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研究导言：缺失的墨水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白轻 译
一则来自不复存在的民主德国的老笑话：一个德国工人在西伯利亚得到了一份工作；由于知道所有的信件都会被审查官一一阅读，他告诉他的朋友：“让我们定个规定：如果你从我这儿收到的信是用普通的蓝墨水写的，这封信就是真的；如果它是用红墨水写的，它就是假的。”一个月后，他的朋友收到了第一封来信，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里的一切都美妙极了：商店里货物满柜，食物富足，公寓又大又暖和，电影院里播放着西方的电影，许多漂亮的姑娘都想和你有一腿——你得不到的唯一的东西是红墨水。”这里的结构要比它看上去的更加地精致：虽然工人无法用预先规定的方法来暗示他所说的是谎话，但他依旧成功地传达了信息——他是如何做到的？把对规定的指涉写到被规定的信息当中，让规定成为被规定的内容。当然，这是标准的自我指涉的问题：既然信是用蓝墨水写的，那么，它的全部内容都不是真的吗？答案是，被提到的红墨水缺乏的事实暗示了信本应用红墨水写的。关键在于，对红墨水缺乏的提及产生了一个效果，一个独立于其字面真相的真相：即便红墨水真地可以得到，声称它无法获得的谎言依旧是让信息通过这种特殊的审查状况的唯一方法。
这难道不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批判的矩阵吗——不仅是“集权主义”的审查状况，或许还包括甚至更加精致的自由主义的审查状况？我们一开头赞同我们拥有我们想要的全部自由——接着，我们只需补充道，唯一缺乏的东西是“红墨水”：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我们缺乏那种可以明确表达我们之不自由的语言。今天，这种红墨水的缺乏意味着，我们用来指陈当下冲突的一切主要观念——“反恐战争”、“民主与自由”等等——都是虚假的观念，它们把我们对情境的感知神秘化了，这种感知本可让我们反思情境。在这个确切的意义上，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掩盖并维持着我们更深的不自由。一百年前，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在强调我们要把某些固定的教义作为（苛刻的）实质自由之条件而接受下来时，明显地察觉到了思想自由原则的反民主潜质：
我们可以大概地宣称，自由思想就是抵制自由的最好堡垒。用现代的风格说，奴隶心灵的解放
是阻止奴隶解放的最好方式。教他担忧他是否想要自由，他就不会使自己自由。[1]
这，及其自我解构、自我怀疑、自我疏远的自由，在我们“后现代”的今天，不是显得格外地正确吗？我们不要忘了，切斯特顿做了一个和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所做的一样的断言：“随你怎么想，怎么自由地想，只要你服从！”唯一的差别在于，切斯特顿更为明确地说出了康德推论的隐含悖论：思想的自由不仅没有消解实际的社会奴役，它还积极地维持了这种奴役。康德所回应的旧格言“不要想，只管服从”是起反作用的：它实际上导致了反抗；确保社会奴役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思想的自由。切斯特顿同样合乎情理地坚持遵循康德的格言：自由的斗争需要某种不可质疑的教义。
好莱坞怪诞喜剧片的一段经典对白：女孩问她的男友：“你想娶我吗？”“不！”“别再回避问题了！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某种意义上，潜在的逻辑是正确的：对女孩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直接回答是“是的！”，所以，别的一切回答，包括一个直接的“不！”都等于一种回避了。当然，这种潜在的逻辑，再一次是强迫选择的逻辑：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但条件是，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个牧师在同一个怀疑论信徒论辩的时候，难道不会依赖同样的逻辑吗？“你相信上帝吗？”“不！”“别再逃避问题了！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再一次，在牧师看来，唯一的直接回答是坚持一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无神论者对信仰的否认并不代表着一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而是一种回避神性遭遇问题的尝试。今天，“民主还是原教旨主义”的选择不也是如此吗？在这种选择的选项内，选择“原教旨主义”难道不是不可能的吗？在统治的意识形态把这种选择强加给我们的方式当中，成问题的东西并不是“原教旨主义”，相反，是民主本身：仿佛对“原教旨主义”的唯一选择才是自由主义的议会制民主的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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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Slavoj Zizek,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p. 1-3.
[1]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Orthodoxy,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5, p. 114.
白轻 译
一则来自不复存在的民主德国的老笑话：一个德国工人在西伯利亚得到了一份工作；由于知道所有的信件都会被审查官一一阅读，他告诉他的朋友：“让我们定个规定：如果你从我这儿收到的信是用普通的蓝墨水写的，这封信就是真的；如果它是用红墨水写的，它就是假的。”一个月后，他的朋友收到了第一封来信，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里的一切都美妙极了：商店里货物满柜，食物富足，公寓又大又暖和，电影院里播放着西方的电影，许多漂亮的姑娘都想和你有一腿——你得不到的唯一的东西是红墨水。”这里的结构要比它看上去的更加地精致：虽然工人无法用预先规定的方法来暗示他所说的是谎话，但他依旧成功地传达了信息——他是如何做到的？把对规定的指涉写到被规定的信息当中，让规定成为被规定的内容。当然，这是标准的自我指涉的问题：既然信是用蓝墨水写的，那么，它的全部内容都不是真的吗？答案是，被提到的红墨水缺乏的事实暗示了信本应用红墨水写的。关键在于，对红墨水缺乏的提及产生了一个效果，一个独立于其字面真相的真相：即便红墨水真地可以得到，声称它无法获得的谎言依旧是让信息通过这种特殊的审查状况的唯一方法。
这难道不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批判的矩阵吗——不仅是“集权主义”的审查状况，或许还包括甚至更加精致的自由主义的审查状况？我们一开头赞同我们拥有我们想要的全部自由——接着，我们只需补充道，唯一缺乏的东西是“红墨水”：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我们缺乏那种可以明确表达我们之不自由的语言。今天，这种红墨水的缺乏意味着，我们用来指陈当下冲突的一切主要观念——“反恐战争”、“民主与自由”等等——都是虚假的观念，它们把我们对情境的感知神秘化了，这种感知本可让我们反思情境。在这个确切的意义上，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掩盖并维持着我们更深的不自由。一百年前，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在强调我们要把某些固定的教义作为（苛刻的）实质自由之条件而接受下来时，明显地察觉到了思想自由原则的反民主潜质：
我们可以大概地宣称，自由思想就是抵制自由的最好堡垒。用现代的风格说，奴隶心灵的解放
是阻止奴隶解放的最好方式。教他担忧他是否想要自由，他就不会使自己自由。[1]
这，及其自我解构、自我怀疑、自我疏远的自由，在我们“后现代”的今天，不是显得格外地正确吗？我们不要忘了，切斯特顿做了一个和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所做的一样的断言：“随你怎么想，怎么自由地想，只要你服从！”唯一的差别在于，切斯特顿更为明确地说出了康德推论的隐含悖论：思想的自由不仅没有消解实际的社会奴役，它还积极地维持了这种奴役。康德所回应的旧格言“不要想，只管服从”是起反作用的：它实际上导致了反抗；确保社会奴役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思想的自由。切斯特顿同样合乎情理地坚持遵循康德的格言：自由的斗争需要某种不可质疑的教义。
好莱坞怪诞喜剧片的一段经典对白：女孩问她的男友：“你想娶我吗？”“不！”“别再回避问题了！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某种意义上，潜在的逻辑是正确的：对女孩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直接回答是“是的！”，所以，别的一切回答，包括一个直接的“不！”都等于一种回避了。当然，这种潜在的逻辑，再一次是强迫选择的逻辑：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但条件是，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个牧师在同一个怀疑论信徒论辩的时候，难道不会依赖同样的逻辑吗？“你相信上帝吗？”“不！”“别再逃避问题了！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再一次，在牧师看来，唯一的直接回答是坚持一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无神论者对信仰的否认并不代表着一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而是一种回避神性遭遇问题的尝试。今天，“民主还是原教旨主义”的选择不也是如此吗？在这种选择的选项内，选择“原教旨主义”难道不是不可能的吗？在统治的意识形态把这种选择强加给我们的方式当中，成问题的东西并不是“原教旨主义”，相反，是民主本身：仿佛对“原教旨主义”的唯一选择才是自由主义的议会制民主的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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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Slavoj Zizek,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p. 1-3.
[1]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Orthodoxy,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5,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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