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诗学:南社唐宋诗之争的背后

非文学 创作
张春田 发表于:
《读书》,2013年
政治与诗学:南社唐宋诗之争的背后 张春田 1917年开始,南社内部发生了一场围绕唐宋诗的争辩,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人事冲突和分裂。这对于本来已经日渐黯淡的南社是一个巨大打击。这一场争论看起来是诗歌趣味之争,很容易让人从文人相轻和社团内部的运作机制的角度去解释。但事实上,这种争论和冲突的出现,牵连到更为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问题。没有理论的想象力,就很难穿透和把握这场事件背后的历史根源和动力。 谈到“政治无意识”,当然是借用自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他在那本著名的《政治无意识》中,大胆地提出政治视角构成了“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肯定政治无意识就是主张我们从事的这样一种最终的分析,并探索为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文化制品祛伪的众多途径。”(页8,11)。在他看来,与其把无意识像佛洛伊德那样处理为去历史化的家庭叙事,不如将之带回到永不停息的历史矛盾和运动之中,面对真实的社会条件。 “政治无意识”的概念强调的是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对历史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的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页26)。詹姆逊对“政治无意识”的使用并不统一。在有些地方,它被说成一种压制或扭曲的力量,历史的文本化迎合了意识形态;在另一些地方,它又被说成是一种积极的文本力量,提供了通往被埋藏入地下的“真实”的途径。但无论如何,“政治无意识”的范畴提供了一个跨越主体与历史-政治之间的意识形态界限,在社会与欲望,政治和美学之间往返的可能性。借用这个范畴来讨论南社人的唐宋诗争论,无疑,我们必须同时采用詹姆逊所孜孜以求的“永远历史化”的方式,重新面对那一事件的不同层次。 如果说,唐宋诗起源于在诗歌趣味上的不同选择,那么这种差异显然不是始自1917年。早在1904年,高旭就批评诗坛风气为“巫风”:“鸦鸣蝉噪尽名家,鼓吹巫风兴未涯。小雅日微夷狄横,几人诗思了无邪。”(《甲辰年之新感情》,《警钟日报》,1904年7月16日)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是“同光体”、“西昆体”,对宋诗的学习和模仿成为诗坛主流。但在高旭眼里,这些不过是“鸦鸣蝉噪”,失去了对“雅”的传统的意识,中止了与世界的开放性关系。 1909年宁调元为南社作《南社诗序》时,他就明确地表明自己不喜宋诗的诗歌趣味: 余选古近诗,至宋明尝略而弗录。其持论曰:诗运降戾,爰兹历年几千,代有迁移。温厚以则,宋以前也;纤丽以淫,唐以后也。且五言际宋梁,犹七律之际晚唐,衰递以渐。学汉魏不能,或犹类唐;学宋明不能,将蔑所似也。(《民吁报》,1909年10月29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南社即将成立之际为南社计划编辑的诗选所作的序,发表在报刊上,带有某种宗旨说明的意味。再加上这一时期宁调元和高旭之间多次通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宁的这一番话代表了发起南社的中坚力量的共同看法。 1909年11月柳亚子与陈去病在苏州多次讨论诗歌,两人都推尊“唐风”,与“时流”的看法不同。柳亚子在道别的诗中写道:“匆匆半月昌亭住,与汝评量诗派来。一代典型嗟已尽,百年坛坫为谁开?横流解悟苏黄罪,大雅应推陈夏才。珍重分襟无别语,加餐先覆掌中杯。”(《时流论诗多鹜两宋,巢南独尊唐风,与余相合,写诗一章,即用留别,并申止酒之劝,时余亦将归黎里矣》,《光华日报》1911年3月29日。元好问曾批评苏黄流弊:“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柳亚子用到这个典故。)可见他们都不认同“时流”推重苏、黄代表的宋诗传统,而且起意要为百年坛坫开出新的局面。1911年柳亚子又在《胡寄尘诗序》中,更详细地说明当代诗道之弊的根源。他说: 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未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而黄茅白苇之诗派遂遍天下矣。 在柳亚子看来,标榜宋诗,不过是晚清一些在政治上失意的旧官僚(他们在清亡后又大多成为“遗老”)获取文化资本的一种途径。而那些支持同光体的清朝官员本身就丧失了宋人的精神气节: 而今之称诗坛渠率者,日暮途穷,东山再出,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不知于宋贤位置中当居何等也。……就而视之,外吏则道府,京秩则部曹,多材多艺,炳炳麟麟,而韦布之士独阒然无闻焉。呜呼,此与职官表,缙绅录何异,而诗话云乎哉!昔吕崇德有言:“今日之文字,坏不在文字,其坏在人心风俗。”夫人心风俗既坏,即工诗何益,而况其背谬嚣妄如畏庐所言耶? 柳亚子没有把宋诗热的问题局限在单纯的审美领域,而是从人心风俗的角度予以透视。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南社在诗歌上的追求解释为“振唐音以斥伧楚”,就是要把审美理想与批评和改造社会的文化重建结合起来,希望诗歌也能有助于,而不是败坏了,对共和国民的质量培育。 1912年柳亚子给高旭写信,再次批评陈三立、郑孝胥的诗,“刻意求艰深,病在一涩字”。指出同光体的“刻意”,这种批评很有针对性。柳亚子还提出:“大底诗词之道贵一真,然而今人喜以伪体乱之,此弟之所见所由与时贤大异也。”(《与高天梅书》,《太平洋报》,1912年4月10日)他以“真”作为诗词之道,显然看重的是诗歌面对对社会生活的开放和介入的姿态。 南社中排斥同光体的,当然不只柳亚子一个。比如,吴沛霖就曾批评同光体诗人,“以好尚宋诗为得意,以剽窃一家为能事”,认为他们此举终结了古代优良的诗歌传统:“凡古所谓诗以言志,及读其诗而可想见其为人者,至是已大不可问矣。”(《与姚石子书》)但对于同光体诗人,南社中确实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比如,姚鹓雏就持续地表现出对同光体的好感。1912年发表《论诗绝句二十首》,其中称郑孝胥:“海内宫商有正声,海内谁为拜诗盟”,称陈宝琛:“螺洲高隐文章伯,八俊风流硕果存”,称陈三立“地下抚宁应张目,剩将大句作雄奇”。此外还称赞了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58-1920)(《太平洋报》,1912年4月24日)。在《跋周实丹烈士遗集》中,又盛赞郑孝胥、陈三立所代表的同光体与樊增祥、易顺鼎所代表的中晚唐派,说“平生所见,要是二宗,至为正眼”。1916年1月,姚鹓雏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诗话,继续称赞同光体诗人“皆不失为一代作者”(《赭玉尺楼诗话》,《民国日报》1916年1月26日)。12月又借批评吴虞,兼涉柳亚子:“又陵诗宗中晚唐,论诗不主西江,尤诋今之为宋诗者,颇与亚子同调,而与余意微相左。”(《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9日) 姚所称赞的这些人,在民国建立以后大多成为遗老,政治和文化心理上均视民国为敌国。这种态度自然加剧了柳亚子的嫌恶。而这个阶段,正好是柳亚子在政治和社团上感到双重不如意的时刻。就政治而言,很多南社人期待的北伐梦破灭,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让他们感觉到民国共和政治理想的破灭。而在南社内部,1912年第七次雅集上,也发生了三头制改为一头制的风波,随后柳亚子更声明退社。在双重刺激下,柳亚子对于南社内一部分社员和遗老们相互唱和吹捧宋诗,自然格外感到气愤,想对这种“逆流”予以回击,他心中一定认为,这也是对民国和共和精神的一种捍卫。1914年柳亚子作《论诗六绝句》,似乎是直接针对姚鹓雏的《论诗绝句二十首》。在其中,他激烈地批评郑孝胥、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等人:“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对闽派不置一词,却称赞宗唐的“闽海诗豪林述庵”以及他的儿子、南社诗人林之夏。同一年,柳亚子再次从政治立场和人心风俗上,激烈批评同光体诗人,希望南社人能够重新建立起有别于“屑屑于文字之末”的诗歌美学标准。他说:“亦尝见夫世之称诗者矣,少习胡风,长污伪命,出处不臧,大本先拨。及夫沧桑更迭,陵谷改观,遂腼然以夏肄殷顽自命,发为歌咏,不胜觚棱京阙之思。……谦耻灭而仁义亡。文人无行,宁让沈约、王伟独有千古哉。”(《习静斋诗话序》) 可见,柳亚子如此在意“别裁伪体”,主要原因还是对文人无行的政治性格的厌恶。这体现了他对于文化政治的高度敏感。换言之,与其说是柳亚子对宋诗本身深感厌恶,毋宁说他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于唐宋文化变革(transition)以及宋型文化在清末诗坛的兴盛这一现象作出了独特的思考。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强调宋代为 “中国近世之开始”。(《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通过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这一观点被建构为一个分析框架,成为京都学派中国史研究的基本看法。简单地说,就是认为唐和宋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标志着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型,宋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包弼德(Peter Bol)把关于唐宋转型的一系列论述概括为以下基本看法:“在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它以平民的兴起为标志。”“在经济史中,唐宋转型是以经济秩序的根本变化为标志的。政府对商业失去了控制。”“在文化史上,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宁译,《中国学术》第3辑,2000年,页70-80)而这些变化自然也促使宋代在审美文化上的转型。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说,诗分唐宋“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这提示我们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理解唐宋诗的不同。如果结合引述学界关于唐宋变革的既有论述,大概可以说,宋代很多诗人在一个近世开始的进程中,面对着某种知识、伦理、美学现代性的合理化分化,在如何对待“斯文”的价值传承和表达上,确实跟体现出了与唐诗的一种很大分别。化约一些说,宋诗体现出对于知识和文化的独立性的自觉意识(宋诗的“理趣”、“书卷味”也许正来源于此),在唐诗中并不突出,宋诗所受理学影响更为唐诗所无;而唐诗中诗人的主体形象和主体性的张扬显然在宋诗中也较为少见。 当然,比起这样大而化之的分殊,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到唐宋诗在晚清语境中作为文化资源的等级位置的形成。显然,相比较清初以来王士祯等推重盛唐的主流诗论,宋调特别为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等清流所提倡,在从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的诗坛上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而陈衍、郑孝胥等人因为科举、从游等缘故,也与宝廷、陈宝琛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不仅认同了以学问涵养为诗的风格,而且在政治态度上也自觉接续这些清流的谱系。他们在交游唱和中逐渐发展了近似的观点。陈衍和沈曾植、郑孝胥在武汉张之洞幕府中往来频繁,作为“同光体”核心论说的“三元说”,可以说是他们在交往中共同提出的。(参见陆胤:《“同光体”与晚清士人群体》,《国学研究》第2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303-350) “同光体”反对墨守盛唐,故“三元说”的重点,其实在于“元和”、“元佑”。如此,宋诗派除了是一个诗歌共同体,也是在人脉和认同上的政治和学术的共同体。他们坚持维护清朝的君臣纲常,同时也致力维护宋诗派在诗坛的主导位置。当“同光体”诗人们的政治理想先因为清流被排挤,后因为清朝的覆灭而归于失败,他们反而更加强了作为清遗民的身份意识,希望“退回”文学,在诗歌上极力标榜的遗民形象,强调个人趣味,营造一个让自己沉醉的小天地。所以,同光体的宗宋,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就是表面上主张以学术涵养诗歌,淡化诗歌对于现实的直接表现和介入,但实际上他们又想维护君主制的政治和文化伦理,体现出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与南社之呼唤革命显然全然不同。 所以,关键并不在于唐宋诗诗学本身的歧异,这种冲突实际上更多是关于文化传统的价值之争,是两种文化政治的冲突。当南社内部成员开始与同光体发生密切联系,柳亚子感到南社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他不能容忍。正如郑逸梅的论述: 至于造成内部纠纷,虽然是唐宋诗争端引起的,其中未免有些文人相轻,意气用事,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细细分析一下,那唐宋诗之争,是封建的旧思想和革命的新思想之争。当时崇尚宋诗的,大都推尊同光体,而同光体的诗人,什九是一班遗老。遗老满头脑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恰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斗意旨相矛盾。亚子反对遗老,进一步反对同光体,更进一步,并整个宋诗都在反对之列。实则反对宋诗,就是反对同光体的诗人,反对同光体的诗人,也就是反对一系列的封建陈腐的残余渣滓,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起的。(《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页36) 这里除了“阶级矛盾”的说法带有特定时期意识形态色彩以外,郑逸梅对亚子的政治无意识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时隔多年以后,柳亚子在《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中谈起反感同光体的原因,也涉及了政治道德的统一性问题: 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尊为现代宗师的却是陈散原、郑海藏二位先生,高自标榜,称为同光体,大有去天尺五之概。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亡友陈勒生烈士曾经说过,满清的亡国大夫,严格讲起来,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他们倘然具有才具,有学问,那末,满清也不至于亡国了。满清既亡,讲旧道德的话,他们便应该殉国;不然,便应该洗心革面,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他们却不然,既不能从黄忠浩、陆钟琦于地下,又偏要以遗老孤忠自命,这就觉得是进退失据了。(《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49-150) 再来看唐宋诗之争的具体过程。1917年6月社员闻宥(野鹤)发表诗话,嘲笑批评江西诗派的人“执蝘蜓以嘲龟龙”(《怬簃诗话》,《民国日报》1917年6月24日)这激起了柳亚子的愤怒。6月28-29日他发表了《质野鹤》,把“诗学”的衰落与“国事”的败坏联系在一起: 国事至清季而极坏,诗学亦至清季而极衰。郑、陈诸家,名为学宋,实则所谓同光派,盖亡国之音也。民国肇兴,正宜博综今古,创为堂皇矞丽之作,黄钟大吕,朗然有开国气象。何得比附妖孽,自陷于万劫不复耶!其罪当与提倡复辟者同科矣! 柳亚子并没有把诗学审美的问题单独抽空来对待,而是深刻意识到其与社会形势的密切关联。他所谓“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正是为了在一种并置中,将提倡宋诗的政治后果揭示出来。所以,他对于闻宥的反驳,也并不只是个人意见上的争执,而是文化政治的分歧。 闻宥和柳亚子之间经过几番往来论战,越吵越激烈。闻宥发表《答亚子》,坚持己见,表示“虽刃临吾颈,吾亦惟有如是而已”(《民国日报》,1917年7月3日)。一直对同光体有好感的姚锡钧也参与进来,声明“主唐奴宋我终疑”,又主张“奇节高文”应该分开来看(《论诗示野鹤并亚子》,《民国日报》,1917年7月6日)。而柳亚子又把闻宥的态度比拟为复辟的张勋、康有为:“仆以反对西江、陈、郑为良心,而野鹤以拥护西江、陈、郑为良心,亦犹之民国国民以戮力共和为良心,而张、康诸逆则以献身异族为良心。”指出两人在道德伦理上的根本对立。同时柳亚子再次结合历史和现实,以强调诗歌与气运的关系:“苏、黄盛而宋南,钟、谭兴行而明烬,此论不自今日始矣。陈、郑为亡国之音,不足以衰飒危苦四字尽之。……斯二人者(指陈三立、郑孝胥——引者注),所志不逾苞苴筐箧之私,所慕不过胡虏腥膻之俗。……习染既污,心志遂下,故诗亦沉沉有鬼气,无青天白日之想。”(《再质野鹤》《民国日报》,1917年7月6日-8日,17-21日)显然,新近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对于柳亚子刺激甚深(就在与闻宥论战期间,柳亚子写了《感事四首》,谴责张勋复辟),以致他把闻宥对于陈三立、郑孝胥这些遗老的支持,也看作是一种“鼓吹亡国之音”的“倒行逆施”行动,因此更加坚决地予以回击。 在这场唐宋诗之争中,陈去病站在柳亚子一边。他寄诗给柳亚子,前有长序: 明七子教人不读唐以后书,虽甚激切,然余颇谅其恳直焉。自后世拨西江之死灰而复燃之,又是唐音于以失坠。闽士晚出,其声益杀而厉,至于今,蜩螗沸羹,莫可救止,而国且不国矣。柳子安如独能挥斥异己,余甚壮之,因为诗三章以寄,庶几益自勖励而勿懈其初衷乎?(《寄安如》,《陈去病全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21) 陈去病也把唐音失坠与民国政治的挫折联系起来,称赞柳亚子对同光体的抵制,是坚持了他们当初定结南社的初衷。但在争论之中,与柳亚子曾有嫌隙的高旭,并未出一言。倒是其叔高燮在《致蔡寒琼书》中说:“天梅对于此事,亦能确知其谬,决不被其运动,固久主消极者。”(《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日)。从中可看到南社中坚之间也已有了相当的疏离。 7月9日南社人朱玺的加入,让论战进一步升级。他不仅为陈衍、郑孝胥、陈三立等辩护,更列举南社内部服膺宋诗的多位成员,以此刺激柳亚子:“今江南诗人,竞言南社,不知其中翘楚,亦多信服北宋者。……尤有侈言非宋者,犹同室操戈也。”(《平诗》,《民国日报》,1917年7月9日)柳亚子毫不退让,发表《论诗五首》响应姚锡钧,除了再斥同光体,也隐约批评作为松江人的姚锡钧放弃了陈子龙、夏完淳所代表的“云间”诗学传统:“太息云间诗派尽,湘真憔悴玉樊愁。”(《民国日报》,1917年7月10日) 如果说对于姚,柳亚子还比较客气,希望以理服人,那么其后发表的《斥朱鸳雏》,则直接斥其为“妄论”。在这篇长文中,柳亚子更清楚地表明,对于同光体的抵制,就是对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捍卫。他说: 若身为中华民国之人,而犹袭同光之体,日为之张目,岂以亡索虏之不足,复欲再亡我中华民国耶?……吾侪身为民国之民,何苦为彼亡国士大夫作辩护士耶?……亡国大夫之性情,与共和国民之性情,天然不同,今之鼓吹同光体者,乃欲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士大夫之性情,宁非荒谬绝伦耶!(《民国日报》,1917年7月27日) 柳亚子固然对“亡国士大夫”的性情不屑一顾,但他更反感的是,那些以高扬和宣传这种“性情”,来争夺共和国民,威胁民国的文化根基的做法。因为南社的成立本来就是为了从文化的角度呼唤革命和共和,如果在民国后南社人反而蜕变为清遗民,那不啻是对南社此前活动的根本否定。柳亚子承认南社“其途径甚广,其门户甚宽”,但他并不认为朱玺列出的那些南社人是所谓“宋派”:“若辈乃欲概以宋诗目之,此与盗贼被捕,诬攀良善何异?况社中翘楚何止此数人,此外宗唐非宋者,犹大有贤杰在。” 7月31日朱玺又在《中华新报》上发表《论诗斥柳亚子》,并且以柳亚子欣赏陆子美、冯春航的事相讥讽。这彻底激怒了柳亚子。8月1日,他在《民国日报》上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发表《南社紧急布告》,宣布将朱玺“驱逐出社”。两天后,又发表《再斥朱玺》,表示自己作为南社主任失职,“致令委巷小夫阑入盟社,虽加窜逐,犹为坛坫之污”。(《再斥朱玺》,《民国日报》,1917年8月3日)抓住朱玺的身世经历来嘲笑。从这时开始,彼此的人身攻击基本已取代理性论争。其后,本来是《民国日报》的编辑成舍我,反对柳亚子驱逐社员之举,在8月7日《中华新报》上发表启示《南社社员公鉴》,称柳亚子“专横恣肆”,希望南社同人抵制柳的决定。成舍我之入《民国日报》,本来就是代姚鹓雏而来。因此,成舍我为朱打抱不平,虽然按他自己说是出之公心,但他与支持宋诗的姚锡钧之间的人际关联还是不容忽视。8月8日成舍我在《民国日报》发表告白,宣布与《民国日报》脱离关系,这应该是《民国日报》的总编叶楚伧对成舍我施加了压力。9日,成舍我在《中华新报》上宣布与南社断绝关系。而11日,柳亚子即以南社主任名义,宣布成舍我“实为害群之马”,“黜其社籍,不认为南社社友”。(《南社第二次紧急布告》,《民国日报》,1917年8月17日)这之后,朱玺、成舍我利用《中华新报》继续攻击柳亚子,而柳亚子也在《民国日报》上不断回击。 在此一事件最紧张的时刻,柳亚子发表了《与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庵书》,回答一些社员的劝解,并解释他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他认为自己之任社事,出于社员的选举和委托。成舍我对自己的攻击即是对南社本身的攻击,“是八百余人之公敌也,仆亦代八百余人行罚耳。”在解释自己当初为何没有开除充当帝制余孽的南社社员时,柳亚子说: 迨国会再建,立法根本之地,群魔萃焉。所谓谠士者,大而讨论政事,小而酒食征逐,亦未尝不同流合污,与若辈为缘;甚有欲以暴易暴,拒狼而进虎者。……风萧雨晦中,吾社命运如何,畴能逆料者。仆即不辞玉碎,而必欲孤注一掷,搏此豺狼,举全局而委之虎口,为计亦未免过迂。(《民国日报》,1917年8月10日) 可以看出,柳亚子对于民国的共和政治和南社精神的蜕变都感到极度失望。他之所以一定要驱逐朱玺和成舍我,实际上是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维护南社的纯洁性,特别是政治上对共和的维护。但事实上,不仅以“气节相尚”这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空虚的话语,而且南社本身对社员也不能构成吸引力和凝聚力了。 当柳亚子的同乡黄复、顾无咎、朱剑芒等14人发表声明支持亚子,表示“誓不与此獠(指成舍我——引者)并立”,(黄病蝶、顾悼秋等:《南社全体社员公鉴》,《民国日报》,1917年8月17日)而成舍我从天赋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不容侵害的角度,批评柳亚子和支持柳亚子的人施行强权时(《答客问》,《中华新报》,1917年8月19日),这实际宣告了南社内部即使在社友情感上也已分崩离析。到8月底,反对柳亚子的人借“南社广东分社”的名义发启事,表示“应不认布告为有效”,并提议在秋季选举时选举高燮为南社主任;辛大宗又紧接着发表《与太素书》,表示“三湘南社社员皆耻伍狂妄之伧”,提出“就南社优秀分子如高天梅、傅钝根先生,主诗词之坛坫”,组建“新南社”(《与太素书》,《中华新报》,1917年8月27日);蔡守加入攻击,声称广东社员对柳亚子都久有意见(《复余一书》,《中华新报》,1917年8月27日);而高燮也致信蔡守,赞成他们抵制亚子的行动。这些都表明一些反柳的社员做好准备,在组织上别竖旗帜了。 虽然成舍我发起的“南社临时通讯处”被大多数社员所否认,而10月17日南社书记部公布选举结果,在收到的377张选票中,柳亚子获得了362票,以高票得以连任。但南社经过这一波折,大部分社员都感到意兴阑珊。在社员周斌的眼里,这是“一场恶剧,亦社中一段不佳之话”(《妙员轩诗话》,《民国日报》,1917年12月10日)。这种看法颇有代表性。柳亚子虽然得以连任,但在社员心中的形象和位置亦大受影响。柳亚子自己的态度也很消极:“我一味的不高兴,态度全归于消极,所以雅集也不举行,《南社》也没有继续出版。光阴很快,又到一年改选之期,在分寄选票时,附了一封信,劝社友改举姚石子为主任,并声明我自己是无论如何,决定洗手不干的了。”(《我和南社的关系》,《南社纪略》,页86)于是1918年10月,姚光当选为主任。柳亚子渐渐淡出了他所参与创建的南社。 也许我们可以说,作为南社后期一次重大论争的唐宋诗之争,体现了南社内部在“何种传统”、“如何抒情”问题上的分歧。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也无论是热烈豪放还是穷愁抑郁,确实首先属于诗歌美学上的不同趣味和选择。但“抒情”总是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并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唐宋诗之争与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在时间上有着同时性。当革命告成、共和初建的短暂喜悦渐渐为民国建立后“二次革命”失败、共和机制不断受到挑战的巨大创伤所替代,中国抒情传统内部的张力不仅被格外凸显和放大,而且也促生了面对变动世界的再次分化。南社社员们对于不同脉络的文学传统的态度之所以日趋激烈和偏执,就跟他们在新的政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和态度有关。 在民国共和面临的多重挑战中,是继续坚持南社立社时以“革命”和气节相标榜的原则,还是修正和拒绝原来的“革命”姿态;是继续强调文学的干预和介入功能,还是转而注重文学自身的经营;是继续探索抒情的开放性及其激进的诠释学,还是接续清末同光体诗人们所确立的抒情典范;其实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政治选择。正如布迪厄所说:“哲学场域中这样那样的哲学竞争者与社会场域总体中这样那样的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位置上的对应关系。通过这样的对应关系,这些哲学斗争产生了政治效果,发挥了政治作用。”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44-145)把其中的“哲学场域”改换为“文学场域”,也同样有效。唐宋诗之争,既宣告了南社情感共同体的内讧与瓦解,也是文化兴变与文化突破的一种预示。 (詹姆逊,王逢振等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南社丛刻》,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影印本;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中华书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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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02-16 11:5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