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Alain Badiou & Slavoj Žižek :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trans.Peter Thomas & Alberto Toscano,London:Polity Press, 2009.


前言

彼特•恩格尔曼
白轻 译

前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执政期间以邀请哲学家到爱丽舍宫中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著称。他就这样把自己置于一个悠久的传统：开明的权力总需要亲近哲学家并在这种亲近中获取（统治的）合法性。我们不知道这些会晤是否影响了密特朗的政治决策，但至少他给我们留下的映像是一个智慧的总统。

无论他们（哲学家）的建议得到了认真的听取或只被当作一种装饰或智慧的门面，实际上，被邀请的知识分子通常都不会表现得格外出色。但被邀请到权力的圆桌上对他们来说似乎总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波伏娃或萨特，福柯或利奥塔关于当代事件的言说，或对事物发展所提的建议，曾被认为意义重大；这样的时代已成为了过去。今天，就连那些在七十年代取代哲学家位置的哲学表演者也早已被演员和模特，足球明星和拳击手取代了。
所以，我们或许不禁要谈论一个哲学观念还将继续出现的黄金时代；但它真地是一个更美好的时代吗？

不久前，我们难道不是忙于讨论哲学家马克思在苏联的集权主义体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吗？策划大屠杀的刽子手布尔波特（Pol Pot）难道不是在巴黎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吗？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多少人被凌辱、放逐和杀害呢？

贯穿着这本书的问题，即哲学家是否应该参与当下的事件并对之加以评论的问题，是一个讨论知识分子在我们社会中角色的问题，是一个在哲学的特殊潮流中予以考虑的问题。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种回答已经不够充分了。

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考虑两个极端。一方面，知识分子对二十世纪种种罪行的染指沉重地压在了这个社会群体的自我理解上，只要这还维系着历史的特殊记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扪心自问道，如果我们做个交易，让模特、演员、运动员和类似的群体占据了知识分子在我们当下的媒介社会中的位置的话，那会怎样？

来自巴黎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和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及精神分析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2004年维也纳围绕该主题展开的讨论中所做的回答或许比我们指望从哲学家那里得到的任何答案都要更加中肯，也更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遁入早已为历史所废弃的旧日荣耀，而是试图召回哲学思想的特殊品质并从中汲取答案。

巴迪欧和齐泽克认识并相互尊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齐泽克不断地把巴迪欧纳入出版计划，而巴迪欧则将齐泽克的作品翻译为法语。他们都知道对方会说什么并如何论证，至少在大致的框架上。他们没有讨论重要的哲学概念和观念，这是他们在讨论中反复确认的。他们关注的是事件（event）和实在界（the Real）的概念，同样还有他们对想象或政治之作用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们都同意哲学的战斗必须出于哲学思想的独一性，并且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其界限。

我们拒绝为了出版而对文本进行润色。我们想有意识地维护（文本）自发的特性，不想把言说的语词扭曲成一种被系统地建立和整合起来的思想结构。这本书激发的应该是矛盾、思想和深入的阅读。

齐泽克或许是对的，哲学并不是一种对话。然而，哲学讨论总要有所起兴，就像表演和这本书现在展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