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美国文学纲要:现代主义和文学试验 (试发表)

诗歌 译作
(此为《美国文学纲要》(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修订本第六章,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作者:凯瑟琳·文斯潘克仁(Kathryn VanSpanckere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直接介入战争的时间相对短促(1917-1918),并且人员伤亡比欧洲盟国和敌国都少得多,尽管如此,许多历史学家仍将战后那段时期称为美国“步入成年”的创伤时期。约翰·多斯·巴索斯(John Dos Passos)在小说《三名士兵》(Three Soldiers,1921)中表达了战后美国理想的幻灭——他指出,文明是一座“虚假的大厦;战争不是其崩塌的原因,而是它最完全和最终极的表现”。受到巨大震撼的美国人被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返回家园,但永远不能重拾过去的天真。 来自美国农村的军人也难以做到叶落归根。在游历了世界之后,很多人现在向往现代城市生活。播种机、收割机、打捆机等新型农业机械大大减少了农场的就业需求;然而,尽管生产力增长,农民仍然过着贫困生活。像城市工人的工资一样,农作物价格取决于深受商业利益影响的、不受制约的市场力量,尚未建立起政府为农民提供补贴的做法和有效的工人工会。卡尔文·柯立芝总统(Calvin Coolidge)1925年宣告说:“美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商务。”这一说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在战后的“大繁荣”时期,商业蓬勃发展。成功者积聚的财富是他们万万不曾梦想过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批美国人成为大学生,在1920年代,大学录取人数增加了一倍。中产阶级兴旺发达,美国人开始享有那个时代世界最高的人均收入,许多人购买了社会地位的终极象征——汽车。美国城市的普通家庭用上了电灯,拥有与外界沟通的收音机,可能还有一部电话、一架照相机、一台打字机或一台缝纫机。像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巴比特》(Babbitt,1922)中的商人主人公一样,普通美国人喜欢这些机器,因为它们是现代产物,并且大部分是美国发明和美国制造。 在“喧嚣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人爱上了其他现代娱乐方式,大多数人每周看一场电影。虽然禁酒运动(Prohibition)——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运输和销售酒类——开始于1919年,但地下酒吧(speakeasies)和夜总会日益盛行,并演出爵士乐,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人们在这些场所的穿着也日趋暴露。跳舞、上电影院、开车兜风以及听收音机在当时风靡全国。美国妇女尤其感到得到解放。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人离开农场和村庄到城市履行国内战线的义务并成为坚定的现代女性。她们剪短发、穿绉褶花边短裙,因1920年通过的宪法第19修正案确保其投票权而感到光荣。她们大胆直言并在社会上扮演各种公开角色。 西方青年产生了反叛情绪,他们对残酷的战争、对他们认为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年长一辈以及战后艰苦的经济条件感到愤怒和失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时的经济条件使得美国人——如作家司格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格楚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能够以数额不多的美元在国外潇洒地生活。知识界的各种思潮,特别是弗洛伊德心理学(Freudian psychology)以及——在较小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如此前的达尔文进化论),意味着一种“无神”的世界观,并对传统价值观的崩溃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观念被海外的美国人接受并带回美国,在美国生根,激发了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例如,美国20世纪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像一次大战后几乎所有的严肃美国作家一样,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采用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元素。 尽管看起来欢乐、崇尚现代主义并享有前所未有的财富,1920年代的美国青年却是“迷惘的一代”——此一名称来自文学传记作家格楚德·斯坦因。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传统价值结构,个人丧失了认同感。有亲人护佑的安稳生活、熟悉的安定社区、预示耕种和收获季节的永恒自然节奏、持久的爱国主义情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培养起来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中动摇瓦解。 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1926)、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以及无数其他小说表现了迷惘的一代的挥霍无度与幻想的破灭。在艾略特(T.S. Eliot)极具影响力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象征西方文明的是迫切需要雨露(精神复苏)的荒漠。 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影响了美国大多数人口。工人失业,工厂关闭;企业和银行破产;农民因为不能收获、运输或销售作物而无法偿债,因此丧失农场。中西部发生的旱灾将美国的“面包篮”变成尘暴区(“dust bowl”)。许多农民离开中西部,前往加利福尼亚找工作,如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中所生动地描述。在大萧条的低谷期,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工作。赈济食堂、破败的城镇和大批爬乘货运火车的流浪汉(hobos) 成为美国常见的景象。许多人把大萧条看成是对过度崇尚物质主义和放荡生活罪孽的惩罚。在他们看来,中西部遮天蔽日的尘暴即是圣经《旧约》中的判决:“白日旋风,正午幽暗。” 大萧条把世界推向另一个极端。美国在1920年代大肆宣扬经商的福音;现在,许多美国人支持政府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计划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联邦政府的资金在公共建设工程、资源保护和农村电气化等行业创造了就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被聘来画壁画和编写政府手册。这些补救措施有所帮助,但直至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工业建设后繁荣才得以恢复。在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对美国发动袭击后,被废弃的船坞和工厂恢复了繁忙景象,开始大规模生产船只、飞机、吉普车和战争物资。战争期间的生产和实验催生了新技术,其中包括核弹。领导一个国际核科学家团队的罗伯特·奥本海姆(Robert Oppenheimer)在目睹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时预言性地援引一首印度教诗歌说:“我成了死神, 世界的毁灭者。” 现代主义 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逐渐在欧洲和美国出现的大规模现代主义文化浪潮通过艺术来表现与过去以及西方文明的古典传统背道而驰的现代生活。现代生活似乎与传统生活截然不同——更加科学、节奏更快、更依赖技术和机械。现代主义欢迎这些变化。 在文学中,格楚德·斯坦因(1874-1946)发展了现代艺术的雏形。她长期旅居巴黎,与其兄长利奥(Leo)收购有艺术家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保罗·高庚(Paul Gauguin)、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 Auguste Renoir)、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许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斯坦因曾解释说,她和毕加索从事同样性质的创作,只不过在他是美术,而在她是写作。她以简单、具体的词为元素,创作了抽象、试验性的诗歌和散文。斯坦因所使用的简单词汇中童真般的特性让人联想到现代美术鲜艳的原色,而她对词句的重复使用则与抽象视觉结构的重复形状相呼应。通过将语法和标点错位,她实现了新的“抽象”意义——如其富有影响的作品集《温柔的纽扣》(Tender Buttons,1914)——即像立体画一样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物体: 一张桌子一张桌子意味着不是吗我的 亲爱的它意味着整个稳固。 是否会有变化。一张桌子 意味着不止是一块玻璃即使一面 镜子很高。 含义在斯坦因的作品中往往服从于技巧,正如在抽象视觉艺术中主题不如形状那么重要一样。在这个时期的视觉和文学艺术中,主题与创作技巧变得不可分离。形式即是内容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形成,该命题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文学和艺术的一个基石。 工厂和机械的技术革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艺术手法。例如光——特别是电灯光——令现代艺术家和作家不胜着迷。这个时期的招贴和广告充斥着灯火辉煌的摩天大楼,从车灯、电影院和瞭望塔倾泻的光芒照亮了原本令人畏惧的黑暗,即无知和守旧的象征。 受益于最新的科学发展,摄影开始具有美术的地位。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在纽约市建立了沙龙,到1908年他已经在展出最新的欧洲艺术作品,包括毕加索以及格楚德·斯坦因的其他欧洲朋友的作品。斯蒂格里茨的沙龙影响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包括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诗人之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威廉斯精心雕琢一种如摄影般清晰的意象;他的美学格言是:“凡理皆寓于物。” 视角和观点也成了现代小说一个基本的方面。直截了当的第三人称叙述或者(更糟糕的是)借助于毫无意义的局外讲述者已经不能令人满意。讲故事的方式变得与故事本身同样重要。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许多其他美国作家尝试使用虚构的视角(有些作家仍在这么做)。詹姆斯往往把小说中的情节局限于单一角色的知识范围。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把叙述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反映一个不同人物的视角(包括一个有智障的男童)。 为了分析这类现代派小说和诗歌,美国出现了运用新的批评词汇的“新批评”流派。这个流派的批评家追求“顿悟”(某个人物忽然领悟到某一情境的超验真理的时刻,取自圣人向凡人显灵之说);他们“审视”和“澄清”作品,希望通过他们的“洞见”阐明作品的含义。 1914年至1945年的诗歌:对形式的尝试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 埃兹拉·庞德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诗人之一。从1908年至1920年,他住在伦敦,与许多作家有来往,包括他曾为其担任秘书的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T. S. 艾略特(T.S. Eliot)——他对艾略特的诗作《荒原》进行了大篇幅的编辑和修改。他是连接美国和英国的纽带,担任哈丽雅特·门罗(Harriet Monroe)在芝加哥主办的重要杂志《诗刊》(Poetry)的特约编辑并发起叫做意象主义(Imagism)的新诗歌流派, 即主张明晰、有高度视觉效果的表达。在创立意象派后,他还倡导了多种不同的诗歌创作方法。他后来移居意大利,卷入了意大利法西斯组织。 庞德在书信、散文和一部由他编辑的诗集中进一步发展了意象主义。在1915年致门罗的一封信中,他提倡一种避免“陈词滥调”的具有现代声音和注重视觉效果的诗歌。 在 《意象主义者的几不要》(A Few Don'ts of an Imagiste,1913)中,他把“意象”定义为“表现瞬间之中产生的知性和情感的复合体”。庞德在1914年出版的十人诗歌选集《意象派诗选》(Des Imagistes)中收录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埃米·洛厄尔(Amy Lowell)等杰出诗人的意象诗范例。 庞德有着的广泛的兴趣和阅读爱好。他改编的作品以及他不无缺陷却妙笔生花的翻译将许多文化的文学介绍给现代作家,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和思路。他一生中花费心血最多的作品是《比萨诗章》(The Cantos),其创作过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这些诗中妙句丛生,但由于它们涉及许多不同时代和文化的文学艺术典故,因此晦涩难读。庞德的诗歌以其清晰的视觉形象、新颖的韵律和雄健、充满智慧的警句著称,例如《诗章》第81章:“在他那龙的世界里,蚂蚁是一匹人头马”("The ant's a centaur in his dragon world"),再如受日本俳句影响的诗作《在地铁站里》(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1916): 人群中这些面孔如幽灵一般; 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 T.S. 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St. Louis)一个来自美国东北部的富有家庭。他先后就读于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所受教育在同代主要美国作家中首屈一指。他研究过梵文和东方哲学,他的诗作因而受其影响。如他的好友庞德一样,他在年轻时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文坛巨擘。他是那个时代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其现代派手法、看似不合逻辑或抽象的反传统诗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他还创作了富有影响力的散文和戏剧,倡导文学和社会传统对于现代诗人的重要意义。 作为批评家,艾略特留给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他提出的概念“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他在 《圣林》(The Sacred Wood)中将之描述为通过“一组物件、一个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情感的手法,对这些物件、场景和事件的表述便构成了表现某种情感的“套式”。《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1915)等诗正是这一手法的体现:无能、衰老的普鲁弗洛克自喻“用咖啡匙计量生命”,咖啡匙的含义即是百无聊赖的存在和浪费的生命。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著名开头将读者带进俗丽的街巷,像现代生活一样,这些街巷对生活中的问题拿不出答案: 我们走吧,你我二人, 正当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手术台上麻醉的病人; 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冷清的街道, 絮语退去 在那夜夜不宁的下等旅店, 和满地锯末点缀着蚌壳的餐馆; 街连着街,好象一场乏味的争议 带着阴险的企图 要把你引向一个不堪重负的问题…… 唉,不要问,“那是什么?” 我们只管前往拜访。 同样的意象充斥着《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与但丁的《地狱》(Inferno)遥相呼应,令人想到一次大战期间伦敦人头攒动的街道: 虚幻的城, 在冬天早晨棕色的雾下, 人群流过伦敦桥,如此之多 我没有想到死神的祭品如此之多。(第一章, 60-63) 《荒原》预见的前景是世界末日: 在紫色暮霭中开裂、重塑、爆炸 大厦倾覆 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 维也纳伦敦 虚幻(第五章,373-377) 艾略特的其他重要诗作包括《小老头》(Gerontion,1920),用上年纪的人来象征西方社会的颓败;《空心人》(The Hollow Men,1925),现代人精神死亡的一曲感人的挽歌;《圣灰星期三》(Ash-Wednesday,1930),诗人明确转向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寻求人生的意义;《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1943),一部关于时间、自我的本质和精神意识等超验主题的复杂、高度主观、探索性的思考。他的诗歌——特别是他早期大胆、创新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 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 罗伯特·李·弗洛斯特(Robert Lee Frost)生于加利福尼亚,但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农场长到十岁。像艾略特和庞德一样,他因受新的诗歌流派吸引而前往英国。弗洛斯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诗歌朗诵者,以巡回朗诵其诗作而著称。他在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就职仪式上朗诵他的原创诗歌,引起全美对诗歌的兴趣。他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很简单:描写传统的农场生活,唤起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旧情思。他所采用的题材具有普遍意义——采摘苹果、石头墙、篱笆、乡村小路等。弗洛斯特的创作手法简明通俗,很少使用迂腐的典故或省略号。他常采用的韵律也对普通听众极富吸引力。 弗洛斯特的诗作往往看似简单,但许多诗有着更深层的意义。例如,一个用催眠般的韵律勾画出的静谧雪夜可能暗示并非完全不受欢迎的死亡的降临。 雪夜林畔驻足(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1923) 这是谁的林子不难猜测。 其实他住在村里的农舍; 他不会见我在此停留, 看着他的林子雪压枝头。 我的小马必定暗自称奇 环顾四周并无人迹 在树林和封冻的湖水之间 一年中最昏黑的夜晚 小马将套铃晃了一晃 询问是否停错了地方。 静夜里只有清风伴随 羽绒般的雪片漫天纷飞。 这树林美丽、黝黑且深幽, 有约在身难以久留, 睡意已至未见旅途尽头, 睡意已至未见旅途尽头。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 华莱士·史蒂文斯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就读于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和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他从1904年至1916年在纽约市从事法律工作,适逢纽约艺术和诗歌创新最活跃的时期。1916年,他迁居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担任保险公司主管,并继续创作诗歌。他把个人生活和工作截然分开,以至保险公司的同事并不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终生致力于创立极其复杂的美学思想,这项努力体现于他的许多专著,如《风琴》(Harmonium,扩充版,1931)、《关于秩序的思考》(Ideas of Order,1935)和《世界的组成部分》(Parts of a World,1942)。他最著名的诗歌包括:《星期天早晨》(Sunday Morning)、《彼得·昆斯弹琴》(Peter Quince at the Clavier)、《冰淇淋皇帝》(The Emperor of Ice-Cream)、《观赏黑鹂鸟的十三种方式》(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和《西屿的秩序感》(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 史蒂文斯在诗歌中反复表达想象主题、美学形式的必要性以及有关艺术秩序与自然秩序相吻合的思想。他的词汇丰富多样,既能描绘植物茂盛的热带风景,又能勾勒枯燥、幽默、具有讽刺意味的图画。 史蒂文斯的诗或从通俗文化中取材,或嘲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还有一些诗则在知识和理性的云霄中腾飞。他以擅长丰富多彩的文字游戏著称:“不多时,在小手鼓般的声音中/出现了她的随从拜占庭人。” 史蒂文斯的作品充满了令人惊讶的深刻见解。有时他戏弄读者,如《十点钟的幻灭》(Disillusionment of Ten O'Clock,1931): 一座座鬼影幢幢的房子 只见一条条白色睡袍。 没有一件是绿色, 或紫色带绿圈, 或绿色带黄圈, 或黄色带蓝圈。 哪一件都不例外, 镶边的袜子 珠子腰带。 人们不会 梦见狒狒和长春花。 只是间或有一位老水手, 醉酒后穿着靴子酣睡, 在红色的天气里, 捕捉一只只老虎。 这首诗似乎抱怨缺乏想象力的生活(单调的白色睡袍),但实际上却在读者脑海中引发生动的联想。最后,一个喝得烂醉、显然不在乎体面的水手“捕捉老虎”——至少在他的梦中。这首诗表明人的想象力——即读者或这名水手的想象力——总能释放出创造力。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始终是一名执业儿科医生;他曾为2000多名婴儿接生,并在处方纸上创作诗歌。威廉斯是诗人埃兹拉·庞德和希尔达·杜利特尔的同学,他的早期诗歌反映了意象派的影响。他后来倡导使用口语;他对美式英语自然节奏的敏感促使美国诗歌摆脱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主宰英语诗的抑扬格。威廉斯对普通劳工阶层、儿童和现代城市中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他的诗浅显易懂且富有吸引力。《红色手推车》(The Red Wheelbarrow,1923)如荷兰的静物画一样,表现了日常物品的美和吸引力。 那么多东西 靠 一辆红色的 手推车 雨水淋得它 晶亮 在一群白鸡 近旁。 威廉斯的诗歌采用一种轻松自然的形式。在他手下,诗歌不是要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如史蒂文斯),或经过精雕细琢再现沃兹沃思的场景(如弗罗斯特)。他的诗旨在捕捉一个瞬间,如未摆好姿势的快照那样——这是他通过纽约斯蒂格里茨画廊(Stieglitz's)及类似场所从摄影家和艺术家那里汲取的概念。像摄影一样,他的诗往往暗示潜在的可能性或吸引力,如《年轻的家庭主妇》(The Young Housewife,1917): 上午十点,年轻的家庭主妇 身着宽松的衣装 在木板墙背后忙个不停——这是她丈夫的房子。 我独自驾车经过。 这时她又来到路边, 召唤卖冰人、鱼贩,羞涩地 站着,未束胸衣,掖了掖 散落的头发,我把她比作 一片落叶。 我的车轮悄然急驰 辗过一片片枯叶——碎裂声中 我点头致意,微笑着把她留在身后。 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客观主义”,以此说明具体视觉印象的重要性。他的作品往往捕捉即时产生的情感,影响了1950年代初期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像艾略特和庞德一样,威廉斯也曾尝试创作史诗,但是,艾略特和庞德的史诗运用文学典故,其对象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威廉斯则是为更广泛的读者群创作。虽然他曾在国外就读,但选择在美国居住。他的史诗《帕特森》(Paterson,5卷,1946-58)是自传体长诗,透过“帕特森医生”的眼睛观察并颂扬他的家乡新泽西州帕特森镇。威廉斯在这部作品中综合运用了抒情诗、散文、书信、自传、报纸报道和历史事实。诗歌中留有很多空白,反映了美国文学中“开放的道路”的主题,表达了一种新的憧憬,即甚至星期天在公园里野餐的穷人也会有希望。像惠特曼《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的人物一样,帕特森医生在劳工阶层中如鱼得水: —晚春 一个星期天下午! —沿着悬崖小径(计数:证据) 他自己与众人一道 —踏着同样的石块 攀缘而上,脚在岩石上打滑, 他们的狗紧随其后! 开怀大笑,互相呼喊—— 等等我! (第二卷,第一章,14-23) 两次大战期间 罗滨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1887-1962)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著名美国诗人,其中有来自西海岸的诗人、女诗人和黑人诗人。像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一样,罗滨逊·杰弗斯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描写西班牙牧场主和印第安人及其混合的传统,以及那令人无法忘怀的美景。杰弗斯熟读古典文学作品和弗洛伊德,他以险峻的海岸为布景重启希腊悲剧的主题。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泰马》(Tamar,1924)、《杂色牡马》(Roan Stallion,1925)、《悲剧之外的塔楼》(The Tower Beyond Tragedy,1924)和《美狄亚》(Medea,1946),最后这两部作品是分别根据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伽门农》(Agamemnon)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美狄亚》改编。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即人们熟知的e.e.卡明斯——的诗歌幽默、文雅、歌颂爱情和性爱,富有创意和吸引力,并对标点符号和页面视觉进行创新试验。作为一名油画家,他是第一位认识到诗歌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而非口头艺术的美国诗人;他的诗采用极不寻常的间距和缩格,并完全不用大写字母。 如威廉斯一样,卡明斯采用口语、鲜明的意象和来自通俗文化中的词汇,并且在格式上大胆创新。他的诗《刚至——》(in Just --,1920)让读者自己去填补未表达出来的意思: 刚至—— 春天 到处是 泥泞卖气球的 跛脚小个子 吹着口哨 哨 音 远 扬 伊迪和比尔跑来 刚才在玩打弹子和 抓海盗 春天 来了…… 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1899-1932) 哈特·克莱恩是一位遭受折磨的年轻诗人,在33岁时跳海自杀。他留下极其出色的诗歌,包括史诗《桥》(The Bridge,1930)。克莱恩在这部雄心勃勃的诗中努力审视和颂扬美国文化。他的绚丽、热烈的风格在短诗中效果最佳,例如《航程》 (Voyages,1923, 1926)和《在梅尔维尔墓前》(At Melville's Tomb,1926),后一首诗的结尾对克莱恩来说是最恰当的墓志铭: 哀歌无法唤醒水手, 只有大海保存这奇异的影子。 玛利安·穆尔(Marianne Moore,1887-1972) 玛利安·穆尔曾经写道,诗是“想象中的花园,其中有真正的蟾蜍”。她的诗是谈话式的,但音节韵律却复杂微妙,并采用极其准确的描述和历史及科学事实。她是“诗人的诗人”,对她的年轻朋友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等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影响。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 19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Harlem Renaissance)中涌现出许多富有才华的诗人,包括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等,与之齐名的另一位诗人是兰斯顿·休斯。休斯推崇非裔美国爵士乐节奏,是第一位试图靠写作谋生的黑人作家。休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融合了蓝调、灵歌、口语和民俗。 作为一位富有影响力的文化组织者,休斯出版了许多黑人作品集并在洛杉矶、芝加哥及纽约创立剧团。他还从事富有感染力的新闻写作,创造了“老实人杰西”(Jesse B. Semple)这个人物。他最受欢迎的诗歌之一是《黑人言河》(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s,1921, 1925),以宏大的史诗来赞颂他的非洲以及普世传统,旨在说明非洲文化像世界上的大江大河一样亘古永存,日益深沉: 我早已与河流相识: 熟知那些像世界一样古老 比流淌在人类血管中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 我的灵魂已变得与河流一般深沉 我在幼发拉底河洗浴,黎明依然年轻。 我在刚果河畔搭起棚屋,流水把我带入梦乡。 我凝视尼罗河,让金字塔高耸河上。 我听见密西西比河在歌唱,亚伯拉罕·林肯 顺流直下新奥尔良,我看到它浑浊的胸膛 在落日下泛起金色光芒 我早已与河流相识 古老、朦胧的河流。 我的灵魂已变得似河流一般深沉。 美国现实主义小说:1914-1945 虽然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小说尝试以不同的视角和形式来创作,但整体来说,美国作家的创作与欧洲作家相比更趋于现实主义。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以朴素洗练的风格描写战争、狩猎和其他男性嗜好的活动;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始终以气候炎热、尘土飞扬的密西西比州为背景,写出了跨越几代人和不同文化的威力巨大的南方小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则以讽刺性和明晰的笔触勾画出中产阶层的生活。 直面现实成为1920年代和193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一个主题:小说家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等人反复描写了那些生活在不切实际的梦幻中的人悲剧临头的现实。 司格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 弗朗西斯·司格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的一生好像童话一般。他在一次大战期间加入美军,在他驻扎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附近爱上了一位富有而美丽的姑娘泽尔达·塞尔(Zelda Sayre)。泽尔达因菲茨杰拉德相对比较贫穷而解除了他们的婚约。菲茨杰拉德在战争结束后退伍,前往纽约追求文学梦,以期发财致富,最终迎娶泽尔达。 他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成为畅销书,他因此在24岁时得以与泽尔达结婚。两人均抵御不了功名带来的压力,且挥霍无度。1924年,他们迁居法国,以期开始节俭的生活,七年后返美。泽尔达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菲茨杰拉德本人则成为酒鬼,英年早世,死时正在创作电影剧本。 菲茨杰拉德在美国文学上的稳固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而确立的。这是一部讲述靠自我奋斗去实现美国梦的结构简洁的小说,反映了作者横溢的才华。小说主人公、神秘的盖茨比(Jay Gatsby)获得成功,却为之付出毁灭性代价,牺牲了自己的追求和爱情。菲茨杰拉德的其他优秀作品有:《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1934),写一名青年精神科医生,他因与一名精神不正常的女人结婚而遭受厄运;短篇小说集《年轻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1920)、《爵士乐时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 Age ,1922)和《所有悲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1926)。与其他作家相比,菲茨杰拉德更生动地描述了1920年代挥金如土的浮华而绝望的生活;《人间天堂》被誉为美国现代青年之声。他的第二部小说《漂亮冤家》(The Beautiful and the Damned,1922)继续探索那个时代的奢侈生活所造成的自我毁灭的后果。 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风格华丽,特别适合他所描写的令人迷醉的主题。《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个著名段落对光阴流逝进行了绝妙的概括:“夏日的夜晚,邻居的宅院里每每传来音乐声。在他的蓝色花园里,男人和年轻女子来来往往,像飞蛾一样在窃窃私语和杯光酌影间穿梭。”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 很少有作家生活得像欧内斯特·海明威那样丰富多彩,其职业生涯有如来自他的冒险小说。如菲茨杰拉德、德莱塞和20世纪的许多其他优秀作家一样,海明威来自美国中西部。在伊利诺伊州出生的海明威童年时期常去密歇根州度假,在那里打猎捕鱼。在一次大战期间,他志愿参加法国的紧急救护队,但因受伤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战后他作为战地记者常驻巴黎,在那里结识了侨居海外的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庞德、菲茨杰拉德和斯坦因。斯坦因对他简洁的写作风格影响尤深。 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1926)使他声名大振后,他分别对西班牙内战、二次世界大战和194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战争进行报道。一次在非洲狩猎旅行期间,他因小飞机出事而受重伤,但仍然继续从事他喜爱的狩猎和捕鱼活动。这些活动促使他创作了一些最优秀的作品。《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52)是一部极富诗意的中篇小说,获1952年度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讲述一位贫困的老渔民捕住一条大鱼后与鲨鱼勇敢搏斗的故事;他在次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来,海明威因家境不顺、疾病缠身和认为自己在写作上已江郎才尽而丧失了信心,于1961年开枪自杀。 可以说,海明威是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他的同情心与政治无关,而是出于人文关怀,在此意义上,他的作品具有普世性。他的小说往往以异国风情为背景,风格简朴,通俗易懂。海明威是一位“经验至上”的作家,为了表现人物的内在本质经常将他们置于危险的环境之中。在他的晚期作品中,他通过人物面对的危险来展现他们的男性气概。 像菲茨杰拉德一样,海明威也成为同代人的代言人。但是,在一次大战中远离沙场的菲茨杰拉德描写的是具有毁灭性的奢华生活,海明威描写的则是战争、死亡和愤世嫉俗的战争幸存者——“迷惘的一代”。他的人物不是梦想者,而是硬汉斗牛士、士兵和运动员。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也是饱受创伤和深感幻灭。 海明威的作品极为洗练,无多余的字句。他往往采用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在《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中,经历难产的女主人公在死前说道:“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这只不过是一个鬼把戏。”海明威曾将自己的作品比喻为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海面的只有八分之一,八分之七是在海面以下。” 海明威对对话的卓越领悟力和精确的描写见于他的优秀短篇小说中,如《乞力马扎罗山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事实上,文学批评家一般认为,他的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并驾齐驱,甚至更出色。他的最佳小说包括:《太阳照样升起》,写的是一次大战后生活在海外的美国人失去理想、意志消沉的生活;《永别了,武器》,讲述一位美国军人和一位英国护士在战争期间的恋爱悲剧;《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0)以西班牙战争为背景;以及《老人与海》。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 威廉·哈里森·福克纳出生于一个南方世家,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镇(Oxford)长大并在那里度过大半生时光。福克纳虚构了他在许多小说中提到的约克纳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 County)以及跨越几代人的家族世系关系。以杰弗逊市为郡首府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基本上以密西西比州牛津镇及周边地区为蓝本。福克纳再现了这块土地的历史和在此生活的不同种族——印第安人、黑人、白人和各类混血人种。福克纳是一位创新作家,他在叙事的时间顺序方面有独具匠心的创造,并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声音(包括被社会放逐的人、孩子和文盲)以及丰富而高难度的巴罗克风格——它由长句组成,长句中又套插了繁复的附属成分。 福克纳最优秀的小说包括《喧嚣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和《在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1930),两部尝试采用不同视角和人物叙述的现代小说,探索遭受失去亲人之痛的南方家庭;《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1932)描述一位白人妇女与一位黑人男子之间复杂的、受到暴力困扰的关系;《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 1936)也许是他最优秀的小说,写的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庄园主发迹后因种族偏见和缺乏爱的能力而沉沦的悲剧。 这些小说大都通过不同的人物来分别讲述故事的各个部分,说明故事的意义既寓于故事的内容,又取决于故事的讲述方式。对不同叙事视角的采用使福克纳与海明威或菲茨杰拉德相比更具“自反性”(即“自我参照”,reflexive);每一部小说反照自身,并同时展开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构成福克纳作品主题的是美国南部的传统、家庭、社区、土地、历史与过去、种族,以及雄心与爱情。他还创作了三部以一个堕落的家族(史諾普斯家族)发迹为主线的小说:《村子》(The Hamlet,1940)、《镇子》(The Town,1957)和《宅子》(The Mansion,1959)。 社会意识小说 自1890年代起,一股社会抗议的潜流贯穿美国文学,并在斯蒂芬·克莱恩和西奥多·德莱塞的自然主义作品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家所发出的明晰信息中得到突出表现。后来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包括辛克莱·刘易斯、约翰·斯坦贝克、约翰·多斯·帕索斯、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戏剧家克利福德·奥德兹(Clifford Odets)。他们因对普通公民福祉的关心和以不同群体为描写对象而被与1930年代联系在一起。例如,辛克莱·刘易斯的主人公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医生或商人巴比特(Babbitt)反映了从事具体职业的人;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写家庭;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U.S.A. trilogy)通过11位主要人物勾勒出城市众生相。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 哈里·辛克莱·刘易斯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索克森特(Sauk Centre),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曾一度离开学校到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Sinclair)资助创办的社会主义居民试验区(Helicon Home Colony)工作。刘易斯的《大街》(Main Street,1920)讽刺了明尼苏达黄鼠草原镇(Gopher Prairie)单调、虚伪的小镇生活。他对美国生活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对美国社会中的物质主义、偏狭和虚伪的鞭笞为他在国内外赢得声望。1926年,他因《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1925)一书获普利策奖,但他拒绝受奖。该小说描写一位医生在医学界贪婪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兢兢业业、维护职业操守的努力。1930年,刘易斯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 刘易斯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巴比特》(Babbitt,1922)。乔治·巴比特是一位在美国一个普通城镇泽尼斯(Zenith)生活和经商的普通人。巴比特有道德,并富有创业精神,把商务当作追求现代生活的新的科学方式。他后来变得焦躁不安,与一名波西米亚女人私通,借此寻求生活的充实,但幻想破灭,回到妻子身边,与命运妥协。“巴比特”一词因此被引进美国人的日常词汇中,意指中产阶层的狭隘、自满和庸俗。《埃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1927)揭露美国的复古主义宗教,《卡斯·廷伯莱恩》(Cass Timberlane,1945)则剖析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官与年轻妻子的婚姻中出现的紧张关系。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 如辛克莱·刘易斯一样,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前期是一名左翼激进分子,随年龄的增长而转向右翼。多斯·帕索斯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说进行现实主义的创作。他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中实现了科学客观主义和几乎是纪实的效果。多斯·帕索斯在他的杰作美国三部曲《北纬四十二度》(The 42nd Parallel,1930)、《一九一九年》(1919,1932)和《赚大钱》(The Big Money,1936)中开创了实验拼贴手法。这几部卷帙浩繁的作品涵盖美国从1900年至1930年的社会史,通过人物的生活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道德腐败。 多斯·帕索斯新颖的创作手法包括取自当时新闻标题、流行歌曲和广告的“新闻片断”以及 “人物小传”,后者描述美国重要人物的生活,如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劳工组织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电影明星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金融家摩根(J.P. Morgan)和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等。新闻片断和人物传记赋予多斯·帕索斯的小说以文献价值;他的第三种创作手法,即“摄影机镜头”,以意识流散文诗构成,表达对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的主观反应。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 像辛克莱·刘易斯一样,约翰·斯坦贝克今天在国外的声誉胜过国内,主要原因是他在196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就这两位美国自由派作家而言,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侧重于其作品对社会的批判。 斯坦贝克是加利福尼亚人,他的作品大多以旧金山附近的萨利纳斯谷(Salinas Valley)为场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荣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描写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贫穷家庭的艰苦挣扎——在大萧条时期失去农场而前往加利福尼亚寻找生计。他们受到富裕的土地所有人的压迫,像奴隶一样劳作。其他以加州为背景的作品包括《托蒂亚平地》(Tortilla Flat,1935)、《鼠与人》(Of Mice and Men,1937)、《罐头厂街》(Cannery Row,1945)和《伊甸园以东》(East of Eden,1952)。 斯坦贝克将现实主义与崇尚原始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命运与土地紧密相联的贫苦农民身上发现美德。他的小说表现这些人的无助,干旱可能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来临时他们又首当其冲。 哈莱姆文艺复兴 在繁荣兴盛的1920年代,位于纽约上城的哈莱姆黑人社区因迸发出巨大的激情和创造力而光芒四射。其黑人爵士乐如风暴般席卷全美。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与另外一些爵士乐歌手和作曲家成为全美和海外歌迷喜爱的明星。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和其他蓝调歌星以炽烈的感情演唱坦率、感性、带有讥讽的民歌。黑人灵歌受到广泛赞赏,被视为一种美妙独特的宗教音乐。黑人女演员艾塞尔·沃特斯(Ethel Waters)的舞台表演令人倾倒,黑人舞蹈和美术与其音乐和戏剧一样蓬勃发展。 哈莱姆人才辈出,视角各异。卡尔·凡·维克腾(Carl Van Vechten)在192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中以充满同情的笔触展示了美国黑人在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苦乐参半的多重生活。 诗人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1903-1946)生长于哈莱姆区,曾与杜波伊斯(W.E.B. Du Bois)的女儿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他以被主流社会接受的形式创作出精美的韵律诗,并受到白人读者的推崇。他认为,诗人不应让种族来决定诗歌的主题和风格。但是,另一批美国黑人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拒绝认同美国,支持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倡导的“返回非洲”运动。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位文学家是基恩·图默(Jean Toomer)。 基恩·图默(Jean Toomer,1894-1967) 像卡伦一样,美国黑人小说家和诗人基恩·图默憧憬一种超越种族的对美国的认同。也许出于这一原因,他在诗歌创作中不寻求采用新的黑人诗歌形式,而是出色地运用押韵和格律等传统技巧。然而,他的主要作品 《甘蔗》(Cane,1923)却是雄心勃勃的创新之作。如威廉斯的《帕特森》那样,《甘蔗》综合了诗歌、散文小品、故事和自传注记等手法。这部作品描述了一位一度在南方担任教师的美国黑人在佐治亚州乡下、华盛顿特区和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黑人社区内外努力寻找自我的过程。在《甘蔗》中,图默描绘的佐治亚洲乡村的黑人是天生的艺术家 : 他们的歌声飞扬……松树作吉他, 拨动琴弦,松针如雨点般沙沙落下…… 他们的歌声飞扬……甘蔗合声高唱 佳音扶摇直上,在那星空下…… (第1章, 21-24节) 《甘蔗》还描述了首都华盛顿的黑人生活,其紧张的节奏与上文描绘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 钱烧衣袋,衣袋疼痛难挨, 酒贩子浑身锦缎, 凯迪拉克疾驰而过,像膨胀的气球, 沿电车轨道呼啸而去。(第2章,1-4节)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 理查德·赖特出生于密西西比州一个佃农家庭,五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尽管只受过不足九年的教育,赖特却是第一位面向一般读者的黑人小说家。在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自传《黑小子》(Black Boy,1945)中,赖特记述了艰苦的童年生活。他曾回忆说,种族主义给他带来的匮乏感如此强烈,他只是借助于读书才活了下来。 舍伍德·安德森、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的社会批评与现实主义对赖特特别有启发。他于1930年代加入共产党;1940年代,他迁居法国,在那里结识了格楚德·斯坦因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成为反共产主义者。他直言不讳的作品为后来的黑人小说家开辟了道路。 赖特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汤姆叔叔的孩子》(Uncle Tom's Children,1938)和令人震撼、毫不留情的长篇小说《土生土长》(Native Son,1940)。后者讲述未受过教育的黑人青年比格·托马斯(Bigger Thomas)错误地杀死他的白人雇主的女儿,然后残忍地烧毁尸体,因为担心他的黑人女友会出卖他,又将女友杀死。虽然一些美国黑人批评赖特把一个黑人主人公描写成杀人犯,但是他的小说触及了种族不平等这一富有争议的主题,开启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903-1960) 佐拉·尼尔·赫斯顿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小镇伊顿维尔(Eatonville),被认为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一朵奇葩。赫斯顿16岁时随一个巡回剧团到达纽约。她是一名极具天赋、善于牢牢抓住听众的讲故事高手,后来就学于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师从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z),学会了从科学角度看待种族问题。赫斯顿听从博厄斯的建议,到她在佛罗里达的家乡收集民间传说。著名民俗学家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称她的《骡子与男人》(Mules and Men,1935)是“民间故事领域最吸引人、最地道和写得最巧妙的书”。 赫斯顿也曾在海地生活过,在那里学习巫术和收集加勒比地区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收录于《告诉我的马》(Tell My Horse,1938)。她对英语口语的天然驾驭能力使她成为马克·吐温开启的伟大传统的继承人之一。她的文字色彩缤纷,作品中充满美国黑人口头文学中的喜剧或悲剧故事。 赫斯顿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家。她最重要的作品《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以动人、清新的笔调描绘一个美丽的黑白混血女人经历三次婚姻走向成熟和重新找到幸福的过程。小说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在南部乡村劳作耕耘的生活。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赫斯顿以其自传《路上的尘迹》(Dust Tracks on a Road,1942)等作品启迪影响了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当代作家。 文学潮流:“逃亡者”(the Fugitives)和新批评 从南北战争时期到二十世纪,美国南方一直是政治和经济落后的地区,充斥着种族主义和迷信,但是,同时它又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以及强烈的自豪感和传统意识。有人说它是一片偏狭与无知的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不公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区域文学运动是“逃亡者运动”,其领导人为诗人/批评家/神学家约翰·克罗·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和小说家/诗人/散文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 这个南方文学流派拒绝接受他们认为腐蚀了美国的“北方”价值观,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价值观。“逃亡者”呼吁回归土地和南方的传统。这个运动的名字取自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于1922年至1925年出版的文学杂志《逃亡者》(The Fugitive)。兰塞姆、泰特和沃伦都均与这个杂志有关。 这三位重要的“逃亡者”作家也与新批评(New Criticism)有关。新批评指通过对作品的认真研读和对形式(如意象、比喻、韵律、声音和象征等)及其含义的关注来理解作品。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方文艺复兴的首要理论家,兰塞姆出版了一部有关此方法的专著,名为《新批评》(1941),主张摈弃基于历史和传记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而侧重于作品本身。新批评成为1940年代和19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学批评方法,因为它非常适合艾略特这样的现代派作家并能够吸取弗洛伊德的理论(特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id, ego, and superego) )等结构类别)和借用神话模式(mythic patterns)的方法。 二十世纪的美国戏剧 美国戏剧一直模仿英国和欧洲戏剧,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在集中演出的季节,美国剧院主要上演英国的剧作和从欧洲语言翻译过来的剧作。由于版权法不完善,未能保护和鼓励美国的剧作家,难以出现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剧作。“明星体制”也助长了这种趋势。明星效应导致演员备受推崇,剧本却很少受到关注。美国人争相观看在美国剧场巡回演出的欧洲演员。此外,进口戏剧像进口的葡萄酒一样,享受比本土产品更高的地位。 在十九世纪,表现模范民主人物和善与恶鲜明对比的情节剧一直很受欢迎。反映奴隶制等社会问题的剧作也能够吸引大批观众,有时这些剧本是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之类的小说改编。直到二十世纪,严肃的戏剧才开始尝试审美创新。但是,大众文化有了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在歌舞杂耍方面(即通俗的杂耍戏剧,包括滑稽小品、小丑表演和音乐等)。以美国黑人音乐和习俗为基础的滑稽说唱表演——由白人演员扮演黑人角色——也发展了独特的形式和内容。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融汇了独具创意的技巧、全新的视野和深厚的情感。他的早期剧本关注劳动人民与穷人,后来的作品则探索主观领域,如难以自拔的精神状态和性爱,反映了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解读和他为重塑与死去的父母和兄弟的关系而作出的痛苦努力。他的剧本《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1924)再现了一个家庭中秘而不宣的激情;《伟大之神布朗》(The Great God Brown,1926)展露一个富有商人的无意识状态;《奇妙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1928,获普利策奖)描写一个女人纠结的爱情。这些具有震撼力的作品通过原始的情感或在巨大压力下的迷茫揭示出不同的人物性格。 奥尼尔模仿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三部曲创作了《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继续探索弗洛伊德关于家庭中爱与支配欲形成的压力。他后来的作品包括公认的杰作《送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1946)和《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1956)。前者是对死亡主题的不加掩饰的阐释,后者则是一部令人震撼的自传剧,通过对一天的细致描述展现了一个家庭所经历的身体和精神摧残,这部作品是奥尼尔临终前正在创作的剧本之一。 奥尼尔赋予戏剧新的定义,他抛弃了传统上对幕与场的划分(《奇异的插曲》分九幕,《悲悼》的演出时间需九个小时);使用了亚洲和古希腊戏剧中的面具;引入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独白和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通过音响和灯光生成特殊效果。他被普遍公认为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并荣获193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美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剧作家。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 桑顿·怀尔德以其剧作《小城风光》(Our Town,1938)和《九死一生》(The Skin of Our Teeth,1942)以及小说《圣路易斯雷伊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1927)知名。 《小城风光》表现积极向上的美国价值观。它具有所有多愁善感和怀旧的特征——典型的传统乡村小镇、善良的父母和调皮的儿童、年轻恋人等。但是,幽灵、来自观众席的插话、大胆的时间变换等创新手法赋予这部戏剧很强的吸引力。实际上,这是一部关于生与死的剧,其中至少在短暂的时间内死者复生。 克利福德·奥德兹(Clifford Odets,1906-1963) 社会戏剧大师克利福德·奥德兹来自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他在纽约长大,成为哈罗德·克勒曼(Harold Clurman)、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和谢里尔·克劳福德(Cheryl Crawford)担任导演的同仁剧团(Group Theater)最早的演员之一。该剧团坚持只上演美国本土戏剧的原则。 奥德兹最著名的戏剧是实验性独幕剧《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1935),热烈倡导劳工组织工会。他的怀旧家庭剧《醒来歌唱!》(His Awake and Sing! )成为又一部流行的成功之作。接下来的《金童》(Golden Boy)讲述一位身为意大利移民的青年小提琴手因受金钱诱惑从事拳击运动,双手受伤,毁掉了自己的音乐前途。像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一样,这出剧对过度的野心和拜金主义是一记警钟。 作者简介:凯瑟琳·文斯潘克仁,坦帕大学(University of Tampa) 英文教授,经常赴海外各地讲授美国文学,富布赖特计划赞助的美国文学国际学者夏季学院前院长。作品有诗歌和学术著作等。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publication/2011/06/20110613175525x0.5662043.html#ixzz3Ymugsw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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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04-30 18:4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