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作为一个榜样?

其他 译作
程一身 发表于:
《文学界》2012年第5期
叶芝作为一个榜样? [爱尔兰]西默思·希尼 一个作家献身于他的艺术,通常会对那些和他关系亲近与亲密的人产生某种伤害。罗伯特·洛威尔在最后一首诗《海豚》里用“密谋”这个词描述了存在于艺术事业中的某种可疑的事物: 坐在这里,我已经听了太多 同谋者缪斯的话语, 或许太自由地与我的生活密谋 不免伤害他人, 不免伤害我自己—— 寻求同情……这部书,半是虚构, 如一张捕鳗的网,被捕捉鳗鱼的人制成—— 我双眼凝视着我手里的活计。 在最后一行诗里,如果存在着不只一种自责的暗示,其中同样存在着一道成就感的强烈光环,当罗伯特·洛威尔去世时,我记得我们几个儿戏似的把它作为他的一个可能的墓志铭:这句诗似乎捕获了骄傲与脆弱——位于其诗歌声音的根部——的结合体。 它本来会比叶芝的墓碑诗悲伤得多: 投以冷眼 对生活,对死亡。 骑手,扬长而去。 叶芝的眼睛是冷的,洛威尔的眼睛是热的,但决不潮湿,赞同生活的不完美,出于行人的眼睛,而不是骑手的眼睛。叶芝的最后一首诗唱出了他们对艺术的忠诚,并对“正在成长的那种人”轻蔑地扭过头去;洛威尔最后的作品显得犹疑,他对虚构的信任似乎动摇了: 收场白 那些神圣的结构,情节和韵律—— 为什么它们此刻对我毫无助益 我想去做 某种想象的事情,而不是回忆?… 然而为什么不说出发生的一切? 祈求精确的优雅 维米尔赋予太阳的强光 像潮水漫过地图一样悄悄溜走 他画中的少女因渴望而凝固。 我们是可怜的过客, 并得到以下提醒:给出 相片中的每个人物 活着时的名字 精确似乎是一个适度的目标,即使它像此处一样得到充分的控制。洛威尔放弃了崇高,这是他的修辞学通常渗透的领域,而是每天寻找低调的满足。用叶芝的话说,他几乎“满足于生活”。 叶芝从不会只“满足于生活”,因为那将意味着抛弃词语,抛弃姿态,抛弃戏剧效应和超越的可能。从创作生涯之初,他就强调并领会了艺术与生活的差异,梦想与行动的差异,最后,他只活动在自身的梦想状态里,就像活动在影响与防御的某种不可见的圆环里,某种精神的防弹玻璃里,像营帐中的凯撒一样独断,像溪流上的长脚蝇一样专注。 无论叶芝用“长脚蝇”想让我们理解什么,我们都不能失去使它前进的信任,以及支撑它的活力。这是一种激发信任的活力,艺术进程由此获得某种绝对的效力。其作品本身有一种玻璃似的装饰,这使它偏离了除此以外的所有其它真理。艺术可以睥睨历史;想象力可以鄙视事件,一旦它孵化并把握了事件背后的秘密。事实上,我们可以感觉一种暴力,在艺术驱动中有一种难以缓和的元素,就像叶芝想象和表现的那样。“心灵的黄眼睛之鹰”和《天青石雕》里中国人的那种“远古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以及那个巡视坟墓的骑手的“冷眼”,都是邪恶欲望的暗示。在艺术家心灵的涌动中都有热心和性爱,以及同样多的隐匿的爱的侵犯行为,随后叶芝的艺术想象力通常可以被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它只能被适当地描述为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 那么,这是值得效仿的吗?我们都赞成“对生命,对死神/投以冷眼”这种武士的凝视和确信吗?我们都同意这种放荡的倾向吗?我们能承受对那种在肮脏与坏脾气里延续的生活的鄙视吗?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看待叶芝的断言:那个坐下来吃早餐的人是“一系列意外和不连贯”,那个在他诗中再生的人是“某种有意的完整之物”? 就个人而言,我在立场的不妥协方面发现许多值得赞赏之处,就像在他的生活和作品这两方面——在这方面叶芝常常故意袭击傻子——有许多值得称赞和模仿之处一样: 有学问的人被迫选择 生活的完美,或作品的完美, 如果选择第二种必须拒绝 天堂般的大厦,在黑暗中发怒。 最终令人赞赏的是他的生活和作品并未分离,而是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他想象的勇气并未局限于修辞学,而是导致行动。例如,不像史蒂文斯,想象力的另一个伟大的辩护者,叶芝天生地将他的浪漫主义意蕴转化为行动:他在电报和愤怒的世界里宣传,演说,筹集资金,管理并进行政治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想象的世界。他的诗不只是已印好的书,流入文学读者和批评家的世界;而是他成就的美丽花朵,其活力足以使他能够直接打入文盲和政客的世界。在“选择”这个响亮的反题旁边,我们必须确立另一种认识: 从生命的本性而言,诗人是活得完全真诚的人。更确切地说,他的诗歌越好,他的生活就越真诚。他的生活是一种生存的实验,那些追随者有权了解它。总之,抒情诗人的生活需要众所周知,我们应理解他的诗歌不是无根之花,而是一个人的话语;在任何一种艺术上有所成就并无小事情,也许要孤身忍受许多年,去走一条无人走过的路,即使别人的思想拥有它背后这个世界的权威,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向这个世界的批评献出自己整个的生活和话语(它们是如此接近人的灵魂)。 我赞赏叶芝根据自己的主张呈现这个世界的方式,确定他将会商谈的区域以及不可能商谈的区域;他从不接受别人辩论的措辞,而是提出自己的措辞。我猜想这种专断,这种明显的自负,在艺术家中是值得效仿的,对他来说,坚持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职权范围,这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需的。这通常看起来像不负责任或故弄玄虚,有时像麻木不仁,但从艺术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完整的行动,或者说是一种为了保护完整性的精明行动。 当然,终其一生,甚至从他死后,叶芝不断地被指责他信念不稳定,行为怪僻,及其职权范围的反常。首先是神话。然后是托斯卡纳区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宫室和戈尔韦的大房子。然后是月亮和巨轮的位相。这位可信赖的公民说,所有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听信这个容易上当的唯美主义者排演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幻想,听信这位势利的逢迎者在乡下的房子里将阶级体系的封建事实神秘化,听信这个通过对几何学和托勒密天文学的胡言乱语来仿制历史和预示未来的骗子?我们的诱惑可能是为了回答这个可信赖的公民的措辞,让他定调子,并开始为叶芝找理由。 “是的,”我们可能会说,“当他在斯莱沟还是一个少年时,他就在他祖父的房子里从仆人们口中听到了这些神话故事;随后,作为一个青年诗人,他为自己的文化寻求一种身份的标志,某种可以从其余说英语的国家区分开来的东西,在乡下人神秘的世界观中,他发现了这种独特而讨人喜欢的东西。这是一种自觉的反文化行为,反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对此这位公民回答,“任何一个相信神话的人都是疯狂的。” 叶芝不可能因为我们为他辩解而感谢我们。他会让我们用一切精致的固执向他证实,他就是这样向自己证实的。因此,出于娱乐和教导,我希望在行动中观察他,作为一个青年诗人,随后作为一个著名诗人和公众人物;在每个事例中我希望澄清我认为他的举止中值得效仿之处。 《爱尔兰神智学者》,这本杂志的名字足以提升九十年代的幽灵,在1893年10月15日那一期里,刊登了一篇对叶芝的访谈。采访者是编辑,一个叫邓洛普的人,在访谈的开头段落里,他描述了以下场景: 几天前的晚上,我拜访了我的朋友,叶芝先生,发现他孤身一人,坐在扶手椅里,抽着烟,他前面放着一本荷马。整个房间显示的风格和情调迥异于其主导色调。四壁挂着布莱克和其他不太著名的象征主义画家的各种图画;到处都是书和文件,呈现出无边的凌乱。 像平常一样,他友好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喝茶。在这个令人愉快的仪式里,几乎不怎么说话,但它足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远远超过了这样的事实:我的主人确实是一位艺术家,非常热爱他的艺术。 叶芝当时二十八岁,能够利用向佩特学到的那种精致的风格,就像在沙发上那样,他在一个句子里懒散地估算着。如果他还尚未阐发他的面具理论,他已经拥有一种捕捉意象潜力的本能;如果他未能以男子气的姿态完全扰乱这里,不过有些像孔雀为求偶而开屏。那册荷马手感很好,香烟和茶的“仪式”也是这样。 几年前,这个关心外貌的年轻人将自己的脚跟染墨,为了掩盖袜子上的破洞,这分明精通了更复杂而实际的策略,以维持他自己及其周围世界之间的平衡。诚然,他尚未获得不容置辩的权力,当这位诗人用一句诸如“啊,但那是在孔雀发出尖叫声之前”的话使争论安静下来或使观点得以强化时,弗兰克·奥康纳会在数十年后看到它起的作用,但是关于他自己,他已经有了一种明确的气息,一种不被他的同代人分享的风格,这种风格宣告了对训练和力量之源的忠诚。他是一个艺术家,致力于美;他是一个魔术师,精通隐蔽的力量;他是一个凯尔特人,神话的深度是他的生命线;他是一个宣传者,但与记者不同。他是所有这些人,自觉而蓄意,然而他们并未造成他力量或个性的分散或混乱;相反,他们彼此聚集,从一条独特的根系长出来,如果他们是蓄意的,这种蓄意源于一种内在的冲动,一种从想象中发现自身的能量。我们可以说,叶芝当时及其余生的表现将他们显示在创造性行为的服务中。我们对叶芝想得越久,他就越会缩小词源学在神秘与精通之间造成的差距。 在访谈期间,神秘与精通的方方面面在他受到的最冷酷的一击中显示出来,这基本上是一次关于叶芝和神智学协会中的巴拉丁斯基·洛奇交往的谈话。大约三年前,他已被巴拉丁斯基夫人除名,或者至少被请求辞职。邓洛普问他: “叶芝先生,关于由巴拉丁斯基夫人所做的预言性质你还记得什么吗?如果记录下来可能是有趣的,尽管事实是你还等待着你被预言的疾病。” “其性质的唯一事实是”,叶芝先生回答说,“提到了英国。‘主告诉我’,她说,‘英国的力量将不会长于这个世纪,主从不骗我。’” 对我来说,似乎叶芝用这个回答出了一个诡秘的风头,争取用神秘的外力服务于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将文化鼓动者隐藏在面无表情的梦想家背后,向历史中充满敌意的死水抛下像通神学本身一样中立的线,他话语的平静表面深藏着潜在的反叛。这些话将扩展的醒悟留在想象里,并在一种重叠印象的后果里由判断正确的意图的完美伪装来操作;用这种方法,它小型地排演了更复杂的管弦乐曲,他将在《苇间风》中取得这种意图和效果,这本书的题目在他脑海中萦绕已久了。 “你现在写什么著作?”我问。 “《凯尔特的薄暮》,一本谈论鬼魂,妖精和仙女的作品,即将出版,还有一本布莱克的短诗集,”他回答。“随后我准备出版一本诗集,明年春天吧,我打算起名《苇间风》,尽可能接着出版一本论述爱尔兰民族和文学的随笔与演讲集,它的名字很可能是《观火》。” 结果,《观火》从未出版。然而,他关于民族和文学的随笔五个月前出现于《联合的爱尔兰人》上,相似主题的著作在八十年代后期被出版,直到九十年代还在继续出版。他从著名的冠军萨缪尔·弗格森爵士——爱尔兰出生的最伟大诗人,因为最核心,最具凯尔特风格——的诗歌开始,并继续赞美詹姆士·克拉伦斯·曼根,威廉·阿林厄姆和民谣诗人;像凯瑟琳·泰南和乔治·罗素一样发出新的声音;为英国和爱尔兰杂志文献撰稿,为爱尔兰最好的书写读者指导;以确认那种神秘世界观的有效性,它就含蓄于爱尔兰国家的风俗和信念中;并在他提到的那本书里详述了那些信念和风俗,该书将以它的名字为一个时代命名,《凯尔特的薄暮》。 这都是活动的组成部分,而“活动”这个词的各种暗示都是合适的。它被保持了很长一段时期,并被用于追求许多阵线:新闻的,政治的,诗歌的,戏剧的,甚至还有恋爱的,如果我们把毛德·冈视为《女伯爵凯瑟林》的女主角的话;它用征服的观念来追求,也许不是征服领土,而是征服想象——不过,民族想象力的成功觉醒将允许他们用一种新的信念收回他们的领土。他的自传写到末尾时,涉及1887至1891年间的岁月,当他想起自己的目的,口气膨胀起来: 然而,我不能忍受国际艺术,随其所好地挑选故事和象征,可能我不会用健康和好运帮助我,创作新的《释缚的普罗米修斯》;用帕特里克或考姆西勒,奥辛或芬恩代替普罗米修斯;而不是高加索山脉,克罗-帕特里克或本·布尔本?并非所有种族都从把它们嫁给岩石和山岗的神话中形成其最初的统一体?在爱尔兰,我们有想象的故事,未受教育的阶层都了解它们,甚至会唱。很可能我们没有使这些故事流行在受教育的阶层中,重新发现我所说的“文学的实用艺术”,也就是说,文学与音乐,话语和舞蹈的联系;最后,它可能极大地加深了这个民族的政治激情,以至于所有人,艺术家和诗人,工匠和日工都将接受一个共同的安排? 如果这个骄傲的回忆中有某种洪亮的声音,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被新闻杂志和公开论战攻击的笔记中并没有任何垂死的秋天,当时他追求那种“共同的安排”。例如,1886年,他在《都柏林杂志》上发表了论述萨缪尔·弗格森爵士的文章,认为在所有的事物中,过去将流传到未来,最伟大的是伟大的传说,因此,每个爱尔兰读者的职责是研究本国的那些传说,他继续解释这种呼吁针对的是无私而有理想的青年人: 我不向职员阶层呼吁,至少在爱尔兰,他们似乎从不考虑国家事务,直到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薪水——我也不向持“西不列颠论”的劣等阶层呼吁… 那种好斗的刀锋从未撇下他,尽管他发展的是一种不太赤手空拳的风格。舍弃那种面向脸部的短刺,以利于远远地触到头部的一侧。 然而,问题是无论我们多么深地被导向青年叶芝是一个梦者的看法,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他实际而强劲的一面,朝他理想的目标强力推进。建立图书馆,和政治活动家们联系,如果没有相当的坚毅,抱负,以及精神的消耗,所有这些是做不到的。这一切决不全是传说。他的恋爱事件,起初和毛德·冈,然后和奥莉维娅·莎士比亚,在他的情感生活中,这些不断增强,令人烦恼的事件给他在其它领域提供了动力。他萌发了更认真的文学计划,例如红发汉拉恩的故事,以及其它那些奇怪的故事,既强烈又遥远,它们成为《隐秘的玫瑰》的主旨;尤其是他自己的隐秘玫瑰,诗歌本身。 很易于赞赏这个青年叶芝:他的艺术抱负,他的民族热情,他将自身依恋于传统和公共信仰文献的伟大愿望,为了所有这些活动和事业的推进,这位诗人和诗歌的目标最终是服务性的,将个人著作的成就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公众更大的著作中去,我们时代的精神非常支持这种民主的强烈愿望。 然而,我们发现这位诗人采取的下一个立场就不太令人赞同了。1893年10月,《爱尔兰神智学者》采访二十年以后,在他的诗歌《1913年9月》里,叶芝的风格已经演变成一种将自身分离而不是依附的调子,因为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那时,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失。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诗人,阿贝剧院经理,中产阶级孝顺与庸俗的藐视者,把贵族仪式和体面当成神话的人,我们面对的这个人相信,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库勒庄园的财产在占有者之间的再分配将是一种后退,而不是前进。这个人通过粗暴的处理责罚了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通过拒绝都柏林公司为休斯·莱恩的印象派画展提供美术馆树立了极好的形象。如此等等。一个盎格鲁-爱尔兰新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同学会的精神发生了极大的争执。一个正在改造自己的人,发现了一种与环境对抗而不是接受环境的方式,在《自我与灵魂的对话》中,他呼唤“人在他的敌人中得以完成”,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展阶段。该诗继续询问这个处于敌人之中的人: 在天堂的名字中,他如何能逃脱 那种受污而变丑的形象 恶意之眼的镜子 投射他的目光直到最后 他认为那形象一定是他的形象? 因此我想让叶芝的下一个形象成为乔治·摩尔的恶毒之眼塑成的形象,当他在《欢呼与告别》中对爱尔兰文学复兴进行经典的自传性描写时。尽管“恶毒”也许是一个太严厉的形容词,摩尔最值得引用的对浪漫派诗人的许多攻击更暗示了他的喜欢,而不是折磨欲,因为他把自己的笑声描述成乌鸦叫,“世界上最悲伤的声音”,或者当他描述衣衫破烂的叶芝时,说他站在库勒湖畔,看上去就像郊游后遗落的一把旧伞。对叶芝的天才来说,摩尔的书最终成了一种证词,而不是对天才的忧虑,持续而精致的讽刺,独特的纠正与精确。下面的文字出现在摩尔对莱恩的论战性描述之后,记录在他论述印象派画家的演讲文本里,该演讲是为教导那些不情愿的公民而举办的: 掌声刚刚停息,叶芝最近从美国回到我们中间,大腹便便,大步流星,穿着极大的毛皮大衣,站起来讲话。我们奇怪于他外貌的变化,几乎不能相信我们的耳朵,不再向我们谈论他过去习惯于谈论的那些代代相传的老故事,他开始像本·蒂利特那样雷吼,反对中产阶级,顿着双足,大发脾气,这都是因为中产阶级不掏腰包救济莱恩,让他举办画展。当他谈到这些话时,中产阶级,一个人可能会认为他攻击的是某个具体的敌人,我们环顾四周,用眼神彼此询问我们的威利·叶芝究竟染上什么奇怪的信念:只有有头衔,有车马的人士才能欣赏绘画… 我们已经为艺术牺牲了生命;但是你们,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牺牲?他问,每个人开始从记忆中搜寻叶芝已经做出的牺牲,问自己叶芝在什么监狱里受过折磨,他穿过什么破旧衣服,吃过什么残羹冷炙。穷尽每个人的记忆,他总是生活得很舒适,总是按时坐下来就餐,那件一直维系着他浪漫诗人身份的绿色旧披风已经被换成了华丽的毛皮大衣,它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能专心听他讲的内容,那么宽裕,它覆盖了整个椅背,而他刚从那里站起来… 这个叶芝刻意的戏剧风格,这种故意的傲慢,这种矫情——这种情况通常使人们敷衍。这就是威利·叶芝,他的同代人不能完全认真对待他,因为他超出了他们理解的范围,毛德·冈称叶芝为“傻威利”,奥登也说他“傻”,在他1939年的挽歌中:“你像我们一样傻,你的天赋全都幸存下来。”但是将这种傻和天赋联系在一起,奥登进入了问题的核心——幸存。摩尔向我们描述的是一幅叶芝的图画,练习那种我早已赞美的不妥协,练习保护他想象的活力,以使天赋幸存下来。他披上那件贵族的披风——或许应该说那件毛皮大衣——以便他可以表达对丰富,大量,和谐,满足以及增强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想象。这种由叶芝对库勒庄园环境的赞美暗示的反动政治,在那个词的原初意义上是无辜的,没有害处,不伤感情。更加中肯的是,他那种温和的,家长式政体的经验,以及格雷戈里夫人作为民间文化的保管者和艺术才能的舞蹈设计者的个人力量被发表于一首诗里,其音乐保证了它仁慈的慷慨。行为的傻持续存在于他中期的大量诗歌里。叶芝对他自己所属的中产阶级的攻击确实爆发于失望:既然他们在经济上是领先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在文化上领先呢?当然,摩尔说他属于他们,这是对的,当然,叶芝的自负对他的同代人来说显得可笑。但这是他表达拒绝“服务于那种不再相信之事”的方法。 当乔伊斯反叛时,他由霍利黑德乘船离开了,并创作了他的戏剧,使一个名叫斯蒂芬·迪德拉斯的虚构人物强调并重复他的反叛这个词。当叶芝反叛时,他留下了——乔伊斯鄙视这种“寻求适应的背叛本能”——但他仍然创造了一个新叶芝,行走在都柏林的大街和舞台上,像斯蒂芬·迪德拉斯一样几乎是个想象出来的人物。为了逃脱他自己阶级的市侩习气,以及对另一种信条的绝对无知,叶芝改造了他自己,把他自己和冷酷倨傲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其中,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是个典型,“渔夫”是个典范。那种孤独,那种力求卓越的意志,那种勇气,并自觉拒绝那种不再信任之事——这就是都柏林的生活——并转向他信任的事物,即形象或梦——所有戏剧和他整个诗歌《渔夫》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它戏剧的基础上,这是乔治·摩尔如此乐于观察和描述的: 或许已十二个月了,自从 我突然开始, 蔑视这个听者, 想象一个男人, 他的脸被太阳晒出雀斑, 身着灰色的康内马拉外衣, 攀登到一个地方 那里水沫冲刷着黑色的岩石, 他的手腕向下一甩 诱饵坠入溪流; 这个男人并不存在, 这个男人不过是一场梦; 并呼喊,“在我衰老之前 我要为他写一首诗 它也许像黎明一样 冷酷而热情。” 我们正在从别人心目中的叶芝转向叶芝本人的想象。我认为,关于这个人的外在表象和内在意图,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因此该考虑这首诗的内核,而不是外在立场了。 然而这首诗被置于一种形式:它的声音动人心弦,正如那个人引人注目一样,作为一个作家,令人惊叹的是,它用高度完美与善于节制的语调传达出那种慎重确定的声音,它赤裸的经典形式,它从情绪高潮到明智沉思的调节能力,它之于生活的终极真理。不过,最后值得效仿的时刻是:这种有力的艺术控制易被生活本身的辛劳或痛苦伤害。 但是我不得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把问号放在这个演讲题目的后面。《叶芝作为一个榜样》是奥登在1940年写的一篇有鉴赏力却不入迷的散文的题目。因此我的新标点法部分地参照了奥登的题目。但这也意味着承认公认的观念: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可能会对别的诗人产生很坏的影响。叶芝向从事创作的作家提供的是一个勤于劳作,坚持不懈的榜样。确实,对一个接近中年的诗人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榜样。他提醒你如果寻求满意的完成的话,修订和努力苦干可能是不得不经历的;他建议你为此而费心:如果你已经能够用你自己的方式写出一种诗,你应该抛弃那种方式,直面你经历的另一个领域,直到你获得一种新的声音,将那个领域得体地表达出来。他鼓励你体验诗歌形式本身的能量渗透,揭示挑战韵律如何能扩展声音的资源。他证明那种深思熟虑可以得到如此的强化,以至于它变成了灵感的同义词。最重要的是,他提醒你艺术是有目的的,它是对文明本身的创造性推动力的一部分:从《亚当的诅咒》到《摇摆》,一直到最后的诗篇,他的作品不仅明确宣告了诗人天职的现实,而且因这种宣告本身表达出来的必然性的深层含义而令人深信无疑。 不再陷入从忘川采下的枝叶间 开始为你的死做准备 从第四十个冬天起用这个想法 检验每一部智力或忠诚的著作, 和你亲手锻造的所有文字, 并将那些作品称为奢侈的呼吸 它们不适合那些自豪 坦率,大笑着来到坟墓的人。 (《摇摆》) 我是玛拉基·斯蒂尔特-杰克,无论我学的什么都已荒废, 从衣领到衣领,从高跷到高跷,从父亲到孩子。 一切皆隐喻,玛拉基,高跷和一切。一只北极鹅 高飞在富于弹性的夜空;夜晚分裂,黎明渐渐娩出; 我,穿过那极其新鲜的光,高视阔步,高视阔步; 那些巨大的海马赤裸着牙齿,嘲笑黎明。 (《高谈》) 但这不是终将被致敬的艺术和艺术家对此类特殊要求的自吹自擂。更确切地说,它是叶芝对生与死的自然循环的大度而真诚的赞同,他承认“精彩的意象”——它迫使艺术家和相似的读者赞同——取决于“心灵中收买破烂东西的肮脏铺子”,在生死之谜面前,他对艺术控制的谦逊品质。这种对生活及其未完成性的柔和态度在几首诗里争吵,并倾向于控制不真挚的作品带来的慰藉。我突然想起像《驶向拜占廷》这样一首嘈杂而宁静的诗,尽管在艺术的金鸟与生活的破烂稻草人之间的平衡被控制得很好,就像它反复被控制在心里,并在《在学童中间》中得到沉思和赞美。然而,我想到更安静的诗,更详尽,组织不太华丽的作品,例如《后来怎样?》: 他所有更幸福的梦变成了真—— 一间小而旧的房子,妻子,女儿,儿子, 地里长着李子树和卷心菜 诗人和才子纷纷向他靠拢; “后来怎样?”柏拉图的幽灵唱道。“后来怎样?” “工作已完成,”变老时他想, “按照我少年的计划; 让傻瓜愤怒,我毫不改变方向, 让有些事物达到完美”; 但那个幽灵更大声地唱,“后来怎样?” 柏拉图幽灵的质问在另一首不典型的反省诗《人与回声》里得到回应和重新探讨,在诗里,回声嘲弄人,良心与悔恨的声音反对那个老人终其一生的艺术选择;良心的声音在问,“我的那个戏剧是否遣送/某些男人被英国人枪杀?”最终在一只兔子痛苦的叫喊里成为一种象征: 但是安静,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主题, 它的欢乐或黑夜似乎只是一个梦; 上方,某只鹰或猫头鹰在撕咬, 从天空或岩石坠落, 一只被击中的兔子发出叫喊, 它的叫喊扰乱了我的思想。 我想用两首诗结束这次演讲,一首是在内战中期创作的不满诗,另一首描述了一个死者中的暴力英雄。它们间接地探询艺术在生活中的目的,通过它们的运动,它们的意象,它们的音乐,它们使叶芝起初只能抽象地证实的真理变得显而易见,其中,他借用了考文垂·帕特莫尔的话:“艺术的结局是平静。” 第一首摘自《内战期间的沉思》: 蜜蜂在松动的石头建筑 缝隙里筑巢,在那里 鸟妈妈弄来蛴螬和苍蝇。 我的墙是松动的;蜜蜂, 来在这个凝视的空房子里筑巢。 我们被关在里面,钥匙被转 向我们的不确定;在某地 一个男人被杀,或一座房子被烧, 却没有清楚的事实可以看见: 来在这个凝视的空房子里筑巢。 一道石头或木头的路障; 大约十四天的内战; 昨夜在路上慢慢走动的 青年士兵已死在他的血泊中: 来在这个凝视的空房子里筑巢。 我们曾用幻想喂养这颗心, 这颗心因这种食物而变得残忍; 更多的实质存在于我们的仇恨中, 而不是我们的爱里;哦,蜜蜂, 来在这个凝视的空房子里筑巢。 在这里,态度的毛皮大衣被放在了一边,刚愎自用的智力和骑士形象,所有那些在其它地方给他带来力量的东西,都被放在了一边。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深深的直觉但也是智力上赞同本性的观念,在她的善良与抚育方面的本性,并把它作为生命和生活恰当的第一原则。母性是被理解,被暗示,被热情珍视的,我们由此想起——比莎士比亚可能提醒我们的还多——因爆炸的冲击而摇动的巢中的温暖的鸡蛋。对叶芝的窗户和麦克白城堡中萦绕在庙宇上的无足鸟的凝视是优雅的信使。 如果母性本能是最初的,或许它们也使我们记起最后的结局。叶芝长眠于本布尔本山下,在德拉姆克利夫墓地,在那个高耸的海角下面,我乐于把它看作置身于风景中的父亲,这首诗也许存在着某种太男性,太武断的因素,它承载了本布尔本这座山的名字,并位于《叶芝诗集》的末尾。如果我选择,我会把一首更亲切的诗放在最后,从而使这本书的结尾更杰出,在这首诗中,这个自信、倔强而粗暴的人,无论他是艺术家或英雄,诗人叶芝或蛮人库胡林,一定将他盛气凌人的声音融入生者和死者的普通声音里,将他的英勇精神与本性的懦弱混合起来,将他灰白的头颅安放在死者布满灰尘的胸膛上。 我将以《被安慰的库胡林》结尾,这是叶芝在他去世前两星期写成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创造者,一个富于直觉的思考者,他凭自身的灵巧和智慧发现了一个丰富而奇怪的结论。它是用三行体——但丁《神曲》的格律——写成的,叶芝使用这种形式仅此一次,但时间很合适,通过想象库胡林在阴影中的降落,他在准备自身的死。我们在这里目击了一场奇怪的放弃仪式,一场从生命进入死亡过程的仪式,但是这场仪式的意义被融入歌曲,融入不同的艺术。这首诗如此深刻,就像是这个虚弱而强壮的大地的一部分,充满了对生命慈母般的善意,而且坚定地相信生活的适宜和美丽优于艺术,歌曲,词语。这首诗的语言圣化了这个世界的万物——眼睛,树枝,亚麻布,裹尸布,胳膊,针,树,所有这些在语境中都奇妙地获得了童贞——然而这首诗创造的这个人物却来自这个世界: 被安慰的库胡林 一个男人身负六处致命的创伤,一个男人 威猛而著名,在死者中间阔步行走; 从树枝间凝视的眼睛逐渐消失。 随后某些裹尸布交头接耳地嘀咕 出现又逐渐消失。他倚着一棵树 似乎在沉思伤口和血。 一张似乎拥有权力的裹尸布 在那些敏捷轻快的事物中出现,并弄倒 一捆亚麻布。裹尸布三三两两 出现逐渐增多因为那个男人很安静。 于是那个背亚麻布的人说: “你的生活可以变得更甜美,如果你愿意 “遵从我们古老的规矩制作裹尸布; 主要是因为我们只知道 那些武器碰撞的嘎嘎声让我们害怕。 “我们将线穿过针眼,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必须一起做。”穿好了线,那个男人 拿起最近的一块布开始缝纫。 “此刻我们必须歌唱唱我们最好的歌, 但是首先你必须了解我们的本性: 都是被判有罪的懦夫,接受类似的死亡 “或者被逐出家门,在恐惧中委身于死神。” 他们唱,但不用人类的调子也不用词语, 只是所有注定要死的人和从前一样共有一个命运; 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喉咙换成了鸟的喉咙。
© 版权声明:
本译作版权属于译者程一身,并受法律保护。除非作品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最后更新 2012-05-17 18: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