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疆的大风中
✪格致
▍在泥土里
我一定是丢失了什么。寻找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它是以一种少年游戏的方式悄悄进入我的生活的。那时,我在泥土中寻找一种文字(一切都在泥土里,植物的根,动物的遗骨,我们的过去在泥土中保存)。那些被我寻找的文字是汉文,一种古老的文字。它吸纳
日月精华,览尽世事沧桑,个个都是精灵。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先在板结的地面上用手或木棒刻上一个汉字,笔画要粗且深,然后用浮土将这个字掩埋。接下来由对方来找。首先要找到字的大致位置,然后推开浮土,将这个字再现出来。如果复原的字同刻下去的字相同,则寻找者胜。接下来由胜者刻字,败者寻找。游戏的角色是互相转换的,只有输了才扮演寻找者。在这里,寻找的角色是被动的,带有一些惩罚的性质。
寻找泥土中的文字似乎没有悬念,它一定会被找到,然而失败却是经常的。当我的手指(只有手指才能感觉到文字在泥土中的凸凹起伏。)顺着那些笔画游动,将埋藏的文字重现出来时,经常会发生意外。重现的并不是埋下去的那个字,而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没有读音,没有意义,极像是那个字使的障眼法,而字的真身已从土中遁去。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寻找踏上了歧途。
我们的迷惑同采参者的迷惑极其相似。他们远远的已看见了草丛中人参那红色的果实,但等你走到眼前却什么也没有了。人参的红果绿叶在光天化日之下隐遁了。所以采参的人进山不光要带上挖掘工具,还要带上红丝线。如果在山里远远地看见了人参,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冲着山谷大喊:棒槌——棒槌是人参的小名。如果不大声呼喊,也叫棒槌的人参就要土遁了。被喊住了的人参一般就不逃了,而是等在那里。这如同被朋友从身后猛喊一声,显然,朋友认出了自己。我们,还有人参,没有理由不停下来等朋友一会儿。那一声喊说明,自己被认出了。
喊住了人参之后,还要用红丝线将它的茎系住,不然,它还要土遁。人参有土遁的本事,有藏匿的习性,却无力挣脱一根细弱的红线。红色里边一定藏着神奇的咒语。
我少年时的游戏,常常没有结果。那些刻好的文字,无法复原。我们,通常是两个女孩,头顶着头,跪在地上,以最虔诚的姿势,寻找着那些丢失在泥土里的笔画。可惜文字长不出红花绿叶,不然,我们也会寻一条红丝线来把它系上,然后冲着黑色的泥土,大声呼喊。
▍在书柜中
少年时代的游戏,在我成年之后,又开始了。这次,我别无选择扮演寻找者。而寻找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在童年就曾无数次地失败过。因此,我的自信心如一个被粉碎性毁坏的瓷器,已无法粘合。但我无缘扮演一个隐藏者,因为我要找寻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隐去,剩下的只有寻找。我命里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寻找者。这是一个失去了公平和自由转换角色的游戏。同时它还是一个失去了空间和时间的游戏——我与这种文字不在同一个时空里。从它产生到它消隐,这段漫长的时间,我不在!而当我降临这个世界时,它不在。我怎么来寻找它?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游戏。然而恐龙留下了化石,它将自己巨大的脚印留在了大地上,留在了泥土里。也许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在这个找寻上,寻找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文字,一种于我出生前就隐藏于泥土或其他物质中的文字。它就是满文——一个不朽民族的语言文字。
满文也曾经是活的,是庞大的,它不会不给大地留下些什么。谁也不能将自己从大地上打扫干净。大地为收藏脚印而存在。满文也该留下它匆匆离去的脚印。
雪花漫天飞舞,它们没有席子那么大,只接近蔷薇花般大小。我的肩上,头发上,还有鞋面上都停满了这样的花朵。它们在一切微小的平面上落脚,甚至摇动的树枝也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我在大雪中走了很久。当我走到市文物管理处的楼下时,几乎成了一座雪雕。我如北方笨拙而体形庞大的动物一样抖落一身的雪花,恢复了一个人的外形,然后上了六楼。我要去见一位仰慕的满族文史研究专家。找到这位学者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惊动了区政协,市政协,最后才弄清了他的工作单位然后通了电话。他很忙,见面几经预约。
他送了我一本近期著作《长白山史话》。虽然,我喜欢这种书,但它却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是想看一看满文字,看一看满文字是什么样子。像一个孩子仰头看他祖母留在墙上的照片。虽然他的祖母在他出生之前就死了,他没能从祖母的双手中汲取过热量和力量。但他被告知他有祖母,他的祖母存在过,并且养育了他的父亲。满语文字也在我出生之前消亡了,当我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墙上没有留下它的遗照。墙已被其他的图像挤占满了。它被扔到了什么地?我想满史专家尹郁山的书柜里一定有它的底片。这就像猎人家里墙上或火炕上一定有动物华美的毛皮。因此,我在与他交谈时。目光几次游离他而扫向靠墙的书柜。我的眼睛近视,虽然书柜距我坐着的沙发不足两米,但我看不见那书脊上的文字。他未留意我闪烁的目光。也就没有洞悉我的意图。我们的谈话一直沿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行进,不时在满人姓氏、地名以及民俗等细节驻足片刻。我拦住他急速行驶的驿车,将他领上了关于我的家族姓氏这一杂草丛生,几近荒弃的古驿道。他说你姓什么?我知道他问的是满族姓氏。爱新觉罗。这是我家的姓氏,在家谱上记载。可我们身份证上写着“赵”,而我父亲的临终遗言是,我们家姓“肇”。尹先生说,姓肇是爱新觉罗氏中因家族矛盾或政治斗争失败而离开家族的支系。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办公桌上的电话不断响起。他正写一篇论文,关于萨满教。我觉得应该告辞了。在我从沙发上站起身准备走之前,我说了那句话。我不能不说,我不能忽略我此行的目的。我克服了一阵阵涌上来的犹豫。
尹先生,我能看看满文吗?
你识满文吗?他追问的语速之快,让我一惊。我的脸一定是红了,我只能在这个问号面前沉默。
他是料定我不识满文的,但他突然抬起的头和忽然闪亮的目光,是以为他遇到了意外。
我没说什么,那是无须解释的。东北大地满族的后裔。除了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的寥若晨星的几位专家,没有一个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这已是事实,是满族历史学者尹郁山所深知的。他说,全世界有23位满语研究专家。只有23位,这个数字还包括一些外国学者。尹先生是满族人。他说他不姓尹,我知道我也不姓赵。
我没能说出口,我只想看一看满文是什么样子。而满语言的声音,两百年前,松花江边两个满族渔民的对话,我将永远听不到了。
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是满、汉、朝、回、蒙杂居的。回族人说汉语,满族人说汉语,蒙古族人说汉语。只有两个朝鲜族人相遇时,他们说朝语。他们的语言像地下的泉水汩汩地向上冒,然后哗啦啦地流淌下去了。我们的满语已没有了声音,无法哗哗地流淌了,它已干涸了。我们没有了语言之水的哺育,我们靠什么活着呢?
我转身离开了尹先生的办公室。满文字在他的书柜里,注视着我的背影。我想满文字有眼睛,也许已经没有什么视力了。像我的母亲,经常大睁着眼睛看着我。而那时,她已经没有什么视力了。她在黑暗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在家谱上
学者尹郁山以他瘦弱的身躯和无奈的目光将与我近在咫尺的满文字挡在了他的身后。他这无意的一挡,使我寻找的脚步变得更加沉重和缓慢。
我想到了我们的家谱。叔叔说,家谱的上半部分是老满文。叔叔管满文叫老满文。老在汉语里是敬词,如老师、老子、老人。老字一般指人。把老字加在满文的前边做修饰限定语是拟人的意思。我还记得,三年前叔叔在回答我的关于家谱的提问时,坐在江堤上,目光凝视着远处的石人山(我的父亲就安葬在那里),脸上浮现出追忆过去友人的神情。在说到老满文时,叔叔的神态同说起老同学、老朋友的神态极其相近。我感到满文在叔叔的心里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穿什么衣,理什么发,似乎都在眼前。老字赋予了满文字以生命,而且是人的生命。但人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从这个角度说,老字用得很不吉利。
父亲、叔叔随同爷爷从老家西门渡口迁至江东乌拉、大口钦一带,从年龄上推算该是民国时期。那么我们这一支系离开老家已有近70年了。家谱在老家,也就是在江西。父亲在时,常听他说老家在江西。幼年时觉得江西是个遥远的地方。老家在遥远的地方。一个老字便把家推远了。老是个时间概念,它是遥远的过去。长大之后才知道,过去念念不忘的江西,是相对于乌拉所处松花江东岸的对岸,仅一江之隔。我们离老家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我的老家在松花江边,叫西门渡口的自然村落。据家谱记载,1671年,我的祖先从盛京沈阳迁居至此,繁衍至今已是第十二代了。西门不是复姓西门,而是一个满族古城堡的西城门。这个城堡的名字至今还活着——土城子。土城子现是一个行政乡。西门渡口隶属于土城子乡。土城子史称金州城,是金代沿江军事城堡,是明代古扈伦国的国都。
我来到西门渡口老家时正是秋季。渡口的渡船犹在。我站在老家的江堤上,看着那条庞大的渡船正将一辆汽车运离西岸。爷爷当年就是从这里,坐着这只渡船,带着奶奶、父亲、叔叔,离开老家的。
到了老家之后,我惊异地发现,西门渡口的地貌同我家的地貌极其相似。从这一点看,我的爷爷是不愿意离开老家的。爷爷过江之后一路走,一路走,终于找到了一处同老家几乎一样的地方。
西门渡口的秋季很美。当我说出父亲的名字时,我受到了热情接待。同父亲文字辈的男性一位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位大娘。当我提出要看看家谱时,大娘说,不行啊,家谱不能随便打开,得龙虎年办谱的时候,而且女人不能看。
老家的一位略有文化的哥哥告诉我,老满文家谱已在“文革”时当成四旧烧毁了。现在的家谱是一位文字辈的叔叔冒着生命危险抄录的汉文家谱,藏了起来,保存至今。
我还是由哥哥陪同,来到了供家谱的一位哥哥家。家谱供在西墙上,是一个两米长的木盒子,棕色,上面似有花纹图案。家谱的下方是一个高大的桌。逢年过节,要在那上面摆供烧香。
我对着装家谱的木盒子默站了片刻,然后离开了那里。
▍在研究室里
通向满文的极其有限的道路被堵死之后,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市图书馆。那里也许有也许没有,但现在不是满文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图书馆有没有的问题。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图书馆于若干年前经历了一场大火。1976年从天而降的世界最大陨石同图书馆的上万册图书一同被那场大火所洗礼。石头终究是石头,不论它来自天外还是地球,它在面对火焰的时候,要比脆弱的图书从容得多。那些大大小小的天外来石是那场大火的幸存者。而那些图书则如鸟一样在烈火中成了灰烬。成为灰烬的还有上千上万件古文物,其中包括很多满族的服饰。如旗袍、绣花鞋等。今天,也就是市博物馆、市图书馆从市区消失后的第六年,市图书馆紫色的屋瓦才在阳光下闪烁。从三楼紧锁着的门缝中我看到里边是一排排空空的书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书才能如鸟一样飞来居住。极有可能是那场惊魂大火让书们受了惊吓,那些在清风里都要瑟瑟抖动的书,一定是被吓坏了。它们不敢再到这个城市来了。虽然我们已经修好了一个很大的鸟巢。
我最终在我完全没有寄予希望的地方遇到了满文。那个日子被我记下了。如同记下我的生命相关的重要日子。平时,我几乎不看电视,顶多看到7点30分的天气预报。可是那天,也就是2002年5月10日。那天我突然失眠,辗转了几个小时也没能睡着。当时我还意识不到自己在等待什么,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安排到了一个重要的约会里。我被看不到的手牵引着来到了那个时刻。午夜零时,大概是央视2套.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文字,它们像一只只飞鸟。只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满文。朝文、蒙文,我是认识大致特征的,只有这些如鸟的文字我从未见过。它一定是我苦苦寻找的我的祖先的文字——满文。我的心率骤然加快,并快速靠近屏幕。我把眼睛几乎贴到了屏幕上。我想记住它的主要特征。然而,除了第一感觉它状若飞鸟之外,什么也记不住。那些文字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了,没有为我多停留哪怕一秒。然后画面中出现了一位中年男子,他叫吴元丰,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研究整理满族文史资料的一位学者兼负责人。原来这是一部介绍吴的专题片。吴是锡伯族人,通识满文字。我快速找到一支铅笔,在白色的墙上记下——吴元丰,中国历史博物馆满族语研究室。
▍在边疆的大风中
汉语对于满语来说极像是滔天洪水,它突破长城后席卷了东北大地,直至北方边陲。在这场洪水到来之前,有一个满语部落成功地逃生了。那是一个完全意外的逃生。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却无意间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它的意义直到今天才得以显现。
带着满文和满语逃离的是锡伯族人。关于锡伯族我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在1692年被清朝收编,并把整个民族从科尔沁蒙古迁至齐齐哈尔、吉林等地。1699年又被迁至北京、盛京以及所属地区。1764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后,深感兵力不足,于是又从锡伯族官兵中挑选干余人,连同家族一起派往新疆的伊犁驻防屯田。现在的新疆锡伯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我得知新疆的锡伯人至今说满语、写满文,甚至有满文报纸和图书,仍生活在满语文的环境中,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这就是说,我将能亲耳听到我的祖先说过的话,亲眼看到我祖先骑过的马,坐过的车。我们的语言还活着,我们的文字还活着,虽然,那只是一些自然村落,但它是一棵树。几百年前从东北大地移植而来,带着黑土的营养和水分,它成活了,在边疆的大风中,活到了今天!
这些满语的村落,是谁将他们大声地喊住了?是谁用什么样的红丝线将他们牢牢地捆住了?
来源:《从容起舞:我的人生笔记》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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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土里
我一定是丢失了什么。寻找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它是以一种少年游戏的方式悄悄进入我的生活的。那时,我在泥土中寻找一种文字(一切都在泥土里,植物的根,动物的遗骨,我们的过去在泥土中保存)。那些被我寻找的文字是汉文,一种古老的文字。它吸纳
《从容起舞:我的人生笔记》封面 |
日月精华,览尽世事沧桑,个个都是精灵。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先在板结的地面上用手或木棒刻上一个汉字,笔画要粗且深,然后用浮土将这个字掩埋。接下来由对方来找。首先要找到字的大致位置,然后推开浮土,将这个字再现出来。如果复原的字同刻下去的字相同,则寻找者胜。接下来由胜者刻字,败者寻找。游戏的角色是互相转换的,只有输了才扮演寻找者。在这里,寻找的角色是被动的,带有一些惩罚的性质。
寻找泥土中的文字似乎没有悬念,它一定会被找到,然而失败却是经常的。当我的手指(只有手指才能感觉到文字在泥土中的凸凹起伏。)顺着那些笔画游动,将埋藏的文字重现出来时,经常会发生意外。重现的并不是埋下去的那个字,而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没有读音,没有意义,极像是那个字使的障眼法,而字的真身已从土中遁去。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寻找踏上了歧途。
我们的迷惑同采参者的迷惑极其相似。他们远远的已看见了草丛中人参那红色的果实,但等你走到眼前却什么也没有了。人参的红果绿叶在光天化日之下隐遁了。所以采参的人进山不光要带上挖掘工具,还要带上红丝线。如果在山里远远地看见了人参,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冲着山谷大喊:棒槌——棒槌是人参的小名。如果不大声呼喊,也叫棒槌的人参就要土遁了。被喊住了的人参一般就不逃了,而是等在那里。这如同被朋友从身后猛喊一声,显然,朋友认出了自己。我们,还有人参,没有理由不停下来等朋友一会儿。那一声喊说明,自己被认出了。
喊住了人参之后,还要用红丝线将它的茎系住,不然,它还要土遁。人参有土遁的本事,有藏匿的习性,却无力挣脱一根细弱的红线。红色里边一定藏着神奇的咒语。
我少年时的游戏,常常没有结果。那些刻好的文字,无法复原。我们,通常是两个女孩,头顶着头,跪在地上,以最虔诚的姿势,寻找着那些丢失在泥土里的笔画。可惜文字长不出红花绿叶,不然,我们也会寻一条红丝线来把它系上,然后冲着黑色的泥土,大声呼喊。
▍在书柜中
少年时代的游戏,在我成年之后,又开始了。这次,我别无选择扮演寻找者。而寻找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在童年就曾无数次地失败过。因此,我的自信心如一个被粉碎性毁坏的瓷器,已无法粘合。但我无缘扮演一个隐藏者,因为我要找寻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隐去,剩下的只有寻找。我命里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寻找者。这是一个失去了公平和自由转换角色的游戏。同时它还是一个失去了空间和时间的游戏——我与这种文字不在同一个时空里。从它产生到它消隐,这段漫长的时间,我不在!而当我降临这个世界时,它不在。我怎么来寻找它?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游戏。然而恐龙留下了化石,它将自己巨大的脚印留在了大地上,留在了泥土里。也许我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在这个找寻上,寻找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文字,一种于我出生前就隐藏于泥土或其他物质中的文字。它就是满文——一个不朽民族的语言文字。
满文也曾经是活的,是庞大的,它不会不给大地留下些什么。谁也不能将自己从大地上打扫干净。大地为收藏脚印而存在。满文也该留下它匆匆离去的脚印。
雪花漫天飞舞,它们没有席子那么大,只接近蔷薇花般大小。我的肩上,头发上,还有鞋面上都停满了这样的花朵。它们在一切微小的平面上落脚,甚至摇动的树枝也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我在大雪中走了很久。当我走到市文物管理处的楼下时,几乎成了一座雪雕。我如北方笨拙而体形庞大的动物一样抖落一身的雪花,恢复了一个人的外形,然后上了六楼。我要去见一位仰慕的满族文史研究专家。找到这位学者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惊动了区政协,市政协,最后才弄清了他的工作单位然后通了电话。他很忙,见面几经预约。
他送了我一本近期著作《长白山史话》。虽然,我喜欢这种书,但它却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是想看一看满文字,看一看满文字是什么样子。像一个孩子仰头看他祖母留在墙上的照片。虽然他的祖母在他出生之前就死了,他没能从祖母的双手中汲取过热量和力量。但他被告知他有祖母,他的祖母存在过,并且养育了他的父亲。满语文字也在我出生之前消亡了,当我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墙上没有留下它的遗照。墙已被其他的图像挤占满了。它被扔到了什么地?我想满史专家尹郁山的书柜里一定有它的底片。这就像猎人家里墙上或火炕上一定有动物华美的毛皮。因此,我在与他交谈时。目光几次游离他而扫向靠墙的书柜。我的眼睛近视,虽然书柜距我坐着的沙发不足两米,但我看不见那书脊上的文字。他未留意我闪烁的目光。也就没有洞悉我的意图。我们的谈话一直沿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行进,不时在满人姓氏、地名以及民俗等细节驻足片刻。我拦住他急速行驶的驿车,将他领上了关于我的家族姓氏这一杂草丛生,几近荒弃的古驿道。他说你姓什么?我知道他问的是满族姓氏。爱新觉罗。这是我家的姓氏,在家谱上记载。可我们身份证上写着“赵”,而我父亲的临终遗言是,我们家姓“肇”。尹先生说,姓肇是爱新觉罗氏中因家族矛盾或政治斗争失败而离开家族的支系。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办公桌上的电话不断响起。他正写一篇论文,关于萨满教。我觉得应该告辞了。在我从沙发上站起身准备走之前,我说了那句话。我不能不说,我不能忽略我此行的目的。我克服了一阵阵涌上来的犹豫。
尹先生,我能看看满文吗?
你识满文吗?他追问的语速之快,让我一惊。我的脸一定是红了,我只能在这个问号面前沉默。
他是料定我不识满文的,但他突然抬起的头和忽然闪亮的目光,是以为他遇到了意外。
我没说什么,那是无须解释的。东北大地满族的后裔。除了研究满族历史文化的寥若晨星的几位专家,没有一个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这已是事实,是满族历史学者尹郁山所深知的。他说,全世界有23位满语研究专家。只有23位,这个数字还包括一些外国学者。尹先生是满族人。他说他不姓尹,我知道我也不姓赵。
我没能说出口,我只想看一看满文是什么样子。而满语言的声音,两百年前,松花江边两个满族渔民的对话,我将永远听不到了。
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是满、汉、朝、回、蒙杂居的。回族人说汉语,满族人说汉语,蒙古族人说汉语。只有两个朝鲜族人相遇时,他们说朝语。他们的语言像地下的泉水汩汩地向上冒,然后哗啦啦地流淌下去了。我们的满语已没有了声音,无法哗哗地流淌了,它已干涸了。我们没有了语言之水的哺育,我们靠什么活着呢?
我转身离开了尹先生的办公室。满文字在他的书柜里,注视着我的背影。我想满文字有眼睛,也许已经没有什么视力了。像我的母亲,经常大睁着眼睛看着我。而那时,她已经没有什么视力了。她在黑暗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在家谱上
学者尹郁山以他瘦弱的身躯和无奈的目光将与我近在咫尺的满文字挡在了他的身后。他这无意的一挡,使我寻找的脚步变得更加沉重和缓慢。
我想到了我们的家谱。叔叔说,家谱的上半部分是老满文。叔叔管满文叫老满文。老在汉语里是敬词,如老师、老子、老人。老字一般指人。把老字加在满文的前边做修饰限定语是拟人的意思。我还记得,三年前叔叔在回答我的关于家谱的提问时,坐在江堤上,目光凝视着远处的石人山(我的父亲就安葬在那里),脸上浮现出追忆过去友人的神情。在说到老满文时,叔叔的神态同说起老同学、老朋友的神态极其相近。我感到满文在叔叔的心里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穿什么衣,理什么发,似乎都在眼前。老字赋予了满文字以生命,而且是人的生命。但人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从这个角度说,老字用得很不吉利。
父亲、叔叔随同爷爷从老家西门渡口迁至江东乌拉、大口钦一带,从年龄上推算该是民国时期。那么我们这一支系离开老家已有近70年了。家谱在老家,也就是在江西。父亲在时,常听他说老家在江西。幼年时觉得江西是个遥远的地方。老家在遥远的地方。一个老字便把家推远了。老是个时间概念,它是遥远的过去。长大之后才知道,过去念念不忘的江西,是相对于乌拉所处松花江东岸的对岸,仅一江之隔。我们离老家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我的老家在松花江边,叫西门渡口的自然村落。据家谱记载,1671年,我的祖先从盛京沈阳迁居至此,繁衍至今已是第十二代了。西门不是复姓西门,而是一个满族古城堡的西城门。这个城堡的名字至今还活着——土城子。土城子现是一个行政乡。西门渡口隶属于土城子乡。土城子史称金州城,是金代沿江军事城堡,是明代古扈伦国的国都。
我来到西门渡口老家时正是秋季。渡口的渡船犹在。我站在老家的江堤上,看着那条庞大的渡船正将一辆汽车运离西岸。爷爷当年就是从这里,坐着这只渡船,带着奶奶、父亲、叔叔,离开老家的。
到了老家之后,我惊异地发现,西门渡口的地貌同我家的地貌极其相似。从这一点看,我的爷爷是不愿意离开老家的。爷爷过江之后一路走,一路走,终于找到了一处同老家几乎一样的地方。
西门渡口的秋季很美。当我说出父亲的名字时,我受到了热情接待。同父亲文字辈的男性一位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位大娘。当我提出要看看家谱时,大娘说,不行啊,家谱不能随便打开,得龙虎年办谱的时候,而且女人不能看。
老家的一位略有文化的哥哥告诉我,老满文家谱已在“文革”时当成四旧烧毁了。现在的家谱是一位文字辈的叔叔冒着生命危险抄录的汉文家谱,藏了起来,保存至今。
我还是由哥哥陪同,来到了供家谱的一位哥哥家。家谱供在西墙上,是一个两米长的木盒子,棕色,上面似有花纹图案。家谱的下方是一个高大的桌。逢年过节,要在那上面摆供烧香。
我对着装家谱的木盒子默站了片刻,然后离开了那里。
▍在研究室里
通向满文的极其有限的道路被堵死之后,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市图书馆。那里也许有也许没有,但现在不是满文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图书馆有没有的问题。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图书馆于若干年前经历了一场大火。1976年从天而降的世界最大陨石同图书馆的上万册图书一同被那场大火所洗礼。石头终究是石头,不论它来自天外还是地球,它在面对火焰的时候,要比脆弱的图书从容得多。那些大大小小的天外来石是那场大火的幸存者。而那些图书则如鸟一样在烈火中成了灰烬。成为灰烬的还有上千上万件古文物,其中包括很多满族的服饰。如旗袍、绣花鞋等。今天,也就是市博物馆、市图书馆从市区消失后的第六年,市图书馆紫色的屋瓦才在阳光下闪烁。从三楼紧锁着的门缝中我看到里边是一排排空空的书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书才能如鸟一样飞来居住。极有可能是那场惊魂大火让书们受了惊吓,那些在清风里都要瑟瑟抖动的书,一定是被吓坏了。它们不敢再到这个城市来了。虽然我们已经修好了一个很大的鸟巢。
我最终在我完全没有寄予希望的地方遇到了满文。那个日子被我记下了。如同记下我的生命相关的重要日子。平时,我几乎不看电视,顶多看到7点30分的天气预报。可是那天,也就是2002年5月10日。那天我突然失眠,辗转了几个小时也没能睡着。当时我还意识不到自己在等待什么,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安排到了一个重要的约会里。我被看不到的手牵引着来到了那个时刻。午夜零时,大概是央视2套.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文字,它们像一只只飞鸟。只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满文。朝文、蒙文,我是认识大致特征的,只有这些如鸟的文字我从未见过。它一定是我苦苦寻找的我的祖先的文字——满文。我的心率骤然加快,并快速靠近屏幕。我把眼睛几乎贴到了屏幕上。我想记住它的主要特征。然而,除了第一感觉它状若飞鸟之外,什么也记不住。那些文字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了,没有为我多停留哪怕一秒。然后画面中出现了一位中年男子,他叫吴元丰,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研究整理满族文史资料的一位学者兼负责人。原来这是一部介绍吴的专题片。吴是锡伯族人,通识满文字。我快速找到一支铅笔,在白色的墙上记下——吴元丰,中国历史博物馆满族语研究室。
▍在边疆的大风中
汉语对于满语来说极像是滔天洪水,它突破长城后席卷了东北大地,直至北方边陲。在这场洪水到来之前,有一个满语部落成功地逃生了。那是一个完全意外的逃生。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却无意间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它的意义直到今天才得以显现。
带着满文和满语逃离的是锡伯族人。关于锡伯族我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在1692年被清朝收编,并把整个民族从科尔沁蒙古迁至齐齐哈尔、吉林等地。1699年又被迁至北京、盛京以及所属地区。1764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后,深感兵力不足,于是又从锡伯族官兵中挑选干余人,连同家族一起派往新疆的伊犁驻防屯田。现在的新疆锡伯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我得知新疆的锡伯人至今说满语、写满文,甚至有满文报纸和图书,仍生活在满语文的环境中,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这就是说,我将能亲耳听到我的祖先说过的话,亲眼看到我祖先骑过的马,坐过的车。我们的语言还活着,我们的文字还活着,虽然,那只是一些自然村落,但它是一棵树。几百年前从东北大地移植而来,带着黑土的营养和水分,它成活了,在边疆的大风中,活到了今天!
这些满语的村落,是谁将他们大声地喊住了?是谁用什么样的红丝线将他们牢牢地捆住了?
来源:《从容起舞:我的人生笔记》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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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生丨格致的从容与敏锐
娓娓道来,写的真好。bani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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