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君] 定宜庄：一个口述史学者的乐与愁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教授，是较早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专业历史研究工作者。在她十多年的口述历史研究中，通过口述，让众多小人物发声，为此厘清了很多历史的盲点：为多位老北京人做口述史后，她认为，老北京的历史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老北京文化即宣南文化”，在1949年以前，老北京内城和外城保持着基本完整的格局，内外城不同的文化特点融合成了老北京文化；她也发现，同仁堂在乐家后人带头公私合营后，维持同仁堂品质的竟然是那些兢兢业业的老药工。
    但是，定宜庄不止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口述者所讲的内容与基本的史实有较大的出入。此时，是该用传统史学家的方法，用史料与有出入的内容一一对照，还是用像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倡导的那样，不管对错先将讲述内容保存下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各种方式投入到口述历史的研究中，4月中旬，她带着这样的疑惑，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她在慷慨分享自己研究的同时，更希望大家一起来解决类似的困惑。
帮台湾教授找到“健美操奶奶”
    定宜庄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同样，也和新中国一起经历了众多大事件。1968年，20岁的定宜庄，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1974年回城后，她先是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又到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历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接受了专业而严格的史学训练，又加上自身较强的观察力，定宜庄出版了多本历史研究著作。
    1996年年初，定宜庄到台湾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个会议，她了解到他们做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将领、士兵、妇女到台湾后的经历的口述，以作为研究民国史的补充资料。而且当时女性主义正在台湾逐渐传播，一位台湾女教授游鉴明也正在做女性口述和女性研究，定宜庄发现这些口述特别有意思，还扛回了他们送的一大箱口述历史书籍。1997年，游鉴明来到北京，想做关于上世纪30年代女子体育的口述，她委托定宜庄帮她在上海和北京物色当年的女运动员。
    定宜庄最先找到了在北京体育大学教书的朋友，这位朋友告诉她，北京体育大学上世纪50年代才成立，要找更早的人，可能在北京大学。打小在北京大学长大的定宜庄一听，豁然开朗，想起小时候邻居曾经就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室唯一的女教授：喜勋，定宜庄当年亲切的叫她“喜勋阿姨”。可是定宜庄离开北大多年，她也没有了喜勋的联系方式。
    定宜庄在妹妹的帮助下，终于联系上了喜勋。尽管已是80多岁的高龄，但因为坚持健美体操的练习，喜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身材。在改革开放后，因一直提倡健美体操教育，并坚持健美体操练习，喜勋也被人们称为“健美操奶奶”。游鉴明、喜勋聊了一整天，俩人特别兴奋。游鉴明问喜勋是否认识上世纪30年代上海女篮有个投篮特厉害的队员，喜勋坐在那里一直笑，高兴地说，“那个队员就是我，我当时绰号叫‘小妹’！”后来喜勋还帮助游鉴明介绍了另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打篮球的老太太，这让游鉴明特别有收获。
    定宜庄也颇受鼓舞，在送游鉴明走的时候，定宜庄想：“既然我有这么多的人脉，与其让人家做，何不我自己做做看呢。”于是，定宜庄就开始了她的口述历史研究。
访完旗人妇女自己口音也变了
    陪同游鉴明教授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定宜庄正在写一部关于满族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的专著。专著写到一定程度后，定宜庄想，既然了解到口述这种新鲜的方法，北京又有一些旗人妇女，为什么不去采访她们呢？
    有天，一位北大教授在定宜庄家与她聊天，定宜庄就告诉了她的想法，这位教授说：“我岳母就是典型的旗人老太太，她老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讲得可有意思了。”
    定宜庄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朋友骑车去了老人在紫竹院附近的家。定宜庄说，老太太特别和蔼，把她当作闺女，很容易就交流起来，而且老人讲得特别生动，讲了很多当年的生活细节。
    那个年代，家境殷实一点的家庭，在院子里都种有葡萄架、十几盆石榴，有的家庭每年还要窖冰。定宜庄采访的这位旗人妇女小的时候，父亲当上步营后，头一次执行任务要去廊坊，她奶奶一听她父亲走了，急得要命，晚上回来就死了；这位旗人妇女刚搬到白石桥时，她的妈妈来看她，她妈妈一看二里沟，就给她讲起了八国联军进北京后逃难的情景，她问她妈妈，“逃到二里沟就叫逃难了？”她妈妈说，“那会觉得特远了。你姥姥带着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马粪味到今儿还想着呢，熏死了。”
    因为采访了大量的生活细节，定宜庄有了信心，“那是一个极好的开端。”经过不懈的努力，定宜庄于1999年出版了第一本口述历史专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在采访这16位妇女中，定宜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爱新觉罗氏的旗人妇女，她的一生充满了挫折，小的时候生活坎坷，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石油会战，一生极为坎坷。这位旗人妇女最初拒绝了定宜庄，后来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多次沟通才最终答应做口述。这位旗人妇女的故事也为那本书增添了不少悲情的色彩。定宜庄不无感慨，如果是现在，她不会像当初那样强求这位旗人妇女做口述。“她的一生太苦了。”
    定宜庄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当时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尤其是这本口述历史里缺少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对话。可是已经很难再找到录音补上对话，因为“这个工程太庞大了。”定宜庄略带遗憾地说，“这本书晚做了10年”。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段历史毕竟被记录下来了。定宜庄打趣地说，通过采访完这16位旗人妇女，她的口音都变了，“从小生活在大学校园里说着普通话的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旗人老太太的口音。”
    在完成旗人妇女的口述之后，定宜庄又写了一本《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这本书是通过对“在1911年之前、至迟不晚至1915年就已经定居于此、后来也世代居住于此”的数十位老北京人进行口述访谈完成的。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京城居民悉数驱赶到南城，而在内城安置由关外带来的八旗将士及其家眷，北京城从此形成内城住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等族居民的格局。在口述中，定宜庄发现，1644年至1949年的300年间，北京内城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即便后来外城有不少人进入内城，但是内城的主体居民没有变。“这些居民300年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因此，在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史》时，她就根据口述对象分成城内篇、外城篇和郊区篇。
    定宜庄说，“现在一宣传老北京的文化就提宣南文化，实际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为同仁堂老药工发声
    清末民国时期，同仁堂乐家的故事是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谈资。从事历史专业的定宜庄，自然对同仁堂的历史充满了兴趣。当她参观同仁堂，阅读了他们写的历史介绍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谈及同仁堂的历史时，提到的都是关于乐家的历史。而实际上，在上世纪50年代，乐松生带领同仁堂完成公私合营后，这个同仁堂已经不姓乐了，那这60年来，是谁支撑着同仁堂的品牌屹立不倒呢？
    同仁堂是一家以生产和销售药材为核心的药铺，敏锐的定宜庄将目光放到了药工的身上。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三位当时的老药工：贾怀增、李荣福、李守勋。定宜庄通过他们三人，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三位老药工有共同的特点：学徒出身，在同仁堂工作过50年以上，后来在同仁堂担任过重要的技术和管理职务。三位老药工都提到，同仁堂工人制药与当时北京大多数药店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一角活”。
    何谓一角活？就是分工细，在那儿干活都是各把一角。李荣福深有体会，他最开始是在鹤鸣堂学本事，当时鹤鸣堂是全活儿：“前面柜台卖药的活儿，你能接触；后面怎么样做丸药、做散剂……你都能接触。我的本事大都是在鹤鸣堂学的。”到了同仁堂之后，他发现“哪方面你都不成”，就拿摊膏药来说，李荣福还算摊得快的，到同仁堂一看，人家一小时摊一百块，他连四十块也摊不了；制小药丸，别人家的都像梧桐籽那么大，同仁堂这儿都是五分重一个，“同仁堂一小时能制十多斤，你这一小时一斤也到不了。”
    李守勋当年在同和堂当伙计，同和堂因为小，如饮片加工、丸药制作、前台卖药，方方面面都能接触到，而在同仁堂，那时候的他就是做蜡丸，别的基本接触不着。
    这也成就了这些药工身怀绝技，贾怀增入同仁堂当练习生时就在参茸部，他跟随师傅李栋臣到辽宁营口、天津等处采购人参，对各种人参以及人参各部位的药性都如数家珍；李荣福在对中药材的鉴别方面有独到之处，他还将细料药材的特点编成歌诀，仅犀牛角，就编了歌诀若干种，另外还有云角歌诀、藏角歌诀等。
    在采访三位药工时，李荣福认为同仁堂的历史不能仅仅写成是乐家一个家族的历史，应该包括进多少代药工的贡献，定宜庄深以为然。在《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一书中，她将药工的口述作为最为重要的内容呈现给读者。定宜庄内心非常钦佩这些老药工：“他们为同仁堂奉献了整整一生，现在这样的工人已经找不到了。”
放弃口述者“表演”式访谈
    即便是乐家时期的同仁堂历史，定宜庄通过对同仁堂四大房时期大房后代乐曙青的采访，发现四大房时期的同仁堂，大房和四房的生活非常西化。“同仁堂的历史绝不仅仅是《大宅门》描述的旧式大家族。”
    同仁堂发展到乐平泉时期，乐平泉娶许叶芬，生了四子四女，四子分别为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俗称为四大房。定宜庄说，根据乐曙青的口述，乐家四房中，大房与四房属于“洋派”，二房和三房比较传统一些。
    乐曙青为定宜庄讲述了大房当时的生活情形：大房的人喜食西餐，家里不仅有中式厨子，还有西式厨子；大房家人生病都是请西医来看，大房的儿孙们从小学外语，还送到国外留学；大房的后人在南京开了一家同仁堂，里边的设备全是洋派的，电器一律都是西门子的；大房有一个后代叫乐夔，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自己在天津开了个药房。
    乐家四房同样也很“洋派”，后代多到国外留学，有的还做了官。其中乐达仁在清朝时在德国大使馆做过外交官，最后完成公私合营的乐松生，便是四房的后代。
    相比之下，二房、三房就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二房的后代乐元可、乐孝先就是沿袭旧时生意人家的一般规律，在父亲开设的药铺学徒。三房的后代乐靖宇是同仁堂后代中经营药铺较为成功的代表，电视剧《大宅门》就是以他为原型。因为《大宅门》的风靡，也使很多人误以为乐靖宇的成长史，就是同仁堂乐家后代的历史。这点在讲述者乐曙青看来，并不是非常准确。
    定宜庄也将同仁堂后人的口述整理成册，帮助人们扭转对历史认知的误区。通过多年来对旗人妇女、老北京人以及同仁堂后代和药工的口述，定宜庄也非常感慨，“口述历史研究能让人摸清历史盲点。”不过，口述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也让定宜庄感到困惑。
    就在今年“五一”节前一天，《老北京人的口述史》里曾经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摔倒受伤了，当定宜庄去探望他的时候，她既觉得非常感伤，同时也很“撮火”。原来，2003年定宜庄采访这位老人时，他自己说他出生于1916年，直到这次去看他时，定宜庄才知道，这位老人出生于1926年。“差了这十年，很多事情就对不上茬儿了”。
    2014年，定宜庄的一个学生为一位著名老演员做访谈，做完后觉得难以深入，定宜庄听了访谈录音后，告诉学生，这样的访谈只能放弃，“口述者讲述的是极其程式化的内容，该笑的地方笑，该哭的地方哭，该感动的地方感动，整个过程就是在表演。”而“表演”却是口述访谈中最忌讳的事。
    说到这些，定宜庄很无奈，但随即又是轻轻一笑，“这也是口述为何挺有意思又挺辛苦的原因。”
原文地址：北京晚报 2015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