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精神的动物王国”:论《杀戮演绎》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白轻 译
2012年首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而令人深深不安的洞察。影片——由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导演,拍摄于印度尼西亚的棉兰——报道了一种达到了极致的淫荡情形: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如今是受人尊重的政客,但他们曾是黑帮分子和死刑小队的头子,在1966年针对250万所谓的亲共分子(绝大多数是华人)的杀戮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杀戮演绎》讲述了“已经获胜的刽子手,以及他们建造的社会”。在他们获胜之后,他们的可怕行为没有被降入“肮脏秘密”的状态;相反,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公开地吹嘘其屠杀的细节(他们如何用一根绳子勒死受害者,如何割喉,如何快乐地强暴妇女……)
2007年10月,印尼国家电视台制作了一期歌颂这些人的访谈节目;在节目当中,当冈戈说他们的杀戮受到了黑帮电影的启发时,满脸笑容的主持人转向摄像机并说:“太令人惊讶了!让我们给安瓦尔•冈戈一阵掌声!”当她问冈戈,他是否害怕受害人亲属的报复时,他回答:“他们无法报复。当他们伸出他们的脑袋时,我们就彻底消灭了他们!”他的跟随者补充说:“我们会把他们全部铲除!”而观众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欢呼……要相信这是可能的,一个人不得不亲眼目睹。
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它讲述了实现一部虚构作品的真实效应。根据制片人的说法:“为了探索杀戮者令人震惊的夸耀行为,并检验其傲慢的极限,我们从纪录片的肖像描绘和屠杀的简单重演开始。但当我们意识到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关于种族灭绝真正想要拍摄的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时,屠杀的重演就变得更加精细了。我们给了冈戈和他的朋友们一个运用他们所选择的电影类型(西部片、黑帮片、音乐剧)来把杀戮戏剧化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即把他们杀人时心中所想的场景写成电影剧本,并自导自演。”
他们抵达了杀戮者“傲慢”的极限吗?当他们建议安瓦尔应该在一次屠杀的重现中扮演受害者时,他们几乎没有触及极限;当一根绳子围住他的脖子时,他中断了表演并说:“原谅我所做的一切!”但这没有引发一种更深的良知危机——他英雄主义的傲慢很快又占据了上风。阻止一种更深的道德危机的保护性屏幕是电影的屏幕:正如在真实的杀戮和折磨中,人把自身的角色扮演经验为电影模式的重现:他们把现实本身经验为一场虚构。在屠杀期间,这些人,好莱坞的崇拜者(他们是从黑市上控制电影票起家的),模仿了好莱坞的黑帮分子、牛仔,甚至音乐剧的舞蹈演员。
“大他者”在这里介入了:什么样的社会在一种屠戮的恐怖狂欢发生数十年后进行公然地歌颂,不是把屠戮辩护为一种出于共同利益而做出的非凡的、必要的罪行,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平凡的、可以接受的欢乐活动?这里要避免的陷阱是轻易地指责好莱坞或印尼的“道德原始性”。指责的起点毋宁应该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错位效应,它通过瓦解传统伦理结构的“象征效力”而制造了这样一个道德的真空。
然而,“大他者”的状态值得更仔细的分析——让我们把《杀戮演绎》和数十年前在美国吸引了众多注意的一起事件做一番比较:一位妇女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栋大公寓的院子里被殴打并缓慢致死;70多位证人从他们的窗户里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没有一个人报警。为什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到目前为止最普遍的理由是每个证人都以为别的某个人已经或者肯定会报警。
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我们伦理实体的逐步消解,我们倒退回了个体的自我主义?事情更为复杂。我们常听人说,我们的生态危机是我们短期的自我主义的结果:执迷于直接的快乐和财富,我们忘记了共同利益。但正是在这里,本雅明关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变得至关重要:一个真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唯我主义者;相反,他在金融上致力于让其财富增殖的使命,乐于忽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更不用说其家庭的兴旺和环境的良好了。所以,没有必要唤起某种高位的道德主义并丢弃资本主义的自我主义。用阿兰•巴迪欧的话说:资本主义的主体性不是“人性动物”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呼唤,让自我主义服从资本的自我生产。
换言之,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不是我们社会的野蛮事实,而是其意识形态: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精神的动物王国”名下得到了明确阐释的意识形态——“精神的动物王国”,这一措词描述了人性的动物在其中陷入自私自利的相互作用的现代公民社会。如是的原则让这样的公民社会成为了可能,其中,自主的个体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建制而彼此联系,以满足其私人的需要。当我们意识到,个体的行为越是自我主义,他们对共同财富的贡献就越大的时候,辩证的张力就出现了。悖论在于,当个体想要牺牲其私人利益并直接地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时候,遭殃的正是共同利益。
黑格尔沿着“动物的”和“精神的”之间的张力,规定了这样的“矛盾”:普遍的精神实体,“所有人和每一个人的作品”,作为个体“机械”的相互作用之结果而出现。这意味着,每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性动物”(参与公民社会之复杂网络的个体)的“动物性”是中世纪等级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漫长的历史转变之结果。正是作为动物性之根本对立面的主体性原则的完成实现了主体性向动物性的逆转。
如是转变的踪迹可以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地方被人察觉,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正施展一种最野蛮之冲击的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布莱希特的戏剧《例外与常规》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富有的商人,带着他的挑夫(“苦力”),穿越虚构的中国亚衣沙漠,以完成一笔石油贸易。当俩人迷路并且他们的水源即将耗尽的时候,商人错误地以为自己受到攻击,开枪击倒了苦力,而苦力事实上正给他拿水。随后,在法庭上,商人被无罪释放了:法官认定商人有权害怕来自苦力的潜在威胁,所以他出于正当防卫杀死苦力是合法的。由于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商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苦力的仇恨和侵害——这是常规,而苦力的好心好意则是例外。
这是布莱希特荒谬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另一个故事吗?不,看看来自今日中国的真实报道:
五年前的南京,一位老太在上公交的时候摔倒……65岁的老人摔伤了臀部。当场有一
位年轻人过来帮她;我们叫他彭宇,因为这是他的名字。彭宇给了老太200元人民币
(当时足以买300张公共汽车票)并把她带到医院。接着,他继续和老人留在那里,直
到家人赶来。老太家人向年轻人索偿136419元人民币。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定年轻人
有罪并命令他赔偿45876元人民币。法庭推断,“根据常识”,由于彭宇是第一个下车
的,因此最有可能撞倒了老太。进而,法庭推断,通过和老太留在医院里,他事实上
承认了自己有罪。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像彭宇宣称的那样善良。
这件事不是完全类似于布莱希特的故事吗?彭宇出于纯粹的同情而帮助了老太,但这被法庭解释为彭宇有罪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个荒谬的例外吗?不,根据《人民日报》(官方报纸)的说法,它在网上的一份民意调查中问大样本数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一个老人摔倒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87%的年轻人不会帮助……人们只在有摄像机的时候才会帮助。”帮助的勉强标志着公共空间状态的一个改变。即便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我仍处于我私人的空间当中,不参与同其他人的互动。为了算作公共的空间,它不得不被安全摄像机所覆盖。
如是转变的另一标志可以在近来硬核色情片的公开性爱的趋势中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影片在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中(沙滩,有轨电车或火车,公共汽车战或火车站)展示一对(或更多)进行爱欲游戏直至完全交媾的情侣。绝大多数的过客(假装)忽视这一场景——少数人谨慎地瞥了一眼,甚至更少数的人做出嘲讽的评论。再一次,仿佛正在交媾的情侣仍处于一个私人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应该关注他们的亲密行为。这把我们带回到黑格尔的“精神的动物王国”——也就是说,谁会这样表现:带着一种有福的无知从奄奄一息或正在交媾的人身旁经过?当然是动物。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动物性——每一个追求他或她个人利益的个体的无情的自我主义——是社会关系的最复杂网络(市场交换、生产的社会调节)的矛盾产物。个体对这个网络的视而不见指向了其理想的(“精神的”)特点:在市场所结构的公民社会里,抽象前所未有地统治着。
人们常说,今天,随着我们在媒体,在公开忏悔的文化和电子控制的工具面前曝光,私人空间正在消失。一个人应该反驳这点:正是公共空间本身正在消失。在网上晒裸照或私密数据的人不是一个裸露癖者:裸露癖者入侵公共空间,而那些在网上晒裸照的人仍处在其私人的空间当中并扩大这个空间以囊括其他人的空间。《杀戮演绎》中的安瓦尔及其同僚也是如此:他们正在一种比经济私有化更加危险的意义上进行公共空间的私有化。
译自New Statesman,2013年7月12日
白轻 译
2012年首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而令人深深不安的洞察。影片——由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导演,拍摄于印度尼西亚的棉兰——报道了一种达到了极致的淫荡情形: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如今是受人尊重的政客,但他们曾是黑帮分子和死刑小队的头子,在1966年针对250万所谓的亲共分子(绝大多数是华人)的杀戮行动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杀戮演绎》讲述了“已经获胜的刽子手,以及他们建造的社会”。在他们获胜之后,他们的可怕行为没有被降入“肮脏秘密”的状态;相反,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公开地吹嘘其屠杀的细节(他们如何用一根绳子勒死受害者,如何割喉,如何快乐地强暴妇女……)
2007年10月,印尼国家电视台制作了一期歌颂这些人的访谈节目;在节目当中,当冈戈说他们的杀戮受到了黑帮电影的启发时,满脸笑容的主持人转向摄像机并说:“太令人惊讶了!让我们给安瓦尔•冈戈一阵掌声!”当她问冈戈,他是否害怕受害人亲属的报复时,他回答:“他们无法报复。当他们伸出他们的脑袋时,我们就彻底消灭了他们!”他的跟随者补充说:“我们会把他们全部铲除!”而观众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欢呼……要相信这是可能的,一个人不得不亲眼目睹。
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它讲述了实现一部虚构作品的真实效应。根据制片人的说法:“为了探索杀戮者令人震惊的夸耀行为,并检验其傲慢的极限,我们从纪录片的肖像描绘和屠杀的简单重演开始。但当我们意识到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关于种族灭绝真正想要拍摄的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时,屠杀的重演就变得更加精细了。我们给了冈戈和他的朋友们一个运用他们所选择的电影类型(西部片、黑帮片、音乐剧)来把杀戮戏剧化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即把他们杀人时心中所想的场景写成电影剧本,并自导自演。”
他们抵达了杀戮者“傲慢”的极限吗?当他们建议安瓦尔应该在一次屠杀的重现中扮演受害者时,他们几乎没有触及极限;当一根绳子围住他的脖子时,他中断了表演并说:“原谅我所做的一切!”但这没有引发一种更深的良知危机——他英雄主义的傲慢很快又占据了上风。阻止一种更深的道德危机的保护性屏幕是电影的屏幕:正如在真实的杀戮和折磨中,人把自身的角色扮演经验为电影模式的重现:他们把现实本身经验为一场虚构。在屠杀期间,这些人,好莱坞的崇拜者(他们是从黑市上控制电影票起家的),模仿了好莱坞的黑帮分子、牛仔,甚至音乐剧的舞蹈演员。
“大他者”在这里介入了:什么样的社会在一种屠戮的恐怖狂欢发生数十年后进行公然地歌颂,不是把屠戮辩护为一种出于共同利益而做出的非凡的、必要的罪行,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平凡的、可以接受的欢乐活动?这里要避免的陷阱是轻易地指责好莱坞或印尼的“道德原始性”。指责的起点毋宁应该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错位效应,它通过瓦解传统伦理结构的“象征效力”而制造了这样一个道德的真空。
然而,“大他者”的状态值得更仔细的分析——让我们把《杀戮演绎》和数十年前在美国吸引了众多注意的一起事件做一番比较:一位妇女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栋大公寓的院子里被殴打并缓慢致死;70多位证人从他们的窗户里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没有一个人报警。为什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到目前为止最普遍的理由是每个证人都以为别的某个人已经或者肯定会报警。
这是否意味着,通过我们伦理实体的逐步消解,我们倒退回了个体的自我主义?事情更为复杂。我们常听人说,我们的生态危机是我们短期的自我主义的结果:执迷于直接的快乐和财富,我们忘记了共同利益。但正是在这里,本雅明关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变得至关重要:一个真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唯我主义者;相反,他在金融上致力于让其财富增殖的使命,乐于忽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更不用说其家庭的兴旺和环境的良好了。所以,没有必要唤起某种高位的道德主义并丢弃资本主义的自我主义。用阿兰•巴迪欧的话说:资本主义的主体性不是“人性动物”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呼唤,让自我主义服从资本的自我生产。
换言之,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不是我们社会的野蛮事实,而是其意识形态: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精神的动物王国”名下得到了明确阐释的意识形态——“精神的动物王国”,这一措词描述了人性的动物在其中陷入自私自利的相互作用的现代公民社会。如是的原则让这样的公民社会成为了可能,其中,自主的个体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建制而彼此联系,以满足其私人的需要。当我们意识到,个体的行为越是自我主义,他们对共同财富的贡献就越大的时候,辩证的张力就出现了。悖论在于,当个体想要牺牲其私人利益并直接地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时候,遭殃的正是共同利益。
黑格尔沿着“动物的”和“精神的”之间的张力,规定了这样的“矛盾”:普遍的精神实体,“所有人和每一个人的作品”,作为个体“机械”的相互作用之结果而出现。这意味着,每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性动物”(参与公民社会之复杂网络的个体)的“动物性”是中世纪等级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漫长的历史转变之结果。正是作为动物性之根本对立面的主体性原则的完成实现了主体性向动物性的逆转。
如是转变的踪迹可以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地方被人察觉,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正施展一种最野蛮之冲击的迅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布莱希特的戏剧《例外与常规》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富有的商人,带着他的挑夫(“苦力”),穿越虚构的中国亚衣沙漠,以完成一笔石油贸易。当俩人迷路并且他们的水源即将耗尽的时候,商人错误地以为自己受到攻击,开枪击倒了苦力,而苦力事实上正给他拿水。随后,在法庭上,商人被无罪释放了:法官认定商人有权害怕来自苦力的潜在威胁,所以他出于正当防卫杀死苦力是合法的。由于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商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苦力的仇恨和侵害——这是常规,而苦力的好心好意则是例外。
这是布莱希特荒谬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另一个故事吗?不,看看来自今日中国的真实报道:
五年前的南京,一位老太在上公交的时候摔倒……65岁的老人摔伤了臀部。当场有一
位年轻人过来帮她;我们叫他彭宇,因为这是他的名字。彭宇给了老太200元人民币
(当时足以买300张公共汽车票)并把她带到医院。接着,他继续和老人留在那里,直
到家人赶来。老太家人向年轻人索偿136419元人民币。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定年轻人
有罪并命令他赔偿45876元人民币。法庭推断,“根据常识”,由于彭宇是第一个下车
的,因此最有可能撞倒了老太。进而,法庭推断,通过和老太留在医院里,他事实上
承认了自己有罪。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像彭宇宣称的那样善良。
这件事不是完全类似于布莱希特的故事吗?彭宇出于纯粹的同情而帮助了老太,但这被法庭解释为彭宇有罪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个荒谬的例外吗?不,根据《人民日报》(官方报纸)的说法,它在网上的一份民意调查中问大样本数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一个老人摔倒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87%的年轻人不会帮助……人们只在有摄像机的时候才会帮助。”帮助的勉强标志着公共空间状态的一个改变。即便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我仍处于我私人的空间当中,不参与同其他人的互动。为了算作公共的空间,它不得不被安全摄像机所覆盖。
如是转变的另一标志可以在近来硬核色情片的公开性爱的趋势中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影片在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中(沙滩,有轨电车或火车,公共汽车战或火车站)展示一对(或更多)进行爱欲游戏直至完全交媾的情侣。绝大多数的过客(假装)忽视这一场景——少数人谨慎地瞥了一眼,甚至更少数的人做出嘲讽的评论。再一次,仿佛正在交媾的情侣仍处于一个私人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应该关注他们的亲密行为。这把我们带回到黑格尔的“精神的动物王国”——也就是说,谁会这样表现:带着一种有福的无知从奄奄一息或正在交媾的人身旁经过?当然是动物。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动物性——每一个追求他或她个人利益的个体的无情的自我主义——是社会关系的最复杂网络(市场交换、生产的社会调节)的矛盾产物。个体对这个网络的视而不见指向了其理想的(“精神的”)特点:在市场所结构的公民社会里,抽象前所未有地统治着。
人们常说,今天,随着我们在媒体,在公开忏悔的文化和电子控制的工具面前曝光,私人空间正在消失。一个人应该反驳这点:正是公共空间本身正在消失。在网上晒裸照或私密数据的人不是一个裸露癖者:裸露癖者入侵公共空间,而那些在网上晒裸照的人仍处在其私人的空间当中并扩大这个空间以囊括其他人的空间。《杀戮演绎》中的安瓦尔及其同僚也是如此:他们正在一种比经济私有化更加危险的意义上进行公共空间的私有化。
译自New Statesman,2013年7月12日
齐泽克竟然还知道彭宇,下一个是薛大V吧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