所事事的担心背后,是大学中人普遍缺乏勇气。大学中人觉得,他们必须指着一堆有形的可以衡量的成果来证明自己,他们在大学里的工作,像正义一样,不但要去做,还要让别人看到在做。一个部门在那么多年里出了那么多文章和那么多书,可以拿来当证据。那么多时间的阅读,那么多时间的思考,那么多被所有大学越来越排挤掉的天赐的闲暇——思想真正的苗圃——不可能如此衡量。它们对学术共同体本身的影响,对经历了闲暇投身世务的年轻人的影响,不可能被量化。”
我现在大学教书,译这段话是感同身受。大学里的人现在都很忙。但加德纳教授提醒我们一个简明普通的道理,至少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更需要的是闲暇,那才是“思想真正的苗圃”。
刘铮:很多年轻人现在读书,也许会比较注重新鲜感,希望作者带给你惊异的感觉。不过,如果你更有经验,或者说你更成熟的话,会知道,有一个想法,你自己也想到了,但是作者比你说得好、表达得更准确,这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常常同意加德纳的观点,但是我有时会感叹,她说得比我好,她表达得很准确、优美。
她谈阅读的体验有两点很精彩,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按我的概括,一个是“忘我”,还有一个是“崇拜”。先说“忘我”,她写道:“在我们享受消遣时,消遣神奇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自我关怀,而是让我们跳出自我,回到我们之中。”
跳出自我,从一个人变成了多数的我们里面。我觉得她这一点写得非常好。怎么理解“消遣”二字?这是从艾略特传统来的,艾略特说过,所谓文学欣赏,其实就是一种高级的消遣。当然,这个说法的背景有点复杂,艾略特隐含的预设是绅士淑女们的消遣,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所受教育不同的人们,消遣自然也不一样。他讲的是受高级文化熏陶的这些人,他们要追求的消遣是文学,也就是说,不否定文学带给人快乐和享受的这一面。甚至加德纳在探讨悲剧性质的时候也特意强调了,因为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有“净化”的概念。但加德纳还强调,我们即使看悲剧,也还是会享受快乐,所以我们才会读这个东西。忘我,是把净化融在消遣之中了。
海伦·加德纳说,我们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遗忘”,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当我读到了不起作品的时候,经常忘了时间,忘记自己在哪里,深深陷入文本之中。不仅仅是文学,看电影也会这样,好的电影会让人几天都处在电影的那个氛围里。加德纳在这本书里面也提了英国基督教伟大的护教家、文学批评家C.S.路易斯,加德纳引用了路易斯在《文艺评论的实验》这本书里的说法:“在阅读伟大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正如在崇拜中,在爱中,在道德行为中,在认知中,我超越了自我,但是在超越自我的时候,我仍然保留了自我。”
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我遗忘了自我,另一方面我好像经历了螺旋的上升,我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那个我,而我又上升了。这是我们在文学阅读中获得的奇妙感觉。我在读伟大作品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比如每次读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我都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道德”了一点。这也是文学对人的提升作用,是“忘我”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是“崇拜”,“崇拜”这一点可能不大好理解。加德纳提到了对人本身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曾有个定义,他说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两只脚没有毛的动物,就是人。有人抬杠,把鸡的毛拔了,说这个也是人。当然了,关于人的定义有很多层面和很多角度,比如说“人是有理性的”这个角度,人就被命名为“理性人”。人是属于社会的,人是有道德的,那就是“道德人”的角度。加德纳在这本书中的观点也很精辟,她提出,人是能够崇拜的。这一点又精彩又准确,她是怎么说的呢?她写道:“人还是懂得崇拜的动物,能够感觉到尊重和敬畏,能够认识到卓越,能够在美、高贵或崇高面前,感觉到摆脱时空限制的自由,渴望去讴歌、感谢和赞美。”说得真好,翻译也非常优美。
我不是以文艺研究为职业的,那我为什么还会干这个事呢?因为我懂得崇拜。登山的人说,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你为什么要去登呢?还是因为山比我们高,我们登山是为了获得那种崇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可贵的。
加德纳的这番话也证明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想法也许我们都有,但是她说得比我们好。我很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能够欣赏一下她的文章。
魏东:首先感谢两位嘉宾非常精彩的意见。我是特别佩服小均老师翻译的时候能用词精确,并努力去追求精确。每次给我的译文原稿不用说了,一校之后再拿过来的时候,我体会到译者对汉语的精确追求,很多地方对于我们做编辑的很有帮助,比如怎么样把一句话多余的成分拿出去。这本书的翻译也很温暖,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豆瓣上一个瓣友看了这本书感触很多,他体会到了加德纳在写辩驳性文字的时候,有一种温和的坚定,我觉得小均老师很完美地把这两个词体现出来了,因为你的功底,他才会这样的感觉。
非常感谢刘铮老师,没想到刘铮老师对这本书有这么强烈的共鸣。我当时想做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隐约想到刘铮老师有兴趣,这本书想来广州做活动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今天刘铮老师无论是对于加德纳本身,还是对于这本书,还是这本书的翻译都非常认可,给我们讲解了加德纳他们这一代,老派保守的批评。目前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其实跟这些东西都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也是开启批评的分支,这个分支的落脚点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带有文学批评的,归结为诗学的追求;第二个强调文学的伦理,更多强调教化和社会人生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很直接的或者很功利地关怀,而是像刚才描述的,对于卓越的赞赏产生共鸣。刘铮老师的总结有点意外,这一点对我启发非常大。
今天是探讨文学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跟我们密切相关,接下来两位嘉宾跟大家互动一下,对于阅读文学的感受,或者对于刚才两位嘉宾发言的感想。对于提问,两位老师都会给予回应,可能比刚才的发言更加精彩。
现场:感谢三位老师,我个人非常赞同两位老师的观点,因为我本身是文学专业的,所以我非常痛苦。说两点。
第一点,我们有文化研究的课,老师刚才说了,文学批评出现了语言工具化,忽略语言行为学,刚才说文学作品给我们的价值观或者个人的影响。另一个是文化研究方向,不研究文本而搞社会研究。现在上课相对偏向虚无主义,你说有价值,我赞成有价值,老师跟同学会用异样的眼神看你。现在是后现代的天下,怎么会有价值呢?你觉得有价值,那你就是本质主义者,我经常被人说本质主义者。
第二点,社科基金的事。我就不说哪个学校了,老师天天搞这些东西,导师天天搞这些,还让我们帮他搞。
回到这个题,重回传统文学价值观,文学有一个分支叫文学人类学,最近提出一个概念,“虚构诗学”,虚构跟想象是一样的,不是说写实主义要优于想象,它的虚构是跟想象挂钩,它的价值,这儿的文学价值观在文学人类学里的价值对应的是人类,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对应的是东西共通的文学、基因、血液这些。
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到了学院派里面的人,你又在平常上课的时候,不能跟老师发自内心地对话。我们该怎么办?课程跟你本身不对应的时候,在有学术发表压力的情况下,怎么平衡?
李小均: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加德纳教授在第六讲有一个现身说法,她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不是文学批评的一生。她首先感叹自己很幸运,她的幸运是没有出版的压力,她一生中都在跟有想象力的大师为伍。她读伟大的作品,不断地扩展自己,先有一个忘我的体验,再回到更新的自我身上。她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用更多时间来学更多的语言,也许更多的语言能够像钱钟书一样有七度、八度空间,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度空间。我们很多人都是单向度的囚徒。如果你有更多的语言空间翱翔,就能打开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宇宙。这是她的一个想法。
我刚才说现在大学很忙,忙的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项目,二是论文。大家都围着这两个指标转。学生见到老师的次数和时间都有限,更别说“发自内心地对话”。《捍卫想象》里面有对偏离人文学科研究路径的批判。加德纳借用他人的观点指出,这种偏离人文学科的路径表现在,其一,崇拜数量;其二,崇拜创新,“我们偏爱新,甚于真”;其三,崇拜新工具,崇拜学术。这些都与当下流行的不发表即死亡的学界现状相关。加德纳认为学术发表的压力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学术的泡沫化。当然,加德纳教授只是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她也没有现成的答案。正如有读者指出,她就像是一个堂吉诃德,在捍卫传统的文学观念,奋力抗拒理论的潮流。
对于你的“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也很难解惑。我只是想说,既然在读文学,想做文学研究,理论固然重要,但根基还是在文本。你读这个文本时一定是要跟它对话,像培根在“论读书”里说的,我们不是一心要去反驳所读的东西,不是一心要去附和所读的东西,而是学会权衡和思考,通过他人的想象扩大自我的存在。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所读的文本一定要是经典性文本。至于经典的范围,当然不局限于所谓的“西方的、过去的、白人、男性”的经典。现在经典的概念在扩大,包括了东方的、当下的、各种族裔的、女性的经典。当然,经典的范畴也不是简单的拼盘,按照民主的标准来平分。这里面涉及一个更加复杂的经典性问题。总之,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学生,读的文本一定是经典性的文本,这个经典性的文本一定是在对话中不断扩充自我、扩充认识,用他人的想象弥补自己的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自己,你就已变成了新的自我,尽管读经典文本没办法确保你找工作,没办法确保你挣大钱,没办法确保你写高质量的文章。
刘铮:我刚才说了,海伦·加德纳是属于没有方法一派的,但我本人,其实对没有方法的和有方法的都是同样喜欢的。
我觉得,海伦·加德纳、艾略特,这些没有方法的,就像冷兵器时代的武林高手。而有方法的,相当于拿着手枪,无论你武艺多高,一开枪就把你打死了。我们欣赏武林高手高超的技艺,而对后来的这些理论家,也要能欣赏其方法,这个并不冲突。
法国的精英知识分子,看他们的成长历程就知道了,他们都是从最好的中学出来的,很多又念的巴黎高师,他们本身受的就是精英的教育,所以他们对博雅传统并不陌生。只是,对他们来说,历史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不能只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然过去了,我们开始历史新的篇章了。那你怎么面对这些情况?他们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海伦·加德纳考虑的问题,在本质上并不冲突。
这本书里面集中抨击了两个人,一个是耶鲁的杰弗里·哈特曼,一个是英国的比加德纳低一辈的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这两位呢,不是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个级别的思想家。也可以说,加德纳没有对西方新潮的这一派思想主阵地展开进攻,攻击的是侧翼。她用的方法是文本缠斗的方式,一句一句地跟你怼,没有在宏观的理论方向上跟对方辩驳。说她没有这个能力也好,没有这个兴趣也好,她毕竟是属于传统这一派的。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强迫他们接受你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那一派的特长发挥好就可以了,你学会领会他们的造诣就很好了。
并不是说海伦·加德纳这些观点就不好,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她表达得比我们好,这也很珍贵。但过了这个基础阶段,那些理论还是要学,武功要练,枪也要会打。新的文本分析的工具、诗学的理论,这些掌握了没有坏处,你今后不用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我本人也一直在补这方面的东西。当然,新派学问里,良莠不齐的情况很明显,不过呢,你自己的判断力也是在你学习和阅读中才能锻炼出来的。
运用理论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从事写作的时候,一直把这个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可以借鉴很多理论,但是不能自欺欺人。我今年也听过一次学术会议,听过一些论文的宣讲,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骗骗别人可以,但骗不了自己的。人家听了不对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怎么会信服?有些东西要扎实一点,这样才能说服自己。从基础的逐步提高,上升到一定高度,最终才可以跟名家对话。但不能急。
这个跟科学的发展规律是一样的。你一直到高三,物理学的都是经典理论,到高三的时候也没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罢。学相对论了吗?相对论什么时候提出的?大概二十世纪初就提出来了。可是你学了那么久,连高端的边儿还没摸到呢。文学研究也一样,我们最开始学的都是最牢靠、最有用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能力足够了,你可以再跟更高一层的人作进一步的对话。这种上升是无止境的。我主张,千万不要把保守一点跟不保守的那派人对立起来。
魏东:刚才刘铮老师说不要对立的观点确实非常重要,确实粗浅的印象会感到极端和误解,捍卫了一派,对另外一派是对抗的,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也补充一句,你现在感觉到的疑惑,我们当年也有。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文化研究刚刚兴起,你现在觉得深受其害,但那时候正处于上升期。当时大学里面,很多老师搞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占的比重很大。当时本身水平不高,我们还在学习基础的东西,那时候对文化研究并没有多么排斥。经过这些年,文化研究有萎缩的趋势,没有当时那么强烈了,我们自己也有在进步,这是一个过程。你刚才说很可怕,其实没那么可怕。
现场:我是读者,听了老师的分享。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再提出我的问题。可能写作也好,批评家也好,主要围绕这两个东西,像我们练字一样。方法可以让我们迅速了解别人的角度和看法,你看多了很多书之后,就有自己的东西了。
我要提的问题是,文学是大众的东西,文学最关键的是激发我们,或者说慰藉心灵的东西。以前写的东西不是为了挣钱,是要把心中的东西抒发出来。那些创作者的文学跟写书的是人,做文学评论的是狗,这两者之间一个是一次创作,一个是二次创作,他们对当下人关注的东西,最关键是当下人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不管你创作还是评论,要关注当下人。
我在琢磨,很多文学写得很好的,都是从感兴趣开始。作为学院派,有一定的方法便于写论文。到底是一次创作对我们当下人思想或者观念的形成更有意义,做文艺评论的虽然不留名,但是我们把他们推上去了,最后的意义是什么?让大众有了不同的视角,这种观念对大众的影响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刘铮:加德纳对文学评论家的任务做了界定,就是要帮助对这个对象感兴趣的人去认识它的重要性、美和意义。今天看明清的评点家们所做的工作,跟这个界定是完全符合的:对书进行评点,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指示意义在哪里,美在哪里,他们都做到了。艾略特和加德纳这一代呢,对诗的判断,修养之深厚,也是一个高峰。他们当时还生活诗的传统里面,他们对诗的审美判断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了。再往后,我们不生活在诗的传统里了,可能就永远无法超越他们那一代了。我的意思是,在理解和体悟的深度上,我们可能再也超不过他们了。你当然可以换用各种理论、各种视角再去探讨它,我们也会有理论的进一步成熟,理论今后也会有发展。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用那种特定的方式去体悟那个东西的深度,却可能永远达不到前辈们的水准了。
为什么我们搞文学批评的人会很重视中国古代的诗话?正是因为我们今天对诗歌的理解,可能永远超不过当时的人了。当时的人对诗歌是亲切的,了解是那么充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是进步的时代,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消失了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还要回溯到艾略特时代,去重温某种古典式的文学评论,是因为他们提出的一些判断让后世永远无法超越,他们的文字凝结了那个时代思想的精华。我们今后只能换到别的层次,或者换到别的角度,但是理解和体悟却可能达不到那个高度。所以每个时代的批评家要在自己肩上放一个担子,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
很多文学批评家忽视了这一点,包括加德纳在内,也是这样。你当然可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好,没问题,大家都承认。但加德纳写作时就不是莎士比亚的时代了,当时就有菲利普·拉金出来了,特德·休斯出来了,你能不能评价他们?你的敏感度够不够给他们做历史的定位?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具》这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有名的观点,他说每一个新的元素加入进来后,这个传统本身就会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动。现在就是这样,新的诗人出来了,这些批评家能不能用恰当的方法将其定位到传统中去?每一代批评家都有一个任务,去正视当代的作品,并且把它放到传统的整个谱系里面,让它与传统的作品之间和谐相融,最后形成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要交给下一代人的。这个任务蛮迫切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有名的很多,而文艺批评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一个东西好不好,都是相对的,你只是听说有人的作品传播率提高,蛮有名的,可他究竟在哪个位置,有人给定位吗?没有。
李小均:这个问题很好,关系到作家的任务和批评家的任务。我先接着刘铮老师的话讲批评家的任务。批评家的确是在进行二次创作。我记得斯坦纳说过批评家的任务。我在他的基础上大致说一下。批评家的任务应该包括,一是目光要关注当下创作的作家,把其中优秀的作品筛选出来;二是要有历史意识,要在古今的传统中为之定位;三是要激发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在我们当下的潜能;四是要有前瞻的眼光,用批评帮助作家创造未来文学。换言之,批评家的任务应该包括“筛选、定位、赋能和前瞻”四个方面。用此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还有很大空间改善。批评家的任务还很重,很重要。
回过头来说作家的任务。是否作家在创作时就想过要成就经典,不能一概而论。也许有作家动笔时就有雄心,我要写,就要流芳百世。但莎士比亚明显不是。《捍卫想象》这本书中有一讲谈论莎士比亚。在这一讲开头,加德纳教授设想了一个场景,穿越回到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故乡,要问莎士比亚一个问题。她说,她不会问他的夫妻关系,不会问他关于正义的看法,也不会问他十四行诗中的情人,而是要问他,你在生前为什么不出一套定本的文集,没有想过青史留名吗?她的自问自答是,莎士比亚也许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名声地位,都交由批评家和读者。莎士比亚给了读者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世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魏东:好,谢谢大家的温暖围坐,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谢谢书店的周备支持!再会!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了英国文学批评家海伦·加德纳的新书《捍卫想象: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1979-1980》中文版新书发布会,这本书的译者、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小均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主编、作家刘铮围绕着《捍卫想象》这部新书,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对谈。
以下为《捍卫想象: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1979-1980》新书分享会的全部文字实录。
【2019年11月17日,广州1200bookshop体育东路店,19:30-21:30】
魏东: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广州1200bookshop体育东路店,我是今天本场活动新书的责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魏东。首先介绍一下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李小均,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与反讽》《信仰之海》《来自废墟的信使》等,译有《语言与沉默》《失落的艺术》《不负责任的自我》《在西方的目光下》等。刘铮,笔名乔纳森。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职广州《南方都市报》。著有《始有集》,编有《日本读书论》。
首先请小均老师谈谈翻译过程中的感受。
李小均:谢谢魏东老师,谢谢刘铮老师,谢谢在座各位。我是1998年跟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们开始做翻译,那时是研究生二年级,到现在从事翻译已经二十来年了。2005年开始在深圳大学教书,主要教翻译。其间我也做一点儿文学研究,但主要是做翻译。做翻译这二十来年,主要是涉及文学。2007年,文学纪念碑丛书开山之作《纳博科夫传》需要找译者,有朋友推荐了上海交大的刘佳林老师和我。刘佳林老师答应下来;我因为手上有任务,就拒绝了。后来魏东老师把《薇拉传》提供给我,那时候我正好有点时间,就接下来。我和魏东老师已经合作十年了。这十年里我是看着文学纪念碑不断成长。翻译《捍卫想象》这本书,就是为文学纪念碑添砖加瓦。
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刘铮老师。十几天前,我知道了刘铮老师的微信号,我忍住了多次想加的冲动,主要是想捍卫对他的想象。他在我的记忆里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十年前,我就写信向他求教过。我更多的是“偷师学艺”。当时,他在《南方都市报》有一个专栏“西书识小”,我教翻译时给学生讲的一些例子,就“借用”了他的文章。他的那些文章非常精辟,对学翻译的人是非常好的练习。除了向他学习翻译,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跟刘铮老师偷师学艺如何写文章。如果翻译批评只是给译文指错,那会很单调。尤其专栏,这样重复写会更单调。要吸引读者的眼光,一篇文章就要美得如一块玉石。这块玉石的结构非常重要。我从他这里学到许多东西,如何写短小的批评文章。
我是从去年夏天接手翻译《捍卫想象》这本书的,去年冬天这个时候初稿译完了,放了一个月后开始校对,一直到寒假,接近春节的时候完成。我校对完之后,到一个朋友家喝酒。喝酒的时候我说,这本书给了我许多温暖时光。第二天,我和家人就去西双版纳度假了。这本书的确给了我很多温暖时光。它非常具有文学性,具有人文情怀,也非常契合我的教师身份。现在很多人都耻于说自己是文学老师,好像教文学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文学教师对于点亮学生的文学兴趣和爱好至关重要。文学是需要教的,文学能够延续下去,是需要文学老师来完成的。如果在座的一个年轻人想走文学道路,必须有人来教化他们。教化的任务首先就落在文学教师的肩上。教文学的老师要对文学有热情,要捍卫人文主义的激情。这是我在翻译这本书时最大的感受。
刘铮:小均老师颇多溢美之词,不敢当。刚才小均老师讲了作为译者对于这本书的心情,因为考虑到大家不太了解《捍卫想象》这本书的内容,所以我想先谈一下,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将一位学者或者一部著作放到大的历史脉络里。
在座很多读者未必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即使从事文学研究的,对于这位海伦·加德纳女士的了解也不一定很多。如果大家对文学批评感兴趣的话,可能知道,英国文学批评在二十世纪达到一个黄金时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到达鼎盛时期。这个历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T.S.艾略特这个人物身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戏剧家。而在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眼中,他则是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对英美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影响。我个人去年在一个场合回顾二十世纪文学评论的时候,也提出他是一个核心人物。艾略特的文学批评,从二三十年代一直写到五六十年代,最吸引大家注意的是二三十年代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对传统的新看法,也包括对玄学派诗人的推崇等等。从二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英国文学批评一直在他的影响、笼罩之下。
今天要探讨的作者海伦·加德纳,就是他的弟子。她跟艾略特本人是挺熟的,而且她自己也写了一本谈艾略特诗歌艺术的专著。但是她也有一些观点跟艾略特并不一致,在著作里面也有反驳艾略特观点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是艾略特一派的,或者说继承了他的精神衣钵,文风上也是很接近的。我把这种文风叫作“英伦博雅文风”。
为什么说这类批评在五十年代到达了顶点?这是因为这种博雅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主要的冲击就是文学理论的冲击,以及文学理论以外的哲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冲击。五十年代传统博雅这一脉的评论就渐渐失势了,而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包括法国的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些带有强烈理论性质的批评出现之后,原来传统的文学批评就承受了巨大冲击。
做一个简单的、有点粗糙的区分,我们可以说:这些新的批评家是有工具的,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家是没有工具的。为什么说他们没有工具?不是说这些人处理不了复杂的文学现象,他们也很渊博,读书也很多,看问题也很透彻。然而,你问他,你的方法是什么?他会说我没有方法。实际上他的方法是什么?我个人考虑过,加德纳在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这本书里面也说了:文学批评这个行当是干什么的呢?书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Historical Approach,历史的方法,或者说,历史的进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博雅型的学者研究文学,如果说他们有方法的话,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首先,就是熟悉文学史,熟悉文学史上那些名字,熟悉属于这些名字的那些作品,这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我们都知道研究文学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作品,传统的方法就是注重历史的方法。
横向对比中国对文学史的研究,今天占主流的也仍然是这种方法。几乎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也还是这样的,顶多有文献学的指导(这种指导是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经历过的),差别就只在于,在进行历史的探索时,有深浅之别,有博狭之分。海伦·加德纳的文章,从方法上说,我们提炼不出太多的东西,像是艾略特的很多文章,他的一些独特的、甚至有些古怪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很难追溯到路径。
加德纳处在艾略特传统的延长线上,她对历史上的诸多具体的作品吃得很透。她之所以敢在她书里的很多地方反驳别人,反驳后一辈的理论批评家,是因为她很坚定,因为她熟悉这些具体的作品,她熟悉这些作品所属的具体历史情境,她有把握自己的具体判断是不会错的。
我们看中国的文学史研究,现在很多人借用一些西方的理论,也在研究中国文学史。但是放到中国文学大的语境里面,很多看法、结论就不成立了,看着花哨,可真正有历史感的人是不可能认可的。而加德纳属于那种有洞察力的、能够辨别真伪的、传统类型的批评家。
不过,从文学批评的基调上讲,她算是保守的。保守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凡是弘扬传统价值的,弘扬经典价值的,这一派的学者都算保守派。海伦·加德纳可以归到保守派学者里面。今天也还有保守派学者,比如今年去世的哈罗德·布鲁姆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保守派。他早期在耶鲁大学也受到德里达解构主义这方面的影响,他有一段“趋新”的过程,他被新潮的理论影响过,写了《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这类新派的文学评论著作,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回归保守,捍卫经典了。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面,“保守”是偏贬义的,但其实这个词是中性的。为什么英国的政治、文化环境里会出现保守主义?恐怕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继承了好的传统,而又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东西来取而代之,那么不如就保守现有的东西。他们觉得自己继承的这套东西里面,有前人筛选出来的精华,后面产生的东西并没有比它更好。
海伦·加德纳对新出现的东西是抱有怀疑的。比如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或许我们现在看,已经觉得那是现代文学经典了,但在她写作的那个时代,还是新的东西,她还是有些排斥心理的。
保守主义中很重要的一个侧面,是它捍卫了经典。就我个人的体会,这个传统是打不掉、反不掉的。现在大家往往也知道一些新派西方思想家的名字,但真正细读他们的作品的人却不一定很多。比如德里达,如果你只看“解构”这个字面,会觉得它拆解、破坏传统的人文价值,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看德里达与之论争的那些思想家也好,那些作品也好,全都是经典的。德里达只是发现了传统中、经典中的破绽,发现了针脚不是那么严密的地方,他从这里突进去,换一种眼光看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这些价值就被否定了。
海伦·加德纳这一派批评家,在当下其实是珍贵的。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大家处在价值崩解、平面化的时代,你会认为这种价值与那种价值,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之间是没多大差别的。但在葆有传统价值的我们,心中是有一座山的,有些人物在山的顶端,有些人物在山的中间,有些人物则在山的脚下。是存在着差别的。而在很多当代年轻人心中,有的可能只是一张平面图,他心目中,不觉得那些人物是不可企及、无法追摹的。而像我们这种有传统感觉的人,阅读那些伟大著作的时候,心中就如同在教堂里听到管风琴的音乐奏起,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这是保守派跟年轻人的差别,当然,这些差别不是天然的,是由于社会价值发生的变动造成的。如果大家对保守主义者产生好奇、想在今后进行一番探索的话,会在这些人身上发现崇高的价值。
对海伦·加德纳本人还可以多做一些介绍,不知道小均兄有没有搜一下海伦·加德纳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接受情况是怎么样的。
今天刚好把她的三本书带过来了,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向别人“推销”东西。这本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是稍微早一点的,是她五十年代写的。这本《宗教与文学》写于六十年代,有中译本,是1989年在中国出版的。而《捍卫想象》则是她在八十年代时做的一系列演讲。我本人对她也算有关注,我前几天突然想到,我想这些书,别人是怎么看、怎么评价的呢?因为我收藏英国批评家的书挺多的,我就去找,看有哪些书提到了加德纳,如何评价加德纳的。很遗憾,我发现我的藏书里只有三本书提到了她,两处是在脚注里,而探讨的内容也都是落在细节上的,有人提到了她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种观点。我们看到,这些传统派的学者虽然写得很多,写得也很好,但是这些作品缺乏论争性,是不大需要辩驳的,换言之,你推崇的人文价值可能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前提,那我还跟你辩驳什么呢?这是没有方法的一派、传统的这一派吃亏的地方。她本身写的内容是不错的,但是她在文艺论争当中就不占有光辉闪耀的位置。
当然,反过来说,这样一个循循善诱的学者在历史上也许不那么有影响,对普通读者来说却可能是更好、更有益处的。《捍卫想象》这本书我读了两遍,我读了李小均译本,又找来英文版对了一下,读了第二遍,尤其是它前面两章,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下,会发现那是很激动人心的。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或者仅仅是喜爱文学的人,都会从这里面获益良多。
我介绍一下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里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挺好玩的。海伦·加德纳说,“好的批评家像狗一样”。为了不违背她的原意,我照着念一遍:“他必须像一个敏感的狗一样,只要嗅一下就能分辨出好坏。”(……the critic, like a sensitive dog, should with one sniff distinguish.)好的批评家是干这个的。她还说,批评工作的一个基础,与其说是辨别好坏,不如说是有能力去回应那些好的东西,并且把它对我们来说的意义、美和价值,传递给对它感兴趣的人。
这是对文学批评者的一种价值界定。她觉得一个批评者得对“究竟好不好”有一个判断,这恰恰跟当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所做的相反,或者说今天的很多人他们是拒绝判断的。他们觉得作品好坏与否不重要,它们都在一个“文学场”里面,好或者不好的判断,可能都是出于你判断者所处的个别立场或者你的特殊趣味,所以他们就把下判断这件事淡化了。
海伦·加德纳在书里还引了一句诗,是讽刺批评家的:“被咬的人好了,咬人的狗死了。”(The man recover'd of the bite/The dog it was that died.)什么意思呢?批评家是狗,你批评了别人,过一段时间,作家复原了,不痛不痒了,作品还有人读,而批评家被人彻底遗忘,“死了”。其实,我们搞批评的人不是以创意著称的,带有一定的“寄生性”,因为我们总是围绕着好的作品工作的。我们偶尔“咬”了别人,很多作品在受到批评之后仍然很好,很多经典的作品受到大的批评家的批评,却能岿然不动,拥有广泛读者。那么,是不是批评家批评得就一定不对?不是的。我读过的批评家非常多,每次读优秀批评家写的东西都有许多收获,他们的判断都能够给我带来振奋的感觉。批评家这种狗,还是得要的。
李小均:刚才刘铮老师提到了“博雅文风”,我就从这里讲起。通常而言,批评家有两种,一种偏向于博雅,一种偏向于专精。借用萨义德的分类,前者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型批判家,也可叫人文主义批评家;后者可以称为专家型批评家,也可叫学院派批评家。这当然只是个很粗糙的分类。现在,大家都看到,这是个理论的时代,所以学院派批评家比较流行。我记得王佐良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写过一篇文章,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一派博雅型的人文批评家。现在修读文学批评的学生,老师都强调先要习得理论,比如说女性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叙事学理论、生态批评理论等等,然后把其中一套理论当作武器去解读文本。文本成了用来吃批评饭的工具,用某种理论来把它解剖一下。这当然是势之所趋,许多人都说,二十世纪是文学理论的世纪,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批评理论琳琅满目,总有一款适合你。但大家想一想,在批评理论兴起之前的传统的批评家,是怎样的类型。英国的德莱顿、约翰生、赫兹利特、柯勒律治、雪莱、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他们都是博雅型的。这是英国的情况。至于美国,你可以看到威尔逊、特里林、欧文豪、桑塔格、布鲁姆、斯坦纳等。这些都是王佐良先生强调的不可忽视的另一种批评传统。也就是说,除了学院理论批评家传统,还有人文批评家传统。可以说,人文传统的批评家更符合“critic”的本意。他们不是为某个项目做批评,为某个专业类学刊写作,为某种职称头衔奋斗;他们是为读书的大众写作,大众读者或者普通读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他们沟通了文学和大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文学的命运和前景真的是难以想象。
《捍卫想象》这本书第一讲的标题就是“目前的隐忧”。加德纳教授所说的一大隐忧就是读者反应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运用和扩张,另一大隐忧与解构主义思潮有关。解构批评强调作者已死,文本只是游戏,不必奢谈意义;读者反应理论强调每个读者可以自行注入文本意义。无论是抹杀原文的意义,还是随意注入自己的意义,都是没有认清自我的表现,体现在一是自大,一是自卑。结果呢,用加德纳的话说,要么让作者非人化,要么是读者非人化。
我注意到今天在座的主要是年轻人,主要是80后、90后,甚至00后。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受过的文学教育,回想一下自己所具备的文学素养,我们现在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也许有人会说,我的文学素养主要是这一百来年新文化的积淀,甚至是解放后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来年的文学文化的积淀。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文学素养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相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相对于全球的视野空间,这是一个很小的时段和空间。
我刚才说,在翻译这本书时,有许多温暖的时光。也就是,有许多让我感动的地方。我这里分享两段。首先是加德纳教授谈到“文学的关联性”时,她说:“强调二十世纪的文学,牺牲二十世纪前的文学,按照现在的形象重塑过去的文学,这样的倾向和做法,给年轻人的遗产只是一点眼前的小利,牺牲的却是长远的利益。他们在中学和大学的岁月,本来应该像骆驼一样填满他们的驼峰,吸收营养;当他们受实际需要和日常生活职责所累,没有剩余时间专心阅读时,他们可以靠这些营养维系。所有好的老师都想要主动广泛阅读的学生,喜欢和他们谈论他们读的书,乐于向他们学习;但按照重要意义、本身价值以及对于后代的影响,选择什么书来教,这是老师的责任。任何好的文学课程的核心,肯定是经过岁月洗礼,证明其抗磨损性的东西,证明了它具有解放、烛照和扶持的力量。我们应该信任年轻人,由他们自己去发现文学的真正关联性。”
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其中的一句话,那就是加德纳教授认为文学具有“解放、烛照和扶持的力量”。她继续援引英国作家路易斯的话说,我们在阅读中追求的是“扩大我们的存在”。我觉得这一段话对于我们,尤其对年轻人很重要。因为读书的时间真的很有限,大家趁现在有时间读书的时候,就像骆驼的驼峰一样,要预先储存养料在里面。
另一段话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在翻译它的时候很感动。我当时译完之后,把它截屏放进了微信里,这就表明我非常看重。加德纳教授是这样说的,“价值观真的出现了变形,这体现在常用的一些术语,诸如高产学者和学术产量,似乎学者应该像机器一样来估量。我甚至早就听人说过,如果没有从事原创研究和发表的压力,大学教师就会无所事事。这是将学术研究等于缝邮包或捡麻絮。在那些常用的术语和对无所事事的担心背后,是大学中人普遍缺乏勇气。大学中人觉得,他们必须指着一堆有形的可以衡量的成果来证明自己,他们在大学里的工作,像正义一样,不但要去做,还要让别人看到在做。一个部门在那么多年里出了那么多文章和那么多书,可以拿来当证据。那么多时间的阅读,那么多时间的思考,那么多被所有大学越来越排挤掉的天赐的闲暇——思想真正的苗圃——不可能如此衡量。它们对学术共同体本身的影响,对经历了闲暇投身世务的年轻人的影响,不可能被量化。”
我现在大学教书,译这段话是感同身受。大学里的人现在都很忙。但加德纳教授提醒我们一个简明普通的道理,至少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更需要的是闲暇,那才是“思想真正的苗圃”。
刘铮:很多年轻人现在读书,也许会比较注重新鲜感,希望作者带给你惊异的感觉。不过,如果你更有经验,或者说你更成熟的话,会知道,有一个想法,你自己也想到了,但是作者比你说得好、表达得更准确,这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常常同意加德纳的观点,但是我有时会感叹,她说得比我好,她表达得很准确、优美。
她谈阅读的体验有两点很精彩,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按我的概括,一个是“忘我”,还有一个是“崇拜”。先说“忘我”,她写道:“在我们享受消遣时,消遣神奇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自我关怀,而是让我们跳出自我,回到我们之中。”
跳出自我,从一个人变成了多数的我们里面。我觉得她这一点写得非常好。怎么理解“消遣”二字?这是从艾略特传统来的,艾略特说过,所谓文学欣赏,其实就是一种高级的消遣。当然,这个说法的背景有点复杂,艾略特隐含的预设是绅士淑女们的消遣,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所受教育不同的人们,消遣自然也不一样。他讲的是受高级文化熏陶的这些人,他们要追求的消遣是文学,也就是说,不否定文学带给人快乐和享受的这一面。甚至加德纳在探讨悲剧性质的时候也特意强调了,因为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有“净化”的概念。但加德纳还强调,我们即使看悲剧,也还是会享受快乐,所以我们才会读这个东西。忘我,是把净化融在消遣之中了。
海伦·加德纳说,我们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遗忘”,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当我读到了不起作品的时候,经常忘了时间,忘记自己在哪里,深深陷入文本之中。不仅仅是文学,看电影也会这样,好的电影会让人几天都处在电影的那个氛围里。加德纳在这本书里面也提了英国基督教伟大的护教家、文学批评家C.S.路易斯,加德纳引用了路易斯在《文艺评论的实验》这本书里的说法:“在阅读伟大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正如在崇拜中,在爱中,在道德行为中,在认知中,我超越了自我,但是在超越自我的时候,我仍然保留了自我。”
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我遗忘了自我,另一方面我好像经历了螺旋的上升,我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那个我,而我又上升了。这是我们在文学阅读中获得的奇妙感觉。我在读伟大作品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比如每次读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我都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道德”了一点。这也是文学对人的提升作用,是“忘我”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是“崇拜”,“崇拜”这一点可能不大好理解。加德纳提到了对人本身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曾有个定义,他说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两只脚没有毛的动物,就是人。有人抬杠,把鸡的毛拔了,说这个也是人。当然了,关于人的定义有很多层面和很多角度,比如说“人是有理性的”这个角度,人就被命名为“理性人”。人是属于社会的,人是有道德的,那就是“道德人”的角度。加德纳在这本书中的观点也很精辟,她提出,人是能够崇拜的。这一点又精彩又准确,她是怎么说的呢?她写道:“人还是懂得崇拜的动物,能够感觉到尊重和敬畏,能够认识到卓越,能够在美、高贵或崇高面前,感觉到摆脱时空限制的自由,渴望去讴歌、感谢和赞美。”说得真好,翻译也非常优美。
我不是以文艺研究为职业的,那我为什么还会干这个事呢?因为我懂得崇拜。登山的人说,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你为什么要去登呢?还是因为山比我们高,我们登山是为了获得那种崇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可贵的。
加德纳的这番话也证明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想法也许我们都有,但是她说得比我们好。我很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能够欣赏一下她的文章。
魏东:首先感谢两位嘉宾非常精彩的意见。我是特别佩服小均老师翻译的时候能用词精确,并努力去追求精确。每次给我的译文原稿不用说了,一校之后再拿过来的时候,我体会到译者对汉语的精确追求,很多地方对于我们做编辑的很有帮助,比如怎么样把一句话多余的成分拿出去。这本书的翻译也很温暖,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豆瓣上一个瓣友看了这本书感触很多,他体会到了加德纳在写辩驳性文字的时候,有一种温和的坚定,我觉得小均老师很完美地把这两个词体现出来了,因为你的功底,他才会这样的感觉。
非常感谢刘铮老师,没想到刘铮老师对这本书有这么强烈的共鸣。我当时想做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隐约想到刘铮老师有兴趣,这本书想来广州做活动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今天刘铮老师无论是对于加德纳本身,还是对于这本书,还是这本书的翻译都非常认可,给我们讲解了加德纳他们这一代,老派保守的批评。目前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其实跟这些东西都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也是开启批评的分支,这个分支的落脚点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带有文学批评的,归结为诗学的追求;第二个强调文学的伦理,更多强调教化和社会人生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很直接的或者很功利地关怀,而是像刚才描述的,对于卓越的赞赏产生共鸣。刘铮老师的总结有点意外,这一点对我启发非常大。
今天是探讨文学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跟我们密切相关,接下来两位嘉宾跟大家互动一下,对于阅读文学的感受,或者对于刚才两位嘉宾发言的感想。对于提问,两位老师都会给予回应,可能比刚才的发言更加精彩。
现场:感谢三位老师,我个人非常赞同两位老师的观点,因为我本身是文学专业的,所以我非常痛苦。说两点。
第一点,我们有文化研究的课,老师刚才说了,文学批评出现了语言工具化,忽略语言行为学,刚才说文学作品给我们的价值观或者个人的影响。另一个是文化研究方向,不研究文本而搞社会研究。现在上课相对偏向虚无主义,你说有价值,我赞成有价值,老师跟同学会用异样的眼神看你。现在是后现代的天下,怎么会有价值呢?你觉得有价值,那你就是本质主义者,我经常被人说本质主义者。
第二点,社科基金的事。我就不说哪个学校了,老师天天搞这些东西,导师天天搞这些,还让我们帮他搞。
回到这个题,重回传统文学价值观,文学有一个分支叫文学人类学,最近提出一个概念,“虚构诗学”,虚构跟想象是一样的,不是说写实主义要优于想象,它的虚构是跟想象挂钩,它的价值,这儿的文学价值观在文学人类学里的价值对应的是人类,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对应的是东西共通的文学、基因、血液这些。
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到了学院派里面的人,你又在平常上课的时候,不能跟老师发自内心地对话。我们该怎么办?课程跟你本身不对应的时候,在有学术发表压力的情况下,怎么平衡?
李小均: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加德纳教授在第六讲有一个现身说法,她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不是文学批评的一生。她首先感叹自己很幸运,她的幸运是没有出版的压力,她一生中都在跟有想象力的大师为伍。她读伟大的作品,不断地扩展自己,先有一个忘我的体验,再回到更新的自我身上。她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用更多时间来学更多的语言,也许更多的语言能够像钱钟书一样有七度、八度空间,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度空间。我们很多人都是单向度的囚徒。如果你有更多的语言空间翱翔,就能打开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宇宙。这是她的一个想法。
我刚才说现在大学很忙,忙的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项目,二是论文。大家都围着这两个指标转。学生见到老师的次数和时间都有限,更别说“发自内心地对话”。《捍卫想象》里面有对偏离人文学科研究路径的批判。加德纳借用他人的观点指出,这种偏离人文学科的路径表现在,其一,崇拜数量;其二,崇拜创新,“我们偏爱新,甚于真”;其三,崇拜新工具,崇拜学术。这些都与当下流行的不发表即死亡的学界现状相关。加德纳认为学术发表的压力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学术的泡沫化。当然,加德纳教授只是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她也没有现成的答案。正如有读者指出,她就像是一个堂吉诃德,在捍卫传统的文学观念,奋力抗拒理论的潮流。
对于你的“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也很难解惑。我只是想说,既然在读文学,想做文学研究,理论固然重要,但根基还是在文本。你读这个文本时一定是要跟它对话,像培根在“论读书”里说的,我们不是一心要去反驳所读的东西,不是一心要去附和所读的东西,而是学会权衡和思考,通过他人的想象扩大自我的存在。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所读的文本一定要是经典性文本。至于经典的范围,当然不局限于所谓的“西方的、过去的、白人、男性”的经典。现在经典的概念在扩大,包括了东方的、当下的、各种族裔的、女性的经典。当然,经典的范畴也不是简单的拼盘,按照民主的标准来平分。这里面涉及一个更加复杂的经典性问题。总之,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学生,读的文本一定是经典性的文本,这个经典性的文本一定是在对话中不断扩充自我、扩充认识,用他人的想象弥补自己的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自己,你就已变成了新的自我,尽管读经典文本没办法确保你找工作,没办法确保你挣大钱,没办法确保你写高质量的文章。
刘铮:我刚才说了,海伦·加德纳是属于没有方法一派的,但我本人,其实对没有方法的和有方法的都是同样喜欢的。
我觉得,海伦·加德纳、艾略特,这些没有方法的,就像冷兵器时代的武林高手。而有方法的,相当于拿着手枪,无论你武艺多高,一开枪就把你打死了。我们欣赏武林高手高超的技艺,而对后来的这些理论家,也要能欣赏其方法,这个并不冲突。
法国的精英知识分子,看他们的成长历程就知道了,他们都是从最好的中学出来的,很多又念的巴黎高师,他们本身受的就是精英的教育,所以他们对博雅传统并不陌生。只是,对他们来说,历史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不能只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然过去了,我们开始历史新的篇章了。那你怎么面对这些情况?他们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海伦·加德纳考虑的问题,在本质上并不冲突。
这本书里面集中抨击了两个人,一个是耶鲁的杰弗里·哈特曼,一个是英国的比加德纳低一辈的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这两位呢,不是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个级别的思想家。也可以说,加德纳没有对西方新潮的这一派思想主阵地展开进攻,攻击的是侧翼。她用的方法是文本缠斗的方式,一句一句地跟你怼,没有在宏观的理论方向上跟对方辩驳。说她没有这个能力也好,没有这个兴趣也好,她毕竟是属于传统这一派的。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强迫他们接受你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那一派的特长发挥好就可以了,你学会领会他们的造诣就很好了。
并不是说海伦·加德纳这些观点就不好,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她表达得比我们好,这也很珍贵。但过了这个基础阶段,那些理论还是要学,武功要练,枪也要会打。新的文本分析的工具、诗学的理论,这些掌握了没有坏处,你今后不用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我本人也一直在补这方面的东西。当然,新派学问里,良莠不齐的情况很明显,不过呢,你自己的判断力也是在你学习和阅读中才能锻炼出来的。
运用理论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从事写作的时候,一直把这个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可以借鉴很多理论,但是不能自欺欺人。我今年也听过一次学术会议,听过一些论文的宣讲,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骗骗别人可以,但骗不了自己的。人家听了不对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怎么会信服?有些东西要扎实一点,这样才能说服自己。从基础的逐步提高,上升到一定高度,最终才可以跟名家对话。但不能急。
这个跟科学的发展规律是一样的。你一直到高三,物理学的都是经典理论,到高三的时候也没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罢。学相对论了吗?相对论什么时候提出的?大概二十世纪初就提出来了。可是你学了那么久,连高端的边儿还没摸到呢。文学研究也一样,我们最开始学的都是最牢靠、最有用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能力足够了,你可以再跟更高一层的人作进一步的对话。这种上升是无止境的。我主张,千万不要把保守一点跟不保守的那派人对立起来。
魏东:刚才刘铮老师说不要对立的观点确实非常重要,确实粗浅的印象会感到极端和误解,捍卫了一派,对另外一派是对抗的,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也补充一句,你现在感觉到的疑惑,我们当年也有。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文化研究刚刚兴起,你现在觉得深受其害,但那时候正处于上升期。当时大学里面,很多老师搞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占的比重很大。当时本身水平不高,我们还在学习基础的东西,那时候对文化研究并没有多么排斥。经过这些年,文化研究有萎缩的趋势,没有当时那么强烈了,我们自己也有在进步,这是一个过程。你刚才说很可怕,其实没那么可怕。
现场:我是读者,听了老师的分享。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再提出我的问题。可能写作也好,批评家也好,主要围绕这两个东西,像我们练字一样。方法可以让我们迅速了解别人的角度和看法,你看多了很多书之后,就有自己的东西了。
我要提的问题是,文学是大众的东西,文学最关键的是激发我们,或者说慰藉心灵的东西。以前写的东西不是为了挣钱,是要把心中的东西抒发出来。那些创作者的文学跟写书的是人,做文学评论的是狗,这两者之间一个是一次创作,一个是二次创作,他们对当下人关注的东西,最关键是当下人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不管你创作还是评论,要关注当下人。
我在琢磨,很多文学写得很好的,都是从感兴趣开始。作为学院派,有一定的方法便于写论文。到底是一次创作对我们当下人思想或者观念的形成更有意义,做文艺评论的虽然不留名,但是我们把他们推上去了,最后的意义是什么?让大众有了不同的视角,这种观念对大众的影响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刘铮:加德纳对文学评论家的任务做了界定,就是要帮助对这个对象感兴趣的人去认识它的重要性、美和意义。今天看明清的评点家们所做的工作,跟这个界定是完全符合的:对书进行评点,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指示意义在哪里,美在哪里,他们都做到了。艾略特和加德纳这一代呢,对诗的判断,修养之深厚,也是一个高峰。他们当时还生活诗的传统里面,他们对诗的审美判断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了。再往后,我们不生活在诗的传统里了,可能就永远无法超越他们那一代了。我的意思是,在理解和体悟的深度上,我们可能再也超不过他们了。你当然可以换用各种理论、各种视角再去探讨它,我们也会有理论的进一步成熟,理论今后也会有发展。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用那种特定的方式去体悟那个东西的深度,却可能永远达不到前辈们的水准了。
为什么我们搞文学批评的人会很重视中国古代的诗话?正是因为我们今天对诗歌的理解,可能永远超不过当时的人了。当时的人对诗歌是亲切的,了解是那么充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是进步的时代,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消失了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还要回溯到艾略特时代,去重温某种古典式的文学评论,是因为他们提出的一些判断让后世永远无法超越,他们的文字凝结了那个时代思想的精华。我们今后只能换到别的层次,或者换到别的角度,但是理解和体悟却可能达不到那个高度。所以每个时代的批评家要在自己肩上放一个担子,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
很多文学批评家忽视了这一点,包括加德纳在内,也是这样。你当然可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好,没问题,大家都承认。但加德纳写作时就不是莎士比亚的时代了,当时就有菲利普·拉金出来了,特德·休斯出来了,你能不能评价他们?你的敏感度够不够给他们做历史的定位?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具》这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有名的观点,他说每一个新的元素加入进来后,这个传统本身就会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动。现在就是这样,新的诗人出来了,这些批评家能不能用恰当的方法将其定位到传统中去?每一代批评家都有一个任务,去正视当代的作品,并且把它放到传统的整个谱系里面,让它与传统的作品之间和谐相融,最后形成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要交给下一代人的。这个任务蛮迫切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有名的很多,而文艺批评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判断。一个东西好不好,都是相对的,你只是听说有人的作品传播率提高,蛮有名的,可他究竟在哪个位置,有人给定位吗?没有。
李小均:这个问题很好,关系到作家的任务和批评家的任务。我先接着刘铮老师的话讲批评家的任务。批评家的确是在进行二次创作。我记得斯坦纳说过批评家的任务。我在他的基础上大致说一下。批评家的任务应该包括,一是目光要关注当下创作的作家,把其中优秀的作品筛选出来;二是要有历史意识,要在古今的传统中为之定位;三是要激发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在我们当下的潜能;四是要有前瞻的眼光,用批评帮助作家创造未来文学。换言之,批评家的任务应该包括“筛选、定位、赋能和前瞻”四个方面。用此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还有很大空间改善。批评家的任务还很重,很重要。
回过头来说作家的任务。是否作家在创作时就想过要成就经典,不能一概而论。也许有作家动笔时就有雄心,我要写,就要流芳百世。但莎士比亚明显不是。《捍卫想象》这本书中有一讲谈论莎士比亚。在这一讲开头,加德纳教授设想了一个场景,穿越回到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故乡,要问莎士比亚一个问题。她说,她不会问他的夫妻关系,不会问他关于正义的看法,也不会问他十四行诗中的情人,而是要问他,你在生前为什么不出一套定本的文集,没有想过青史留名吗?她的自问自答是,莎士比亚也许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名声地位,都交由批评家和读者。莎士比亚给了读者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世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魏东:好,谢谢大家的温暖围坐,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谢谢书店的周备支持!再会!
© 本文版权归 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了解版权计划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