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友人书》与“《亚洲》第一集对话片段” (试发表)

杂文 创作
复友人书(2014年10月12日) (……)历史还原论者与统治术注解者所难理解的是,当代平民行动者的政治。后者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类型,不以统治术为圆心,不是旧有的夺权政治,而是关于如何应对权力侵害生活的政治。对行动者进行夺权政治的解读,是对生活的掩盖,也是对具有健全能力的人的掩盖。此外,一些创作者也常常不能理解当代平民实践活动的话语与发生领域。当代平民行动者的政治,首先是关于在社会中进行正常价值建设所受到的阻碍与伤害,是被阻碍和被侵害者的政治活动,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与之处在同一个活动空间。对于我们,这也是惟一的现实政治。脱离这一现实的政治理解,要么是政治史的,要么是派性和谋术的。尽管如此,面对不同立场,我们仍然应该做到不是一次回绝,或者一次批驳,一次关闭,而是通过给予不同看法以维护理解的可能性,从自己开始停止抵触思维。思想常常需要经由对立面来走出一步,因为结论很可能不会顺理成章。同时,自己保持实践,因为通过口述与对话常常不能与人有效沟通意念与计划,去做出来——以及创造出来的作品——是最好的演示。(对还原论的批评,可以参看“《亚洲》对话、问题4”中关于“独特的真实肯定”的段落,和西藏一样,香港也被还原论认为“不是它自己”。) 我当然同意继续写作是“最重要的事”。现代写作艺术家已经提供了美学与“我思”对抗意见世界的范例,但我们必须经由他们,从古希腊诗剧诗人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以及莎翁那里寻求动力,以帮助一种蓬勃簇新的积极诗艺的成型。就我自己,也在"阿里斯托芬—雅里"与"索福克勒斯—托尔斯泰"这两种共存的力量之间矛盾,企图综合两者。我接受一种朴素的意见:一个戏谑、一次反讽如果不是世界压力的反射,不具有精神事件前夜的反光,或者不能使不易名状之物恢复活跃性,即可能成为乌布老爹座前被挖去脑浆的自由人的被豢养的哀嚎艺术。这也是后期布莱希特的阴影,艺术上的变革者被权力豢养。一如今天,基于本能的诗意化作者和简单人文主义作者构成国有软实力文学。我不完全同意“政治理解必须区分开现实部分和信念部分”,我相信以君之宏博,必然有能力区分大话与信念。在“信念部分”普遍遭受抵触思维与还原论轻视的环境里,诗人(以及知识分子)必须与智术师相区别,成为在现有意见环境中重新而不是重复说出“信念部分”的人。 亚洲作者可能会更多——这正是其机会——遭遇和处理成型中的东西,而非一系列作为既成文化材料的形象、词汇和心理内容,他可能必须成为发生着的事物与事态的勘察者,他的创作也因此可能成为一块前途叵测的飞地。可以尝试归纳一个亚洲作者应当承担的诸“要求”:1、创作者是容器,第一要务是接受事物的状况,他有机会实现一种新的转化,成为“容器”以承当视角和转化的积极主动性。2、实践,在不同民族族群中活动,理解成型中的行为和事物,并且在其中促使经验知识客观化。3、对一个多重主题世界的新地形的意识,提供一种事情和事物的新的序列的意识。(在关于泰戈尔的文中我也写到过这些。) 对于成型中的东西的共同经验是可以理解和对话的,这很重要,正是这种实践经验所具有的交流可能性,可以称之为“亚洲”,而不是一个地理空间。成型中的亚洲,是一个存在的遭遇,而非对某一种传统的选择。创作实践,也不同于各种发展理论层面的、或者是建立一个社会行动平台的实践,首先是语言的遭遇、并且去寻找和赋予一些新的形式。不同的“亚洲”的建构,并非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别,而是实践的差别。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不同族群的人们的能力与成型中事物的不同关系是什么。仅仅只有通过更多具体的创作,才会促使我们意识到“亚洲作者”的可能性。一个亚洲作者将会更加孤独,因为他可能会不断减少那些一望可见的可辨认的结果。也惟其如此,他的工作不会再呈现为早期“东方学”目光之下的那种东西。 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一思维定式之下亚洲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性,不论鄂伦春的,蒙古的,西藏的,香港或者台湾的。直到今天,还存在着一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只有“中国和西方”,这就够了,不需要再考虑一个“亚洲”。 一种成见是,“亚洲”的概念产生于西方的懒惰,好像人类只永远划分为两组人:亚洲人和西方人。这种看法甚至拒绝承认“亚洲”这一词语,认为它是和“远东”、“东突厥斯坦”等等这类概念一样的货色。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怎样理解远东民族作家依然保持的万物有灵视角和自然主义思维,怎样理解中亚作家的寓言风格,在来自西方经典的、也往往是等级主义的目光之下,都容易被视为一些次要创造。我们对西方的接受以及自身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急遽的,这使我们对自己所处空间的潜能的反应,时间依然不够。我想,这方面,大家都需要给对方和自己一些时间。 我们必须接受所处在的时间的促使与推动。斯宾格勒的话语仍然有效,“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正是实践使我们从空间遇到时间。如果瓦雷里这样的文学家,提出“欧洲的危机”的命题,有其作为欧洲作者在他所处时间段的必然性,“亚洲作为转变”,或者“亚洲的可能性”,其必然性也首先是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所以,与其说“亚洲”是一个其潜能有待认识的空间,不如说,它是一个将要到来的时刻甚至时间段。 我相信我们还将面对和经历几次重要的事件甚至精神事件。不论香港还是疆、藏——我相信下一个地区也将很快涌现——已经在昭示不能被回避的时代共性。香港事件对内陆的深刻影响(表现之一为被迫意识到内陆现实的阴沉、迂谬与畏葸),内陆迄今仍然没有深刻的精神回应,但我相信这不是回避,仍然是在准备和等待。只有当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被重新而又迫切的提出的问题时,更为重要的精神事件与变革就会到来。这一问题即:“何为中国人”。何为正在变动的观念地形与历史要求中的“中国人”,何为正在成型的精神事件之中的“中国人”。一如本雅明回应“何为德国人”、托尔斯泰回应“何为俄罗斯人”。并且,士绅文人化的、保守主义谋士的、重商主义的答案不再有优先性,因为不具有回应实践现场的能力。没有什么,能比在大陆深处的主动性和继续成型,更能够回应一系列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件。所幸我们拥有两种珍贵的工具:汉语、以及具有综合实践可能性的大陆现场。凡压抑这种工作的,必与之战斗。创作者需要再一次的狂飙突进,较为有利于我们的是,之前已经有了既漫长却又急遽的试错时间,我们应该有能力作出进展。这段时间的写作完成后,我希望就“何为中国人”撰文尝试一次认真的阐述,其素材同样会使用到诗艺的变动、当代艺术领域的创作、民间组织实践者的工作以及非汉民族地区的现实。 《亚洲》第一集对话片段 时间:2014年6月 提问:卢迎华(批评家与策展人)、刘鼎(艺术家) 回答:王炜 问题4:你曾经在新疆和西藏工作和生活过,你认为这两个区域对于中国和亚洲在文化上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这两个地区意味着失败。两个失败:地区自身命运的失败,以及汉民族中心主义的失败。前者的失败有如帕索里尼在诗作《胜利》中所言,“他们已经孤独的极端化”,这种孤独,我在这两个地区的工作生活中都屡有体会,最近的一次感受是在北京,我在去参加朋友家聚会的路上,看到一家五口维族人,戴着行李,表情凄惶,天快黑了,他们找不到宾馆。 后者的失败已经毋庸多言。 当代环境中不断有坏事发生,但疆、藏这两个地区,可以集中作为失败的代表,被我们思考。并不是这两个地区的丰富人文内容,而是这种失败,与我们的距离更近,我们怎样理解它,与我们接下来怎样理解自身和怎样去写作、成为怎样的人有关。 按照海德格尔从古希腊人那里得来的看法,“边界”不是事物停止的地方,而是事物开始和事情发生的地方(对于我,也是一些主题和写作实践开始的地方)。但在开始,我犯过一种错误,我想也是同时代人都容易犯的一种错误,我称之为“还原法”。譬如说,我们认为一件事可能根本就是普遍的现实问题,但只是在西藏发生,就成了所谓的“西藏问题”。 我所认识、对话的一些同时代中文写作者,也包括我在内,在早期都经历过一个“祛魅”的时期。我们用市场替代游牧,用各种自然监测站点替代寺庙,仿佛实用主义目光,可以让这些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的景观化还原为现实。“还原法”还发展成为一种对传统的偏见。2009年在拉萨,我与一个汉族朋友、一个藏族学者有过一次关于印度和造像学的谈话。 我引述一个壁画研究者的观点,后者认为西藏“不是它自己”,是周边文化拼凑派生的影子,例如因陀罗形象,在西藏的本土化造像过程中派生出数百个分身,但来源都不是西藏原创。我的从事造像学的汉族朋友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藏地人物造像往往可以还原或分解为周边元素,某种设色和服饰来自汉地,某种眼型和手势则来自克什米尔,并举出几个印度教和藏传佛教艺术的例子。我们的藏族朋友先沉默着,听完我们的议论,然后说:“我们对一个形象的使用是用于观想。某个造像,也许具有各种来源,但对于我们,它是一个用于观想的真实对象。对于你们,它是可以还原的。对于我们,这涉及到存在还是毁灭的问题。你们去还原的东西,很可能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很可能是我们藏族人的独特的真实肯定。” 这番话振聋发聩。它不该被立刻视为隐忍已久的民族主义心态。在以后的时光里,这次谈话对于我一直起到警醒作用。如果把实用主义目光称为一种“一般化理性”,这次谈话警告我,它不可能总是有效。更重要的是,“还原法”使批评者对一个“独特的真实肯定”视而不见,即使构成其真实性的材料“并不是它自己的”。在我们对异己事物的认识中,有时,实用主义目光表现为一种幼稚病,有时,则表现为一种卑劣的批评——因为我们有意用犬儒的现实证据否认和取缔他人的“独特的真实肯定”,甚至,一个“独特的真实肯定”被当作地方特色对待——当我意识到并且在生活中不断见证这一点,我开始对此感到愤怒。我开始相信,对他人之“独特的真实肯定”的有意解构,是衰弱和野蛮的表现。如果,来自发达城市和中央权势的配置是语汇、趣味和知识材料的无根基的装配,一个“独特的真实肯定”恰好就是最反配置的东西。正是这种“独特的真实肯定”,使它的主体人群不断疏离于中央权势与类型化、配置和发达城市的趣味主义。并且,只有当我们自己也经历了一条“独特的真实肯定”之途以后,才有可能作出对于它的真正批评。 (这次对话的几年后,我也在阿兰•巴迪欧《小万神殿》中关于德勒兹的短文里读道:“批评、无力、终结、谦逊……所有这些都不如一个独特的真实肯定有价值。”) 问题8:现在亚洲地缘政治矛盾加剧,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有些非虚构著作比如《亚洲教父》,以及越来越多关于地区战役和冷战时代的作品,对某一时期的操控过程进行详实披露。这些著作所呈现的一种信息是:现代军政权势踏入、操控和生产历史的程度已经如此之深。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并非某一种民族文化内容的极端表现,恰好是现代军政权势踏入、操控和生产历史的严重后果。 人不能独自完成历史,因为没有神性的参与。只要是,仅仅只有现代军政权势这一种世俗力量存在,影响并直接人为生产历史,对“人之为人”的观念进行长期系统化的扭曲,不仅各种矛盾加剧,还会灾难不断。地缘政治矛盾的程度,正是现代军政权势全面接手和生产历史的程度。只有一种制衡力量,一种传统、悠久而又微弱的力量:精神领域的能力——诗、戏剧和艺术创造的能力。只有各种不同的创作者“对权力的撄犯”的继续存在,而且是创造性的存在,才能干扰现代军政权势对历史的影响力、生产和独裁,使它对现实世界的组合方式、对人的解释不能成立。我接受的立场是:创造力对抗世俗。这不是新颖的,但是一个并未完成、需要被再次激活的立场,需要经由各就各位的创作实践再次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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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4-10-13 14:2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