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周年特别专题】十年回望: 幸存者和遇难家属的今天
在9.11事件中共有2996人罹难(不包括19名劫机者):其中2974人被官方证实死亡,另外还有24人下落不明。罹难人员名单中包括:四架飞机上的全部乘客共246人,世贸中心2603人,五角大楼125人。共有411名救援人员在此事件中殉职。
9.11后的人们
死亡的印记
研究指出,“存活者”不只是“幸存者”与“罹难者”的一线差别而已,“存活者”与生活质量有关联。他们可能会面临下列五种心理经验:死亡的印记;自我罪疚感;心理的麻木;关爱的冲突;意义的追问。
帮助存活者,应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首要步骤,并且能够学习倾听与同理对方,并且恪守保密原则,并提供存活者必要的社会支持(不管是物质上、精神上、情绪上、认知上等支持内容),并且以真诚、尊重及平等的互动关系与态度接近、了解存活者,相信可以帮助存活者度过难关。
“创伤后症候群”
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0年,但那些曾经亲生经历或亲眼目睹这一悲剧的人们,似乎还未能从心理阴影中走出来,近期仍然不断有新的“创伤后症候群”出现。“创伤后症候群”是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心理状态失调之后的后遗症。这些经验包括生命受到威胁、严重物理性伤害、身体或心灵上的压迫。有时候也被称为创伤后压力反应,以强调这种现象乃经历创伤所产生的结果。
911时代的孩子
杰瑞德:
杰瑞德的叔叔保尔死于美国911航线,自此以后,杰瑞德失去了从2000选举产生的对政治的热情,“911使我使我对世界事务绝望,我不再对它们感兴趣,甚至越来越怀疑它们。”杰瑞德现在是卫斯理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如今他已经振作,记得他曾经历过一段“荒岛生活”,不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兴趣,生活变得很糟糕。相反,在爸爸大卫在五角大楼袭击中丧生后,扎克发现自己更喜欢政治,更愿意保护自己的国家。“911把我变得更爱国,更像一个美国人。”他说,他现在是Oakton高中三年级生。他戴着有父亲名字的手镯,说他开始意识到战争有时对“保持美国式的生活”是必要的。
劳拉:
年轻人像孩子一样应对911,这对他们的后代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遭遇袭击时年仅10岁的劳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的叔叔克里斯在世贸大厦的撞击中丧生,两人曾如此的亲密,她仍记得他压低鼻子斜着眼睛做的鬼脸。唯一她记得发生在袭击那天的是她紧紧地抓着叔叔送她的小猫玩偶。911过去一年后,劳拉不再吃东西,最终被诊断得了厌食症。“我觉得这是因为没人管我了。”她说,没有人再管她和她的生活了。这次袭击不是她得厌食症唯一的原因,但却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如今劳拉已是纽约时尚学院的新生,她正在恢复,她说这是叔叔所希望的。“他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为曾经的事伤心,我必须学会如何处理它们。”
山姆:
理得大学新生山姆对文学和政治学很感兴趣,他说2001年“充满着恐惧”,先是有911,后又有病疫。他说,”我不记得小时候哭过多少,但我清楚地记得911那天我哭了很久。山姆不再把911当成一个个案,他不想通过加入和平队或别的军队改变世界,但他确实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他在文学中寻找答案,后来他发现当代小说比名著更关注世界问题。山姆说他仍时常担心他的安危,但他感受到这种安危。“如果我们过多的充斥着恐惧,我们会变得多疑,甚至是种族歧视者,”他说,“每一代人都会有害怕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它们。”
布莱恩:
当校长通过学校广播突然宣布今天将提早放学时,当时五年级的布莱恩还在课堂里做写作练习。老师打开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世贸中心遭袭击的场景。这对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老师们在说‘恐怖分子’,我们却认为他们在说‘游客’”布莱恩说,“我记得当时老师很害怕,我们却一点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布莱恩那是10岁,2001年9月11日的所见所闻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到处弥漫着烟雾,人们从大楼上跳下,身体掩埋在废墟中。“我只记得人们哭着大喊大叫,”他说,“我感到很震惊。”
奥利维纳:
马里兰大学新生奥利维纳认为911事件对她和她的同伴来说都是关键的时刻,从那天起,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确实改变了。和其他没有失去亲人的人一样,奥利维纳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关注911事件和后续报道。生活仍在继续。就像尽管布莱恩说他不确定整个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仍想加入和平队,他说他加入的原因是诸如2004年亚洲海啸和卡特里娜飓风,而不是因为恐怖活动,他深受Angelina Jolie人道主义的感染。
丹尼(幸存者):十年终得好眠
10年煎熬,对当年世贸双子塔幸存者来说,九一一恐袭主脑拉登命丧美军枪下,除了为久候的正义得以伸张高兴外,最实际的意义是终于得以一夜好眠。
现居加州的九一一幸存者丹尼(Kevin Danni)说,他听到拉登被杀消息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也全程收看了奥巴马的演说内容。
丹尼说﹕“这是历史性和伟大的一晚,这一天将值得所有人记取,正义最终得以伸张。10年之后,我也终于得以一夜好眠”。
2001年9月11日,32岁的丹尼正于纽约世贸中心南塔61楼的摩根士丹利实习。霎时间,他们看见北塔陷入火海,所有人心觉不妙狂奔下楼逃生。
在南塔被另一飞机击中后、倒塌前15分钟,丹尼与300名同事奇蹟般逃离大楼。痛苦的回忆让他无法继续待在纽约,“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噩梦般经历虽难磨灭,但丹尼表示灾难中的人性光辉和英雄事迹是他的得著。多年来,他一直告诉人们正面信息,包括他当年狂奔下楼逃命时,仍看见20多个消防员奋不顾身上楼救人;包括那些舍命救人的警察、义工和摩根士丹利一名为救实习生而牺牲的保安主管。
当年仍单身的丹尼,现已为两子之父,周日晚他一边收看电视一边看着儿子,感触良多。今天对他来说,是一生都无法遗忘的一天,从今晚起,他也终于能够重回平静,重拾遗落10年的生活。
马登菲尔德(幸存者):我愿意退回每一分钱来改变所发生的一切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一名32岁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女性幸存者从联邦受害者赔偿基金获得了860万美元的赔偿。这是该基金目前为止所发放的最大一笔款项。
马登菲尔德是美国捷运的一名人力资源经理。当时她正在维威利大街上行走,结果被第二架撞入世贸大厦飞机上飞出的残骸所击倒。她说:“我刚从地铁中走出来了。我在地下商场里。有一个男人告诉我们到大街上去。我朝天空看去,我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入大楼,我听见有人叫道,赶快跑。我就开始跑,这是最后我能想起的事。”
她的伤势非常重,当天她差点流血致死,医生给她总共输了31品脱的血。她的臀部被切掉,背部被割开,肠子也断了,两腿骨折。她总共在医院里躺了15个月。
代理律师斯米利说:“她总共进行了27种不同的修复手术,未来还需要进行10项手术。860万美元的赔偿额包括痛苦赔偿金4百万美元、医疗开支、收入损失、未来所需要的治疗费用460万美元。”
马登菲尔德说:“我愿意退回每一分钱来改变所发生的一切。我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开始工作。”
受害者赔偿基金已向2569例赔偿请求发送了赔偿金,金额由500美元至马登菲尔德的860万美元不等。基金还受理了5162例死者家属的赔偿请求,死者家属的赔偿额平均为210万美元。
佛莱德(华人幸存者):大难不死,还有何好计较的?
佛莱德系中国辽宁人,在美国开了一家旅行社。
事情发生当天,他一如往昔,8点10分就到世贸大楼租的办公室办公,8点18分飞机撞击世贸大楼86楼时,他正在打字,撞击后的一阵摇晃,虽然让他有点狐疑,但他依旧处理自己的事情。没想到,隔壁公司的白人老伯,提醒他所有人都走了,劝他赶快走。他一听之下,急忙走向电梯,却发觉电梯已经开始冒烟,不能使用。不得已之下,他就从世贸大楼北栋的西北角楼梯,跟大家排队一路向下。
西北角的楼梯,正好也是消防队员的救援楼梯。一批批逐层往上的消防队员,让他们往下逃亡的路走得很慢,从46楼走到23楼,就花了约40分钟。他看情势不对,一走到23层,赶快出来,换从东北角的楼梯逐级而下。
因为一楼已经封闭,他只好依从指示,企图从地下层逃出大楼。没想到此时,同样被撞击的南栋大楼也开始倒塌。倒塌下来的力量,将2、3、4号楼整栋及5号楼的一半一齐压垮。佛莱德幸好走在5号楼地下室的另一边,5号楼另半边被压垮时,他就看到走在中间的逃难人潮,瞬间不见了人影。
他们一行6个人加上4个消防人员,当时在黑暗中摸索逃生。后来还是佛莱德告诉消防员他们所在的钟表店位置,在消防员合力破门之下,才顺利逃出世贸大楼,捡回了一条命。
佛莱德说这几年,美国政府定期都会来信问他的健康情形,表达关怀之意。事实上,撞击后,美国政府给了他两万元美金作为补偿,并给了他两年的免费疾病保险。我们聊天时,都觉得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有效率的。
他坦白地指出,那几年,他确实并不好过。整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司,一下子毁于一旦,他苦了好几年,甚至一度搬回大陆,最后还是决定回美,并熬了过来。另外一种影响,则是让他看开很多事情,比较不会计较一些小事。种种巧合,让他大难不死,他有何好计较的?他告诉我,因为大陆各省的旅游负责人,都是当年的同学,因此他接待的团,多半是高级干部参访团,这些高官只要服侍得好,费用通常不是问题,因此他的业绩相对非常稳定。
这一位911的幸存者,宁愿留在洛衫矶,过着与人无争的生活
芭拉(遗孀)和女儿莱娜:疼痛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给无数美国人留言了恐怖的阴影,对于芭芭拉来说,失去丈夫的痛苦依然存在,她希望丈夫变成她非常喜爱的蝴蝶或者海豚回来陪伴她,虽然一闪即逝。
“你离婚了吗?”这是人们看到58岁的芭芭拉独自带着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在游艇上度假,身边没有丈夫陪伴时通常问的问题。
“不,我是个遗孀。”芭芭拉回答道,并且希望问题就此而止。但是通常会事与愿违!
“那你丈夫很年轻就去世了?”问题通常会这样继续下去。”是死于心脏病吗?”
“不是的。”芭芭拉再次回答。
这时芭芭拉不得不再次决定是否要详细地告诉眼前的陌生人她的丈夫是如何在2001年的9月11日与其它的2748名遇害者死于恐怖主义的袭击;是否要倾诉她的家庭是如何被毁灭的以及她是如何适应了没有丈夫的生活并顽强的生存下来;更是否要诉说她是如何千万次的质问上帝为什么灾难会降临到她的头上?或者她应该不礼貌的停止这场对话,让别人去误解她是个粗鲁无礼的人。
对于芭芭拉和她的两个女儿(莱娜,29岁;玛丽莎,27岁)来说,从那个恐怖的星期二的早晨开始,她们的生活就被彻底的毁灭了,每一天都是毁灭的。即使她们远离现实生活,来到昂贵的游艇上度假,那段痛苦的记忆也如影随形般的挥之不去。
路易斯,芭芭拉的丈夫,当时是全球最大的保险经济公司Marsh McLennan Cos,Inc子公司的高级副总裁。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当恐怖袭击发生时,他正在位于世贸中心大楼98层的办公室中上班。芭芭拉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当天早晨的情景时说:“8点43分路易斯从办公室打回电话说他到办公室了,并说爱我。我回应他说我也非常的爱他。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通话,几分钟以后我们就阴阳相隔了。我放下电话,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坐在椅子中看电视节目。就在那时,主持人凯蒂-库里克突然宣布说一架小型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当我看到现场的景象时,我发疯了一样的尖叫,并大声喊着‘他一定死了,他们肯定全都死了',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对于芭芭拉来说,丈夫曾经是她的全部。“我是如此的依赖于他,他就像我肺中的空气一样,没有了他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我在这儿,我活着。但是你要问我我是否还活着,我却不太肯定。因为我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没有了他那一部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真正的活着。”芭芭拉痛苦的回忆说。“他活着的时候,我任何事情都不用做,像个公主一样。”谈到这儿时芭芭拉的脸上露除了意思甜蜜的微笑。“我不知道如何结算支票簿,不会更换电灯泡,更不知道应该在那天晚上把垃圾拿到路边。这个有时被我戏称为‘父亲'的人包揽了家中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依靠倒塌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我的责任。我感到无助,感到害怕,没有他我们该怎么办?生活又该怎样继续下去?”
莱娜,他们的女儿,当时也在父亲工作的公司上班。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九点钟,她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第二塔楼的53层开会,但是为了支持一个电话会议,她们的会被推迟了。正因为如此,她才幸运的逃过了一劫。“疼痛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她满含泪水的说道。“有时候这段痛苦的记忆是相当清晰的。”
911事件发生以前,莱娜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姑娘,她有每年的工作目标,提前为自己制定了未来十年的里程碑。然而现在她变得消极,生活漫无目标。“我不会未来的事情,哪怕只是下一个月,因为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也没有任何的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只需要遵从生活的遗志,它把我带到哪就是哪。”她痛恨乘坐飞机,虽然为了工作不得不经常飞来飞去;每次去纽约吃饭或者看演出她都会莫名其妙的恐惧。“通过911,我更加了解这个世界,而且更清楚认识到悲剧不会发生在别的地方。”她说,“我记得曾和父亲谈起过以色列的情况,那儿的人们随时面临着这样的情况:上一分钟还在和家人高兴得吃着午饭,下一分钟却已经死了。我当时在想他们是如何适应那样的生活的,没想到那次谈话没过多久,我们就要去面对同他们一样的生活。”
凯西.特朗特(遗孀):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能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42岁的凯西.特朗特家住纽约长岛,有3名14-23岁之间的孩子。
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大楼遭遇恐怖袭击时,她的丈夫、40岁的合同商丹.特朗特正在其中104楼办公,结果不幸遇难。“911”事件数月后,作为受害者家属,凯西获得了各种赔偿金和捐款共计500万美元。但令人惊讶的是,此后凯西竟彻底变了个人似的,变成了“烧钱专业户”。
凯西首先耗资200万美元,对其位于长岛的家进行装修,将整个家变成了一个奢华到极点的“橱窗”。她又花了100万美元购置各种名牌服装,但实际上她平时能穿的只有其中10%还不到,许多衣服后来因过时都送了人。接着,她花了50万美元用于购买各式各样的名牌皮鞋,在家中专门有一个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放满了她的鞋子。此外,她多次到赌城拉斯韦加斯旅行并豪赌,结果总计输掉将近100万美元。她甚至花了数十万美元为密友、同事甚至陌生人做隆胸手术。
在短短3年多时间内,凯西如今将500万美元赔偿全都挥霍得一干二净。朋友们都对凯西的巨变感到纳闷。但凯西辩解称:“我之所以疯狂购物,是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我感觉良好的事情。但我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丈夫的死让她深受打击,以致她终日酗酒和服用抗抑郁药才能保持心情平静。“后来,我通过强迫花钱,来暂时忘却失去丈夫的痛苦、羞愧和巨大的负罪感。”
现在,凯西必须和严重的抑郁症斗争,而且她对3个孩子的未来也感到非常茫然。凯西说:“我已经上了瘾。因为我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能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我是个可悲的人,我所买的那些东西,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每当我回到家,我依然被恐惧悲伤所包围。”
威尔逊(遇难者之夫):还清房屋抵押当然是件好事,可这是以什么作为代价?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遭飞机撞击后,正在里面工作的辛茜亚拨通了丈夫威尔逊的电话。在告知自己的情况并询问该怎样自救后,她说:“亲爱的,我爱你,等到这一切结束后我们就会见面了。”威尔逊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与妻子的诀别,“9.11”事件从此改变了他和其他遇难者家属的生活。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时间也许会逐渐抚平遇难者家属失去亲人的创伤,但没有人能说清究竟要多久。”威尔逊的第一位妻子病逝后,他独自带着3个未成年女孩,十分孤独、郁闷。后来他结识了从菲律宾移民到美国的辛茜亚,两人于1996年组建了新的家庭。这次婚姻重新点燃了威尔逊对生活的渴望,辛茜亚成了他和孩子们生活中的依靠。然而,“9.11”事件却再次打碎了他美满而平静的生活。
威尔逊说,最初他还试着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振作起来,但无济于事,于是从2002年夏天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目前心态调整得还算可以。他认为,没人能真正理解遇难者家属的感受,甚至还有人对他们存有误解,觉得他们在成为百万富翁后为何还不能从阴影中走出来?威尔逊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体会。是否接受政府的赔偿和抚恤,对他和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说就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当他用部分赔款偿还了房屋抵押后甚至产生了一种负罪感。他说:“还清房屋抵押当然是件好事,可这是以什么作为代价的呀?”
当谈及他对美国政府反恐战的看法时,威尔逊认为,军事打击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美国通过武力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但恐怖主义并未消除,恐怖活动反而有增无减。他说:“只有那些穷途末路的人才会穷凶极恶地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自己。美国应让那些恐怖分子明白,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社会应有足够的智慧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更好途径。”
威尔逊原在纽约公交系统工作,现已退休在家。他感谢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为遇难者家属从悲痛中走出来重新开始生活所作的努力。他说,“9.11”事件的性质决定了遇难者家属的生活会受到公众的关注,但他希望公众能以平常心对待他们,让他们充分享有独自生活的时间和空间。
玛芮安妮(遗孀):在丈夫的墓地做导游
玛芮安妮的丈夫毛里斯.巴里是港务局的一名警官,他的妻子和孩子9.11当天等着他回家,但他并没有回家,他们后来得到了他的配枪,但他的遗体却一直没有被找到。玛芮安妮觉得世贸中心废墟,“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公墓。”
6.4公顷、7座大楼、数万人、两个高耸的塔、一个注定要毁灭的邮编:10048。对“归零地”(指当初世贸中心姊妹楼矗立的地方所变成的一堆废墟)的游览包括许多数字,玛瑞安妮.巴里的任务是使这些数字鲜活起来。因为她是此地的一名导游。
据保守的估计,每年到“归零地”参观的人数达数十万人。“911”后,与恐怖事件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通过一个名为“世贸中心来访者致敬中心”的组织为来访者提供导游服务,这个中心的导游包括幸存者、遇难者亲属、应急人员和其他志愿人员。每次参观活动由两名导游解说,来访者沿遗址周围的栅栏前进,他们被禁止进入被封闭的地区。中心的主任特里尼称:“那些来这里的人们不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想向一些人表示敬意。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互动。”
玛芮安妮.巴里说,跟来访者谈她的丈夫可以治疗她的悲痛。她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当导游的原因。”
朱莉娅、克劳迪娅、帕蒂、安(遗孀):“未亡人俱乐部”
44岁的朱莉娅柯林斯为国家橄榄球联盟从事营销工作。37岁的克劳迪娅杰尔巴西是美国一家知名皮鞋公司的销售总监。39岁的帕蒂卡林顿担任一家银行的副总裁。44岁的安海恩斯是一名财务规划师。柯林斯说,她们的“头目”是杰尔巴西。杰尔巴西过去与另外三人分别见过面,她在911事件10个月后邀请大家下班后一起喝点东西。她的丈夫鲁吉雷和沃德海恩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两人坐邻桌。他也认识在另外两家公司工作的汤米柯林斯和杰里米卡林顿。
杰尔巴西说:“这令我感到安慰。是巴特让我们走到一起,组成‘未亡人俱乐部’。”
初次见面,她们四个边喝边聊了两个小时,随后决定最好一起吃点东西。帕蒂回忆道:“当时我几乎就是行尸走肉,除了机械地起床、穿衣、上班、回家之外什么都做不了。”这次聚会令她感到轻松的是“不需要回答‘你还好吗?’这样的问题。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安海恩斯曾经担心她会与另外三人格格不入。她是四个人中惟一有孩子的一个十多岁,另外两个还没上学也是惟一住在郊区而不是纽约市的。但那一晚,她记得自己心头涌上这样的感觉:“她们是我的新朋友,我们将一起让生活变得略微好过些。”
一年后,朋友们开始建议她们写一本书。911事件后她们都坚持写日记。柯林斯说,这是“记录我们仍然与丈夫进行的种种对话的一种方式”。
写书的想法一开始似乎完全不切实际,直到2003年9月,大家为杰尔巴西新交的男友举办生日聚会时,事情才有了转机。她们四个遇到了一位作家,后者介绍她们与一位代理人认识,随后,用柯林斯的话来说,“一切就像滚雪球般迅速发展”。
苏珊.瑞蒂克(遗孀):相逢一笑泯恩仇
2010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一枚代表市民最高荣誉的“总统公民奖章”颁发给了苏珊.瑞蒂克。瑞蒂克是名“9.11遗孀”,她的丈夫在“9.11事件”中丧生,瑞蒂克的人生从此和恐怖袭击的发源地阿富汗联系在一起。
阿富汗有100多万贫穷寡妇,贫穷,让这些寡妇很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变成像杀害她丈夫一样的“人弹”。她认识到是贫穷滋生了阿富汗的恐怖主义。于是瑞蒂克有了一个愿望——让这些阿富汗寡妇摆脱贫困,让她们远离恐怖主义。
瑞蒂克开始筹集资金帮助阿富汗寡妇致富。如今,瑞蒂克已经筹集到一亿多美元,为阿富汗寡妇建立了一千多个作坊,让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寡妇摆脱了贫困
曾喆(义务救生员,遇难)与母亲岑娇娴: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
28岁的华裔青年曾喆,在“9.11”世贸恐怖袭击事件中因舍己救人丧生,《纽约时报》称曾喆是—个“完全忘我的人,他的行为是真正的英雄表现”。曾喆1988年15岁时才随父母家人从中国广州移民美国,1995年从罗彻斯特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1998年获MBA学位,然后进入华尔街1号的纽约银行任职经理,负责外国公司在纽约的上市工作。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遭飞机撞击,本身是义务救生员的曾喆,在脱险后重返现场救助受伤人士,几分钟后,世贸大厦坍塌,曾喆遇难。幸亏美国FOX电视台无意中拍下他在现场救人的镜头,他舍己救人的事迹才为世人所知。
“9.11”后,岑娇娴—时难以承受丧子之痛,终日以泪洗面,身高160厘米的她,当时体重只剩下88斤。九年过去,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今天的岑娇娴,终于擦干泪水,走出悲痛,以做义工回馈小区关怀。
岑娇娴在接受专访时,—再叮咛通过记者向多年来所有帮助过她的人士致谢。她说,虽然她难以形容失去爱子的痛苦,但深切体会到人间有爱,她以儿子舍己救人为荣,尤其儿子的牺牲,换来全美各族裔对华裔人士的尊敬,而以“曾喆”命名的街道(Zhe“ZacK”ZengWay),在三周年纪念时,其路牌矗立在纽约华埠哥伦布公园东北角的摆也街(BayardST)与茂比利街交叉口,这是全纽约市目前为纪念“9.11”亡灵而命名的街道中,唯—以亚裔命名的街道,将为后世永久纪念。岑娇娴说,华埠是纽约市的重要观光景点,她觉得儿子用生命换取美国人民对华裔的尊敬,从这个角度来说,儿子的牺牲是值得的。
她说,自从事件发生后,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伸出援助之手,给她支持打气,邀请她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岑娇娴觉得最有意义的是因缘际会踏上做义工的道路,在助人中获得快乐,感觉与生前助人为乐的儿子更加亲近了,从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而她最感谢的人还有自己的母亲。曾喆罹难后,岑娇娴居住在波士顿的老母亲,不断在电话中为女儿打气,岑娇娴既惭愧又感动。她想,母亲—生艰难困苦,历尽沧桑,但从不向厄运低头,“不要以为自己不幸,要想到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这样转念—想,岑娇娴豁然开朗,觉得“不能再钻牛角尖”。
岑娇娴因做义工服务老人不遗余力,三年前曾获市议员尼尔森颁发“最佳义工”奖。除了做义工,岑娇娴还热心公益。2007年3月,为纪念在“9.11”事件中舍己救人的华裔英雄曾喆和在伊拉克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华裔子弟林宏呈,她与纽约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模范母亲联谊会和林宏呈家属发起成立“华裔国家英雄救难基金”。另外,岑娇娴还投入美国民安队服务救难的行列。
现年66岁的岑娇娴,在做义工的日子,无意中发掘了自己“能歌善舞”的潜质。她的舞蹈老师崔龙章就夸她不愧是“英雄母亲”,“反应快,学得好,是个好学生”。无论如何,人死不能复生,在世的人,日子总得继续过下去!要过得好—点,就要疗伤止痛。活着就是希望,活着就有盼望
韦比克(消防队员,癌症,死亡):一切远没有结束
就像是很多在911后数月在深入第一线的纽约消防员,兰迪韦比克在与多发性骨髓瘤癌斗争了将近三年之后,在某一个星期三去世了。那是一种有侵略性并且致命的血癌。
去年夏天,当他的癌症在缓解的时候,韦比克进行了实验性的干细胞移植手术。但是仅仅在移植手术两个月后,病毒性感染让他虚弱的身体最终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
韦比克的妻子玛德琳在电邮里面写到:"兰迪是一个为作为一个消防员的意义而活着的人。当危险发生时,别人急忙的跑出失火的大楼,而他是那个跑进去的人。他的人生非常美好。兰迪总能身边的人产生启迪,让他们想去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并且告诉他们如何去做到。
韦比克是在距离双子塔几栋楼之外的消防局工作,按照日程表他没有在911的早上工作,但是他在双子塔受到攻击之后,急忙过去参加救援。韦比克在去年夏天的采访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的 DeborahFeyerick,他最开始急忙去市中心救人所做的行动计划是错误的。
“我开始把装备放在一起,你知道就是那些绳索之类的,然后我去当地消防局拿来了担架。可我跑到事发地点的时候那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的人。周围一片死寂,没有任何人生还。”韦比克流着泪说道。
玛德琳说他丈夫在“矿井中”工作了三天回来,身上的装备全部都满是煤烟和灰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总是提醒他说:“每次你开车去工作,回来的时候车上都蒙上了一层灰。”
韦比克很快就染上了呼吸道的问题,被称为“世贸中心的咳嗽”。但是在2002年退休之后,咳嗽的毛病缓解了,并且他开始准备家中的装修工程。他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说:“我想我是无坚不摧的,”那时他坐在那几乎完工的房子旁。
在2008年的夏天,他开始感到不舒服,他形容那为“用力打一个砖墙”。他的肾功能开始下降。“就像是有人在我的消化系统里面不停的抽打,你知道,那感觉非常糟糕。”
丧失肾功能只是一个小前兆。一次血液测试证实了医生所怀疑的,肾功能丧失的正真诱因是多发性骨髓瘤癌。韦比克说大部分医生都认为这个癌症与他在911第一线的抢救有关。
“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消防员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马上派了一对一对的人来,并且怀疑一定有一些地方值得研究。你知道,这就是911。”韦比克说。
当透析使他的肾功能恢复正常后,他开始对抗癌症,并且在2009年的2月他去做了化疗和干细胞移植。
直到去年夏天,韦比克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有所缓解。但是好景不长,韦比克夫妇被告知兰迪的癌症变得非常有侵略性并且最好马上接受治疗。
看到他的丈夫与病魔搏斗,玛德琳总是想起来911之后的那一段日子。
“我以为这一切已经都结束了,”她在去年夏天的采访时这样说。“你知道,我们经历了六个月的葬礼与眼泪,我以为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想到我必须再去面对这样的痛苦。”
对于他的妻子来说,兰迪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黄万长(华裔警察,癌症):人生很脆弱,不要等到来不及说我爱你
十年前“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在世贸遗址担任保安工作的华裔警察黄万长(George Wong)罹患癌症晚期,市议员陈倩雯获悉他的英雄事迹后7日晚到表维医院看望他,并颁予他奖状。
陈倩雯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华人参与“911”救援工作,但一直以来只在纪念活动上听到他们的名字却见不到他们的面孔。黄万长就是其中一位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可惜直到今天他病危了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
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舟也一起到医院向黄万长颁发奖章。
黄万长在纽约一家癌症医院刚做了化疗,两周前转移到表维医院。他能够自己走动,但不能进食,依靠输液维持生命。他看上去精神不错,笑容满面地与陈倩雯愉快地交谈,他拉出胸前的十字架项链说,有神和朋友在身边,他感到安心。
黄万长从1986到2006年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曾经分配到华埠五分局,后来调到总局。“911”袭击后,他被分配到世贸废墟担任保安。2006年3月退休后,他搬到拉斯维加斯,在那里买了房子准备好好过自己的下半生。
据他的小弟弟黄万义(Howard Wong)说,2009年4月,黄万长觉得胃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可能胃酸倒流,接下来几个月,他一下爆瘦了80磅,他决定回纽约看病,11月,医生诊断出是胃癌和食道癌,癌症已到了4级晚期。
曾经在五分局与他共事的朋友曾永卓(Wing Tsang)感叹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到医院看望黄万长,踏进病房以为走错了。原来200磅的他,现在瘦得让人很心疼。
曾永卓说,黄万长很坚强,乐观,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特地让他把自己穿警服的照片拿去放大,准备将来放在葬礼上。他说黄万长感叹地说,人生很脆弱,不要等到来不及说我爱你。
黄万长48岁,出生在美国,从未结婚,父母籍贯台山,都已70多岁,他还有两个弟弟。二弟曾参加美国空军。黄万长以普通伤残退休,可拿一半工资,被诊断患癌症后,纽约市警追认他为因公伤残,可拿75%工资的退休金。黄万义感慨说,哥哥没有家小也是件好事,他可以走得无所牵挂。
转自搜狐社区。略修改
9.11后的人们
死亡的印记
研究指出,“存活者”不只是“幸存者”与“罹难者”的一线差别而已,“存活者”与生活质量有关联。他们可能会面临下列五种心理经验:死亡的印记;自我罪疚感;心理的麻木;关爱的冲突;意义的追问。
帮助存活者,应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首要步骤,并且能够学习倾听与同理对方,并且恪守保密原则,并提供存活者必要的社会支持(不管是物质上、精神上、情绪上、认知上等支持内容),并且以真诚、尊重及平等的互动关系与态度接近、了解存活者,相信可以帮助存活者度过难关。
“创伤后症候群”
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0年,但那些曾经亲生经历或亲眼目睹这一悲剧的人们,似乎还未能从心理阴影中走出来,近期仍然不断有新的“创伤后症候群”出现。“创伤后症候群”是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心理状态失调之后的后遗症。这些经验包括生命受到威胁、严重物理性伤害、身体或心灵上的压迫。有时候也被称为创伤后压力反应,以强调这种现象乃经历创伤所产生的结果。
911时代的孩子
杰瑞德:
杰瑞德的叔叔保尔死于美国911航线,自此以后,杰瑞德失去了从2000选举产生的对政治的热情,“911使我使我对世界事务绝望,我不再对它们感兴趣,甚至越来越怀疑它们。”杰瑞德现在是卫斯理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如今他已经振作,记得他曾经历过一段“荒岛生活”,不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兴趣,生活变得很糟糕。相反,在爸爸大卫在五角大楼袭击中丧生后,扎克发现自己更喜欢政治,更愿意保护自己的国家。“911把我变得更爱国,更像一个美国人。”他说,他现在是Oakton高中三年级生。他戴着有父亲名字的手镯,说他开始意识到战争有时对“保持美国式的生活”是必要的。
劳拉:
年轻人像孩子一样应对911,这对他们的后代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遭遇袭击时年仅10岁的劳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的叔叔克里斯在世贸大厦的撞击中丧生,两人曾如此的亲密,她仍记得他压低鼻子斜着眼睛做的鬼脸。唯一她记得发生在袭击那天的是她紧紧地抓着叔叔送她的小猫玩偶。911过去一年后,劳拉不再吃东西,最终被诊断得了厌食症。“我觉得这是因为没人管我了。”她说,没有人再管她和她的生活了。这次袭击不是她得厌食症唯一的原因,但却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如今劳拉已是纽约时尚学院的新生,她正在恢复,她说这是叔叔所希望的。“他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为曾经的事伤心,我必须学会如何处理它们。”
山姆:
理得大学新生山姆对文学和政治学很感兴趣,他说2001年“充满着恐惧”,先是有911,后又有病疫。他说,”我不记得小时候哭过多少,但我清楚地记得911那天我哭了很久。山姆不再把911当成一个个案,他不想通过加入和平队或别的军队改变世界,但他确实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他在文学中寻找答案,后来他发现当代小说比名著更关注世界问题。山姆说他仍时常担心他的安危,但他感受到这种安危。“如果我们过多的充斥着恐惧,我们会变得多疑,甚至是种族歧视者,”他说,“每一代人都会有害怕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它们。”
布莱恩:
当校长通过学校广播突然宣布今天将提早放学时,当时五年级的布莱恩还在课堂里做写作练习。老师打开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世贸中心遭袭击的场景。这对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老师们在说‘恐怖分子’,我们却认为他们在说‘游客’”布莱恩说,“我记得当时老师很害怕,我们却一点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布莱恩那是10岁,2001年9月11日的所见所闻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到处弥漫着烟雾,人们从大楼上跳下,身体掩埋在废墟中。“我只记得人们哭着大喊大叫,”他说,“我感到很震惊。”
奥利维纳:
马里兰大学新生奥利维纳认为911事件对她和她的同伴来说都是关键的时刻,从那天起,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确实改变了。和其他没有失去亲人的人一样,奥利维纳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关注911事件和后续报道。生活仍在继续。就像尽管布莱恩说他不确定整个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仍想加入和平队,他说他加入的原因是诸如2004年亚洲海啸和卡特里娜飓风,而不是因为恐怖活动,他深受Angelina Jolie人道主义的感染。
丹尼(幸存者):十年终得好眠
10年煎熬,对当年世贸双子塔幸存者来说,九一一恐袭主脑拉登命丧美军枪下,除了为久候的正义得以伸张高兴外,最实际的意义是终于得以一夜好眠。
现居加州的九一一幸存者丹尼(Kevin Danni)说,他听到拉登被杀消息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也全程收看了奥巴马的演说内容。
丹尼说﹕“这是历史性和伟大的一晚,这一天将值得所有人记取,正义最终得以伸张。10年之后,我也终于得以一夜好眠”。
2001年9月11日,32岁的丹尼正于纽约世贸中心南塔61楼的摩根士丹利实习。霎时间,他们看见北塔陷入火海,所有人心觉不妙狂奔下楼逃生。
在南塔被另一飞机击中后、倒塌前15分钟,丹尼与300名同事奇蹟般逃离大楼。痛苦的回忆让他无法继续待在纽约,“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噩梦般经历虽难磨灭,但丹尼表示灾难中的人性光辉和英雄事迹是他的得著。多年来,他一直告诉人们正面信息,包括他当年狂奔下楼逃命时,仍看见20多个消防员奋不顾身上楼救人;包括那些舍命救人的警察、义工和摩根士丹利一名为救实习生而牺牲的保安主管。
当年仍单身的丹尼,现已为两子之父,周日晚他一边收看电视一边看着儿子,感触良多。今天对他来说,是一生都无法遗忘的一天,从今晚起,他也终于能够重回平静,重拾遗落10年的生活。
马登菲尔德(幸存者):我愿意退回每一分钱来改变所发生的一切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一名32岁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女性幸存者从联邦受害者赔偿基金获得了860万美元的赔偿。这是该基金目前为止所发放的最大一笔款项。
马登菲尔德是美国捷运的一名人力资源经理。当时她正在维威利大街上行走,结果被第二架撞入世贸大厦飞机上飞出的残骸所击倒。她说:“我刚从地铁中走出来了。我在地下商场里。有一个男人告诉我们到大街上去。我朝天空看去,我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入大楼,我听见有人叫道,赶快跑。我就开始跑,这是最后我能想起的事。”
她的伤势非常重,当天她差点流血致死,医生给她总共输了31品脱的血。她的臀部被切掉,背部被割开,肠子也断了,两腿骨折。她总共在医院里躺了15个月。
代理律师斯米利说:“她总共进行了27种不同的修复手术,未来还需要进行10项手术。860万美元的赔偿额包括痛苦赔偿金4百万美元、医疗开支、收入损失、未来所需要的治疗费用460万美元。”
马登菲尔德说:“我愿意退回每一分钱来改变所发生的一切。我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开始工作。”
受害者赔偿基金已向2569例赔偿请求发送了赔偿金,金额由500美元至马登菲尔德的860万美元不等。基金还受理了5162例死者家属的赔偿请求,死者家属的赔偿额平均为210万美元。
佛莱德(华人幸存者):大难不死,还有何好计较的?
佛莱德系中国辽宁人,在美国开了一家旅行社。
事情发生当天,他一如往昔,8点10分就到世贸大楼租的办公室办公,8点18分飞机撞击世贸大楼86楼时,他正在打字,撞击后的一阵摇晃,虽然让他有点狐疑,但他依旧处理自己的事情。没想到,隔壁公司的白人老伯,提醒他所有人都走了,劝他赶快走。他一听之下,急忙走向电梯,却发觉电梯已经开始冒烟,不能使用。不得已之下,他就从世贸大楼北栋的西北角楼梯,跟大家排队一路向下。
西北角的楼梯,正好也是消防队员的救援楼梯。一批批逐层往上的消防队员,让他们往下逃亡的路走得很慢,从46楼走到23楼,就花了约40分钟。他看情势不对,一走到23层,赶快出来,换从东北角的楼梯逐级而下。
因为一楼已经封闭,他只好依从指示,企图从地下层逃出大楼。没想到此时,同样被撞击的南栋大楼也开始倒塌。倒塌下来的力量,将2、3、4号楼整栋及5号楼的一半一齐压垮。佛莱德幸好走在5号楼地下室的另一边,5号楼另半边被压垮时,他就看到走在中间的逃难人潮,瞬间不见了人影。
他们一行6个人加上4个消防人员,当时在黑暗中摸索逃生。后来还是佛莱德告诉消防员他们所在的钟表店位置,在消防员合力破门之下,才顺利逃出世贸大楼,捡回了一条命。
佛莱德说这几年,美国政府定期都会来信问他的健康情形,表达关怀之意。事实上,撞击后,美国政府给了他两万元美金作为补偿,并给了他两年的免费疾病保险。我们聊天时,都觉得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有效率的。
他坦白地指出,那几年,他确实并不好过。整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司,一下子毁于一旦,他苦了好几年,甚至一度搬回大陆,最后还是决定回美,并熬了过来。另外一种影响,则是让他看开很多事情,比较不会计较一些小事。种种巧合,让他大难不死,他有何好计较的?他告诉我,因为大陆各省的旅游负责人,都是当年的同学,因此他接待的团,多半是高级干部参访团,这些高官只要服侍得好,费用通常不是问题,因此他的业绩相对非常稳定。
这一位911的幸存者,宁愿留在洛衫矶,过着与人无争的生活
芭拉(遗孀)和女儿莱娜:疼痛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给无数美国人留言了恐怖的阴影,对于芭芭拉来说,失去丈夫的痛苦依然存在,她希望丈夫变成她非常喜爱的蝴蝶或者海豚回来陪伴她,虽然一闪即逝。
“你离婚了吗?”这是人们看到58岁的芭芭拉独自带着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在游艇上度假,身边没有丈夫陪伴时通常问的问题。
“不,我是个遗孀。”芭芭拉回答道,并且希望问题就此而止。但是通常会事与愿违!
“那你丈夫很年轻就去世了?”问题通常会这样继续下去。”是死于心脏病吗?”
“不是的。”芭芭拉再次回答。
这时芭芭拉不得不再次决定是否要详细地告诉眼前的陌生人她的丈夫是如何在2001年的9月11日与其它的2748名遇害者死于恐怖主义的袭击;是否要倾诉她的家庭是如何被毁灭的以及她是如何适应了没有丈夫的生活并顽强的生存下来;更是否要诉说她是如何千万次的质问上帝为什么灾难会降临到她的头上?或者她应该不礼貌的停止这场对话,让别人去误解她是个粗鲁无礼的人。
对于芭芭拉和她的两个女儿(莱娜,29岁;玛丽莎,27岁)来说,从那个恐怖的星期二的早晨开始,她们的生活就被彻底的毁灭了,每一天都是毁灭的。即使她们远离现实生活,来到昂贵的游艇上度假,那段痛苦的记忆也如影随形般的挥之不去。
路易斯,芭芭拉的丈夫,当时是全球最大的保险经济公司Marsh McLennan Cos,Inc子公司的高级副总裁。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当恐怖袭击发生时,他正在位于世贸中心大楼98层的办公室中上班。芭芭拉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当天早晨的情景时说:“8点43分路易斯从办公室打回电话说他到办公室了,并说爱我。我回应他说我也非常的爱他。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通话,几分钟以后我们就阴阳相隔了。我放下电话,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坐在椅子中看电视节目。就在那时,主持人凯蒂-库里克突然宣布说一架小型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当我看到现场的景象时,我发疯了一样的尖叫,并大声喊着‘他一定死了,他们肯定全都死了',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对于芭芭拉来说,丈夫曾经是她的全部。“我是如此的依赖于他,他就像我肺中的空气一样,没有了他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我在这儿,我活着。但是你要问我我是否还活着,我却不太肯定。因为我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没有了他那一部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真正的活着。”芭芭拉痛苦的回忆说。“他活着的时候,我任何事情都不用做,像个公主一样。”谈到这儿时芭芭拉的脸上露除了意思甜蜜的微笑。“我不知道如何结算支票簿,不会更换电灯泡,更不知道应该在那天晚上把垃圾拿到路边。这个有时被我戏称为‘父亲'的人包揽了家中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依靠倒塌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我的责任。我感到无助,感到害怕,没有他我们该怎么办?生活又该怎样继续下去?”
莱娜,他们的女儿,当时也在父亲工作的公司上班。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九点钟,她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第二塔楼的53层开会,但是为了支持一个电话会议,她们的会被推迟了。正因为如此,她才幸运的逃过了一劫。“疼痛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她满含泪水的说道。“有时候这段痛苦的记忆是相当清晰的。”
911事件发生以前,莱娜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姑娘,她有每年的工作目标,提前为自己制定了未来十年的里程碑。然而现在她变得消极,生活漫无目标。“我不会未来的事情,哪怕只是下一个月,因为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也没有任何的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只需要遵从生活的遗志,它把我带到哪就是哪。”她痛恨乘坐飞机,虽然为了工作不得不经常飞来飞去;每次去纽约吃饭或者看演出她都会莫名其妙的恐惧。“通过911,我更加了解这个世界,而且更清楚认识到悲剧不会发生在别的地方。”她说,“我记得曾和父亲谈起过以色列的情况,那儿的人们随时面临着这样的情况:上一分钟还在和家人高兴得吃着午饭,下一分钟却已经死了。我当时在想他们是如何适应那样的生活的,没想到那次谈话没过多久,我们就要去面对同他们一样的生活。”
凯西.特朗特(遗孀):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能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42岁的凯西.特朗特家住纽约长岛,有3名14-23岁之间的孩子。
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世贸大楼遭遇恐怖袭击时,她的丈夫、40岁的合同商丹.特朗特正在其中104楼办公,结果不幸遇难。“911”事件数月后,作为受害者家属,凯西获得了各种赔偿金和捐款共计500万美元。但令人惊讶的是,此后凯西竟彻底变了个人似的,变成了“烧钱专业户”。
凯西首先耗资200万美元,对其位于长岛的家进行装修,将整个家变成了一个奢华到极点的“橱窗”。她又花了100万美元购置各种名牌服装,但实际上她平时能穿的只有其中10%还不到,许多衣服后来因过时都送了人。接着,她花了50万美元用于购买各式各样的名牌皮鞋,在家中专门有一个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放满了她的鞋子。此外,她多次到赌城拉斯韦加斯旅行并豪赌,结果总计输掉将近100万美元。她甚至花了数十万美元为密友、同事甚至陌生人做隆胸手术。
在短短3年多时间内,凯西如今将500万美元赔偿全都挥霍得一干二净。朋友们都对凯西的巨变感到纳闷。但凯西辩解称:“我之所以疯狂购物,是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我感觉良好的事情。但我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丈夫的死让她深受打击,以致她终日酗酒和服用抗抑郁药才能保持心情平静。“后来,我通过强迫花钱,来暂时忘却失去丈夫的痛苦、羞愧和巨大的负罪感。”
现在,凯西必须和严重的抑郁症斗争,而且她对3个孩子的未来也感到非常茫然。凯西说:“我已经上了瘾。因为我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能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我是个可悲的人,我所买的那些东西,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每当我回到家,我依然被恐惧悲伤所包围。”
威尔逊(遇难者之夫):还清房屋抵押当然是件好事,可这是以什么作为代价?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遭飞机撞击后,正在里面工作的辛茜亚拨通了丈夫威尔逊的电话。在告知自己的情况并询问该怎样自救后,她说:“亲爱的,我爱你,等到这一切结束后我们就会见面了。”威尔逊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与妻子的诀别,“9.11”事件从此改变了他和其他遇难者家属的生活。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时间也许会逐渐抚平遇难者家属失去亲人的创伤,但没有人能说清究竟要多久。”威尔逊的第一位妻子病逝后,他独自带着3个未成年女孩,十分孤独、郁闷。后来他结识了从菲律宾移民到美国的辛茜亚,两人于1996年组建了新的家庭。这次婚姻重新点燃了威尔逊对生活的渴望,辛茜亚成了他和孩子们生活中的依靠。然而,“9.11”事件却再次打碎了他美满而平静的生活。
威尔逊说,最初他还试着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振作起来,但无济于事,于是从2002年夏天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目前心态调整得还算可以。他认为,没人能真正理解遇难者家属的感受,甚至还有人对他们存有误解,觉得他们在成为百万富翁后为何还不能从阴影中走出来?威尔逊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体会。是否接受政府的赔偿和抚恤,对他和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说就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当他用部分赔款偿还了房屋抵押后甚至产生了一种负罪感。他说:“还清房屋抵押当然是件好事,可这是以什么作为代价的呀?”
当谈及他对美国政府反恐战的看法时,威尔逊认为,军事打击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美国通过武力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但恐怖主义并未消除,恐怖活动反而有增无减。他说:“只有那些穷途末路的人才会穷凶极恶地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自己。美国应让那些恐怖分子明白,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社会应有足够的智慧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更好途径。”
威尔逊原在纽约公交系统工作,现已退休在家。他感谢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为遇难者家属从悲痛中走出来重新开始生活所作的努力。他说,“9.11”事件的性质决定了遇难者家属的生活会受到公众的关注,但他希望公众能以平常心对待他们,让他们充分享有独自生活的时间和空间。
玛芮安妮(遗孀):在丈夫的墓地做导游
玛芮安妮的丈夫毛里斯.巴里是港务局的一名警官,他的妻子和孩子9.11当天等着他回家,但他并没有回家,他们后来得到了他的配枪,但他的遗体却一直没有被找到。玛芮安妮觉得世贸中心废墟,“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公墓。”
6.4公顷、7座大楼、数万人、两个高耸的塔、一个注定要毁灭的邮编:10048。对“归零地”(指当初世贸中心姊妹楼矗立的地方所变成的一堆废墟)的游览包括许多数字,玛瑞安妮.巴里的任务是使这些数字鲜活起来。因为她是此地的一名导游。
据保守的估计,每年到“归零地”参观的人数达数十万人。“911”后,与恐怖事件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通过一个名为“世贸中心来访者致敬中心”的组织为来访者提供导游服务,这个中心的导游包括幸存者、遇难者亲属、应急人员和其他志愿人员。每次参观活动由两名导游解说,来访者沿遗址周围的栅栏前进,他们被禁止进入被封闭的地区。中心的主任特里尼称:“那些来这里的人们不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想向一些人表示敬意。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互动。”
玛芮安妮.巴里说,跟来访者谈她的丈夫可以治疗她的悲痛。她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当导游的原因。”
朱莉娅、克劳迪娅、帕蒂、安(遗孀):“未亡人俱乐部”
44岁的朱莉娅柯林斯为国家橄榄球联盟从事营销工作。37岁的克劳迪娅杰尔巴西是美国一家知名皮鞋公司的销售总监。39岁的帕蒂卡林顿担任一家银行的副总裁。44岁的安海恩斯是一名财务规划师。柯林斯说,她们的“头目”是杰尔巴西。杰尔巴西过去与另外三人分别见过面,她在911事件10个月后邀请大家下班后一起喝点东西。她的丈夫鲁吉雷和沃德海恩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两人坐邻桌。他也认识在另外两家公司工作的汤米柯林斯和杰里米卡林顿。
杰尔巴西说:“这令我感到安慰。是巴特让我们走到一起,组成‘未亡人俱乐部’。”
初次见面,她们四个边喝边聊了两个小时,随后决定最好一起吃点东西。帕蒂回忆道:“当时我几乎就是行尸走肉,除了机械地起床、穿衣、上班、回家之外什么都做不了。”这次聚会令她感到轻松的是“不需要回答‘你还好吗?’这样的问题。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安海恩斯曾经担心她会与另外三人格格不入。她是四个人中惟一有孩子的一个十多岁,另外两个还没上学也是惟一住在郊区而不是纽约市的。但那一晚,她记得自己心头涌上这样的感觉:“她们是我的新朋友,我们将一起让生活变得略微好过些。”
一年后,朋友们开始建议她们写一本书。911事件后她们都坚持写日记。柯林斯说,这是“记录我们仍然与丈夫进行的种种对话的一种方式”。
写书的想法一开始似乎完全不切实际,直到2003年9月,大家为杰尔巴西新交的男友举办生日聚会时,事情才有了转机。她们四个遇到了一位作家,后者介绍她们与一位代理人认识,随后,用柯林斯的话来说,“一切就像滚雪球般迅速发展”。
苏珊.瑞蒂克(遗孀):相逢一笑泯恩仇
2010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一枚代表市民最高荣誉的“总统公民奖章”颁发给了苏珊.瑞蒂克。瑞蒂克是名“9.11遗孀”,她的丈夫在“9.11事件”中丧生,瑞蒂克的人生从此和恐怖袭击的发源地阿富汗联系在一起。
阿富汗有100多万贫穷寡妇,贫穷,让这些寡妇很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变成像杀害她丈夫一样的“人弹”。她认识到是贫穷滋生了阿富汗的恐怖主义。于是瑞蒂克有了一个愿望——让这些阿富汗寡妇摆脱贫困,让她们远离恐怖主义。
瑞蒂克开始筹集资金帮助阿富汗寡妇致富。如今,瑞蒂克已经筹集到一亿多美元,为阿富汗寡妇建立了一千多个作坊,让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寡妇摆脱了贫困
曾喆(义务救生员,遇难)与母亲岑娇娴: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
28岁的华裔青年曾喆,在“9.11”世贸恐怖袭击事件中因舍己救人丧生,《纽约时报》称曾喆是—个“完全忘我的人,他的行为是真正的英雄表现”。曾喆1988年15岁时才随父母家人从中国广州移民美国,1995年从罗彻斯特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1998年获MBA学位,然后进入华尔街1号的纽约银行任职经理,负责外国公司在纽约的上市工作。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遭飞机撞击,本身是义务救生员的曾喆,在脱险后重返现场救助受伤人士,几分钟后,世贸大厦坍塌,曾喆遇难。幸亏美国FOX电视台无意中拍下他在现场救人的镜头,他舍己救人的事迹才为世人所知。
“9.11”后,岑娇娴—时难以承受丧子之痛,终日以泪洗面,身高160厘米的她,当时体重只剩下88斤。九年过去,时间是疗伤止痛最好的药,今天的岑娇娴,终于擦干泪水,走出悲痛,以做义工回馈小区关怀。
岑娇娴在接受专访时,—再叮咛通过记者向多年来所有帮助过她的人士致谢。她说,虽然她难以形容失去爱子的痛苦,但深切体会到人间有爱,她以儿子舍己救人为荣,尤其儿子的牺牲,换来全美各族裔对华裔人士的尊敬,而以“曾喆”命名的街道(Zhe“ZacK”ZengWay),在三周年纪念时,其路牌矗立在纽约华埠哥伦布公园东北角的摆也街(BayardST)与茂比利街交叉口,这是全纽约市目前为纪念“9.11”亡灵而命名的街道中,唯—以亚裔命名的街道,将为后世永久纪念。岑娇娴说,华埠是纽约市的重要观光景点,她觉得儿子用生命换取美国人民对华裔的尊敬,从这个角度来说,儿子的牺牲是值得的。
她说,自从事件发生后,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伸出援助之手,给她支持打气,邀请她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岑娇娴觉得最有意义的是因缘际会踏上做义工的道路,在助人中获得快乐,感觉与生前助人为乐的儿子更加亲近了,从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而她最感谢的人还有自己的母亲。曾喆罹难后,岑娇娴居住在波士顿的老母亲,不断在电话中为女儿打气,岑娇娴既惭愧又感动。她想,母亲—生艰难困苦,历尽沧桑,但从不向厄运低头,“不要以为自己不幸,要想到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这样转念—想,岑娇娴豁然开朗,觉得“不能再钻牛角尖”。
岑娇娴因做义工服务老人不遗余力,三年前曾获市议员尼尔森颁发“最佳义工”奖。除了做义工,岑娇娴还热心公益。2007年3月,为纪念在“9.11”事件中舍己救人的华裔英雄曾喆和在伊拉克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华裔子弟林宏呈,她与纽约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模范母亲联谊会和林宏呈家属发起成立“华裔国家英雄救难基金”。另外,岑娇娴还投入美国民安队服务救难的行列。
现年66岁的岑娇娴,在做义工的日子,无意中发掘了自己“能歌善舞”的潜质。她的舞蹈老师崔龙章就夸她不愧是“英雄母亲”,“反应快,学得好,是个好学生”。无论如何,人死不能复生,在世的人,日子总得继续过下去!要过得好—点,就要疗伤止痛。活着就是希望,活着就有盼望
韦比克(消防队员,癌症,死亡):一切远没有结束
就像是很多在911后数月在深入第一线的纽约消防员,兰迪韦比克在与多发性骨髓瘤癌斗争了将近三年之后,在某一个星期三去世了。那是一种有侵略性并且致命的血癌。
去年夏天,当他的癌症在缓解的时候,韦比克进行了实验性的干细胞移植手术。但是仅仅在移植手术两个月后,病毒性感染让他虚弱的身体最终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
韦比克的妻子玛德琳在电邮里面写到:"兰迪是一个为作为一个消防员的意义而活着的人。当危险发生时,别人急忙的跑出失火的大楼,而他是那个跑进去的人。他的人生非常美好。兰迪总能身边的人产生启迪,让他们想去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并且告诉他们如何去做到。
韦比克是在距离双子塔几栋楼之外的消防局工作,按照日程表他没有在911的早上工作,但是他在双子塔受到攻击之后,急忙过去参加救援。韦比克在去年夏天的采访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的 DeborahFeyerick,他最开始急忙去市中心救人所做的行动计划是错误的。
“我开始把装备放在一起,你知道就是那些绳索之类的,然后我去当地消防局拿来了担架。可我跑到事发地点的时候那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的人。周围一片死寂,没有任何人生还。”韦比克流着泪说道。
玛德琳说他丈夫在“矿井中”工作了三天回来,身上的装备全部都满是煤烟和灰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总是提醒他说:“每次你开车去工作,回来的时候车上都蒙上了一层灰。”
韦比克很快就染上了呼吸道的问题,被称为“世贸中心的咳嗽”。但是在2002年退休之后,咳嗽的毛病缓解了,并且他开始准备家中的装修工程。他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说:“我想我是无坚不摧的,”那时他坐在那几乎完工的房子旁。
在2008年的夏天,他开始感到不舒服,他形容那为“用力打一个砖墙”。他的肾功能开始下降。“就像是有人在我的消化系统里面不停的抽打,你知道,那感觉非常糟糕。”
丧失肾功能只是一个小前兆。一次血液测试证实了医生所怀疑的,肾功能丧失的正真诱因是多发性骨髓瘤癌。韦比克说大部分医生都认为这个癌症与他在911第一线的抢救有关。
“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消防员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马上派了一对一对的人来,并且怀疑一定有一些地方值得研究。你知道,这就是911。”韦比克说。
当透析使他的肾功能恢复正常后,他开始对抗癌症,并且在2009年的2月他去做了化疗和干细胞移植。
直到去年夏天,韦比克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有所缓解。但是好景不长,韦比克夫妇被告知兰迪的癌症变得非常有侵略性并且最好马上接受治疗。
看到他的丈夫与病魔搏斗,玛德琳总是想起来911之后的那一段日子。
“我以为这一切已经都结束了,”她在去年夏天的采访时这样说。“你知道,我们经历了六个月的葬礼与眼泪,我以为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想到我必须再去面对这样的痛苦。”
对于他的妻子来说,兰迪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黄万长(华裔警察,癌症):人生很脆弱,不要等到来不及说我爱你
十年前“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在世贸遗址担任保安工作的华裔警察黄万长(George Wong)罹患癌症晚期,市议员陈倩雯获悉他的英雄事迹后7日晚到表维医院看望他,并颁予他奖状。
陈倩雯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华人参与“911”救援工作,但一直以来只在纪念活动上听到他们的名字却见不到他们的面孔。黄万长就是其中一位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可惜直到今天他病危了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
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舟也一起到医院向黄万长颁发奖章。
黄万长在纽约一家癌症医院刚做了化疗,两周前转移到表维医院。他能够自己走动,但不能进食,依靠输液维持生命。他看上去精神不错,笑容满面地与陈倩雯愉快地交谈,他拉出胸前的十字架项链说,有神和朋友在身边,他感到安心。
黄万长从1986到2006年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曾经分配到华埠五分局,后来调到总局。“911”袭击后,他被分配到世贸废墟担任保安。2006年3月退休后,他搬到拉斯维加斯,在那里买了房子准备好好过自己的下半生。
据他的小弟弟黄万义(Howard Wong)说,2009年4月,黄万长觉得胃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可能胃酸倒流,接下来几个月,他一下爆瘦了80磅,他决定回纽约看病,11月,医生诊断出是胃癌和食道癌,癌症已到了4级晚期。
曾经在五分局与他共事的朋友曾永卓(Wing Tsang)感叹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到医院看望黄万长,踏进病房以为走错了。原来200磅的他,现在瘦得让人很心疼。
曾永卓说,黄万长很坚强,乐观,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特地让他把自己穿警服的照片拿去放大,准备将来放在葬礼上。他说黄万长感叹地说,人生很脆弱,不要等到来不及说我爱你。
黄万长48岁,出生在美国,从未结婚,父母籍贯台山,都已70多岁,他还有两个弟弟。二弟曾参加美国空军。黄万长以普通伤残退休,可拿一半工资,被诊断患癌症后,纽约市警追认他为因公伤残,可拿75%工资的退休金。黄万义感慨说,哥哥没有家小也是件好事,他可以走得无所牵挂。
转自搜狐社区。略修改
居然这么快就十周年了。。。。。。。。
在9.11事件 中共有2996人罹难
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二,早上听同学说起的时候都以为没什么,晚上回家看新闻才知道这是一起超大超大的灾难。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年了。。。。。。
又一个十年啊!唉~~~
一晃十年就过去了
那年我才八岁
那天是我十一岁生日,当时中午放学回家准备过生日,我猜我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打开电视,或者说最应该做的就是看了直播?谁知道呢,我记得自己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做,一直在看电视里疯狂滚动的浓烟与瓦砾。
一切可能就是在那天改变了走向,我开始发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特别荒唐的那种,地球这边是自己微不足道的喜悦,在另一面是无数人最糟糕的灾难。
“我愿意退回每一分钱来改变所发生的一切”
911真象
大家google下
那时候好想还是初一,当时还傻逼被老师洗脑,看到美国遭殃傻开心,后来想想,对于那么家庭而言是多大的创伤
911真象
大家google下
411名救援人员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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