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君：混杂现代性与自由穿越的可能性——庄子“...

一种新的哲学，来自中国的新哲学，必须面对中国人自身的经验，并且能够从此经验出发，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通过比较哲学的中介，生成出一种新的世界哲学。
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如此复杂而特殊，所以从当下的经验出发，而不陷入经验主义的模式，就需要找到某种思想方式，但也并非传统“先验哲学”的建构，同样也不是简单让哲学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最近受到晚期福柯以及阿多（Hadot）等人的影响，以东方尤其是中国为例试图建构一门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与逻辑的本体论的智慧形态的“哲学”开始成为话题，但在我们看来，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过快地放弃了哲学的思考与普遍性诉求，而且过于中国化了，因为中国传统智慧就是过于生活化了（儒家尤为如此）！一旦放弃哲学的提升，仅仅从各种生活方式的所谓习俗与历史的正当性出发，就仅仅是各种相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尽管有着多元性，但必然失去某种张力，导致现存各种方式都是合理的，尤其是传统各种方式的简单回归，无法施行现代性的转化！而对于当代中国，如果离开了现代性的艰难转换，以及全球化的视野，还有未来普遍性共享的追求，那就仅仅是某种生活的态度而已。
德里达的准-先验哲学与德勒兹的“准-经验”哲学（如此说德勒兹未尝不可，就其对休谟为代表的英国哲学与文学的关注而言，与德里达相对而言），其实不过就是要让先验哲学重新建立与经验的新关系，如同在康德那里，正是因为受到法国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双重影响，以及德国社会自身启蒙的晚生性，面对法国大革命的大事件，康德哲学也是在自我的先验性与自由的经验之间徘徊，自由是一个理性的事实——这个事实如何得以经验？因此，如何从时代经验出发，重新以“形式指引”（formal indication）的方式重建一种新的哲学？



一，混杂现代性





那么，首先的任务在于：中国当前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中国经验如何在一种明确的理论形态中得以显明？理论的力量在这个复杂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就在于：如果理论已经被经验彻底实现，如果现实已经远远在理论之先，或者中国当前的现实的复杂性与戏剧性，甚至超过了任何小说与文学的想象了！那么，哲学思考在如此有趣反讽与自身缠绕的困局中，如何得以高瞻远瞩？没有一种穿越的目光，哲学就仅仅成为时代的注脚了！
对这个复杂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混杂的现代性”（confusion modernism），因为1979以来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把一个前现代的中国社会，以加速度的方式，改造为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前现代的传统（1979-1985）（从文革中刚刚苏醒的社会还是农村改革为主），现代式的大城市化（1986-1998）（以大都市以及省城为中心），后现代的网络化（1999-2008）（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申奥成功并举办，第一次让世界和平进入中国），都迅速而且层层地套叠在一起，不是如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般把唯一神论的宗教遗迹并列在一起，中国当前的现代性是层层套叠的，前现代与后现代可以直接穿越与穿插：可以用后现代网络技术来表达前现代的情感；可以以前现代的情感来实现现代式的商业交换，形成礼物经济；可以用后现代的网络虚拟来重建中国传统的仙魔世界；也可以用现代式的个体主义冲击并且填满后现代的网络虚拟世界，如同微博的爆发以及表达发泄效应。
一方面，中国人的生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而导致了大量的悖论与矛盾；另一方面，这个层层累加的现代性经验，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很多新的生命情势在其中发酵，有待于爆发。
因此，需要进一步更为细致地层层区分：
1，前现代的情感诉求，却并没有了传统的鬼神与魂魄的精神：因为中国大多数人都还是1970年代之前出生，经过文革的中国，还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以及传统家长制的社会，因此，出现了如此的矛盾：一方面，唤醒了生命享受的欲望，却导致对自然的极大破坏；家庭的解体与对爱的渴望；身体的疲惫伴随的是疯狂的工作；对传统的大量仿制却有伴随大量新事物的制造；在劳动的重压下，生命被还原到动物状态，大量不健康的食物，以及生命被还原到剩余生命的赤裸状态，生命也被毒害；生命气息的勃发，中国显得如此青春而富有朝气，却因为阶层变化迅速以及权利的不平等激发了生命的狂怒（rage），即带有生命本能的那种郁闷，不满与愤怒。离开农业社会与共同体的人群成为了“剩余生命”（remnant life）：脱离了之前的社会习俗与生活秩序，不再是国家指认的人名，而成为市民，如此的生命在现代劳动制度下，没有闲暇，个体的剩余价值不断被征用，却也无可奈何！
2，现代式的生活方式，却并没有制度保证与公共空间的建立：没有比中国人更为渴望自由与各种权利了，个体性与私我被唤醒，但也没有比中国人更为没有法制来保证的了；奇怪的是，国家公布了如此之多的法律条文，但也没有比中国人更为寻求搞特殊化，各种特权意识继续在悬置法则，不断让法则处于例外状态；看起来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的引导，但也有着无数无法透明的灰色收入，即礼物的交换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关系礼物经济的奇特混合，让法则失效，既带来内部流通的活力，避免经济危机，也导致了公共制度的丧失以及公共理性以及程序正义等等的缺失；中国人愿意在大都市生活，却并没有公共理性的自我意识。这让中国公民意识无法建立起来，即便有，也成为余外状态（exceptional life）的生命，即并没有法律保障，因为法则已经被悬置，随时可能被剥夺权力，也随时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力。
3，后现代的虚拟操作，却并没有独立自主的虚拟设计与想象：随着网络技术的全球化，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山寨与赝品的时代；如此讯捷的网络传媒，全民娱乐与狂欢以及民众怨气的大量喷发，也抵消了微博民主的活力；我们有着对网络资源的共享，却并没有贡献出自己的虚拟想象。中国人在世界整体主义，以及各种“天下观”的帝国意识下，似乎中国已经充分世界化了，乃至于要求世界的中国化！但如此的虚拟化以及虚拟与现实的脱节，技术带来的幽灵导致生命成为多余的（superfluous life），如此多的剩余价值（surplusvalue）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但生命本身却成为了假币与赝品的被动复制品与牺牲品了，生命在成为多余之际，也成为无余的，不再有未来与幸福。

如同我们上面所言，任何中国人，只要你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你就会被这个套叠的混杂现代性模式所笼罩！无论你在国外生活多久，只要你回到中国大陆，这个天网（如同老子所言的天网恢恢）就会罩住你，你身不由己，即便你在西方经过了几十年现代性的洗礼，但你一旦回到国内，过去的亲属与朋友又会把你拉回到前现代的情感关系模式，而且你也会被中国社会年轻人急速的后现代认同所冲击，因此这个普遍性的经验，也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
因此，这个混杂并非仅仅只是中国社会所有，欧洲社会进入1980年代，走向了所谓的“后历史”的终结状态（卡耶夫与福山等人的思考以及德里达的批判），但随着东欧的重新加入，现代化民主政治的事业并未完成；而随着伊斯兰教的回潮，欧洲在三个唯一神论的争斗中更为具有传统宗教的关系特征，启蒙似乎并没有那么充分，而且伊斯兰教重新激发唯一神论之间的冲突，已经使之全球化，与网络传媒一道，也导致恐怖主义全球化。美国当然也是如此，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必然也承受来自地方性的挑战。



二，新势的生成



对于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社会的这种混杂现代性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性？在我们看来，它尤为体现了现代性的症候（symptoms）与各种冲突：富有张力与活力，却层层叠加与纠结，无法清理出一个理论模型；最为混杂，充满了混乱，让理论反思根本不可能，这是理论的无能！但也把世界重新带入了混沌，因此可以带来新的情势。只有进入这个混沌，并且经验自身的无能为力，才可能进入这个混沌的边缘，发现可能的边界事件。
随着世界进入后现代状态，唯一神论的神学，西方自由主义等等具有的普遍性基本失效，请注意：无论三个唯一神论的上帝多么超越，三者的冲突其后果是无神论！无论自由主义的理性多么认为自身具有绝对普遍性，也离不开时代技术的操作。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思想传统等等也当然并不具有类比以及自己提升的普遍性，而是有待于在对话之中，重新确立自身的位置。
但也请注意：这并不是说——没有了普遍性与法则，而是——并没有现存的绝对法则，任何之前的法则都失去了之前的普遍性力量，它们当然还有着意义以及自身的有效性范围，却不再具有天然的普遍的“绝对”正当性。需要在与其它文化价值的交往之中，生成出一个新的普遍性。请注意：这是新的未来的普遍性，新的未来的独一的普遍性（new singularity university）
我们反复要表明的是：并非没有普遍性，而是没有任何现存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如果有着普遍性，那也是在未来生成出来的，普遍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形成，而是有待于在各个文化价值的交往中生成出来。如同第一个轴心时代形成了四个主要不同文明的突破，之后有着基督教的再次转化以及佛教中国化的转渡，但进入21世纪的世界，需要的是新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是在世界化之中创造一种新的生命生存模式（如同让-吕克•南希所言的世界的创造与世界化）。
因此，世界文化处于一个新势的状态，当然首先是混沌状态，如何从此不确定的混沌状态中，生成出一个新势（New Dispositif），并且形成新的势力（disposition），哲学如何在这个造势中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哲学家就是造势者，或者文化的转化者（transformers）。
显然，没有比当前的中国社会如此具有混杂与混沌的特色了，西方还是在唯一神论的传统神学，以及后现代的虚无主义，等等之中混杂着，中国因为卸下了所有的抱负，导致：一方面是普遍的虚无主义，怎么做都可以；另一方面，则卸下了传统的道统以及各种主义，反而更为开放，更为具有新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国当前现代性经验具有启发性的缘故，但这绝非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不正义以及罪恶辩护，而是问题更为急迫：如何在此混杂状态中，找到一种穿越的方式。
这个新势的思考方式，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历史决定论与神学的命定论，也不同于西方的各种历史哲学的解释学，因为情势的思考，乃是一直处于混沌与不确定之中，并没有现存的法则与规律可循，也不是传统中国的理势合一论，即得理自然成势，得势自然成理，这个理势论依然没有摆脱中国历史的循环论模式，而是要如此思考：世界已经处于混沌状态，并且一直保持为混沌状态，不可能消除此混沌的变化状态，关键是保持其间，这也是普遍性的事先悬置了！但要考察其中是否有着新势的出现；这个新势如何从“无势”之中生成出来，只有从混沌的无势，根本不可能性，还生成出新的可能性，才是保持了与混沌的关系；而这个新势因为来自于无势，因此如何让自身生长，即被动性地让“无”来生长，不是人类力量的生长，而是让无来为，让无保持自身不断生长的可能性，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业；因此，而形成新的“势力”，力量之力在于聚集这个“无”，是“无的聚集”！这个新势生长的智慧如何可能？
面对如此混杂与复杂的中国社会，哲学何为？如果能够找到某种方式穿越自身的混杂，就可以贡献出某种普遍性的经验，个体生命的自由才有可能。




三，三重空隙的打开



面对此混杂，中国人曾经有着什么样的生存智慧，即是否有哲学家曾经面对了如此的混杂状态？这是庄子的哲学，他深入思考了混沌与新势生成的可能性，并且启发了一种穿越这个混沌的方式，这是开窍的悖论（所谓的混沌之喻），或者说以庄子的“三言”（重言，寓言，卮言）来穿越，不过需要重新理解这个三言。
在这里，我们主要以庄子那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为例，这个故事启发了一种新的穿越方式，这个穿越也是多重的，并且打开了自由的空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



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 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 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庄子•養生主》



“庖丁解牛”，这是一个杀生的事情，但却被庄子转化为养生的寓意，这个转换是如何可能的？庖丁描述自己宰牛的过程经过了三个阶段，我们思考的重点不在这个解牛的过程，而在于庖丁自己的解释，为何可以十九年杀牛，刀还如此之新没有任何挫痕，他自己是如何看待牛的，这个解牛的方法如何具有一种普遍性？庖丁自己解释的独特性在于：他可以在关节筋骨错杂之间，几乎没有空隙之处，却以“极薄”的刀刃，打开一个“恢恢乎游刃必有余地”的无限厚度。
因此，奇妙在于——如何打开这个看似并不存在的空隙？而且无限地（恢恢乎）放大开来？一个极其薄或无厚（刀），一个极其扩大（牛关节之间的空隙），那么，这之间的张力如何打开？或者说，只有打开如此的空隙，刀刃才不可能碰到骨头而折损。这个空隙的敞开，难道不是一种幻觉？或者说为何需要打开一个余地的空隙，刀才可能不碰到牛骨，只要有着如此的空余，无处不在的空余，一个生命就可以自由地穿行。
如果整个世界都是一头硕大无比的大牛，那么，通过放大其间的空隙，我们就可以自由穿行，既不碰到骨头而伤害牛骨，也不碰到牛骨而伤害自身，因此，这就是为何宰牛的过程可以悟到养生的道理了。如果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世界就是一头大牛，而法则则是刀，而自由的个体生命则是庖丁，如何在运用法则的同时，不让刀折断，还能够保护自己，这就需要让刀在空隙之中运行！把看起来几乎不存在的空隙放大的想象力，以及不断保持扩大的“能力”，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打开空隙（gap），并且放大这个空隙，以此空隙建构一个世界，这如何可能？自由就发生在这个看起来并不存在的“空隙”之中！这里有着三重的空隙，这三重空隙就是庄子的“三言”书写所打开的场域：
第一重空隙：这是在已有的各种关系之中，减少关系之间的关联，比如社会关系，无非是由“名利”所建构起来，而且以等级制的方式稳固下来，要打开之间空隙，要么死守规则，要么是钻空子，要么是搞特殊化即搞关系，即让自己进入例外状态，占便宜，但这样的“空子”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得利，反而最后被越套越紧。对于庄子，发现关系之间的空隙，乃是减少自己的欲求，让自己成为关系的多余人（这是庄子的重言，对古代各种重要人物之间关系的重新改写），多余人知晓关系的规则，但并不进入关系的交换之中。
——这是看到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空隙，以便自己从中可以出来，而不是利用例外，钻空子而为了更好地进入关系。在庄子那里，这是个体从人际关系之中的退出，退隐出来。
——这不是不知道规则，也不是反对与僭越规则，而是在规则之外，让自己成为规则的例外或余外，即自己保持在余外状态，并不进入规则的束缚之中，从而可以发现规则之间的空隙。
第一重空隙也是与自然相关的，因为人性的天然多样性，根本不可能被任何的社会规则所约束，需要有着一种“任然”与“任势”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摆脱利益关系的个体。

面对社会的各种关系，从家庭的亲人，到同事的熟人，再到陌生人，最后直到无法交流的国外人，面对各种复杂的关系，传统儒家为主体的关系哲学是：进入各种关系之中，肯定这种无法逃避的关系；当然有着各种钻空子的方式，但还是为了进入关系之中获取利益，也更为被各种关系所套牢了。传统道家的方式是退隐，如同许由这样的形象所启发的，但对于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构成主要模式。西方则是把这个关系抽象为普遍性的法则，把个体转变为法人式个体，即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对于多元生活，并没有一种普遍性的法则，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中国社会有着那么多法则，却无法生效，因为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生命的自然多样性，既是可以被反复征用的剩余价值，也是法则与多元性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新问题。
因此，面对各种复杂关系，如何尊重法则的前提条件下，还能够有着自由，却并不是钻空子——利用法律与规则的漏洞，却又能够游离出来，这是与自然的游戏，与自然各种可能关系的唤醒。


第二重空隙：则是从社会关系的空隙之中多余出来的这些个体，让自己保持多余状态，一直保持在外面，与一个个如此孤立出来的个体（singularity）相遇，并不进入已有的各种关系之中。这些个体并不结合，而是继续打开彼此之间的空隙，以不连续以及不融合的关系，打开新的间隔（espacement），并且使这个间隔扩大。
在庄子那里，这是通过超越各种人际关系（乃至超越人性本身），而进入自然，但也并不进入自然的各种已有的有机关系，而是发现自然的空隙，即变化的那个关节或者灾变时刻（这是庄子的“寓言”），比如山谷之为空无的丘壑，让个体在那里以无名的方式相遇。这并不是重建人际关系，而是以自然空谷所象征的空无性——吐纳的节奏（比如烟云来填充山谷，显然仅仅是经过与通过而已），打开不断更新的关系。
显然，自然空隙的敞开，取决于个体如何发现自然变化的关节以及对空无的想象，因为如果使自然对象化，成为可以测量的空间，就并不是空隙了，而是再次对象化了空间。
面对这个空隙，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传统道家是回到自然，打开一个自然的通道与能量交换方式，比如山水诗与山水画；西方则是各个独立出来的个体，以契约的方式结成新的共同体，摆脱之前的自然状态以及关系约束，而是以自己所生产与创作的产品来结交，是作品的共同体，是文本的共同体。但这个作品的共共同体受到作品语言符号的限制，并非普遍的语言，因此也无法普遍化。
而我们这里所启发的方式，则是打开间隙，扩大此间隙，余外的个体与个体在这个中间的空隙之中相遇，不断扩大这个空隙，就是相遇的法则，让偶然与意外成为法则，并不形成新的法则，而是把空隙的扩大，彼此之间的间距扩大——成为法则，这仍然是为了扩大空隙。因此，新的个体关系，而是以之间的空隙，保持之间的空隙作为调节：越是接近（approach），反而越是远离（distance），即让“之间”（between）的间距得以保持，并且扩展，要扩展的是这个间距（spacing），是二者之间的间距，以至于老子所言的“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这个不往来，是因为越是交往，越是保持之间的间距！这并非一般人简单地理解为彼此不相往来就没有关系了。


第三重空隙：则是更为广大的空隙，个体从社会人际关系出来，发现自然的空隙，或者是个体在空隙之间穿行，但这还是受到自然场域的限制，为了继续扩展空隙，保持空隙的无限性，就需要个体彻底来到世界的边缘上，当然并没有另外一个世界，而是让那个无限的世界——作为无限的空无——来触及自身（这是空言的“卮言”），这个无限的场域也是自然宇宙的无限性与无限的生成性。
这其实是让孤独的个体来到世界边缘时，超越之前的所有关系，仅仅与不可知的无限发生关系，与绝对的陌异发生关系，或者与绝对的变化发生关系，这才是无限虚空的敞开。
传统中国是鬼神观，但那还是受到家族祭祀观的限制，道家的求仙观还有待去除巫魅，而佛教同样需要现代性转换；传统西方是以自由意志作为最高法则，或者上帝的意志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冲突，当代西方则是从无创造（ex nihilo）的发现；如果不再有法则，但这个“无法则”却奇妙地以“无”作为法则，即让无限来触及有限，如同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所言——“无限的延异是有限的”（La différence infinite est finie），如同中国传统艺术是以空白的余留来触及有限之物的边缘，带来几微的生动变化。
在当前世界，则是网络构成了天网恢恢的虚拟空间，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微博，因为瞬间的即时性，以及空间虚拟空间的无限性，或者云端储存的巨大容量，因此，中国社会可以利用此网络的技术，带来社会的变化，只是在网络的虚拟言语行为与社会行为同步，或者说从网络虚拟空间到现实行为之间，有着多大的距离？这是一个新事件的生成，或者是新势生成的问题。



四，穿越的通道


——因此，个体在世界之中要打开的是世界之外的关系，这个三重的空隙都与自然性相关，而且也是不可见的，按照三重空隙，也是三重空白的皱褶，被更为具体展开，这也是自由的敞开，形成一个可以内外翻转与折叠的畅通空间，这也是自然性与自由的结合，空隙的通道可以穿越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
一旦打开通往无限的通道，发现关系网络之间的空隙，以个体性的想象力扩展此空隙（最好的方式是进入自然），不断保持此空隙通向无限的敞开（open），保持此通道（passage）之通畅，整个世界应该围绕这个虚空的轴心旋转，让这个不可见的第四维渗透到世界的每一处，这就是庄子寓意卮言的卮器（漏斗），或者就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庄子的庖丁解牛，其“游刃有余”的寓意就在于：从牛的关节之间的空隙——如同解剖图的分解，到牛成为被分解的可口食物——如同一道重新组合的新鲜菜肴，再到整个世界是一直有待于以空无来重新组装的网络——这不就是我们这个虚拟化的网络时代？这些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的空隙，不就是发现自由的可能性？

一个真正现代性的理论与来自中国经验的世界哲学，应该是面对现代性转换的困难，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危机，否则还是各种理论的意见而已，而无法走向未来，只有经过困难检验的思考，具有未来新势的生成推动的哲学，才有着实践性，而自由地穿越，打开余地，就是在这个日益盘根错节的复杂世界，打开自由的可能性，空余与游刃有余，就是自由以及自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