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心清朝前期票拟制度考略
✪庄声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清朝太宗皇太极执政期，委任诸王贝勒处理日常政务，可视为是票拟制度的雏形。多尔衮曾深受皇太极的器重，作为摄政王掌权之后，各诸王贝勒随即被多尔衮剥夺了太宗时期赋予的参政权，而此时内院汉大臣建言要继续使用明朝的票拟制度。顺治皇帝亲政后，对传统的明朝字处理制度的理念深表兴趣，为新政权导入新体制的建言者以明朝旧臣颇多，可是清朝统治者并未全盘接受他们的建议，在新体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多少也纳入了一些满洲传统的文化要素。
▍一、绪言
17世纪初叶，建州女真的努尔哈齐在东亚建立了由满、汉以及蒙古人组成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爱新国（aisin gurun/金国）。虽然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建立了独立政权，朝廷中有一套完善的多语言文字字处理机制。
众所周知，清初早起的字处理机构称为书房（bithei boo），通常汉字写作笔帖赫包。其中bithe为书之意，包为家之意boo的音写汉字。估计天命建元前已形成雏形，在天命末年正式成立了书房。
总之，书房是清初处理所有文书的机构。通过《满文原档》知道满语也曾称作书院（bithei jurgan）。从明朝归顺的书房秀才王文奎，认为与明朝通政司性质相当。通政司也称为通政使司，在明朝中央机构执掌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但是史家皆知其通政使司无裁决奏疏内容之权，只有审核文书形式和记录谕旨的职权，仅作为处理事务的机构。早在努尔哈齐时期，其身边有‘彦加里、大海、刘海、李相介’等人执掌文书，其中的‘大海’在天聪年间主要主持书房事务，负责处理所有的文书。也许早期的书房机制与通政司相当。
随着战局的扩大，明朝边疆官员陆续归顺金国政权，因此对制度也产生了若干影响。如马光远提议改革计划，六部即设，总裁无人。若立内阁，臣下有疑难大事，先赴内阁公议方得奏请。如此则圣虑不繁，国政不乱矣。马光远很大胆的建议导入明朝内阁制度。神田信夫（1960）曾指出：“其实这些汉人官员，将书房作为明朝最高政务机构的内阁一样，用他们的汉文知识，在其发挥有效的势力”。内阁制度是在明朝永乐年间建制，内阁大臣作为皇帝亲信，承担着中央机构的要务，数名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倾诉对象，且时常参与处理政务因此也称之为顾问机构。也许是受到了汉人臣下建言影响，结果在天聪十年（1636）三月将书房改为内三院（bithei ilan yamun），分别设立了国史院（suduri bithei yamun）、秘书院（narhūn bithei yamun）和弘文院（kooli selgiyere bithei yamun）等三大机构。国史院主要处理文书以及编撰史书，秘书院处理外交文书和谕旨以及奏疏，弘文院则承担侍讲等事务。此后内三院（bithei ilan yamun）作为满人独有的政治体制，同样与明朝内阁制度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与汗的关系也非常亲近。
然而，入关后到顺治十五年（1658），对这些字处理机构又重新进行了改革，依照熟知明朝制度的汉人大臣的提议，将原来的内三院解散改革为内阁（dorgi yamun）和翰林院（bithei yamun），其体制最终也逐步靠近明朝遗留下来的制度，这个结果当然是受到了积极收纳明朝旧臣的影响。从各机构的满文名称来看，内三院及其前身书房乃至翰林院，都有（bithe(i)/意即文书）字义，说明在制度转化的同时，仍注意其组织功能的延续性，就制度的发展脉络而言，虽然是书房演变成为内阁，在满洲名称上，却是翰林院继承了书房，可见制度整合时的文化差异现象。
对这种清朝初期行政制度的演变，诸史家分别持有不同态度，首先孟森认为：“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而宫崎市定认为：“清朝内阁承袭了明朝执行的票拟机构的旧制度。但是清朝的内阁与明内阁制度有别，其最大特点即同时具备翻译机构，始终未脱离这个性质”。鞠德源也指出：“清初不仅沿用了明代的题奏文书制度，而且批答处理程序也采用了明朝的票拟制度”。另外，庄吉发指出：“清代题本，因袭明代旧制。俱有通政司转送内阁，称为通本。京内各部院府寺监衙门本章，附于六部之后，径送内阁，称为部本，皆先经内阁拟写票签，或双签，或三签，四签，备拟以候钦定，兼书满汉文字，进呈御览，或照拟，或另降谕旨，或于原签内奉朱笔改定，或奉旨应用何签，俟奉旨发下后，由批本处翰林中书等照旨批写满字，汉学士批写汉字，皆用红笔批于题本封面，因俱以朱书，故称红本，题本批红后，即交收发红本处。具题衙门除缮写正本外，尚须另缮副本一分投送内阁，奉旨后，依照红本朱书，用墨笔批录，以备存查”。虽然自清初以来明朝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渐取代了满洲人旧有的制度，但是其根本性质还是有别于明朝的制度。本文主要围绕清朝入关前后文书制度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满语语文学的影响进行试析。
▍二、勤政的皇太极
早在入关前皇太极执政期，为了整治颓风积弊在天聪七年（1633）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降旨如下，汗颁（#诏）（+旨）文曰：“凡奏书者，若我所行道义有背逆之处，请劾奏。政务有愆忘之处，启迪奏之。又，六部事务有不公，国臣欺诈贪婪，奏之。又，尔等自身生计艰难，直言奏之。如不直言，仅引各处美文，汝为自身用夸张词语写之，我也难于阅读，尔等亦无益也。嗣后凡奏书者，直言也。文章（+之语书写）毋。凡言语，心有独得，若有新颖言辞言之。非如此，见有抄袭周知的古文，何事也”。命令属下悉心奏言，监督汗的政务得失，同时检举六部以及贪污腐败，通过这些内容可以窥知，当时朝廷内还没有设立监督朝廷的检查机构。
明朝设立的六科，其主要职权若君主的裁决有问题，有退还原旨或再委托六部，要求变更票拟内容的权利，六科具备了决定性的拒绝权。曾在天聪五年（1631）十二月，宁完我建言设置‘谏臣’，但是皇太极当时对此建言未表示任何态度。所谓的‘谏臣’就是执掌‘言’的‘言官’，对政务得失直言不讳。而明朝设立的六科中的‘给事中’就称为‘谏臣’，有封驳言谏之权。虽然在天聪五年（1631）七月就设立了六部，但是并未设置六科。因此在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马光远提议设立六科一事，然而皇太极对此未表示任何态度。
天聪十年（1636）四月，将国号爱新国（aisin gurun/金国）更改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同时按照明朝的行政体制，设置了具有专门监察职能的都察院（uheri be baicara jurgan），因仅次于六部，满语还称为七部（nadan jurgan）。都察院在明朝作为中央政权的监察机构，有监察人事和弹劾的职权。清初设置时，其最高长官为承政（aliha amban），除了设置有满人官吏，其他还有汉人和蒙古人。都察院的承政也自称为（gisurere hafan），即汉语为‘言官’。其目的就是监督官吏的言行举止。崇德三年（1638）正月十五日，都察院的汉承政检举了一起贪污案件，其上奏文云：“都察院衙门承政臣祖可法、臣张存仁谨奏，为大臣监守自盗，乞速正法，以申宪典。窃照凌河官员困危至极，幸蒙皇上留其生而厚养之，宅舍田园丰且足矣。妻妾女仆众且多矣。轻裘肥马且贵矣。犬马尚且知恩，副将韩大勋不思寸报而反盗金库，臣等看得此人犬马不如也。又见其好色，不分男女教戏，以致妄费，作贼丧心，廉耻不顾，大辟之法无容缓者。伏乞皇上将大?速正典刑，以励将来，谨奏。崇德三年正月十五日承政祖可法，张存仁，侍郎臣吴景道，王之哲”。这是一起关于自明朝归顺人的贪污案件。其案犯韩大勋，在天聪五年（1631）与都察院承政祖可发和张存任等一同归顺爱新国，其后在崇德元年（1636）五月被任命为户部承政。依照上报内容，韩大勋作为户部承政，监守自盗盗窃国库。户部乃为六部机构，掌管土地、户籍、财政等事务。虽然爱新国设立的六部是完全承袭了明朝，但其功能性质在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其中户部的最高长官是贝勒，贝勒总管一切户部事务，其次才是承政和参政。韩大勋作为户部承政，利用职务之便盗窃了国库。都察院得知实情以后，上奏请求严惩。
此后，都察院大臣在当月二十六日又上报：“都察院承政阿什、多里吉那颜、祖可发、张存仁谨奏，圣汗曾谕都察院诸官员，详察乱政欺诈之事。围困大凌河三个月得之，蒙圣汗宽恩，众官员未被杀而养之，授韩大勋为大部承政。大凌河官员无一处作益，韩大勋盗金库之事为一大罪也。不立即处死，无理久留。若不处死犯大罪之韩大勋，不合于理。又，嗣后犯小罪者，也不可处死，圣汗明思之”。此上报与上述头一条不同，都察院的所有满、汉、蒙古官吏联名上报，要求立即处死偷窃国库的韩大勋，如果不处死会影响其他案件的正常处置。当时凡是有关宣判死刑的案件，都察院等部门是无权独自执行裁决，只有汗才有资格执行死刑的权利，而都察院仅有监察检查的职权，如果遇到重大案件，先自行审理，然后把审理结果上奏与汗，请求下达裁决。其实针对韩大勋的求刑，皇太极的答复文书在《满文内国史院文件》中未见记载，但是在《大清太宗实录》（满文和汉文）中分别记有如下降旨：“soweni wesimbuhe giyan inu bi seoleki sehe/尔等上奏之理是也，我思之”。“得旨，所奏是，朕徐思之”。汗只说是考虑，未下达裁决。显然，汗作为一国君主，也未随意下达裁决，通常均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最终的裁决。
于是，在当年二月六日下谕旨，如寅年正月三十日，正蓝旗之韩大勋，其包衣李登告发盗取库内金银珍珠。搜获金七两，银十五两，珍珠七两九钱。及问韩大勋，自刑部送来金二十七两，伙同布丹、黑什尼我等三人商议盗取是事实。收取刑部之金银、财物为韩大勋、布丹、黑什尼、罗洛、扯克、笔帖式班拜、阿儿拜。伊等收取之银、财物均记入档子，仅金二十七两未记入。将此金由两汉人启心郎镶白旗之臧调元牛录下高士俊，正蓝旗之崔名信牛录下朱国柱。两汉人笔贴式，正白旗之王国明牛录下汪起蛟，镶红旗之范文程牛录下魏云程。伊等过秤包封，他物均记入汉文档子，而此金二十七两未记入，为此议定死罪。上谕：“知其盗取库内金银、珍珠之数目乎。命承政英俄儿代、马福塔、吴守进察之”。查得余出东珠八颗、金四十六两一钱五分、银四千四百七十七两、纺丝、绫子、杭绸四百七十两。尔三承政竟不知被盗取数目，又不知被盗金未记入档子之事，诚属怠惰，为此上奏各降职一级，罚银一百两。上谕：“免英俄儿代、马福塔、吴守进等降职，各罚银一百两入库。布丹、罗洛、扯克此三人免死赎身，仍留部里。尔黑什尼身为值月官，他物皆收取记入档子，而唯独金子未记入档子为由，免死革职，鞭打一百，贯耳。镶红旗之马拉希牛录阿儿拜笔贴式，身为值月笔贴式，他物皆收取记入档子，而唯独金子未记入档子为由，免死鞭打一百，贯鼻耳。镶黄旗之喀喀穆牛录班拜笔贴式，虽非值月笔贴式，经布丹叫唤计银为事实，鞭打八十。两汉人启心郎高士俊、朱国柱。两汉人笔贴式汪起蛟、魏云程各鞭打一百，贯鼻耳。黑什尼、笔帖式班拜、阿儿拜，两汉人启心郎，两汉人笔贴式，此七人皆革部职。韩大勋之事已结束，搜韩大勋宅得金七两、银十五两五钱、珍珠七两九钱入库”。巴哈纳、邵占、吴打亥审问。崇德三年二月初六日。记入档子，维和讷记入。
根据刑部的上报内容，得知包衣李登揭发了韩大勋的偷盗事件。随后经刑部调查查出有多名官员参与，其中有启心郎和笔贴式。因案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刑部也曾要求严惩韩大勋。虽然此案件最早是都察院开始接受，但是包括刑部都未提到具体盗窃的详细数额，因此汗下令委托户部承政英俄儿代等详细调查。户部经过调查得知具体数额之后，刑部以户部三官员怠惰事务为由，请求汗给予严厉的行政处分。随后汗依照刑部的要求，仅采纳了对户部官员进行罚金一项，而除此之外直接参与案件的其他七名官员，分别受到了革职和罚金等行政处分。虽然最终在韩大勋的住宅里，也查出了所盗窃的金银和珍珠，但是针对韩大勋的惩治与否未见任何记载。
户部虽然继承了朝制度的制度，但是其性质并非一致，包括人员配置也是。但是国初制定的各种制度，尚存在诸多制度性的缺陷，包括六部也是如此。针对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都察院承政也未错过建言献策的机会。如都察院承政臣祖可法、张存仁、侍郎臣吴景道、王之哲谨奏：“户部职掌钱谷，其任匪轻。今见户部无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数，则收放从何处明白。又无年终茶盘之例，则侵冒从何处清算。因而奸人起盗窃之心，同官无稽察之责。此韩大勋窥之已熟，所以敢于作贼。若非天神不容，使其自家彰露，不止于偷此金不知觉，则再偷金银，还不知觉也。韩大勋所犯罪大，杀有余辜，速杀此贼，以警其候。臣等仰体皇上圣意，以为恩养日久，所费巨万，以其所盗之金为微，而未忍遽杀之。但法不可废，废此一遭法，恐再有如韩大勋之心肠者，易于起盗念也。圣意或因其新人，杀之恐伤养人之盛名，但赏罚人主之大柄，若徒用恩而废法，此又开新人做贼一门户也。伏乞皇上将韩大勋速正典刑，以彰国法。仍严敕户部速立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文薄，年终再差明正官员查盘，庶仓库无侵可之弊。伏乞圣裁”。原注：崇德三年四月十四日奏，奏过，止革职，免死。养他一场，饶他罢，不是逃走。户部作为国家财政管理机构，都察院承政揭示其户部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应该立即设立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财政奏销制度。如果以这种机制处理户部事宜，国库收支等项目也会一目了然，同时也起到监督和防范的作用。当然他们提议的也是明朝的制度，明朝户部收支用四柱式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数目”等方法进行明白结算。其中‘旧管’是上一年部分，‘新收’是新的收入，‘开除’是支出，‘实在’是现有库存，以这种方式对户部进行管理。熟知明朝制度的祖可法等人，提议按照明朝的财政管理法‘四柱式’来处理国库事务，也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但是皇太极对承政提出的改革方案未表示任何态度，也许是都察院频频上奏求刑的缘故，在奏章的最后添加了针对韩大勋案件的批文，如‘止革职，免死。养他一场，饶他罢，不是逃走’的裁决内容。辽东归顺汉人通常均作为养（ujimbi）的对象，当时官吏的人事处理实权，基本都在汗的掌控下，此韩大勋的案件自正月十五日开始揭发，并请求惩罚到下达裁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时皇太极的口谕均用“金语亲谕”，因此怀疑上述简短裁决也是汗的口谕，对此口谕的完整内容在《内国史院文件》有记载，圣汗览奏曰：“朕以为莫（英）俄尔岱等忠诚，故将库内一切财物，交付彼等。朕既信之，用之，又疑之，任何处公正之人查算乎。朕不以韩大勋为盗而疑及英俄尔岱等人。尔等议请诛韩大勋甚是。若以逃亡治罪则朕必斩不当。朕既恩养之，岂以盗金故杀之耶？着韩大勋惟革职罢官，勿侵家中一物，当之为民。如陈七等不良之辈，留之，诚属不可。俟朕问刑部得实免之，钦此”。如果是逃亡者定斩不饶，仅以偷盗金银之罪名是不至于处以极刑的，可见韩大勋没有被处死。通常大臣在职务中出现失误，均由诸亲王、贝勒、议政大臣等商议审理，最后才将审议结果上奏与汗，特别是牵扯到死罪案件。臣下呈上的审议文仅作为一种参考，并非是最终裁决，汗也不会仅依照审议结果随意下达裁决，通常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最终才下达裁决。如果在军事作战或远征中遇到意见分歧，汗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以后，最后才做出决定，而这时的旗王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干涉。虽然汗独自一人承担着处理各种政务，其最终的决定因素中也包含了众人的建议。韩大勋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大臣们再三奏言上报请求严惩，但是汗并未轻易下达裁决，期间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及审议，最终才下令革除韩大勋的职务而结案，随后其职位也由邓长春接替。
总之，皇太极时常谨慎处理各种政务，作为最高权力者不仅要忙于征战，而且同时还要在行军途中也处理各种国务政事，如此勤政的皇太极，其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
▍三、减轻政务负担
崇德元年（1636）五月，将改书房为内三院之后字处理体制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正黄旗下甲喇章京臣姜新谨奏：“近者钦遵圣谕，臣以攻取山海关为今日急着，仰渎圣矣。（中略）。至于攻城之法，看得北门外地势颇高，再筑土台高过于城，用火器攻打。（中略）。皇上到山海一看，便知取之不难，庶见臣言之不谬也。伏候圣裁。为此理合具奏”。原注：崇德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四年正月二十日，习，刚，范大学士奏过。知道了。正黄旗的甲喇章京臣姜新献策攻打山海关的方法。其中最让人引起关注的是记载的原注内容，即习、刚、范大学士上奏，其‘习’是弘文院大学士希福（hifu），‘刚’是国史院大学士刚林（garin），‘范’是秘书院大学士的范文程。针对姜新提出的策略，只是在句末书写了三个字‘知道了’。通常‘知道了’是皇帝批阅大臣奏折上的常用语，意思是说所奏之事朕知道了，至于如何处理则未言明。奏折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打听信息，臣工凡有闻见，必须据实密奏，这类折奏以闻的奏折，多奉朱批‘知道了’，意即臣工奏闻的内容明白了，也可以说奏折内奏闻的事情，起始末原委都清楚了。‘知道了’的用语在明朝的文书中也时常出现。通常各王朝的建言改革者，均任职在中央政权任职，较接近皇帝或汗的人物较多。清初也同样，上述都察院承政也屡次提议要求改革行政制度。
在《大清国太宗文皇帝实录》崇德七年（1642）十月二十七日中记载，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雷兴谨奏：“圣汗精心养护身体，上答天心，下慰民望。我等见国之凡事均由圣汗办理。设立衙门、部、旗，且置有官员有何益。凡心劳则动气，圣汗清心定志。一切细务，即刻吩咐各部办理，军事之大事方许上奏。况且大事将成，外国皆来归，正是喜悦之时，有何忧愁。何况今食足兵强，圣汗宜出游猎。我等职任言官，求圣汗清心养身，大学士范文程、希福上奏”。随着领域的扩大和人员的扩大，朝廷需要处理的政务也日益增多，逐渐呈现出汗难以应付日趋繁杂的政务局面，都察院大臣抓住机遇进行进言献策，提议军政要务以外的政务，应该交给各部大臣处理，这样汗也可挤出空余时间进行修心养神，休息御体是一大要紧事情。
为此，皇太极作了如下答复：“此言乃事实，凡事非我好劳，因部员无法解决才干涉。今着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等商议”。接着诸王奏言：“圣旨乃事实，凡事交与我等办理，我等会尽职。但是何事部员结，何事上奏。上谕定夺之后，则诸务庶可办理。为此上奏”。显然皇太极自己整日忙于各种政务，身心也感觉到了疲劳，因此依照大臣的建议，决定让亲王们参与处理一些政务。其中提到参政的亲王分别是，和硕郑亲王为总管刑部的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为总管吏部的多尔衮、和硕肃亲王为总管户部的豪格、多罗武英郡王为阿济格等。政务处理权利旨交与亲王也许是有些突然，亲王们也感觉到了措手无策，寸步难行的状态。亲王们认为责任重大，再没有处理政务的经验，所以无法承担这些政务为由，委婉的拒绝了汗的决定。对此汗又言：“未来之事，我何能预定，各部事务尽心处理。不能办理之事，同诸王、贝勒议结。如众议仍有未妥之处，方许来奏。又，诸王翌日晨聚集，有事来奏，无事则各回衙门，办理部务。如有议事者，遇聚集时来奏”。可见皇太极并未将所有的政务，都交与众亲王们处理，只是让他们积极参与处理一些琐碎的政务，这样也能减轻汗的负担。如果有重大事件以及亲王们难以解决之事宜，方可上奏集议。通过此项决定，在此后的崇德八年（1643）三月的上奏文中也出现了如下记载，十六日怀顺王，为虑后事，照得本府长男，岳父周方苏在登州／，（中略），合咨贵院烦为依文祈请伝达施行□□咨者右咨秘书院／崇德八年三月十四日移十六日提塘崔游吉送来，刚、习二大□□□□□□□问过，范说不必奏，事忙。
怀顺王即耿忠明，他将私事委托内三院转奏与汗。文书首先经过内三院大学士刚林和希福的过目，然后范文程依照文意下达了以“事忙”为由的批文。所谓的 ‘忙’恐怕指的就是汗，因汗“忙于日理万机，劳顿不堪，非重要事件无须惊扰”为由，没有上奏与汗的可能性极大。因此足见怀顺王耿忠明的请求，被内三院大臣们自作主张地处理掉了。文书制度改革以后，内三院大学士的职权也逐渐扩大，其职权已经扩展到非紧要事务可不必奏请自行决定的地步。又，内三院的大学士作为汗的近臣，上奏文书基本经过内三院转奏与汗，包括上述都察院的奏章也是如此。作为中央机构的字处理机关，内三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新制度的导入及人员的配备，清初的政治制度也渐次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转型。
▍四、票拟制度的出现
皇太极在位十七年，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病殁，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继承汗位。翌年，改年号为顺治（ijishūn dasan）。由于顺治即位是尚在冲龄，实际掌权者为摄政王的多尔衮（dorgun）。虽说清初入关前就承袭了明朝的一套制度，但是依照明朝制度处理文书，反而出现有延误的现象。另外，摄政王执政期间文书制度未有任何进展，依然以‘面启’或‘绿头牌’等方式进行口头上奏为主。如监察御史高去奢谨奏：“昨日汗收汉官员赵凯新启用之奏书，允六部满、汉之各官员每日入内奏事。皇叔父摄政王温和会面，宽心接纳乃实属千古崇高之事。凡有心之人，无不争出，我岂能沉默。我思之，启用诸官诚挚得益，乃防弊也。今闻各部启心郎之通事奏六部事。此间如系正直者，可如实禀告，上亦知晓诸官诚实之处。如干连启心郎之事，巧妙调转话音，则瞬间干连成为万里之遥。汗允诸官入内之崇意，亦徒劳也。我思之，归顺主之臣不少，从中择选通晓满语、汉语之正直者数名，于皇叔父摄政王左右值事。如此可将诸臣之意皆达上处，即解忧愁也。又，六部之奏事，无论大小事件，仅写木牌上奏，之后各持木牌而出。皇叔父摄政王聪慧尊听天命，心灵通透无误。然日理万机，耳闻不如眼见，我思之，诸臣奏事前，凡事写于簿，汗、皇叔父摄政王阅后定夺之事，与内院大臣详议之事，奏事诸官问话之事，无论是非应否之处，俱应写入档子。今所奏得失之处，日后诸臣功过之处，书档中可一目了然。诚挚得益，启阻，防奸宄之计，除此无紧要之事。伏祈圣睿鉴施行，谨奏”。各部官员制本奏事，停用写于绿头板之奏事，酌派通事官，各部知道。
可见入关以后在朝廷上使用的语言，依然以满语为中心处理政务。早在努尔哈齐时期担当‘家庭教师’和‘侍读者’的通常满人居多。在皇太极执政期间，汉文文书通常均用口译方式上奏。当时朝廷里也有不少能操持多语言的官吏，他们在汗和文书之间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虽然入关也已两年有余，然而在朝廷里依然坚持使用入关前原有的满洲旧制，来处理各种政务，而此朝廷里通事是必不可少，也是必不或缺的。
虽然在皇太极执政期间,众亲王得到了处理政务的权利，可是入关以后这些特权均被摄政王剥夺。据《顺治朝满文国史档》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四日记载：“凡官民众人之事，若不诉部里，越诉王者，无论是非均打。若诉部里，部员未秉公审理，且有冤枉之处，且诉讼之事属实，则诉讼者无罪。若拿谎事诉讼者，则罚打”。天聪五年（1631）设置六部，其部最高长官为贝勒或贝子。皇太极改国号以后，这些贝勒或贝子以封爵制度均被封为亲王或郡王，这里出现的所谓的‘王’指的就是这些王爷们。显而易见，曾总管各部事务的诸王已经失去了管理各部的实权。当时，实际的处理权已经委托给各部尚书处理。多尔衮曾作为和硕睿亲王，深受皇太极的特别器重，还封他为奉命大将军，并赐予了将军印，是其他诸王未能得到的荣誉。然而作为摄政王随着自身王权的加强，也逐渐开始消弱其他诸王的权势，最终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这些诸王恢复实权是在多尔衮去世之后的顺治八年（1651）三月，然而到顺治九年（1652）三月又遭到了停止。
顺治元年（1644）六月初二日，六部事务未经内院转奏为由，分属内院的大学士提出建议改革内三院的文书制度。如冯阁老、洪军门启言：“国家之要务，莫大于用人和行政之两样。置我等于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六部每日题奏事，王尚未命与我等商办，且各部奏文俱未知悉。我办理官民之批答（pilerengge）奏闻，每日不过十余件而已。我等坐享恩赉俸禄，如何耽误国务。况且内院不得与闻，六科如何得知。如有误之处，我等凭何而言，科官凭何审查。万一王有闲，询问我等所用之人，或询问所办之事，我等尚未行事，此事何人担责”。足见，各部奏文非但未通过诸王经手，连内院经手的环节也被省略了。而此时的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每日处理官民事件不过十件，并且仅是一些非军政要务的官民杂事，根本未涉及到重要的政务。可见摄政王不但消弱了诸王的参政权，而内三院仅参与处理一些非紧要的政务。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冯铨他们提到的满语（pilerengge）一词。（pi）是借词，即汉文‘批’字。（pile-）动词化+（-re-）将来时+（-ngge）名词化的词汇，应翻译为‘批答’。其实冯铨他们的奏章内容在《大清世祖实录》（汉文版）也有收录，其中与（pilerengge）对应的词汇是‘票拟’。
顺治元年（1644）八月二十九日，天津总督骆养性的塘报中请求内院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望乞批示’的字样。内院按照塘报的请示，在文书最后处书写‘内院批’的字样。同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明清史料中，有一顺治元年（1644）八月的档案，其字体较潦草，内容也有不少修饰之处，其抬头写有‘内阁票谕’一词。在《明史》（卷七二）也有‘票拟批答’的用例。所谓‘内阁票谕’，即内外臣工之上奏文，经内阁票拟后，呈皇帝阅览，然后分下六科发抄相关衙门施行。据冯铨和洪承畴的奏文内容，内院并未经手处理六部事宜，经办之事务仅为其他事宜。因此大学士们提议，要求改革中央机构的字处理机制问题。继续上述引文冯阁老、洪军门启言内容：……按明国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之各奏文，内阁衙门得旨后，批答（pilere）进呈汗，汗批答（pilefi）后再降旨内阁衙门，内阁衙门大臣阅览后，方分下六科送部。凡属要务，则当日请示，不超三日，且立刻拟文上奏。先送内阁衙门照批语（pilehe gisun）批答（pilefi），由内阁衙门分下六科衙门、部衙门、都察院之后，内外诸衙门，皆一体恭敬实施。防微杜渐，意至深远矣。若认为无益而延期，此属小官员有意延期、误事，非立法纪之不佳。倘我言之有理，祈王应下令部衙门商议。凡用人行政之要务，送内衙门商议之后，拟文上奏，自此分下该科照批语（pilere）上奏，候旨。其余各衙门每日所奏之事，无论大小，须当日领文。若送至内衙门，我等预先详阅，易批答（pileci），也便于答应。如此我等尽心尽职，亦有益于国家之要务。大臣身蒙厚恩，此等愚见，岂敢不奏。明国之例，应否承袭，乞上熟虑，谨此奏闻”。王阅后曰：“此文是，我知绪也”。
大学士详细解释了明朝字处理机制中的票拟制度，所谓的票拟制度，也是针对皇帝厌倦处理繁杂的政务而出现的机制。其最大特征就是将实权委托给大臣。批答权本来掌握在皇帝的手上，对处理政事未有心思的隆庆皇帝，将批答权实际交给了内阁，让内阁处理包括奏章等全部政务。通常皇帝无法全权处理所有的政务，非重要事件一般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票拟批答或起草诏令等。归根结底，内阁即为皇帝代言拟旨，掌握着起草批示的特权。为此内院的大学士向摄政王建议，应该导入对处理国政有益而无害的字处理机构。显而易见，明朝旧臣试图在新政权中，恢复旧有的明朝字处理机制，借此恢复大学士的票拟特权。通过处理要务之途径参与决策，使内院成为中枢机构为目的是无疑的。对大学士的建言，摄政王只表示赞同而已，在摄政王执政期未见执行与明朝相一致的票拟制度。总之，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经手处理的批答（pilerengge）事务，着实采取了与明朝有异的字处理例程，无疑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就已经存在，这种所谓的简易‘票拟’机制。
顺治亲政以后，曾屡次询问明朝的字处理制度，对票拟制度也有所了解。顺治皇帝基本亲自过目所有奏文，然后才降旨内阁票拟批答。到了康熙八年（1669）出现有如下现象：“neneme mini galai araha piyoociyan/先，我手写的票签”。另，据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记载：“dorgi yamun i araha piyoociyan i songkoi pileci acambi/依照内阁票签，应以批答”。可见康熙年间的字处理例程，有汗亲自票签的，也有内阁批答然后交与汗审阅定夺的。
总之，随着新字处理机制的导入,其实也在影响满语语文学，其影响范围具有特殊性。
▍五、结语
综观户部承政韩大勋案件，可知皇太极执政期的所有文书，包括检举审查报告等均奏请汗裁定。皇太极根据审议内容进行判断，通常裁决都是深思熟虑的，皇太极也就日忙碌与处理各种政务。为此，大臣看到躬理万机的皇太极，建议应该清静养神，将繁杂事务交与属下处理。皇太极也随即下旨，诸王贝勒进行审理官民事务，而紧要政务交与汗处理。其中诸王中的和硕睿亲王，即为之后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这种政务处理机制进行的改革，无疑就是票拟制度的雏形。
顺治冲龄即位以后，实际摄政王掌控实权，随即各部诸王也被剥夺了皇太极赋予的参政权。期间，熟知明朝制度的汉大臣建言，应该导入明朝的票拟制度。顺治亲政之后，首先恢复了诸王的参政权，也屡次打听明朝的文书制度，对票拟制度也颇感好奇并保持谨慎观望之态度。清朝入关之后开始全面接触汉文化制度。汉大臣的政治观念必定对新建立的政治制度产生影响，为导入新政治文化体制的建言者，明朝旧臣颇多。其实清朝统治者也未全盘接受汉大臣的建议，新体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也纳入了满洲传统的政治文化因素。汉人大臣也未放弃新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满语为官方语言文字的文化政策建言献策的机会，以此可视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多元文化的开端。
来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七辑（刘迎胜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说明：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满学工坊整理并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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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太宗皇太极执政期，委任诸王贝勒处理日常政务，可视为是票拟制度的雏形。多尔衮曾深受皇太极的器重，作为摄政王掌权之后，各诸王贝勒随即被多尔衮剥夺了太宗时期赋予的参政权，而此时内院汉大臣建言要继续使用明朝的票拟制度。顺治皇帝亲政后，对传统的明朝字处理制度的理念深表兴趣，为新政权导入新体制的建言者以明朝旧臣颇多，可是清朝统治者并未全盘接受他们的建议，在新体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多少也纳入了一些满洲传统的文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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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1592-1643） |
▍一、绪言
17世纪初叶，建州女真的努尔哈齐在东亚建立了由满、汉以及蒙古人组成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爱新国（aisin gurun/金国）。虽然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建立了独立政权，朝廷中有一套完善的多语言文字字处理机制。
众所周知，清初早起的字处理机构称为书房（bithei boo），通常汉字写作笔帖赫包。其中bithe为书之意，包为家之意boo的音写汉字。估计天命建元前已形成雏形，在天命末年正式成立了书房。
总之，书房是清初处理所有文书的机构。通过《满文原档》知道满语也曾称作书院（bithei jurgan）。从明朝归顺的书房秀才王文奎，认为与明朝通政司性质相当。通政司也称为通政使司，在明朝中央机构执掌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但是史家皆知其通政使司无裁决奏疏内容之权，只有审核文书形式和记录谕旨的职权，仅作为处理事务的机构。早在努尔哈齐时期，其身边有‘彦加里、大海、刘海、李相介’等人执掌文书，其中的‘大海’在天聪年间主要主持书房事务，负责处理所有的文书。也许早期的书房机制与通政司相当。
随着战局的扩大，明朝边疆官员陆续归顺金国政权，因此对制度也产生了若干影响。如马光远提议改革计划，六部即设，总裁无人。若立内阁，臣下有疑难大事，先赴内阁公议方得奏请。如此则圣虑不繁，国政不乱矣。马光远很大胆的建议导入明朝内阁制度。神田信夫（1960）曾指出：“其实这些汉人官员，将书房作为明朝最高政务机构的内阁一样，用他们的汉文知识，在其发挥有效的势力”。内阁制度是在明朝永乐年间建制，内阁大臣作为皇帝亲信，承担着中央机构的要务，数名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倾诉对象，且时常参与处理政务因此也称之为顾问机构。也许是受到了汉人臣下建言影响，结果在天聪十年（1636）三月将书房改为内三院（bithei ilan yamun），分别设立了国史院（suduri bithei yamun）、秘书院（narhūn bithei yamun）和弘文院（kooli selgiyere bithei yamun）等三大机构。国史院主要处理文书以及编撰史书，秘书院处理外交文书和谕旨以及奏疏，弘文院则承担侍讲等事务。此后内三院（bithei ilan yamun）作为满人独有的政治体制，同样与明朝内阁制度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与汗的关系也非常亲近。
然而，入关后到顺治十五年（1658），对这些字处理机构又重新进行了改革，依照熟知明朝制度的汉人大臣的提议，将原来的内三院解散改革为内阁（dorgi yamun）和翰林院（bithei yamun），其体制最终也逐步靠近明朝遗留下来的制度，这个结果当然是受到了积极收纳明朝旧臣的影响。从各机构的满文名称来看，内三院及其前身书房乃至翰林院，都有（bithe(i)/意即文书）字义，说明在制度转化的同时，仍注意其组织功能的延续性，就制度的发展脉络而言，虽然是书房演变成为内阁，在满洲名称上，却是翰林院继承了书房，可见制度整合时的文化差异现象。
对这种清朝初期行政制度的演变，诸史家分别持有不同态度，首先孟森认为：“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而宫崎市定认为：“清朝内阁承袭了明朝执行的票拟机构的旧制度。但是清朝的内阁与明内阁制度有别，其最大特点即同时具备翻译机构，始终未脱离这个性质”。鞠德源也指出：“清初不仅沿用了明代的题奏文书制度，而且批答处理程序也采用了明朝的票拟制度”。另外，庄吉发指出：“清代题本，因袭明代旧制。俱有通政司转送内阁，称为通本。京内各部院府寺监衙门本章，附于六部之后，径送内阁，称为部本，皆先经内阁拟写票签，或双签，或三签，四签，备拟以候钦定，兼书满汉文字，进呈御览，或照拟，或另降谕旨，或于原签内奉朱笔改定，或奉旨应用何签，俟奉旨发下后，由批本处翰林中书等照旨批写满字，汉学士批写汉字，皆用红笔批于题本封面，因俱以朱书，故称红本，题本批红后，即交收发红本处。具题衙门除缮写正本外，尚须另缮副本一分投送内阁，奉旨后，依照红本朱书，用墨笔批录，以备存查”。虽然自清初以来明朝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渐取代了满洲人旧有的制度，但是其根本性质还是有别于明朝的制度。本文主要围绕清朝入关前后文书制度的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满语语文学的影响进行试析。
▍二、勤政的皇太极
早在入关前皇太极执政期，为了整治颓风积弊在天聪七年（1633）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降旨如下，汗颁（#诏）（+旨）文曰：“凡奏书者，若我所行道义有背逆之处，请劾奏。政务有愆忘之处，启迪奏之。又，六部事务有不公，国臣欺诈贪婪，奏之。又，尔等自身生计艰难，直言奏之。如不直言，仅引各处美文，汝为自身用夸张词语写之，我也难于阅读，尔等亦无益也。嗣后凡奏书者，直言也。文章（+之语书写）毋。凡言语，心有独得，若有新颖言辞言之。非如此，见有抄袭周知的古文，何事也”。命令属下悉心奏言，监督汗的政务得失，同时检举六部以及贪污腐败，通过这些内容可以窥知，当时朝廷内还没有设立监督朝廷的检查机构。
明朝设立的六科，其主要职权若君主的裁决有问题，有退还原旨或再委托六部，要求变更票拟内容的权利，六科具备了决定性的拒绝权。曾在天聪五年（1631）十二月，宁完我建言设置‘谏臣’，但是皇太极当时对此建言未表示任何态度。所谓的‘谏臣’就是执掌‘言’的‘言官’，对政务得失直言不讳。而明朝设立的六科中的‘给事中’就称为‘谏臣’，有封驳言谏之权。虽然在天聪五年（1631）七月就设立了六部，但是并未设置六科。因此在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马光远提议设立六科一事，然而皇太极对此未表示任何态度。
天聪十年（1636）四月，将国号爱新国（aisin gurun/金国）更改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同时按照明朝的行政体制，设置了具有专门监察职能的都察院（uheri be baicara jurgan），因仅次于六部，满语还称为七部（nadan jurgan）。都察院在明朝作为中央政权的监察机构，有监察人事和弹劾的职权。清初设置时，其最高长官为承政（aliha amban），除了设置有满人官吏，其他还有汉人和蒙古人。都察院的承政也自称为（gisurere hafan），即汉语为‘言官’。其目的就是监督官吏的言行举止。崇德三年（1638）正月十五日，都察院的汉承政检举了一起贪污案件，其上奏文云：“都察院衙门承政臣祖可法、臣张存仁谨奏，为大臣监守自盗，乞速正法，以申宪典。窃照凌河官员困危至极，幸蒙皇上留其生而厚养之，宅舍田园丰且足矣。妻妾女仆众且多矣。轻裘肥马且贵矣。犬马尚且知恩，副将韩大勋不思寸报而反盗金库，臣等看得此人犬马不如也。又见其好色，不分男女教戏，以致妄费，作贼丧心，廉耻不顾，大辟之法无容缓者。伏乞皇上将大?速正典刑，以励将来，谨奏。崇德三年正月十五日承政祖可法，张存仁，侍郎臣吴景道，王之哲”。这是一起关于自明朝归顺人的贪污案件。其案犯韩大勋，在天聪五年（1631）与都察院承政祖可发和张存任等一同归顺爱新国，其后在崇德元年（1636）五月被任命为户部承政。依照上报内容，韩大勋作为户部承政，监守自盗盗窃国库。户部乃为六部机构，掌管土地、户籍、财政等事务。虽然爱新国设立的六部是完全承袭了明朝，但其功能性质在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其中户部的最高长官是贝勒，贝勒总管一切户部事务，其次才是承政和参政。韩大勋作为户部承政，利用职务之便盗窃了国库。都察院得知实情以后，上奏请求严惩。
此后，都察院大臣在当月二十六日又上报：“都察院承政阿什、多里吉那颜、祖可发、张存仁谨奏，圣汗曾谕都察院诸官员，详察乱政欺诈之事。围困大凌河三个月得之，蒙圣汗宽恩，众官员未被杀而养之，授韩大勋为大部承政。大凌河官员无一处作益，韩大勋盗金库之事为一大罪也。不立即处死，无理久留。若不处死犯大罪之韩大勋，不合于理。又，嗣后犯小罪者，也不可处死，圣汗明思之”。此上报与上述头一条不同，都察院的所有满、汉、蒙古官吏联名上报，要求立即处死偷窃国库的韩大勋，如果不处死会影响其他案件的正常处置。当时凡是有关宣判死刑的案件，都察院等部门是无权独自执行裁决，只有汗才有资格执行死刑的权利，而都察院仅有监察检查的职权，如果遇到重大案件，先自行审理，然后把审理结果上奏与汗，请求下达裁决。其实针对韩大勋的求刑，皇太极的答复文书在《满文内国史院文件》中未见记载，但是在《大清太宗实录》（满文和汉文）中分别记有如下降旨：“soweni wesimbuhe giyan inu bi seoleki sehe/尔等上奏之理是也，我思之”。“得旨，所奏是，朕徐思之”。汗只说是考虑，未下达裁决。显然，汗作为一国君主，也未随意下达裁决，通常均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最终的裁决。
于是，在当年二月六日下谕旨，如寅年正月三十日，正蓝旗之韩大勋，其包衣李登告发盗取库内金银珍珠。搜获金七两，银十五两，珍珠七两九钱。及问韩大勋，自刑部送来金二十七两，伙同布丹、黑什尼我等三人商议盗取是事实。收取刑部之金银、财物为韩大勋、布丹、黑什尼、罗洛、扯克、笔帖式班拜、阿儿拜。伊等收取之银、财物均记入档子，仅金二十七两未记入。将此金由两汉人启心郎镶白旗之臧调元牛录下高士俊，正蓝旗之崔名信牛录下朱国柱。两汉人笔贴式，正白旗之王国明牛录下汪起蛟，镶红旗之范文程牛录下魏云程。伊等过秤包封，他物均记入汉文档子，而此金二十七两未记入，为此议定死罪。上谕：“知其盗取库内金银、珍珠之数目乎。命承政英俄儿代、马福塔、吴守进察之”。查得余出东珠八颗、金四十六两一钱五分、银四千四百七十七两、纺丝、绫子、杭绸四百七十两。尔三承政竟不知被盗取数目，又不知被盗金未记入档子之事，诚属怠惰，为此上奏各降职一级，罚银一百两。上谕：“免英俄儿代、马福塔、吴守进等降职，各罚银一百两入库。布丹、罗洛、扯克此三人免死赎身，仍留部里。尔黑什尼身为值月官，他物皆收取记入档子，而唯独金子未记入档子为由，免死革职，鞭打一百，贯耳。镶红旗之马拉希牛录阿儿拜笔贴式，身为值月笔贴式，他物皆收取记入档子，而唯独金子未记入档子为由，免死鞭打一百，贯鼻耳。镶黄旗之喀喀穆牛录班拜笔贴式，虽非值月笔贴式，经布丹叫唤计银为事实，鞭打八十。两汉人启心郎高士俊、朱国柱。两汉人笔贴式汪起蛟、魏云程各鞭打一百，贯鼻耳。黑什尼、笔帖式班拜、阿儿拜，两汉人启心郎，两汉人笔贴式，此七人皆革部职。韩大勋之事已结束，搜韩大勋宅得金七两、银十五两五钱、珍珠七两九钱入库”。巴哈纳、邵占、吴打亥审问。崇德三年二月初六日。记入档子，维和讷记入。
根据刑部的上报内容，得知包衣李登揭发了韩大勋的偷盗事件。随后经刑部调查查出有多名官员参与，其中有启心郎和笔贴式。因案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刑部也曾要求严惩韩大勋。虽然此案件最早是都察院开始接受，但是包括刑部都未提到具体盗窃的详细数额，因此汗下令委托户部承政英俄儿代等详细调查。户部经过调查得知具体数额之后，刑部以户部三官员怠惰事务为由，请求汗给予严厉的行政处分。随后汗依照刑部的要求，仅采纳了对户部官员进行罚金一项，而除此之外直接参与案件的其他七名官员，分别受到了革职和罚金等行政处分。虽然最终在韩大勋的住宅里，也查出了所盗窃的金银和珍珠，但是针对韩大勋的惩治与否未见任何记载。
户部虽然继承了朝制度的制度，但是其性质并非一致，包括人员配置也是。但是国初制定的各种制度，尚存在诸多制度性的缺陷，包括六部也是如此。针对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都察院承政也未错过建言献策的机会。如都察院承政臣祖可法、张存仁、侍郎臣吴景道、王之哲谨奏：“户部职掌钱谷，其任匪轻。今见户部无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数，则收放从何处明白。又无年终茶盘之例，则侵冒从何处清算。因而奸人起盗窃之心，同官无稽察之责。此韩大勋窥之已熟，所以敢于作贼。若非天神不容，使其自家彰露，不止于偷此金不知觉，则再偷金银，还不知觉也。韩大勋所犯罪大，杀有余辜，速杀此贼，以警其候。臣等仰体皇上圣意，以为恩养日久，所费巨万，以其所盗之金为微，而未忍遽杀之。但法不可废，废此一遭法，恐再有如韩大勋之心肠者，易于起盗念也。圣意或因其新人，杀之恐伤养人之盛名，但赏罚人主之大柄，若徒用恩而废法，此又开新人做贼一门户也。伏乞皇上将韩大勋速正典刑，以彰国法。仍严敕户部速立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文薄，年终再差明正官员查盘，庶仓库无侵可之弊。伏乞圣裁”。原注：崇德三年四月十四日奏，奏过，止革职，免死。养他一场，饶他罢，不是逃走。户部作为国家财政管理机构，都察院承政揭示其户部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应该立即设立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财政奏销制度。如果以这种机制处理户部事宜，国库收支等项目也会一目了然，同时也起到监督和防范的作用。当然他们提议的也是明朝的制度，明朝户部收支用四柱式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数目”等方法进行明白结算。其中‘旧管’是上一年部分，‘新收’是新的收入，‘开除’是支出，‘实在’是现有库存，以这种方式对户部进行管理。熟知明朝制度的祖可法等人，提议按照明朝的财政管理法‘四柱式’来处理国库事务，也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但是皇太极对承政提出的改革方案未表示任何态度，也许是都察院频频上奏求刑的缘故，在奏章的最后添加了针对韩大勋案件的批文，如‘止革职，免死。养他一场，饶他罢，不是逃走’的裁决内容。辽东归顺汉人通常均作为养（ujimbi）的对象，当时官吏的人事处理实权，基本都在汗的掌控下，此韩大勋的案件自正月十五日开始揭发，并请求惩罚到下达裁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时皇太极的口谕均用“金语亲谕”，因此怀疑上述简短裁决也是汗的口谕，对此口谕的完整内容在《内国史院文件》有记载，圣汗览奏曰：“朕以为莫（英）俄尔岱等忠诚，故将库内一切财物，交付彼等。朕既信之，用之，又疑之，任何处公正之人查算乎。朕不以韩大勋为盗而疑及英俄尔岱等人。尔等议请诛韩大勋甚是。若以逃亡治罪则朕必斩不当。朕既恩养之，岂以盗金故杀之耶？着韩大勋惟革职罢官，勿侵家中一物，当之为民。如陈七等不良之辈，留之，诚属不可。俟朕问刑部得实免之，钦此”。如果是逃亡者定斩不饶，仅以偷盗金银之罪名是不至于处以极刑的，可见韩大勋没有被处死。通常大臣在职务中出现失误，均由诸亲王、贝勒、议政大臣等商议审理，最后才将审议结果上奏与汗，特别是牵扯到死罪案件。臣下呈上的审议文仅作为一种参考，并非是最终裁决，汗也不会仅依照审议结果随意下达裁决，通常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最终才下达裁决。如果在军事作战或远征中遇到意见分歧，汗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以后，最后才做出决定，而这时的旗王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干涉。虽然汗独自一人承担着处理各种政务，其最终的决定因素中也包含了众人的建议。韩大勋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大臣们再三奏言上报请求严惩，但是汗并未轻易下达裁决，期间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及审议，最终才下令革除韩大勋的职务而结案，随后其职位也由邓长春接替。
总之，皇太极时常谨慎处理各种政务，作为最高权力者不仅要忙于征战，而且同时还要在行军途中也处理各种国务政事，如此勤政的皇太极，其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
▍三、减轻政务负担
崇德元年（1636）五月，将改书房为内三院之后字处理体制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正黄旗下甲喇章京臣姜新谨奏：“近者钦遵圣谕，臣以攻取山海关为今日急着，仰渎圣矣。（中略）。至于攻城之法，看得北门外地势颇高，再筑土台高过于城，用火器攻打。（中略）。皇上到山海一看，便知取之不难，庶见臣言之不谬也。伏候圣裁。为此理合具奏”。原注：崇德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四年正月二十日，习，刚，范大学士奏过。知道了。正黄旗的甲喇章京臣姜新献策攻打山海关的方法。其中最让人引起关注的是记载的原注内容，即习、刚、范大学士上奏，其‘习’是弘文院大学士希福（hifu），‘刚’是国史院大学士刚林（garin），‘范’是秘书院大学士的范文程。针对姜新提出的策略，只是在句末书写了三个字‘知道了’。通常‘知道了’是皇帝批阅大臣奏折上的常用语，意思是说所奏之事朕知道了，至于如何处理则未言明。奏折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打听信息，臣工凡有闻见，必须据实密奏，这类折奏以闻的奏折，多奉朱批‘知道了’，意即臣工奏闻的内容明白了，也可以说奏折内奏闻的事情，起始末原委都清楚了。‘知道了’的用语在明朝的文书中也时常出现。通常各王朝的建言改革者，均任职在中央政权任职，较接近皇帝或汗的人物较多。清初也同样，上述都察院承政也屡次提议要求改革行政制度。
在《大清国太宗文皇帝实录》崇德七年（1642）十月二十七日中记载，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雷兴谨奏：“圣汗精心养护身体，上答天心，下慰民望。我等见国之凡事均由圣汗办理。设立衙门、部、旗，且置有官员有何益。凡心劳则动气，圣汗清心定志。一切细务，即刻吩咐各部办理，军事之大事方许上奏。况且大事将成，外国皆来归，正是喜悦之时，有何忧愁。何况今食足兵强，圣汗宜出游猎。我等职任言官，求圣汗清心养身，大学士范文程、希福上奏”。随着领域的扩大和人员的扩大，朝廷需要处理的政务也日益增多，逐渐呈现出汗难以应付日趋繁杂的政务局面，都察院大臣抓住机遇进行进言献策，提议军政要务以外的政务，应该交给各部大臣处理，这样汗也可挤出空余时间进行修心养神，休息御体是一大要紧事情。
为此，皇太极作了如下答复：“此言乃事实，凡事非我好劳，因部员无法解决才干涉。今着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等商议”。接着诸王奏言：“圣旨乃事实，凡事交与我等办理，我等会尽职。但是何事部员结，何事上奏。上谕定夺之后，则诸务庶可办理。为此上奏”。显然皇太极自己整日忙于各种政务，身心也感觉到了疲劳，因此依照大臣的建议，决定让亲王们参与处理一些政务。其中提到参政的亲王分别是，和硕郑亲王为总管刑部的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为总管吏部的多尔衮、和硕肃亲王为总管户部的豪格、多罗武英郡王为阿济格等。政务处理权利旨交与亲王也许是有些突然，亲王们也感觉到了措手无策，寸步难行的状态。亲王们认为责任重大，再没有处理政务的经验，所以无法承担这些政务为由，委婉的拒绝了汗的决定。对此汗又言：“未来之事，我何能预定，各部事务尽心处理。不能办理之事，同诸王、贝勒议结。如众议仍有未妥之处，方许来奏。又，诸王翌日晨聚集，有事来奏，无事则各回衙门，办理部务。如有议事者，遇聚集时来奏”。可见皇太极并未将所有的政务，都交与众亲王们处理，只是让他们积极参与处理一些琐碎的政务，这样也能减轻汗的负担。如果有重大事件以及亲王们难以解决之事宜，方可上奏集议。通过此项决定，在此后的崇德八年（1643）三月的上奏文中也出现了如下记载，十六日怀顺王，为虑后事，照得本府长男，岳父周方苏在登州／，（中略），合咨贵院烦为依文祈请伝达施行□□咨者右咨秘书院／崇德八年三月十四日移十六日提塘崔游吉送来，刚、习二大□□□□□□□问过，范说不必奏，事忙。
怀顺王即耿忠明，他将私事委托内三院转奏与汗。文书首先经过内三院大学士刚林和希福的过目，然后范文程依照文意下达了以“事忙”为由的批文。所谓的 ‘忙’恐怕指的就是汗，因汗“忙于日理万机，劳顿不堪，非重要事件无须惊扰”为由，没有上奏与汗的可能性极大。因此足见怀顺王耿忠明的请求，被内三院大臣们自作主张地处理掉了。文书制度改革以后，内三院大学士的职权也逐渐扩大，其职权已经扩展到非紧要事务可不必奏请自行决定的地步。又，内三院的大学士作为汗的近臣，上奏文书基本经过内三院转奏与汗，包括上述都察院的奏章也是如此。作为中央机构的字处理机关，内三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新制度的导入及人员的配备，清初的政治制度也渐次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转型。
▍四、票拟制度的出现
皇太极在位十七年，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病殁，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继承汗位。翌年，改年号为顺治（ijishūn dasan）。由于顺治即位是尚在冲龄，实际掌权者为摄政王的多尔衮（dorgun）。虽说清初入关前就承袭了明朝的一套制度，但是依照明朝制度处理文书，反而出现有延误的现象。另外，摄政王执政期间文书制度未有任何进展，依然以‘面启’或‘绿头牌’等方式进行口头上奏为主。如监察御史高去奢谨奏：“昨日汗收汉官员赵凯新启用之奏书，允六部满、汉之各官员每日入内奏事。皇叔父摄政王温和会面，宽心接纳乃实属千古崇高之事。凡有心之人，无不争出，我岂能沉默。我思之，启用诸官诚挚得益，乃防弊也。今闻各部启心郎之通事奏六部事。此间如系正直者，可如实禀告，上亦知晓诸官诚实之处。如干连启心郎之事，巧妙调转话音，则瞬间干连成为万里之遥。汗允诸官入内之崇意，亦徒劳也。我思之，归顺主之臣不少，从中择选通晓满语、汉语之正直者数名，于皇叔父摄政王左右值事。如此可将诸臣之意皆达上处，即解忧愁也。又，六部之奏事，无论大小事件，仅写木牌上奏，之后各持木牌而出。皇叔父摄政王聪慧尊听天命，心灵通透无误。然日理万机，耳闻不如眼见，我思之，诸臣奏事前，凡事写于簿，汗、皇叔父摄政王阅后定夺之事，与内院大臣详议之事，奏事诸官问话之事，无论是非应否之处，俱应写入档子。今所奏得失之处，日后诸臣功过之处，书档中可一目了然。诚挚得益，启阻，防奸宄之计，除此无紧要之事。伏祈圣睿鉴施行，谨奏”。各部官员制本奏事，停用写于绿头板之奏事，酌派通事官，各部知道。
可见入关以后在朝廷上使用的语言，依然以满语为中心处理政务。早在努尔哈齐时期担当‘家庭教师’和‘侍读者’的通常满人居多。在皇太极执政期间，汉文文书通常均用口译方式上奏。当时朝廷里也有不少能操持多语言的官吏，他们在汗和文书之间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虽然入关也已两年有余，然而在朝廷里依然坚持使用入关前原有的满洲旧制，来处理各种政务，而此朝廷里通事是必不可少，也是必不或缺的。
虽然在皇太极执政期间,众亲王得到了处理政务的权利，可是入关以后这些特权均被摄政王剥夺。据《顺治朝满文国史档》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四日记载：“凡官民众人之事，若不诉部里，越诉王者，无论是非均打。若诉部里，部员未秉公审理，且有冤枉之处，且诉讼之事属实，则诉讼者无罪。若拿谎事诉讼者，则罚打”。天聪五年（1631）设置六部，其部最高长官为贝勒或贝子。皇太极改国号以后，这些贝勒或贝子以封爵制度均被封为亲王或郡王，这里出现的所谓的‘王’指的就是这些王爷们。显而易见，曾总管各部事务的诸王已经失去了管理各部的实权。当时，实际的处理权已经委托给各部尚书处理。多尔衮曾作为和硕睿亲王，深受皇太极的特别器重，还封他为奉命大将军，并赐予了将军印，是其他诸王未能得到的荣誉。然而作为摄政王随着自身王权的加强，也逐渐开始消弱其他诸王的权势，最终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这些诸王恢复实权是在多尔衮去世之后的顺治八年（1651）三月，然而到顺治九年（1652）三月又遭到了停止。
顺治元年（1644）六月初二日，六部事务未经内院转奏为由，分属内院的大学士提出建议改革内三院的文书制度。如冯阁老、洪军门启言：“国家之要务，莫大于用人和行政之两样。置我等于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六部每日题奏事，王尚未命与我等商办，且各部奏文俱未知悉。我办理官民之批答（pilerengge）奏闻，每日不过十余件而已。我等坐享恩赉俸禄，如何耽误国务。况且内院不得与闻，六科如何得知。如有误之处，我等凭何而言，科官凭何审查。万一王有闲，询问我等所用之人，或询问所办之事，我等尚未行事，此事何人担责”。足见，各部奏文非但未通过诸王经手，连内院经手的环节也被省略了。而此时的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每日处理官民事件不过十件，并且仅是一些非军政要务的官民杂事，根本未涉及到重要的政务。可见摄政王不但消弱了诸王的参政权，而内三院仅参与处理一些非紧要的政务。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冯铨他们提到的满语（pilerengge）一词。（pi）是借词，即汉文‘批’字。（pile-）动词化+（-re-）将来时+（-ngge）名词化的词汇，应翻译为‘批答’。其实冯铨他们的奏章内容在《大清世祖实录》（汉文版）也有收录，其中与（pilerengge）对应的词汇是‘票拟’。
顺治元年（1644）八月二十九日，天津总督骆养性的塘报中请求内院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望乞批示’的字样。内院按照塘报的请示，在文书最后处书写‘内院批’的字样。同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明清史料中，有一顺治元年（1644）八月的档案，其字体较潦草，内容也有不少修饰之处，其抬头写有‘内阁票谕’一词。在《明史》（卷七二）也有‘票拟批答’的用例。所谓‘内阁票谕’，即内外臣工之上奏文，经内阁票拟后，呈皇帝阅览，然后分下六科发抄相关衙门施行。据冯铨和洪承畴的奏文内容，内院并未经手处理六部事宜，经办之事务仅为其他事宜。因此大学士们提议，要求改革中央机构的字处理机制问题。继续上述引文冯阁老、洪军门启言内容：……按明国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之各奏文，内阁衙门得旨后，批答（pilere）进呈汗，汗批答（pilefi）后再降旨内阁衙门，内阁衙门大臣阅览后，方分下六科送部。凡属要务，则当日请示，不超三日，且立刻拟文上奏。先送内阁衙门照批语（pilehe gisun）批答（pilefi），由内阁衙门分下六科衙门、部衙门、都察院之后，内外诸衙门，皆一体恭敬实施。防微杜渐，意至深远矣。若认为无益而延期，此属小官员有意延期、误事，非立法纪之不佳。倘我言之有理，祈王应下令部衙门商议。凡用人行政之要务，送内衙门商议之后，拟文上奏，自此分下该科照批语（pilere）上奏，候旨。其余各衙门每日所奏之事，无论大小，须当日领文。若送至内衙门，我等预先详阅，易批答（pileci），也便于答应。如此我等尽心尽职，亦有益于国家之要务。大臣身蒙厚恩，此等愚见，岂敢不奏。明国之例，应否承袭，乞上熟虑，谨此奏闻”。王阅后曰：“此文是，我知绪也”。
大学士详细解释了明朝字处理机制中的票拟制度，所谓的票拟制度，也是针对皇帝厌倦处理繁杂的政务而出现的机制。其最大特征就是将实权委托给大臣。批答权本来掌握在皇帝的手上，对处理政事未有心思的隆庆皇帝，将批答权实际交给了内阁，让内阁处理包括奏章等全部政务。通常皇帝无法全权处理所有的政务，非重要事件一般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票拟批答或起草诏令等。归根结底，内阁即为皇帝代言拟旨，掌握着起草批示的特权。为此内院的大学士向摄政王建议，应该导入对处理国政有益而无害的字处理机构。显而易见，明朝旧臣试图在新政权中，恢复旧有的明朝字处理机制，借此恢复大学士的票拟特权。通过处理要务之途径参与决策，使内院成为中枢机构为目的是无疑的。对大学士的建言，摄政王只表示赞同而已，在摄政王执政期未见执行与明朝相一致的票拟制度。总之，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经手处理的批答（pilerengge）事务，着实采取了与明朝有异的字处理例程，无疑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就已经存在，这种所谓的简易‘票拟’机制。
顺治亲政以后，曾屡次询问明朝的字处理制度，对票拟制度也有所了解。顺治皇帝基本亲自过目所有奏文，然后才降旨内阁票拟批答。到了康熙八年（1669）出现有如下现象：“neneme mini galai araha piyoociyan/先，我手写的票签”。另，据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记载：“dorgi yamun i araha piyoociyan i songkoi pileci acambi/依照内阁票签，应以批答”。可见康熙年间的字处理例程，有汗亲自票签的，也有内阁批答然后交与汗审阅定夺的。
总之，随着新字处理机制的导入,其实也在影响满语语文学，其影响范围具有特殊性。
▍五、结语
综观户部承政韩大勋案件，可知皇太极执政期的所有文书，包括检举审查报告等均奏请汗裁定。皇太极根据审议内容进行判断，通常裁决都是深思熟虑的，皇太极也就日忙碌与处理各种政务。为此，大臣看到躬理万机的皇太极，建议应该清静养神，将繁杂事务交与属下处理。皇太极也随即下旨，诸王贝勒进行审理官民事务，而紧要政务交与汗处理。其中诸王中的和硕睿亲王，即为之后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这种政务处理机制进行的改革，无疑就是票拟制度的雏形。
顺治冲龄即位以后，实际摄政王掌控实权，随即各部诸王也被剥夺了皇太极赋予的参政权。期间，熟知明朝制度的汉大臣建言，应该导入明朝的票拟制度。顺治亲政之后，首先恢复了诸王的参政权，也屡次打听明朝的文书制度，对票拟制度也颇感好奇并保持谨慎观望之态度。清朝入关之后开始全面接触汉文化制度。汉大臣的政治观念必定对新建立的政治制度产生影响，为导入新政治文化体制的建言者，明朝旧臣颇多。其实清朝统治者也未全盘接受汉大臣的建议，新体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也纳入了满洲传统的政治文化因素。汉人大臣也未放弃新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满语为官方语言文字的文化政策建言献策的机会，以此可视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多元文化的开端。
来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七辑（刘迎胜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说明：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满学工坊整理并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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