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研究知者迷失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白轻 译
间奏：今日的好莱坞：来自意识形态战场的报告 IV
当所谓“自由”的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也展示了最露骨的意识形态之退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意识形态还活着并击打着我们后意识形态的世界吗？我们会毫不惊讶地发现，最纯粹的意识形态就体现在看似最无辜的好莱坞电影上：卡通大片。
“真相具有幻想的结构”——还有什么能比那些卡通片更好地说明这一主题呢：在卡通片中，有关现存社会秩序的真相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而这是动用了“真实”演员的叙事电影决不允许的。回想一下，我们从有关动物打斗的暴力卡通片中得到了什么：为了生存而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陷阱和攻击，对他人的剥削……如果同样的故事由一部动用了“真实”演员的剧情片来讲述，它无疑会被当作反面教材而遭到删减和禁止。《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2008，约翰·斯蒂文森[John Stevenson]和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近来梦工厂的卡通大片，就是纯粹得令人有些尴尬的意识形态（之体现）。故事情节如下：在中国的和平谷里，一只名叫阿宝的熊猫在鹅阿爹的面馆里工作。他是一个功夫爱好者，秘密地梦想着通过训练成为一个大师；但他的体重和笨拙似乎让这个目标遥不可及。鹅阿爹则希望阿宝有朝一日会接过餐馆，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汤面的祖传秘方告诉他。和平谷的精神领袖乌龟大师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认为邪恶的雪豹太郎——乌龟大师的门徒浣熊师傅以前的弟子——会从监狱里逃出来并回来危及和平谷。乌龟大师下令组织一场正式的比武，来选取强大的、能够击败太郎的龙武士。阿宝姗姗来迟，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宫殿广场的围墙之外。他急中生智，把鞭炮捆在椅子上，点燃鞭炮，将自己送到了竞技场的中央。乌龟大师被阿宝的突然出现所启发，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任命阿宝为龙武士。同时，太郎从监狱中逃脱了；得知消息后，阿宝对师傅坦言，他因为肥胖而对自己深感憎恶，并相信他不是太郎的对手。师傅对此不知所措。次日清晨，师傅发现阿宝在食物的激发下爆发出了惊人的身体技能。他把阿宝带到农村进行集中训练：每学会一些东西，阿宝就会带到食物的奖励。阿宝出色地完成了训练。师傅认为他已经可以应对太郎了，于是把神圣的秘籍传给了他，据说它能让拥有者获得巨大的能量。但当阿宝打开秘籍时，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面对着看似无用的秘籍，两人感到绝望。在镇里游荡时，阿宝遇到了鹅阿爹，后者试图揭露汤面的祖传秘方而让阿宝高兴起来。其实秘方什么也没有。鹅阿爹解释说，东西是特别的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特别的。当阿宝认识到这恰恰是秘籍的关键所在后，他便跑去和太郎决斗。虽然阿宝技能不凡，但太郎还是把他打晕了一会并拿走了秘籍，却无法理解它的奥秘。阿宝发起了接连的攻击，最终在一道照亮了整个山谷的光芒中击败了太郎。村民们，包括阿宝的父亲，欢呼阿宝为英雄。在最后的场景里，阿宝和师傅坐在地板上修行；几秒钟后，阿宝提议他们应该吃点东西，师傅同意了。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影片的语言细节：大量具有反讽意味的台词的同义反复，从预告片宣称的电影是关于“一个传奇武士的传奇”，到鹅阿爹所说的“用秘方制作的汤面的秘方”。根据拉康的“能指的逻辑”，同义反复意味着：能指无法实现其所指。回想一下波兰的反共产主义的老笑话：“社会主义是过去一切历史之最高成就的集大成者：它从原始社会中汲取了野蛮；从奴隶制社会中汲取了奴隶制；从封建主义中汲取了统治关系；从资本主义中汲取了剥削；从社会主义中汲取了名字……”反犹主义的犹太人形象不也是如此吗？犹太人从富有的银行家身上汲取了金融投机；从资本家身上汲取了剥削；从律师身上汲取了合法欺诈；从腐败的记者身上汲取了媒体操控；从穷人身上汲取了对个人卫生的冷漠；从花花公子身上汲取了乱性；从犹太人身上汲取了名字……或者以斯皮尔伯格（Spielberg）《大白鲨》（Jaws）中的鲨鱼为例：鲨鱼从移民身上汲取了他们对小镇日常生活的威胁；从自然灾害上汲取了盲目的破坏性暴怒；垄断资本上汲取了一种未知原因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报复性影响；从鲨鱼身上汲取了名字……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能指无法实现其所指”恰恰意味着，名字被包括在了它所指定的对象当中。
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反犹主义者，说犹太人是肮脏的、是吸血鬼、在搞暗中操控等等，是不够的；一个人不得不补充说，他们是肮脏的、是吸血鬼、在搞暗中操控等等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能够解释这些可见的确定性特点的是一种让他们成为犹太人的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一神秘的配方，“在犹太人当中又超越了犹太人的东西”（或者，在《功夫熊猫》中，是“在汤面当中而又超越了汤面本身、超越了其通常配料的东西”），就是拉康所说的小客体a，欲望的客体成因。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客体a的第一个悖论：超出了语词的X是语词本身的一个纯粹效果。这一客体按定义是不可言说的——不可言说之物无法被充分地转译为任何明确的肯定判断，其超越性只有通过话语之流才能显现——它在外表上完全是语言所固有的，是一种能指颠倒或自我相关的产物。它在“能指无法实现其所指”的地方出现，换言之，其超越性（transcendence）是内在性（immanence）表象的一种颠倒了的模式。这便是为什么，它的在场总要由同义反复来表明的：同义反复中的两个词语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词语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能指出现的，而第二次则是作为所指当中的能指而出现。以“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人”的论断为例，在词语的第一次出现（“一个犹太人是……”）之后，我们会期待一种对所指的解释，一种词语的定义，一个对“犹太人是什么”的问题之回答；但当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被重复的相同词语时，这种能指的重复就生成了一种超越了语词的不可言说之X的幽灵。所以，悖论就是，当语言生成了对象并通过明显的外延意义（不相关的意义）来前进时，语言就“超越了自身”，抵达了对象的现实并在世界当中行进；但当语言指向一个“在语词之外”的不可言说的超验的X时，它就陷入自身当中了。根本他性的幽灵是纯粹内在性的表象模式，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与超验他性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自我相关。
那么，我们应该把《功夫熊猫》读解为对拉康理论的某个重要方面的一种虽然幼稚但基本也算准确的例证吗？当阿宝打开秘籍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的时候，他不是证实了拉康的主题吗：对象a是一个诱饵，是处于象征秩序中心的空虚的替代物，它不具备明确的、本体论的一致性？当拉康提出幻想公式＄-a的时候，他不是在表明，客体a在根本上是幻想的客体吗？幻想的基本特征是相信客体a，“特殊的配方”，超越了日常四种元素（土，火，水，气）的“第五元素”在实际中是肯定性地存在的；所以，当阿宝认识到“没有什么特殊的配方。只有你。如果要做某种特别的东西，你只需相信它是特别的就行”的时候，他不是完成了一种疯狂的穿越幻象，打破了魔咒吗？
《功夫熊猫》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令人惊异的、复杂的时刻。当阿宝进入存放着秘籍的禁室时，他看到了一副珍贵的圣画，于是惊叹道：“我只见过这幅画的画”——一个真正的柏拉图式的时刻，它指向了复制与复制之复制的区分。进而，师傅与太郎之间的碰面也有一个在心理（及叙事）上摇摆不定的有趣时刻：师傅意识到自己对太郎无法成为一个大师负有责任，他向太郎道歉，承认自己对太郎的溺爱把太郎引向了危险的道路并造成了他的堕落。在这一刻，太郎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之前，他还用一种夹杂着同情的困惑的眼神注视着师傅，而我们（观众）也因此相信这是真正的交流发生了的时刻，它完全超越了善恶的简单碰撞。然而，这一刻转瞬即逝，太郎愤怒地爆发了，再一次凶猛地攻击父亲般的师傅形象。仿佛在叙事逻辑的层面上，师傅对太郎请求说：“让我们改变规则，从这愚蠢的卡通画跳到真实的戏剧上来吧！”这一请求被他的对手拒绝了。
因而，再一次地，电影对欲望客体的幻象本质的洞察，对每一个占据了空虚位置的客体所具有的空虚的首要性的洞察，真地是原原本本的拉康的吗？是的，只不过我们把拉康的“穿越幻象”误解成传统智慧的一种新形式了。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智慧是什么？在电影里，它体现在乌龟大师身上，乌龟大师的终极智慧就是：不存在客体a，不存在第五元素，我们欲望的每一个客体都是一个诱饵，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切现实的虚无。但电影里充满了智慧的截然反面，充满了对一切崇高之矫饰的讽刺性谴责和揭露，这又如何解释？《功夫熊猫》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地摇摆不定：安详的智慧，以及常识（连同正常的需要和恐惧）对这种智慧所做的讽刺性侵蚀。这样的侵蚀几乎成了贯穿整个影片的一种插科打诨——例如，当师傅跑向乌龟大师，告诉后者他有一些坏消息的时候，乌龟大师用智慧的标准口吻回答道：“没有好消息或坏消息，只有消息。”可当师傅告诉他，太郎已经逃出来时，乌龟大师说：“这的确是坏消息……”又如，在最后的场景里，师傅和阿宝背靠背在沉思默想，突然，阿宝变得不安起来，说：“弄点吃点怎么样？”师傅同意了。但这两个层面（智慧和日常知识）真地是对立的吗？它们难道不是对于智慧的同一种态度的两个方面吗？将它们结合起来的是它们对客体a的拒绝，对热情依恋的崇高客体的拒绝——在《功夫熊猫》的世界里，只有日常的客体和需要，以及在这些客体和需求掩盖下的空虚，其余的一切都是幻象。这也是为什么，影片的世界是无性欲的世界：影片中不存在性或性吸引；其经济是前俄狄浦斯的口欲-肛门的经济（顺便提一下，主人公的名字[Po]，在德语里指的就是“肛门”）。阿宝是肥胖的、笨拙的、普通的，并且是一个功夫英雄，新的大师——在这两个对立面的并存中，被排斥了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性。[1]
那么，电影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何处？让我们回到关键的公式上：“没有什么特殊的配方。只有你。如果要做某种特别的东西，你只需相信它是特别的就行。”这个公式表明了最纯粹的拜物教否认（分裂）——其信息是：“我很清楚没有什么特别的配方，但我还是相信它（并据此行动）。”犬儒主义（在理性知识层面上）的谴责被“非理性”信念的召唤所抵消了——而这就是今日的意识形态如何运作的最基本公式。（我们注意到，阿宝仅仅因为“相信他自己”就在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成为了优异的武士，把他的同伴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他们之前可练习了数年——信念的奇迹真地发生了……）
然而，这并非拉康的精神分析的教训。精神分析牢固地根植于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它既不同于东方灵性，也不同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和东方灵性一样，都坚持欲望客体的最终空虚和幻想本质。在《一千零一夜》（Thousand and One Nights）的第六百一十四夜，根据摩洛哥魔法师的指令，朱德尔不得不通过第七道门来获得宝藏。当他来到第七道门前，
只见母亲走了出来。母亲说：“孩子，你好哇！”
“你是谁？”朱德尔问。
“我是你的母亲，我对你有生育、哺乳之恩呀！孩子，我怀你九个月……”
“脱下你的衣服！”
“你是我的儿子，怎好看我赤身裸体呢？”
“脱掉你的衣服！如若不然，我手起剑落，你的头就会搬家！”
母子间纠缠多时，母亲害怕儿子的威胁，脱下一件衣服。
“继续脱剩下的衣服！”
经过多次劝说，母亲又脱下一件衣服。就这样，一件一件地往下脱。母亲说：“孩子，教养在你的身上一点儿都没有了。”
母亲身上只剩一层内衣时，说道：“孩子，莫非你的心是石头的，你要让我露出羞体才罢休？难道你不晓得这是违禁的吗？”
“你说得对！不要再脱了。”
听儿子这样一说，母亲一声大喊，说道：“他已经错了，打他吧！”
就在这时，只见宝库的奴仆们围了上来，根棒如同雨点落在朱德尔身上，将他一顿痛打，令他终生难忘。[2]
到了第六百一十五夜，我们得知，朱德尔获得了第二次机会，他要再次尝试。当他来到第七道门前，
只听那位母亲说：“欢迎你，我的孩子！”
朱德尔说：“我哪里是你的孩子？可恶的女人，脱下你的衣服吧！”
那女人纠缠片刻，开始一件件脱衣服，最后只剩一层内衣。
“可恶的女人，把你的衣服全脱下来！”
那女人全脱了，变成了一个无魂幽灵。[3]
费斯·本斯拉马（Fethi Benslama）指出，这个段落表明伊斯兰教清楚我们西方世界所否认的东西，即乱伦不是被禁止的，而是根本上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当一个人最终走近赤裸的母亲时，她便瓦解为一个邪恶的幽灵）。[4]本斯拉马提到了让-约瑟夫·高克斯（Jean-Joseph Goux）的《俄狄浦斯，哲人》（Edipe philosophe），在这本书中，高克斯证明，俄狄浦斯神话并不是普遍的、根本的本原神话，相较于其他神话，它是一个例外，是一个西方神话，其基本特征恰恰是“在禁令后面，不可能的事情回撤了自身”[5]：禁令被解读为一个指示，它表明了乱伦的不可能性。从常识性智慧的标准立场出发，俄狄浦斯是一个反常的西方现象，是一个本体对象对本体空虚的困惑；它是一个盲目的短路，是一个从本体对象到本体绝对的提升，为了看清一切对象的空虚，目标必须与它们相分离。然而，在这里，我们应该忠于西方的“俄狄浦斯”传统：欲望的每一个客体当然是一种幻想的诱饵；乱伦的完全享乐不仅遭到禁止，而且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更应该坚持拉康的断言：知者迷失（les non-dupes errent）。虽然欲望的客体是一种幻想的诱饵，但这种幻想中还有一种真实：就其正面的本质而言，欲望的客体是空无的，但它占据的位置，实在界的位置，却并不是空无的；这便是为什么，为了获得更多的真理，我们更应该无条件地忠于一个人的欲望，而不是遵从欲念皆空的洞见。
这里有一种视差的转变在运作：从作为纯粹幻象的幻象到幻象中的真实，从作为空虚之转喻/面具的客体到象征空虚的客体。在拉康的意义上，这种视差的转变就是从欲望到驱力的转变。这一关键区别能够通过宗教（表面上）的反面，即极端的性体验而得到说明。色情化（eroticization）依赖于原本指向外在目标的运动做一种朝向自我的颠倒：运动本身成为了它自己的目标。（当心爱的人向我伸出手时，我握住它并不断地挤捏它，而不是简单地轻轻握手，我的这种行为就会被无意识地体验为——欢迎，或者，干涉性的不欢迎——色情化：我所做的是要把指向<外在>目标的活动转变为一种以自身<为目的>而告终的行动。）因而驱力的目的与意图之间存在着差异：以口欲驱力为例，其目的或许是消灭饥饿，但它的意图是由进食活动（吮吸，吞咽）本身提供的满足。我们可以想象两种截然不同的满足：当我在医院里接受静脉注射时，我的饥饿得到满足了，但我的口欲驱力还没有得到满足；相反，当一个婴儿有节奏地吮吸橡胶奶嘴时，他所得到的唯一满足就是驱力的满足。这种将意图与目的区分开来的裂隙使驱力“永恒化”了，它把只要实现目的就能获得平和与安宁的本能运动转变成了一个陷于自身之循环并坚持无限地重复自我的进程。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关键特征就是，这种转化不能在先天匮乏的意义上或者在试图（并且最终无法）填补其空虚的转喻对象的系列当中得到建构。当我们伴侣的色情化身体开始充当驱力所围绕的对象时，这并不意味着他\她日常的（康德意义上“病态的”）血肉之躯“质变”成了崇高的不可能之物（the Thing）的偶然化身，保留（填补）了物的空位。让我们举一个完全“庸俗”的例子：当一个（异性恋的男性）情人痴迷于其伴侣的阴道，“总玩不够”时，他似乎就不只倾向于插入，而会仔细研究它，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爱抚它，关键不在于，以一种误导性短路的方式，他把皮毛和血肉的一小片当作了物本身——他爱人的阴道，在肉体的一切物质性当中，就是“物自身”，而不是另一维度的幽灵式显现；使阴道（它的“神秘”无法被完全地插入）成为“无限”可欲之客体的东西正是阴道自身的非同一性，即它从不完全是“它自身”的方式。把驱力“永恒化”，把它转变为围绕客体旋转的无限重复的循环运动的裂隙，并不是使物的空虚从其偶然的化身中分离出去的裂隙，而是使“病态”的对象从其自身中分离出去的裂隙；同样地，基督也不是超感知的上帝的偶然的物质（“病态”）化身：其“神性”之维被化约成了纯粹假象（Schein）的灵晕。正是客体的这种自我分离使它变得崇高：智慧无法真正地理解升华。
所以，拉康的“知者迷失”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解读：首先要反对犬儒主义的解读，犬儒主义者忽视了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即能够解释享乐之真实的象征虚构；其次要反对智者的解读，智者把享乐的真实作为短暂而虚幻的东西而忽略掉了。那么，精神分析是如何看待享乐的？它的任务是打破超我施加给我们的禁止享乐的命令，也就是帮助我们获得去享乐的自由，获得不去享乐的自由，以及来自享乐的自由。
皮拉纠（Pelagius）主义者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在对待（性）欲念方面的对立是富于启发的。对皮拉纠主义者来说，色欲本身是一件好东西，只是有可能被错误地使用；而对奥古斯丁而言，色欲本身是一件坏东西，但在婚姻中可以得到善用。[6]共产主义运动不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性解放”的完全相同的困境吗？它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威廉帝国的“皮拉纠主义者”强调性自由具有解放的潜能；另一方面，禁欲主义的“奥古斯丁主义者”谴责“性自由”是资产阶级堕落的典型现象，注定会让人民陷入混乱并把他们的精力从革命目标上分散出去。虽然皮拉纠主义的观点看上去更加人性，是“进步的”、“肯定生命的”，但奥古斯丁主义的立场具有更多的真理：色欲（享乐）在形式上是“恶的”，是威胁稳定秩序的“难以命名”的过度；正确的解决途径是说：享乐本身是中性的，而道德上的难题是如何使用它。奥古斯丁更为正确的一点在于，他把过度的性（根据定义，性本身就是一种过度）和人的堕落联系了起来：性的本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经历了“原罪”的人发生质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中写道：
以假当真，以致在无意中犯错；或者力拒肉体桎梏的痛苦却不能遏制欲念的行动——这些都不属于人天赋的本性，而是被定以原罪的人所受的惩罚。[7]
在这里，奥古斯丁的观念很接近圣保罗的洞见，即欲（罪）和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色欲不是“中性”的，它是一种淫荡而倒错的“职责”，是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一种痛苦的驱力。欲（罪）和法的关联不仅存在于这样的事实：性的禁令使色欲变得更加可欲了；我们同样应该补充道：当我们感到自己违背意志地陷入了色欲当中时，痛苦和罪感本身就已经被性欲化了。不仅我们感到的痛苦和罪感是性的享乐，而且我们也享受着这种痛苦和罪感。
正是在这一点上，（性）倒错介入了。当一个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或许包藏着一颗肮脏的心灵（反之亦然）这样的说法激变成：一个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本身就是一颗肮脏心灵的证据时（或者，如保拉[Paula]，古罗马的禁欲主义贵族所说的：“一个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预示了一颗肮脏的心灵”[8]），我们便向受虐倒错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类似地，从英雄主义迈向倒错享乐的重要一步出现在1915年的8月25日，时值英奥联军攻打加里波第半岛的战役前夕，穆斯塔法·基马尔（Mustafa Kemal）对他的军队这样说：“我不命令你们去战斗，我命令你们去死。只要我们一死，其他的部队和司令官就会过来取代我们的位置。”这种“死亡的激情”就是温泉关-阿拉莫[9]逻辑（有意识地牺牲自我，这样，别处的力量就能够在决定性的战斗中重新聚集）的最后的伟大例子，是需要抗拒的最后的伟大诱惑，是非道德态度借以将自身伪装成道德态度的最后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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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Ziz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0. p.66-75.
[1] 或许，我们应该把熊猫的这种无性欲特点和好莱坞逐渐放弃“情侣生产”的主流模式的做法联系起来（《量子危机》[Quantum of Solace]是第一部詹姆斯·邦德和邦女郎未发生性关系的007电影；而在丹·布朗[Dan Brown]的最近两部小说《达芬奇密码》[Da Vinei Code]和《失落的符号》[The Lost Symbol]以及《天使与魔鬼》[Angels and Demons]的电影版中，性也被取消了）。
[2]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The Arabian Nights:Tales from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New York:Random House 2001,p.441.译文选自《一千零一夜》（第五册），李唯中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49页。
[3] 译文选自《一千零一夜》（第五册），第2151页。
[4] Fethi Benslama,La Psychanalyse a l’epreuse de l’Islam,Pairs:Aubier 2002.
[5] Jean-Joseph Goux,Edipe philosophe,Pairs:Aubier 1990.
[6] Charles Freeman,The Closing of Western Mind:The Rise of Faith and The Fall of Reason,New York:Vintage Books 2005,p.395.
[7] Ibid.,p.401.译文选自奥古斯丁：《独语录》，成官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95页，有改动。
[8] Ibid.,p.233.
[9] 希波战争的温泉关狙击战和德克萨斯独立战争的阿拉莫城保卫战——译注。
白轻 译
间奏：今日的好莱坞：来自意识形态战场的报告 IV
当所谓“自由”的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也展示了最露骨的意识形态之退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意识形态还活着并击打着我们后意识形态的世界吗？我们会毫不惊讶地发现，最纯粹的意识形态就体现在看似最无辜的好莱坞电影上：卡通大片。
“真相具有幻想的结构”——还有什么能比那些卡通片更好地说明这一主题呢：在卡通片中，有关现存社会秩序的真相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而这是动用了“真实”演员的叙事电影决不允许的。回想一下，我们从有关动物打斗的暴力卡通片中得到了什么：为了生存而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陷阱和攻击，对他人的剥削……如果同样的故事由一部动用了“真实”演员的剧情片来讲述，它无疑会被当作反面教材而遭到删减和禁止。《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2008，约翰·斯蒂文森[John Stevenson]和马克·奥斯本[Mark Osborne]），近来梦工厂的卡通大片，就是纯粹得令人有些尴尬的意识形态（之体现）。故事情节如下：在中国的和平谷里，一只名叫阿宝的熊猫在鹅阿爹的面馆里工作。他是一个功夫爱好者，秘密地梦想着通过训练成为一个大师；但他的体重和笨拙似乎让这个目标遥不可及。鹅阿爹则希望阿宝有朝一日会接过餐馆，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汤面的祖传秘方告诉他。和平谷的精神领袖乌龟大师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认为邪恶的雪豹太郎——乌龟大师的门徒浣熊师傅以前的弟子——会从监狱里逃出来并回来危及和平谷。乌龟大师下令组织一场正式的比武，来选取强大的、能够击败太郎的龙武士。阿宝姗姗来迟，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宫殿广场的围墙之外。他急中生智，把鞭炮捆在椅子上，点燃鞭炮，将自己送到了竞技场的中央。乌龟大师被阿宝的突然出现所启发，出乎所有人意料地任命阿宝为龙武士。同时，太郎从监狱中逃脱了；得知消息后，阿宝对师傅坦言，他因为肥胖而对自己深感憎恶，并相信他不是太郎的对手。师傅对此不知所措。次日清晨，师傅发现阿宝在食物的激发下爆发出了惊人的身体技能。他把阿宝带到农村进行集中训练：每学会一些东西，阿宝就会带到食物的奖励。阿宝出色地完成了训练。师傅认为他已经可以应对太郎了，于是把神圣的秘籍传给了他，据说它能让拥有者获得巨大的能量。但当阿宝打开秘籍时，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面对着看似无用的秘籍，两人感到绝望。在镇里游荡时，阿宝遇到了鹅阿爹，后者试图揭露汤面的祖传秘方而让阿宝高兴起来。其实秘方什么也没有。鹅阿爹解释说，东西是特别的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特别的。当阿宝认识到这恰恰是秘籍的关键所在后，他便跑去和太郎决斗。虽然阿宝技能不凡，但太郎还是把他打晕了一会并拿走了秘籍，却无法理解它的奥秘。阿宝发起了接连的攻击，最终在一道照亮了整个山谷的光芒中击败了太郎。村民们，包括阿宝的父亲，欢呼阿宝为英雄。在最后的场景里，阿宝和师傅坐在地板上修行；几秒钟后，阿宝提议他们应该吃点东西，师傅同意了。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影片的语言细节：大量具有反讽意味的台词的同义反复，从预告片宣称的电影是关于“一个传奇武士的传奇”，到鹅阿爹所说的“用秘方制作的汤面的秘方”。根据拉康的“能指的逻辑”，同义反复意味着：能指无法实现其所指。回想一下波兰的反共产主义的老笑话：“社会主义是过去一切历史之最高成就的集大成者：它从原始社会中汲取了野蛮；从奴隶制社会中汲取了奴隶制；从封建主义中汲取了统治关系；从资本主义中汲取了剥削；从社会主义中汲取了名字……”反犹主义的犹太人形象不也是如此吗？犹太人从富有的银行家身上汲取了金融投机；从资本家身上汲取了剥削；从律师身上汲取了合法欺诈；从腐败的记者身上汲取了媒体操控；从穷人身上汲取了对个人卫生的冷漠；从花花公子身上汲取了乱性；从犹太人身上汲取了名字……或者以斯皮尔伯格（Spielberg）《大白鲨》（Jaws）中的鲨鱼为例：鲨鱼从移民身上汲取了他们对小镇日常生活的威胁；从自然灾害上汲取了盲目的破坏性暴怒；垄断资本上汲取了一种未知原因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报复性影响；从鲨鱼身上汲取了名字……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能指无法实现其所指”恰恰意味着，名字被包括在了它所指定的对象当中。
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反犹主义者，说犹太人是肮脏的、是吸血鬼、在搞暗中操控等等，是不够的；一个人不得不补充说，他们是肮脏的、是吸血鬼、在搞暗中操控等等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能够解释这些可见的确定性特点的是一种让他们成为犹太人的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一神秘的配方，“在犹太人当中又超越了犹太人的东西”（或者，在《功夫熊猫》中，是“在汤面当中而又超越了汤面本身、超越了其通常配料的东西”），就是拉康所说的小客体a，欲望的客体成因。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客体a的第一个悖论：超出了语词的X是语词本身的一个纯粹效果。这一客体按定义是不可言说的——不可言说之物无法被充分地转译为任何明确的肯定判断，其超越性只有通过话语之流才能显现——它在外表上完全是语言所固有的，是一种能指颠倒或自我相关的产物。它在“能指无法实现其所指”的地方出现，换言之，其超越性（transcendence）是内在性（immanence）表象的一种颠倒了的模式。这便是为什么，它的在场总要由同义反复来表明的：同义反复中的两个词语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词语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能指出现的，而第二次则是作为所指当中的能指而出现。以“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人”的论断为例，在词语的第一次出现（“一个犹太人是……”）之后，我们会期待一种对所指的解释，一种词语的定义，一个对“犹太人是什么”的问题之回答；但当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被重复的相同词语时，这种能指的重复就生成了一种超越了语词的不可言说之X的幽灵。所以，悖论就是，当语言生成了对象并通过明显的外延意义（不相关的意义）来前进时，语言就“超越了自身”，抵达了对象的现实并在世界当中行进；但当语言指向一个“在语词之外”的不可言说的超验的X时，它就陷入自身当中了。根本他性的幽灵是纯粹内在性的表象模式，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与超验他性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自我相关。
那么，我们应该把《功夫熊猫》读解为对拉康理论的某个重要方面的一种虽然幼稚但基本也算准确的例证吗？当阿宝打开秘籍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的时候，他不是证实了拉康的主题吗：对象a是一个诱饵，是处于象征秩序中心的空虚的替代物，它不具备明确的、本体论的一致性？当拉康提出幻想公式＄-a的时候，他不是在表明，客体a在根本上是幻想的客体吗？幻想的基本特征是相信客体a，“特殊的配方”，超越了日常四种元素（土，火，水，气）的“第五元素”在实际中是肯定性地存在的；所以，当阿宝认识到“没有什么特殊的配方。只有你。如果要做某种特别的东西，你只需相信它是特别的就行”的时候，他不是完成了一种疯狂的穿越幻象，打破了魔咒吗？
《功夫熊猫》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令人惊异的、复杂的时刻。当阿宝进入存放着秘籍的禁室时，他看到了一副珍贵的圣画，于是惊叹道：“我只见过这幅画的画”——一个真正的柏拉图式的时刻，它指向了复制与复制之复制的区分。进而，师傅与太郎之间的碰面也有一个在心理（及叙事）上摇摆不定的有趣时刻：师傅意识到自己对太郎无法成为一个大师负有责任，他向太郎道歉，承认自己对太郎的溺爱把太郎引向了危险的道路并造成了他的堕落。在这一刻，太郎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之前，他还用一种夹杂着同情的困惑的眼神注视着师傅，而我们（观众）也因此相信这是真正的交流发生了的时刻，它完全超越了善恶的简单碰撞。然而，这一刻转瞬即逝，太郎愤怒地爆发了，再一次凶猛地攻击父亲般的师傅形象。仿佛在叙事逻辑的层面上，师傅对太郎请求说：“让我们改变规则，从这愚蠢的卡通画跳到真实的戏剧上来吧！”这一请求被他的对手拒绝了。
因而，再一次地，电影对欲望客体的幻象本质的洞察，对每一个占据了空虚位置的客体所具有的空虚的首要性的洞察，真地是原原本本的拉康的吗？是的，只不过我们把拉康的“穿越幻象”误解成传统智慧的一种新形式了。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智慧是什么？在电影里，它体现在乌龟大师身上，乌龟大师的终极智慧就是：不存在客体a，不存在第五元素，我们欲望的每一个客体都是一个诱饵，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切现实的虚无。但电影里充满了智慧的截然反面，充满了对一切崇高之矫饰的讽刺性谴责和揭露，这又如何解释？《功夫熊猫》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地摇摆不定：安详的智慧，以及常识（连同正常的需要和恐惧）对这种智慧所做的讽刺性侵蚀。这样的侵蚀几乎成了贯穿整个影片的一种插科打诨——例如，当师傅跑向乌龟大师，告诉后者他有一些坏消息的时候，乌龟大师用智慧的标准口吻回答道：“没有好消息或坏消息，只有消息。”可当师傅告诉他，太郎已经逃出来时，乌龟大师说：“这的确是坏消息……”又如，在最后的场景里，师傅和阿宝背靠背在沉思默想，突然，阿宝变得不安起来，说：“弄点吃点怎么样？”师傅同意了。但这两个层面（智慧和日常知识）真地是对立的吗？它们难道不是对于智慧的同一种态度的两个方面吗？将它们结合起来的是它们对客体a的拒绝，对热情依恋的崇高客体的拒绝——在《功夫熊猫》的世界里，只有日常的客体和需要，以及在这些客体和需求掩盖下的空虚，其余的一切都是幻象。这也是为什么，影片的世界是无性欲的世界：影片中不存在性或性吸引；其经济是前俄狄浦斯的口欲-肛门的经济（顺便提一下，主人公的名字[Po]，在德语里指的就是“肛门”）。阿宝是肥胖的、笨拙的、普通的，并且是一个功夫英雄，新的大师——在这两个对立面的并存中，被排斥了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性。[1]
那么，电影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何处？让我们回到关键的公式上：“没有什么特殊的配方。只有你。如果要做某种特别的东西，你只需相信它是特别的就行。”这个公式表明了最纯粹的拜物教否认（分裂）——其信息是：“我很清楚没有什么特别的配方，但我还是相信它（并据此行动）。”犬儒主义（在理性知识层面上）的谴责被“非理性”信念的召唤所抵消了——而这就是今日的意识形态如何运作的最基本公式。（我们注意到，阿宝仅仅因为“相信他自己”就在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成为了优异的武士，把他的同伴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他们之前可练习了数年——信念的奇迹真地发生了……）
然而，这并非拉康的精神分析的教训。精神分析牢固地根植于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它既不同于东方灵性，也不同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和东方灵性一样，都坚持欲望客体的最终空虚和幻想本质。在《一千零一夜》（Thousand and One Nights）的第六百一十四夜，根据摩洛哥魔法师的指令，朱德尔不得不通过第七道门来获得宝藏。当他来到第七道门前，
只见母亲走了出来。母亲说：“孩子，你好哇！”
“你是谁？”朱德尔问。
“我是你的母亲，我对你有生育、哺乳之恩呀！孩子，我怀你九个月……”
“脱下你的衣服！”
“你是我的儿子，怎好看我赤身裸体呢？”
“脱掉你的衣服！如若不然，我手起剑落，你的头就会搬家！”
母子间纠缠多时，母亲害怕儿子的威胁，脱下一件衣服。
“继续脱剩下的衣服！”
经过多次劝说，母亲又脱下一件衣服。就这样，一件一件地往下脱。母亲说：“孩子，教养在你的身上一点儿都没有了。”
母亲身上只剩一层内衣时，说道：“孩子，莫非你的心是石头的，你要让我露出羞体才罢休？难道你不晓得这是违禁的吗？”
“你说得对！不要再脱了。”
听儿子这样一说，母亲一声大喊，说道：“他已经错了，打他吧！”
就在这时，只见宝库的奴仆们围了上来，根棒如同雨点落在朱德尔身上，将他一顿痛打，令他终生难忘。[2]
到了第六百一十五夜，我们得知，朱德尔获得了第二次机会，他要再次尝试。当他来到第七道门前，
只听那位母亲说：“欢迎你，我的孩子！”
朱德尔说：“我哪里是你的孩子？可恶的女人，脱下你的衣服吧！”
那女人纠缠片刻，开始一件件脱衣服，最后只剩一层内衣。
“可恶的女人，把你的衣服全脱下来！”
那女人全脱了，变成了一个无魂幽灵。[3]
费斯·本斯拉马（Fethi Benslama）指出，这个段落表明伊斯兰教清楚我们西方世界所否认的东西，即乱伦不是被禁止的，而是根本上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当一个人最终走近赤裸的母亲时，她便瓦解为一个邪恶的幽灵）。[4]本斯拉马提到了让-约瑟夫·高克斯（Jean-Joseph Goux）的《俄狄浦斯，哲人》（Edipe philosophe），在这本书中，高克斯证明，俄狄浦斯神话并不是普遍的、根本的本原神话，相较于其他神话，它是一个例外，是一个西方神话，其基本特征恰恰是“在禁令后面，不可能的事情回撤了自身”[5]：禁令被解读为一个指示，它表明了乱伦的不可能性。从常识性智慧的标准立场出发，俄狄浦斯是一个反常的西方现象，是一个本体对象对本体空虚的困惑；它是一个盲目的短路，是一个从本体对象到本体绝对的提升，为了看清一切对象的空虚，目标必须与它们相分离。然而，在这里，我们应该忠于西方的“俄狄浦斯”传统：欲望的每一个客体当然是一种幻想的诱饵；乱伦的完全享乐不仅遭到禁止，而且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更应该坚持拉康的断言：知者迷失（les non-dupes errent）。虽然欲望的客体是一种幻想的诱饵，但这种幻想中还有一种真实：就其正面的本质而言，欲望的客体是空无的，但它占据的位置，实在界的位置，却并不是空无的；这便是为什么，为了获得更多的真理，我们更应该无条件地忠于一个人的欲望，而不是遵从欲念皆空的洞见。
这里有一种视差的转变在运作：从作为纯粹幻象的幻象到幻象中的真实，从作为空虚之转喻/面具的客体到象征空虚的客体。在拉康的意义上，这种视差的转变就是从欲望到驱力的转变。这一关键区别能够通过宗教（表面上）的反面，即极端的性体验而得到说明。色情化（eroticization）依赖于原本指向外在目标的运动做一种朝向自我的颠倒：运动本身成为了它自己的目标。（当心爱的人向我伸出手时，我握住它并不断地挤捏它，而不是简单地轻轻握手，我的这种行为就会被无意识地体验为——欢迎，或者，干涉性的不欢迎——色情化：我所做的是要把指向<外在>目标的活动转变为一种以自身<为目的>而告终的行动。）因而驱力的目的与意图之间存在着差异：以口欲驱力为例，其目的或许是消灭饥饿，但它的意图是由进食活动（吮吸，吞咽）本身提供的满足。我们可以想象两种截然不同的满足：当我在医院里接受静脉注射时，我的饥饿得到满足了，但我的口欲驱力还没有得到满足；相反，当一个婴儿有节奏地吮吸橡胶奶嘴时，他所得到的唯一满足就是驱力的满足。这种将意图与目的区分开来的裂隙使驱力“永恒化”了，它把只要实现目的就能获得平和与安宁的本能运动转变成了一个陷于自身之循环并坚持无限地重复自我的进程。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关键特征就是，这种转化不能在先天匮乏的意义上或者在试图（并且最终无法）填补其空虚的转喻对象的系列当中得到建构。当我们伴侣的色情化身体开始充当驱力所围绕的对象时，这并不意味着他\她日常的（康德意义上“病态的”）血肉之躯“质变”成了崇高的不可能之物（the Thing）的偶然化身，保留（填补）了物的空位。让我们举一个完全“庸俗”的例子：当一个（异性恋的男性）情人痴迷于其伴侣的阴道，“总玩不够”时，他似乎就不只倾向于插入，而会仔细研究它，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爱抚它，关键不在于，以一种误导性短路的方式，他把皮毛和血肉的一小片当作了物本身——他爱人的阴道，在肉体的一切物质性当中，就是“物自身”，而不是另一维度的幽灵式显现；使阴道（它的“神秘”无法被完全地插入）成为“无限”可欲之客体的东西正是阴道自身的非同一性，即它从不完全是“它自身”的方式。把驱力“永恒化”，把它转变为围绕客体旋转的无限重复的循环运动的裂隙，并不是使物的空虚从其偶然的化身中分离出去的裂隙，而是使“病态”的对象从其自身中分离出去的裂隙；同样地，基督也不是超感知的上帝的偶然的物质（“病态”）化身：其“神性”之维被化约成了纯粹假象（Schein）的灵晕。正是客体的这种自我分离使它变得崇高：智慧无法真正地理解升华。
所以，拉康的“知者迷失”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解读：首先要反对犬儒主义的解读，犬儒主义者忽视了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即能够解释享乐之真实的象征虚构；其次要反对智者的解读，智者把享乐的真实作为短暂而虚幻的东西而忽略掉了。那么，精神分析是如何看待享乐的？它的任务是打破超我施加给我们的禁止享乐的命令，也就是帮助我们获得去享乐的自由，获得不去享乐的自由，以及来自享乐的自由。
皮拉纠（Pelagius）主义者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在对待（性）欲念方面的对立是富于启发的。对皮拉纠主义者来说，色欲本身是一件好东西，只是有可能被错误地使用；而对奥古斯丁而言，色欲本身是一件坏东西，但在婚姻中可以得到善用。[6]共产主义运动不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性解放”的完全相同的困境吗？它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威廉帝国的“皮拉纠主义者”强调性自由具有解放的潜能；另一方面，禁欲主义的“奥古斯丁主义者”谴责“性自由”是资产阶级堕落的典型现象，注定会让人民陷入混乱并把他们的精力从革命目标上分散出去。虽然皮拉纠主义的观点看上去更加人性，是“进步的”、“肯定生命的”，但奥古斯丁主义的立场具有更多的真理：色欲（享乐）在形式上是“恶的”，是威胁稳定秩序的“难以命名”的过度；正确的解决途径是说：享乐本身是中性的，而道德上的难题是如何使用它。奥古斯丁更为正确的一点在于，他把过度的性（根据定义，性本身就是一种过度）和人的堕落联系了起来：性的本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经历了“原罪”的人发生质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中写道：
以假当真，以致在无意中犯错；或者力拒肉体桎梏的痛苦却不能遏制欲念的行动——这些都不属于人天赋的本性，而是被定以原罪的人所受的惩罚。[7]
在这里，奥古斯丁的观念很接近圣保罗的洞见，即欲（罪）和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色欲不是“中性”的，它是一种淫荡而倒错的“职责”，是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一种痛苦的驱力。欲（罪）和法的关联不仅存在于这样的事实：性的禁令使色欲变得更加可欲了；我们同样应该补充道：当我们感到自己违背意志地陷入了色欲当中时，痛苦和罪感本身就已经被性欲化了。不仅我们感到的痛苦和罪感是性的享乐，而且我们也享受着这种痛苦和罪感。
正是在这一点上，（性）倒错介入了。当一个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或许包藏着一颗肮脏的心灵（反之亦然）这样的说法激变成：一个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本身就是一颗肮脏心灵的证据时（或者，如保拉[Paula]，古罗马的禁欲主义贵族所说的：“一个干净的身体和干净的衣服预示了一颗肮脏的心灵”[8]），我们便向受虐倒错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类似地，从英雄主义迈向倒错享乐的重要一步出现在1915年的8月25日，时值英奥联军攻打加里波第半岛的战役前夕，穆斯塔法·基马尔（Mustafa Kemal）对他的军队这样说：“我不命令你们去战斗，我命令你们去死。只要我们一死，其他的部队和司令官就会过来取代我们的位置。”这种“死亡的激情”就是温泉关-阿拉莫[9]逻辑（有意识地牺牲自我，这样，别处的力量就能够在决定性的战斗中重新聚集）的最后的伟大例子，是需要抗拒的最后的伟大诱惑，是非道德态度借以将自身伪装成道德态度的最后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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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Ziz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0. p.66-75.
[1] 或许，我们应该把熊猫的这种无性欲特点和好莱坞逐渐放弃“情侣生产”的主流模式的做法联系起来（《量子危机》[Quantum of Solace]是第一部詹姆斯·邦德和邦女郎未发生性关系的007电影；而在丹·布朗[Dan Brown]的最近两部小说《达芬奇密码》[Da Vinei Code]和《失落的符号》[The Lost Symbol]以及《天使与魔鬼》[Angels and Demons]的电影版中，性也被取消了）。
[2]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The Arabian Nights:Tales from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New York:Random House 2001,p.441.译文选自《一千零一夜》（第五册），李唯中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49页。
[3] 译文选自《一千零一夜》（第五册），第2151页。
[4] Fethi Benslama,La Psychanalyse a l’epreuse de l’Islam,Pairs:Aubier 2002.
[5] Jean-Joseph Goux,Edipe philosophe,Pairs:Aubier 1990.
[6] Charles Freeman,The Closing of Western Mind:The Rise of Faith and The Fall of Reason,New York:Vintage Books 2005,p.395.
[7] Ibid.,p.401.译文选自奥古斯丁：《独语录》，成官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95页，有改动。
[8] Ibid.,p.233.
[9] 希波战争的温泉关狙击战和德克萨斯独立战争的阿拉莫城保卫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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