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是文明和制度的产物

                
                
文/金仲兵
在处于上升期的正常社会，个体人生由贫而富，由富而贵，由贵而雅，由雅而信，形成一个人性修养成长的自然而理性的漫长过程，也当是人类的共同向往。反之，在乾坤颠倒、是非不分的末法时代，则必然会反其道而行，终致由贫而贱，由贱而奴，由奴而奸，由奸而阴，由阴而毒，形成互害社会，人性、道德、良知等善性完全趋于消亡，文明由此触底，然后慢慢寻求反弹和重生。
一、专制制度弱民政策的产物
两千多年秦制社会，在行政制方式上一方面实行先军主义和奴隶化管制，对社会资源进行高度集中，对政治权力进行集权，以强化其统治基础；一方面则反向推行“弱民政策”，实行“饥渴式管理”，对服从者仅赐于温饱，对反抗者施以死亡之慑。
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来看，强化与弱化之间，即是在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的时候，主导市场的管理者却在主动、强力减少市场供给，于是造成供不应求、甚至无供可求的市场倒悬状况。这是祖先政府以制度形式直接设计和计划市场的中国第N大发明，与后来的计划经济有遥相呼应之处，至到今天，仍能发现历史的影子。
极端两极分化的社会，人们的生存落差差若天渊，其间的草民生死，往往系于旦夕之间。这并非凭空杜撰的野史，仅以当朝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为例。
那时，有表兄弟二人同时出生，一人出身于当时的居民户口家庭，因为有一些定量的精食供应，终得以活了下来；而另一人则因为是农村户口，因为无米下锅而不幸夭折。虽然这样的极端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也属绝无仅有，但基本上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如此社会，使草民长期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死边缘，对生的渴望，几乎成为人生唯一的理想和追求；“吃了没有？”则是见面时最真诚的问候礼仪；“活着”，几乎被美化至皇恩浩荡的“人权”高度。
如此境况，颇有些“救亡压倒启蒙”的感觉，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形成了一种“资源恐惧症”。长此以往，包括“排队、礼仪、道德”等在内的修养之事自然无从谈起，反到是对基本生存资源的争夺，却更多地以人类最原始的疯狂和野蛮的你死我活方式体现出来。
例如，中国人在需要讲求“先来后到”这种基本秩序的场所，几乎从来不习惯于排队，在不论是开车、买票、进场、挤公交、过马路等，丛林法则胜过一切，原始体能压倒一切，千人竞渡，大打出手，蔚为大观。
秦制社会还以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名义通过文化灌输压制个体权利，多数时候表现为外儒内法，外仁内暴，“奴才加暴民”的双重国民人格因此成型—平时高压面前唯唯喏喏，一旦强权不再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尽显人格分裂怪相。时下人们最熟习的名言“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就是古老民族性格的当代描述。
一般而言，有私权才有私德，若私权阙如，则私德难张，公德也必然难求。所以，中国人到底是天然的贱种而素质低下，还是逆向淘汰的制度长期结出的恶果，因此也当一目了然。
例如，我们可以从无数农民工进城后通过快速学习城市生活而取得的种种文明进步，明显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对人格培养、素质提升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从文革十年对人性的毁灭性破坏中，看到权力、制度主导之下的文明倒退。
二、农耕文明转型冲突的产物
在农业文明社会中，生产力十分低下，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加手工生产方式，使农业外产品非常稀缺，因此对商品的交换行为要求并不充分，社会交往局限于家族、血缘、地域等熟人社群、圈子和社会，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相对安定和谐的生活氛围。为防止资源流失和被外部势力侵占，于是极度排斥外力介入。中国人几千年不遗余力修建的万里长城，就是农业文明和农耕政权进行自保的产物。
这种文明规则与周边同类型文明相比处于类同发展水平之时，自视为高等和有效，农业文明下的朝贡秩序、体系及其宗主国地位得以保持。这种文明优越性慢慢陷入“文明增长陷井”之中，不能自拔。当高于农业文明的外来之力—来自西方的原始殖民主义出现在眼前时，其消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样的文明形态和制度框架之下，无法、也没必要形成工商中产阶层和工商业文明，达不成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的社会契约和道德共识，反而制约了对社会性规则的重视与建设，直至文明和制度死亡。
中国自古有农业文明下的城市文明，但相对而言，现代城市文明更需要秩序，规则，契约和诚信。农业文明下的人们一旦走出熟人圈子，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生人社会，在更大社会规则和文明共识缺失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状况：
1、因为生人社会的人们同样面临资源短缺问题，所以外来者必然受到陌生圈子的排挤和打压。如：城市不允许外地学生异地高考，外来者没有当地的福利待遇，因为打破原有社会生态而被骂“蝗虫”等。
虽然在成熟的现代社会中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但相对而言，与农业文明社会下的表现绝不是同一等量级，甚至因为制度调整能力的不同，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2、因为身处异地，人性中原有的遵老爱幼等礼仪道德，此时无法交换成新的生存资源，反而可能一时成为生存阻力。再有，原来熟人社会中的道德监管和约束已经远去，如果面对一些具有诱惑力的新生事物，一迫一诱，人性中恶的一面很容易被激活，或是被动从恶，“逼上梁山”，或是主动应合，助纣为虐，诸多不良行为畅行无阻地表现出来。
例如，随着社会人员流动性增加，陌生人之间的诚信缺失，骗抢盗行为增多，对爱情和婚姻伦理轻率颠覆等，使社会生活成本大大增加。
可见，当农耕文明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建设落后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的需要时，出现这种爆发式和报复式的人性解放（或称为随意的恶性释放），必然使“旧制度”面临“新人类”的“大革命”。
三、国人道德素质的出路
在近半个世纪的当代记忆中，以户籍隔离制为代表的“文明返祖”现象，使原有的类军国制和类奴隶制设计，与现代文明更显得格格不入。“不排队”等素质低下行为，只不过是制度制造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典型案例。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仍处于农业文明末期，工业文明晚期，城市文明中期，商业文明初期的历史大变革时代，由落后的农业文明尽快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包括城镇化）和商业文明进行转化，其中包括三项重要内容：经济建设、制度转型和文明升级。
有言道，普遍的自由带来全面的发展和繁荣。仅启动三十年左右的改革开放，其最大功勋和意义在于，部份消解了秦制社会对人性和自由的禁锢，盘活了社会资源，释放了制度红利，增加了市场供给，让中国人首先吃饱了饭，有了由富而贵的条件，并且催生了一个富贵阶层。为富不仁现象，看似不正常、不合理，却是这个历史过渡期的必然结果。
在好制度之下求个体人之善，在意识层面形成公平、正义、良知和勇气的文化认同，效果当然更好。但现有制度部份存在向恶抑善的内在基因，故得之不易。如何进一步弃恶从善，由贵而雅，是当前制度文明和富贵阶层面临的共同迷失和时代课题。
未来要实现多数中国人的由贵而雅，唯有在率先觉悟的善者中间进行民间的交互式启蒙和传教，似乎是一条不可或缺的体制外力量。同时，这也是历史赋于社会和制度的一种外部正能量，能否应势利导，合理利用，则要看主导者的顺势能力和历史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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