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对音乐存在的追问

（题目自拟，节选昆德拉《笑忘录》-天使们-17&18）
下面是我五岁的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每一个音调都是一个小小的王宫。在里面发号施令的事国王（第一级），他配有两个侍从官（第五级第四级）。听从他们吩咐的有四个大臣，每个大臣都与国王和侍从官员们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此外，宫里还住着其他五个被称为半音的音符。他们在其他的音调里肯定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但在这里他们只是宾客。
因为十二个音符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有自己的位置、头衔和功能，所以我们听到的作品就不再是一大堆声音：它在我们面前演奏的事一个故事。有的时候，事件混成一团（比如在马勒的作品里，在巴托克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里更是如此），好几个王宫的王子都参与进来，一下子让我们听不出哪个音符是为哪个宫廷效力的，有的音符是不是伺候着好几个国王。然而，即便是这样，最天真的听众还是能大概猜出来讲的是什么。即便是最为复杂的音乐，它还是在讲同一种语言。
以上，是爸爸跟我说的，而下面是我讲的：一天，一个伟大人物注意到，音乐语言历经千年走向了穷途末路，总是没完没了地讲那些老掉牙的话题。通过一条革命法令，他废除了音符之间的等级，让他们一律平等，他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以防它们中间的哪一个在乐谱上出现的机会多于另一个，并进而窃取原有的封建特权。王宫被永远地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平等的十二音系基础之上的统一帝国。
音乐的声响也许比以前更有趣了。但是，千年以来，习惯了把音调听成王宫里的明争暗斗的人们，再听到一个音的时候很可能不理解它在说什么。十二音体系的帝国不久也就瓦解了。勋伯格之后，来了瓦雷兹，他不仅废除了音调，连音符（记录人声和乐器的音符）也废除了，代之以一些声音的精致组合，它可能是出色的，但已经开辟了某种其他东西的历史，建立在其他原则和其他语言基础之上的东西。
当米兰·许布尔在我布拉格的寓所里发挥他关于捷克民族有可能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消亡的思考时，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个想法或许是有根据的，但它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我们谈论的事不可设想的事情。人，即便他自身终有一死，却无法想象空间的终结，时间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一个民族的终结，他总是生活在无限的幻想之中。
被进步的思想所吸引的人不会意识到，所有的前进步伐都同时使末日离我们更近，并且那些快乐的口令诸如更远、向前等等让我们听到的是死神的淫荡声音，它诱使我们加速赶过去。
（倘若向前进一次的诱惑具有了普遍性，那是不是首先因为死神已然在很近的地方跟我们说话？）
在阿诺德·勋伯格建立他的十二音体系帝国的时代，音乐前所未有地丰富并沉醉于其自由之中。末日如此之近的想法不会触动任何人。毫无疲倦！毫无暮气！极力勋伯格的事青春勃发的大无畏精神。由于选择了向前进的惟一道路，他心中充满着理直气壮的骄傲。音乐的历史就在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中终结了。
如果音乐的历史真的结束了，那么音乐还剩下什么呢？静音吗？
算了吧！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音乐，比它辉煌的时代要多出数十倍、数百倍的音乐。它从挂在房屋上的扩音器里传出，从在住房和饭店里的可怕的印象装置里传出，也从人们上街拿在手里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
勋伯格死了，埃林顿死了，但吉他却永在。一成不变的和声，庸俗平常的曲调，以及既刺耳又单独的节奏，这就是音乐所留下来的，这就是音乐的永恒。凭这些简单的音符组合，世界便可以博爱，因为是存在本身在这些音符的组合中兴高采烈地呼喊我在这儿。没有比与存在的简单融合更喧闹、更一致的融合了。伴着这些音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拉起手来，捷克人和俄国人亲如一家。一个个身体随着音符的节奏在跳动，为意识到自己存在而陶醉。正因为如此，贝多芬的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经历过在吉他上千篇一律的反复敲打所煽起的巨大的集体狂热。
在爸爸去世前的一年左右，我和他围绕着一个建筑群做例行散步，歌曲从四面八方传来。人们越是悲伤，扬声器就越是为他们演奏。它们请被占领国家忘记掉苦难的历史，投入到生活的欢乐之中。爸爸停下来，他抬头看着那传来噪音的设备，我觉得他有要紧的话想对我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集中注意力，用来表达他的思想，然后他缓缓地、吃力地说：“音乐的愚蠢。”
他这么说是想表达什么呢？他要侮辱他终身热爱的音乐吗？不，我认为他想对我说的是，存在着一种音乐的原始状态，一种早于它的历史的状态，早于它的第一次追问、第一次思考、第一次有动机有主题的组合的状态。音乐的这一初始状态（即没有思想的音乐），反映着与人类共生的愚蠢。为了将音乐从这原始的愚蠢中提升起来，人们在精神和心灵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画出了跨越几个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道壮丽的曲线，它在运行到最高点的时候熄落下来，宛如一道焰火。
音乐的历史没有完结，而吉他的痴傻却是永恒的。今天，音乐回到了它的原始状态。现在它所处的是最后一次追问、最后一次思考之后的状态，是历史终结之后的状态。
一九七二年，当捷克流行音乐歌手卡莱尔·克劳斯去国外以后，胡萨克害怕了。他马上（一九七二年八月）就往法兰克福给他写了一封私信，下面我完整引用其中的一段：“亲爱的卡莱尔，我们不怨您。回来吧，我求您，我们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我们会帮助您，您会帮助我们......”
就稍稍反思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吧：胡萨克连眼睛都没眨就放走了医生、学者、天文学家、运动员、导演、摄影师、工人、工程师、建筑师、历史学家、记着、作家、画家，任他们移居国外，但是他不能接受卡莱尔·克劳斯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卡莱尔·克劳斯代表着没有记忆的音乐，在这一音乐中永远地埋葬了贝多芬和埃林顿的尸骨，帕莱斯特里纳和勋伯格的骨灰。
遗忘的总统和音乐的痴傻儿恰好结成一对。他们为同一部作品工作着。“我们会帮助您，您会帮助我们。”他们彼此不能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