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心历史边缘的轶事遗闻——评满族作家来印生小说《神拓》
✪杨一男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摘要：满族作家来印生的长篇小说《神拓》属于新历史主义小说。它以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方式发掘并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边缘历史内容。结合作家文学想象，作品描写了如“德龄母女入宫”“西太后含泪剪断指甲”等新颖别致且不乏人物形象内涵的轶事遗闻。作为喜塔腊氏满族子弟的一员，作者通过叙事展现其爱憎分明的价值观念，将对“喜塔腊氏家族史”的荣耀事迹融入进小说文本中，表达了作者身为满族子弟的自豪及对家族、民族的热爱。
北京满族作家来印生(喜塔腊•印生）的长篇小说《神拓》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它以清代末期为时间背景，以大清国国力的逐渐颓败为社会背景、以满族权贵及其后裔们的相互往来经历为内容，结合文学想象与史实题材展开作者个人化的历史叙事。
作品将多种零碎的、边缘化的清史逸闻引入文本，并成功串接，颠覆了传统历史小说宏大叙事的话语权力。在灵巧别致的叙事建构过程中，作者也将本人作为满族喜塔腊氏后裔对小说虚构人物、小说重塑历史人物的个人化价值观念融进字里行间中，通过正、反人物的对比，强调自己理想中满族子弟的品质——应当像喜塔腊家族的先贤们那样坚守作为满族人的荣耀，正直明理、勇于担当。
▍一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文化界兴起的学说。它的诞生标志着对历史决定论的颠覆，是一种力图解构客观历史、重新阐释历史文本的“文化诗学”。该学说的中心论点为“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即带有体验性质的个人表达总有特殊的历史情结，并在表达之中常会表现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等复杂而矛盾的人文现象，个人则不可能接触到真正“原生态”的历史，“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或被编织过的‘历史’”[1]409。换言之，人们所认知的历史，其诞生过程实际是带有个人化色彩的编写过程，这中间或带有主观化的烙印、或具有权力话语的修订，致使文本中的历史业已失去史实的原貌。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强调“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是充满虚拟想象加工的。”[2]203而在“历史诗学”语境对文学与历史的考察下，二者又存在联系，即“‘历史’与‘文学’在共同的‘语言性’和‘文本性’基础上具有广泛的通约性。”[3]3
新历史主义喜爱从非常边缘，非常鲜为人知的小事情上重新看待历史，重新理解历史，重新建构历史。反映在小说创作中，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4]106。可见，作者所着眼的“原材料”经常是主流历史之外边角料式的局部“小历史”，并在艺术加工后，整合为小说文本的一部分，进而构建互文本模式。其作用首先在于挖掘出被主流历史话语所淹没的“事件”，局部性再现已被尘封的历史记忆，以凸显历史的多重维度。其次是因为这些大历史边缘的轶事遗闻本身鲜为人知，易于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在同虚构性文学故事整合后，也就增强文本的新颖性与趣味性。更重要地，这些轶事遗闻往往代表着一种被忽视的细节，不论历史文本还是小说文本，这样的细节均是丰实人物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叙事并不希求史实的真面目，至多只是借助具有史实痕迹的素材表达历史感觉，虚构性的文学想象占据叙事的极大部分。
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神拓》最能体现这一叙事特征的是“德龄母女入宫”与“西太后含泪剪断指甲”两段情节描述，从不同角度，丰实着慈禧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
(一)慈禧与德龄母女
“德龄母女入宫”，指中法混血儿德龄、荣龄姐妹以及她们的法籍母亲入宫生活的情节。关于这段逸闻，有史料记载如下：
清廷的驻法公使裕庚因任期届满，协同家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底回国，次年三月初，慈禧即召见了他们。此后，德龄与容龄等人在北京和慈禧身边约逗留了两年光景。[5]
小说不但引用逸闻素材，将裕庚全家的情况交代的非常清楚，还从个人化角度剖析慈禧长留母女三人在身边的真实原因首先是“钦佩”德龄姐妹的才华：二人在法国长大，通晓多国语言，又熟悉西方礼数。她们当慈禧的翻译官，方便太后同外国使节们交流；其次，姐妹二人很会跳舞，每当太后请各国使节来宫中赴宴时，“姐妹俩奔放的舞姿，比太后乾隆年间留下的御酒更使洋人们发狂。”[6]德龄姐妹虽是“洋串儿”(混血儿）却认同自己的满族身份，其美丽的容颜与身姿，代表着大清国的国格。在涉外活动中，会使太后“脸上格外增光”。不过，对小说中的慈禧来说，其重要性还在于：
姐妹俩的母亲虽是法国人，但一嫁给裕庚，顺理成章也成了太后的奴才。别的公使夫人见了太后只是鞠躬，她却要笨拙地下跪请安。这一下，可使太后在各国公使、夫人面前拔份儿，增色不少。[6]119
分析慈禧宠爱德龄母女的原因乍一看是对叙事背景进行交代，但它从细节上刻画了太后的一大性格特征：爱慕虚荣。外国妇人的奴颜屈膝满足了慈禧的快感，令她在“精神胜利”的幻想中陶醉，却淡化了对现实的危机意识。
尽管慈禧口头许愿德龄母女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但三人只在皇宫居住两年便匆匆离开紫禁城。对于这个谜团史学界说法不一：官方文献记载是“1905年3月，裕庚因病到上海就医，电召德龄赴沪照料。”[7]从此母女三人告别皇宫；容龄在回忆文章中却透露似乎有更深的隐情：“我估计还是因为光绪皇帝的关系惹下的祸，不久我们母女被通知不被录用，出宫回家”，“德龄言行不如我谨慎，她和光绪皇帝接近过多，也可能引起了慈禧的注意”。[8]因此民间野史有传闻声称光绪曾与德龄发生过恋情，并企图通过德龄的洋人关系网了解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在国外活动的情况，被慈禧发现后，母女三人被迫离宫[9]。
《神拓》即引用了该“历史片段”，并同文学想象相整合：慈禧在得知二人密约后，先威逼光绪伸出双手，当看到其写有康、梁两字的手时，竟狠狠地打了皇上两记耳光，甚至往光绪帝的脸上喷了一口吐沫。不可否认，强烈的权力欲望在慈禧身上已经异变为一种“野性”式的情态，即在现实秩序面前以另类非理性的、受原始情感化支配的方式强烈抗争。对太后而言，这种“野性”具有浓烈的表现力，以至于觉察到一丝异样，便可能释放，而她甚至不惜忽视涵养的操行，用很下贱的方式威慑众人，保证其正当的权力地位。
(二）慈禧含泪剪指甲
当然，小说中慈禧也并非只以冷酷封建统治者形象出现，作为妇人太后爱美、怀旧。为展示她人性的一面，作者在慈禧指甲的轶事上集中大量笔力。详细叙述太后从七岁起开始蓄留的两根长指甲的美感：
尤其双手无名指和小拇指的指甲，全都有三寸多长，光滑圆润，不弯、不翘、不枯、不裂，真像盛开的玉簪花花瓣一样。[6]222
慈禧一生都对她的长指甲呵护有加的原因首先在于美丽的指甲是满族上层妇女地位的象征。“满族上层中的贵族妇女，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富有不劳动，双手除去保养得纤细白嫩伸出如同玉笋外，还要留指甲。”[6]220文中提到少女时代的慈禧在晋选秀女时能赢得咸丰皇帝的爱慕，凭着就是她美丽的指甲，因此指甲也是慈禧太后爱情的象征。当然，指甲亦给予慈禧一种拥有美丽的自豪感，当静皇贵太妃被她美丽的指甲所倾倒而赠与其“龙凤呈祥”指甲套时，小慈禧竟高兴得手舞足蹈，忘却礼数。这美好的记忆是以长指甲而展开的，它依然成为慈禧太后少女时代美貌的象征。“兰儿(慈禧太后）虽爱记死仇，终生不忘。但也有个长处，就是不忘本，而且也是终身不忘。”[6]229慈禧忘不了与咸丰帝的爱情，更忘不了少女时的自己，她把这些记忆深深珍藏，而珍藏记忆的外在表现，就是珍视指甲。
然而，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时，西狩出逃前的慈禧竟狠下心来剪掉珍爱六十多年的长指甲。当时的慈禧深知一旦离宫或许再也不能回来，做出这种“虐己”举动不仅流露慈禧的满腔愤恨，而且暗喻太后试图割舍掉给予她地位、爱情、美貌身姿的记忆。即通过割舍记忆，慈禧亦向满族贵族地位告别、向丈夫的英灵告别、向五十多年前的兰儿告别、向承载她人生沧桑的紫禁城告别，在告别中也饱含未能守住祖宗基业的愧疚感。
事实上，这段小说情节的“原材料”，来自慈禧身前的贴身丫鬟——宫女容儿在解放后的回忆：
老太后愣了片刻，突然喊：“荣子，拿剪子来。”老太后坐在寝宫的椅子上，把左手伸在桌子脚边，背着脸颤声说：“把我手上的指甲剪掉!”这等于剪下老太后的心头肉——到现在，老太后才算真正下定决心出逃了。[10]215
小说里太后试图割舍挚爱的指甲，却于内心遗忘不了其所象征的一切。出逃过程中，慈禧不时为剪掉的指甲频频掉泪。而回銮后，面对美国画师卡尔为自己画的油画肖像，太后也因对方没能把手上的指甲套画好而心有不悦。小说将慈禧这一历史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她“不忘本”的操守合乎人情，也颇为动人。
▍二
《神拓》不但在边缘历史内容的叙事上丰富故事情节，从细节上刻画人物特征，而且将作者对人物的价值判断融入进文本中，描绘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满族人形象。为此，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塑造了正、反两派人物群，流露个人化的喜好判断，即对反派人物群进行讽刺，对正派人物群予以褒扬。
这里的反派人物群包括奕劻、吴斤园、桂祥、慈禧、李莲英等。除吴斤园和李莲英外，均是满族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丧失族群勇敢、刚烈、奋发图强的传统精神，在国难当头时仍旧公饱私囊、醉生梦死。如奕劻凭运气当上大清国股肱之臣后，既不为满族统治的延续提供良策，也没有提携后进造福国家，而是在慈禧太后面前拍足马屁，借太后的保护伞谋求升官发财。又如桂祥，是典型清末纨绔子弟形象，他抽大烟、斗蛐蛐、溜马猴、提笼架鸟、吃喝嫖赌，具有强烈的“玩性”特质。但偏偏这种人却能当上神机营大臣，与奕劻共同掌握大清国兵权。黑心的官宦、昏庸的统治者、小人、奴才，《神拓》的反派人群实际上是对历史上晚清颓败社会面貌的映射，四类人物代表着四种充斥于清国上层阶级的群体形态，正是这些人在释放、强化社会歪风邪气蔓延。
在描绘反派人物丑态的同时，作者所建立的“正派”人物群则显出强烈反差。该人物群包括光绪、觉圆等人。具体来看，作者视光绪帝为明君，肯定戊戌变法的意义。作者依据光绪帝采纳维新变法，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法决心的史实，想象出在颁发前一天，皇帝到堂子检阅八旗方阵并祭祀先祖的场景，褒扬一位勤政、爱民、为满族正统性地位而奋发图强的帝王形象，其中对八旗校尉们的训话最能体现其性格特征：
现在我大清国运艰难、日趋衰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八旗子弟骄横偷安，武功废弛，腐化堕落。现在世面上，‘八旗子弟’同‘纨绔子弟’成了同一用语，这还了得!”光绪皇帝说到这里，右脚跺地连连有声：“朕希望尔等要发扬祖上的尚武拼搏精神，努力进取。千万不要学那些提笼架鸟、玩物丧志之徒。[6]268
对八旗子弟的偷安、懈怠、腐化、堕落以针砭，提醒众人回归满族传统的尚武精神。光绪帝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在昏庸的清末统治集团中实属可贵。但悲剧在于，皇帝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所有志向与梦想都在后党顽固派的残酷绞杀下化为泡影。因此，光绪帝虽有眼界和心劲，却没有十足的实干魄力与机智的惩恶策略。倒是觉圆这位小道士集文韬武略于一身，又具备过人的胆识与机智的头脑，成为作者笔下理想化的满族人物形象。
觉圆本是满族世袭庙堂校尉的后裔，出家之前，自小在父亲的影响下习武，保留着传统满族人的尚武精神。当光绪帝在堂子前检阅八旗方阵时。年仅16岁的他用濒临衰亡的满语回答皇上的提问，赢得光绪的称赞；机智地与权贵恶势力展开较量，制服腐化、堕落的八旗子弟；他又有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少时在父亲的书斋同印刻大师丁醉蝉初识，精彩地讲解郑板桥的怪字——“六分半书”破格体来历，并恳求丁公为自己题写郑板桥的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康有为的名作《公车上书记事》、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作者通过题字情节意指觉圆的宝贵品质：冰清玉洁、不媚污淖；忧国忧民、寻求自强；勇于担当、惩恶扬善。
总体上，作者在新历史主义叙事中，运用两种对比性展示群体。首先是人物命运的差异。反派人物心术不正、误国悟民，但都步入权贵行列，享受权势给与自己的利益；正派人物却被排挤、限制，以弱者的姿态步入读者的视野。虽个别人物柔中有刚，却始终遮掩不了历史残酷性的实质。而怀才者难当大任，奴颜者反有“大为”的荒诞现实亦令历史非逻辑化形式得以膨胀。在小说充斥伪善人性的环境下，正派人物的生存状态面临巨大威胁。但另一方面，即便存在困境，光绪、觉圆等人依然具备着坚韧的意志。这便引出第二种对比性——人物生命价值的差异，反派人物重在“为己”，他们享尽荣华富贵，却以低俗的欲望作为自我的“人生指导”，其生命价值是卑微的。而正派人物是道德性、正义性的象征，尤其觉圆，代表作者心中最优秀的满族人形象。
▍三
“觉圆出家前不是汉人而是满人，姓喜塔腊氏，名肖山，是正白旗满洲人。”[6]161故事中的满族主人公拥有与作者相同的姓氏，这样一种别具特色的叙事模式无疑是作者发挥文学想象，将史实中喜塔腊氏家族，乃至整个满族的光辉事迹，嵌入到自己的这支家族成员中，延伸出家族史的内容。令文本不但结构精巧，而且融入了作者作为满族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对祖先崇敬的亲情，增强历史叙事对读者内心的触动。
《神拓》叙述喜塔腊式家族的宗祖是一个叫额森特的人物，他是太祖皇帝努尔哈赤的贴身侍卫，在陪伴皇帝散步的时，突遇刺客，却“赤手迎敌，以掌碰刃，被刺客削去十指”[6]161，从而成功保护了君主。为感谢额森特英勇护驾，入关后，顺治帝封其为堂子四品庙尉——守护满洲皇室家庙的护卫。从此喜塔腊氏家族代代沿袭祖上的传统名分，成为坚守堂子的一支重要力量。家族成员同堂子发生联系表面上是基于官位与职务，但久而久之，竟变成了不能轻视的义务，深深扎根于每一位喜塔腊家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归根到底来自于满族人的崇祖精神传统：“满族人认为，那些杰出的祖先和族人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带给子孙以力量、幸福，所以顶礼膜拜，祈降福寿，增添力量。”[11]165堂子作为皇家家庙，又具有统治象征。因其铭刻着满洲权力的源始印痕，亦成为皇室后裔，慎重追远、坚守文化传统、培养爱国精神的核心圣地。因此，喜塔腊家族守护堂子，就是在守护皇室权力的正当性，守护满族核心文化传统。
实际上，史实里的喜塔腊家族成员中武将辈出，且不乏清朝开国功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殷达浑和萨克察。前者“由前锋校，从征云南等处。有功。授云骑尉。后征湖广，在岩山岭击贼阵亡。赠为骑都尉。”后者“由闲散从征山东”因作战英勇“赐巴图鲁号”，“定鼎燕京时，入山海关。击败流贼马步兵二十万众。”[12]499该家族世代为大清的荣誉而战，保持着关外满族先民勇武的烈性。
反观小说中的喜塔腊家族，亦用勇于担当的尚武精神世代兑现着“人与堂子共存亡”的誓言：喜塔腊•肖山（觉圆）的父亲齐庆在八国联军犯京时为保卫堂子英勇就义；清政府因外国人的威胁而被迫拆迁堂子，祖父图坦自尽身亡；肖山同父亲一道顽强反抗外敌，身负重伤后宁可出家，也不愿在屈辱中守护异地重建的新堂子。从祖孙三代面临国难的表现看，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感、崇祖爱亲的气质传统、英勇尚武的刚强意志是喜塔腊家族一以贯之的精神与品性。为坚守使命和传统，喜塔腊氏族人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实现理想的生命价值。
总之，由小说演绎历史，由历史投射小说，历史延伸至家族事迹，进而反映出整个满族的宝贵精神品质。新历史主义叙事在人物细节特征、人物价值评判上均有深化文义，触动读者心灵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叙事最终回归到了作者对家族、民族的挚爱上：将以喜塔腊氏为代表的那些正直明理、勇于担当的满族人看作坚守本民族文化、传承本民族精神的高尚守护者，在崇敬中谱写着一曲“忠”与“义”的壮烈赞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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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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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来印生.神拓[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4.
[7]王凯.历史上真实的德龄公主[J].文学选刊，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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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
[11]鲍明.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12]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部整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M].沈阳：辽沈书社，1989.
作者简介：杨一男(1989- ），男，北京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来源：《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摘要：满族作家来印生的长篇小说《神拓》属于新历史主义小说。它以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方式发掘并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边缘历史内容。结合作家文学想象，作品描写了如“德龄母女入宫”“西太后含泪剪断指甲”等新颖别致且不乏人物形象内涵的轶事遗闻。作为喜塔腊氏满族子弟的一员，作者通过叙事展现其爱憎分明的价值观念，将对“喜塔腊氏家族史”的荣耀事迹融入进小说文本中，表达了作者身为满族子弟的自豪及对家族、民族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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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满族作家来印生(喜塔腊•印生）的长篇小说《神拓》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它以清代末期为时间背景，以大清国国力的逐渐颓败为社会背景、以满族权贵及其后裔们的相互往来经历为内容，结合文学想象与史实题材展开作者个人化的历史叙事。
作品将多种零碎的、边缘化的清史逸闻引入文本，并成功串接，颠覆了传统历史小说宏大叙事的话语权力。在灵巧别致的叙事建构过程中，作者也将本人作为满族喜塔腊氏后裔对小说虚构人物、小说重塑历史人物的个人化价值观念融进字里行间中，通过正、反人物的对比，强调自己理想中满族子弟的品质——应当像喜塔腊家族的先贤们那样坚守作为满族人的荣耀，正直明理、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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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文化界兴起的学说。它的诞生标志着对历史决定论的颠覆，是一种力图解构客观历史、重新阐释历史文本的“文化诗学”。该学说的中心论点为“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即带有体验性质的个人表达总有特殊的历史情结，并在表达之中常会表现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社会、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等复杂而矛盾的人文现象，个人则不可能接触到真正“原生态”的历史，“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或被编织过的‘历史’”[1]409。换言之，人们所认知的历史，其诞生过程实际是带有个人化色彩的编写过程，这中间或带有主观化的烙印、或具有权力话语的修订，致使文本中的历史业已失去史实的原貌。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强调“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是充满虚拟想象加工的。”[2]203而在“历史诗学”语境对文学与历史的考察下，二者又存在联系，即“‘历史’与‘文学’在共同的‘语言性’和‘文本性’基础上具有广泛的通约性。”[3]3
新历史主义喜爱从非常边缘，非常鲜为人知的小事情上重新看待历史，重新理解历史，重新建构历史。反映在小说创作中，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4]106。可见，作者所着眼的“原材料”经常是主流历史之外边角料式的局部“小历史”，并在艺术加工后，整合为小说文本的一部分，进而构建互文本模式。其作用首先在于挖掘出被主流历史话语所淹没的“事件”，局部性再现已被尘封的历史记忆，以凸显历史的多重维度。其次是因为这些大历史边缘的轶事遗闻本身鲜为人知，易于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在同虚构性文学故事整合后，也就增强文本的新颖性与趣味性。更重要地，这些轶事遗闻往往代表着一种被忽视的细节，不论历史文本还是小说文本，这样的细节均是丰实人物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叙事并不希求史实的真面目，至多只是借助具有史实痕迹的素材表达历史感觉，虚构性的文学想象占据叙事的极大部分。
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神拓》最能体现这一叙事特征的是“德龄母女入宫”与“西太后含泪剪断指甲”两段情节描述，从不同角度，丰实着慈禧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
(一)慈禧与德龄母女
“德龄母女入宫”，指中法混血儿德龄、荣龄姐妹以及她们的法籍母亲入宫生活的情节。关于这段逸闻，有史料记载如下：
清廷的驻法公使裕庚因任期届满，协同家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底回国，次年三月初，慈禧即召见了他们。此后，德龄与容龄等人在北京和慈禧身边约逗留了两年光景。[5]
小说不但引用逸闻素材，将裕庚全家的情况交代的非常清楚，还从个人化角度剖析慈禧长留母女三人在身边的真实原因首先是“钦佩”德龄姐妹的才华：二人在法国长大，通晓多国语言，又熟悉西方礼数。她们当慈禧的翻译官，方便太后同外国使节们交流；其次，姐妹二人很会跳舞，每当太后请各国使节来宫中赴宴时，“姐妹俩奔放的舞姿，比太后乾隆年间留下的御酒更使洋人们发狂。”[6]德龄姐妹虽是“洋串儿”(混血儿）却认同自己的满族身份，其美丽的容颜与身姿，代表着大清国的国格。在涉外活动中，会使太后“脸上格外增光”。不过，对小说中的慈禧来说，其重要性还在于：
姐妹俩的母亲虽是法国人，但一嫁给裕庚，顺理成章也成了太后的奴才。别的公使夫人见了太后只是鞠躬，她却要笨拙地下跪请安。这一下，可使太后在各国公使、夫人面前拔份儿，增色不少。[6]119
分析慈禧宠爱德龄母女的原因乍一看是对叙事背景进行交代，但它从细节上刻画了太后的一大性格特征：爱慕虚荣。外国妇人的奴颜屈膝满足了慈禧的快感，令她在“精神胜利”的幻想中陶醉，却淡化了对现实的危机意识。
尽管慈禧口头许愿德龄母女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但三人只在皇宫居住两年便匆匆离开紫禁城。对于这个谜团史学界说法不一：官方文献记载是“1905年3月，裕庚因病到上海就医，电召德龄赴沪照料。”[7]从此母女三人告别皇宫；容龄在回忆文章中却透露似乎有更深的隐情：“我估计还是因为光绪皇帝的关系惹下的祸，不久我们母女被通知不被录用，出宫回家”，“德龄言行不如我谨慎，她和光绪皇帝接近过多，也可能引起了慈禧的注意”。[8]因此民间野史有传闻声称光绪曾与德龄发生过恋情，并企图通过德龄的洋人关系网了解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在国外活动的情况，被慈禧发现后，母女三人被迫离宫[9]。
《神拓》即引用了该“历史片段”，并同文学想象相整合：慈禧在得知二人密约后，先威逼光绪伸出双手，当看到其写有康、梁两字的手时，竟狠狠地打了皇上两记耳光，甚至往光绪帝的脸上喷了一口吐沫。不可否认，强烈的权力欲望在慈禧身上已经异变为一种“野性”式的情态，即在现实秩序面前以另类非理性的、受原始情感化支配的方式强烈抗争。对太后而言，这种“野性”具有浓烈的表现力，以至于觉察到一丝异样，便可能释放，而她甚至不惜忽视涵养的操行，用很下贱的方式威慑众人，保证其正当的权力地位。
(二）慈禧含泪剪指甲
当然，小说中慈禧也并非只以冷酷封建统治者形象出现，作为妇人太后爱美、怀旧。为展示她人性的一面，作者在慈禧指甲的轶事上集中大量笔力。详细叙述太后从七岁起开始蓄留的两根长指甲的美感：
尤其双手无名指和小拇指的指甲，全都有三寸多长，光滑圆润，不弯、不翘、不枯、不裂，真像盛开的玉簪花花瓣一样。[6]222
慈禧一生都对她的长指甲呵护有加的原因首先在于美丽的指甲是满族上层妇女地位的象征。“满族上层中的贵族妇女，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富有不劳动，双手除去保养得纤细白嫩伸出如同玉笋外，还要留指甲。”[6]220文中提到少女时代的慈禧在晋选秀女时能赢得咸丰皇帝的爱慕，凭着就是她美丽的指甲，因此指甲也是慈禧太后爱情的象征。当然，指甲亦给予慈禧一种拥有美丽的自豪感，当静皇贵太妃被她美丽的指甲所倾倒而赠与其“龙凤呈祥”指甲套时，小慈禧竟高兴得手舞足蹈，忘却礼数。这美好的记忆是以长指甲而展开的，它依然成为慈禧太后少女时代美貌的象征。“兰儿(慈禧太后）虽爱记死仇，终生不忘。但也有个长处，就是不忘本，而且也是终身不忘。”[6]229慈禧忘不了与咸丰帝的爱情，更忘不了少女时的自己，她把这些记忆深深珍藏，而珍藏记忆的外在表现，就是珍视指甲。
然而，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时，西狩出逃前的慈禧竟狠下心来剪掉珍爱六十多年的长指甲。当时的慈禧深知一旦离宫或许再也不能回来，做出这种“虐己”举动不仅流露慈禧的满腔愤恨，而且暗喻太后试图割舍掉给予她地位、爱情、美貌身姿的记忆。即通过割舍记忆，慈禧亦向满族贵族地位告别、向丈夫的英灵告别、向五十多年前的兰儿告别、向承载她人生沧桑的紫禁城告别，在告别中也饱含未能守住祖宗基业的愧疚感。
事实上，这段小说情节的“原材料”，来自慈禧身前的贴身丫鬟——宫女容儿在解放后的回忆：
老太后愣了片刻，突然喊：“荣子，拿剪子来。”老太后坐在寝宫的椅子上，把左手伸在桌子脚边，背着脸颤声说：“把我手上的指甲剪掉!”这等于剪下老太后的心头肉——到现在，老太后才算真正下定决心出逃了。[10]215
小说里太后试图割舍挚爱的指甲，却于内心遗忘不了其所象征的一切。出逃过程中，慈禧不时为剪掉的指甲频频掉泪。而回銮后，面对美国画师卡尔为自己画的油画肖像，太后也因对方没能把手上的指甲套画好而心有不悦。小说将慈禧这一历史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她“不忘本”的操守合乎人情，也颇为动人。
▍二
《神拓》不但在边缘历史内容的叙事上丰富故事情节，从细节上刻画人物特征，而且将作者对人物的价值判断融入进文本中，描绘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满族人形象。为此，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塑造了正、反两派人物群，流露个人化的喜好判断，即对反派人物群进行讽刺，对正派人物群予以褒扬。
这里的反派人物群包括奕劻、吴斤园、桂祥、慈禧、李莲英等。除吴斤园和李莲英外，均是满族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丧失族群勇敢、刚烈、奋发图强的传统精神，在国难当头时仍旧公饱私囊、醉生梦死。如奕劻凭运气当上大清国股肱之臣后，既不为满族统治的延续提供良策，也没有提携后进造福国家，而是在慈禧太后面前拍足马屁，借太后的保护伞谋求升官发财。又如桂祥，是典型清末纨绔子弟形象，他抽大烟、斗蛐蛐、溜马猴、提笼架鸟、吃喝嫖赌，具有强烈的“玩性”特质。但偏偏这种人却能当上神机营大臣，与奕劻共同掌握大清国兵权。黑心的官宦、昏庸的统治者、小人、奴才，《神拓》的反派人群实际上是对历史上晚清颓败社会面貌的映射，四类人物代表着四种充斥于清国上层阶级的群体形态，正是这些人在释放、强化社会歪风邪气蔓延。
在描绘反派人物丑态的同时，作者所建立的“正派”人物群则显出强烈反差。该人物群包括光绪、觉圆等人。具体来看，作者视光绪帝为明君，肯定戊戌变法的意义。作者依据光绪帝采纳维新变法，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法决心的史实，想象出在颁发前一天，皇帝到堂子检阅八旗方阵并祭祀先祖的场景，褒扬一位勤政、爱民、为满族正统性地位而奋发图强的帝王形象，其中对八旗校尉们的训话最能体现其性格特征：
现在我大清国运艰难、日趋衰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八旗子弟骄横偷安，武功废弛，腐化堕落。现在世面上，‘八旗子弟’同‘纨绔子弟’成了同一用语，这还了得!”光绪皇帝说到这里，右脚跺地连连有声：“朕希望尔等要发扬祖上的尚武拼搏精神，努力进取。千万不要学那些提笼架鸟、玩物丧志之徒。[6]268
对八旗子弟的偷安、懈怠、腐化、堕落以针砭，提醒众人回归满族传统的尚武精神。光绪帝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在昏庸的清末统治集团中实属可贵。但悲剧在于，皇帝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所有志向与梦想都在后党顽固派的残酷绞杀下化为泡影。因此，光绪帝虽有眼界和心劲，却没有十足的实干魄力与机智的惩恶策略。倒是觉圆这位小道士集文韬武略于一身，又具备过人的胆识与机智的头脑，成为作者笔下理想化的满族人物形象。
觉圆本是满族世袭庙堂校尉的后裔，出家之前，自小在父亲的影响下习武，保留着传统满族人的尚武精神。当光绪帝在堂子前检阅八旗方阵时。年仅16岁的他用濒临衰亡的满语回答皇上的提问，赢得光绪的称赞；机智地与权贵恶势力展开较量，制服腐化、堕落的八旗子弟；他又有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少时在父亲的书斋同印刻大师丁醉蝉初识，精彩地讲解郑板桥的怪字——“六分半书”破格体来历，并恳求丁公为自己题写郑板桥的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康有为的名作《公车上书记事》、杨继盛的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作者通过题字情节意指觉圆的宝贵品质：冰清玉洁、不媚污淖；忧国忧民、寻求自强；勇于担当、惩恶扬善。
总体上，作者在新历史主义叙事中，运用两种对比性展示群体。首先是人物命运的差异。反派人物心术不正、误国悟民，但都步入权贵行列，享受权势给与自己的利益；正派人物却被排挤、限制，以弱者的姿态步入读者的视野。虽个别人物柔中有刚，却始终遮掩不了历史残酷性的实质。而怀才者难当大任，奴颜者反有“大为”的荒诞现实亦令历史非逻辑化形式得以膨胀。在小说充斥伪善人性的环境下，正派人物的生存状态面临巨大威胁。但另一方面，即便存在困境，光绪、觉圆等人依然具备着坚韧的意志。这便引出第二种对比性——人物生命价值的差异，反派人物重在“为己”，他们享尽荣华富贵，却以低俗的欲望作为自我的“人生指导”，其生命价值是卑微的。而正派人物是道德性、正义性的象征，尤其觉圆，代表作者心中最优秀的满族人形象。
▍三
“觉圆出家前不是汉人而是满人，姓喜塔腊氏，名肖山，是正白旗满洲人。”[6]161故事中的满族主人公拥有与作者相同的姓氏，这样一种别具特色的叙事模式无疑是作者发挥文学想象，将史实中喜塔腊氏家族，乃至整个满族的光辉事迹，嵌入到自己的这支家族成员中，延伸出家族史的内容。令文本不但结构精巧，而且融入了作者作为满族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对祖先崇敬的亲情，增强历史叙事对读者内心的触动。
《神拓》叙述喜塔腊式家族的宗祖是一个叫额森特的人物，他是太祖皇帝努尔哈赤的贴身侍卫，在陪伴皇帝散步的时，突遇刺客，却“赤手迎敌，以掌碰刃，被刺客削去十指”[6]161，从而成功保护了君主。为感谢额森特英勇护驾，入关后，顺治帝封其为堂子四品庙尉——守护满洲皇室家庙的护卫。从此喜塔腊氏家族代代沿袭祖上的传统名分，成为坚守堂子的一支重要力量。家族成员同堂子发生联系表面上是基于官位与职务，但久而久之，竟变成了不能轻视的义务，深深扎根于每一位喜塔腊家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归根到底来自于满族人的崇祖精神传统：“满族人认为，那些杰出的祖先和族人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带给子孙以力量、幸福，所以顶礼膜拜，祈降福寿，增添力量。”[11]165堂子作为皇家家庙，又具有统治象征。因其铭刻着满洲权力的源始印痕，亦成为皇室后裔，慎重追远、坚守文化传统、培养爱国精神的核心圣地。因此，喜塔腊家族守护堂子，就是在守护皇室权力的正当性，守护满族核心文化传统。
实际上，史实里的喜塔腊家族成员中武将辈出，且不乏清朝开国功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殷达浑和萨克察。前者“由前锋校，从征云南等处。有功。授云骑尉。后征湖广，在岩山岭击贼阵亡。赠为骑都尉。”后者“由闲散从征山东”因作战英勇“赐巴图鲁号”，“定鼎燕京时，入山海关。击败流贼马步兵二十万众。”[12]499该家族世代为大清的荣誉而战，保持着关外满族先民勇武的烈性。
反观小说中的喜塔腊家族，亦用勇于担当的尚武精神世代兑现着“人与堂子共存亡”的誓言：喜塔腊•肖山（觉圆）的父亲齐庆在八国联军犯京时为保卫堂子英勇就义；清政府因外国人的威胁而被迫拆迁堂子，祖父图坦自尽身亡；肖山同父亲一道顽强反抗外敌，身负重伤后宁可出家，也不愿在屈辱中守护异地重建的新堂子。从祖孙三代面临国难的表现看，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感、崇祖爱亲的气质传统、英勇尚武的刚强意志是喜塔腊家族一以贯之的精神与品性。为坚守使命和传统，喜塔腊氏族人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实现理想的生命价值。
总之，由小说演绎历史，由历史投射小说，历史延伸至家族事迹，进而反映出整个满族的宝贵精神品质。新历史主义叙事在人物细节特征、人物价值评判上均有深化文义，触动读者心灵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叙事最终回归到了作者对家族、民族的挚爱上：将以喜塔腊氏为代表的那些正直明理、勇于担当的满族人看作坚守本民族文化、传承本民族精神的高尚守护者，在崇敬中谱写着一曲“忠”与“义”的壮烈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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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一男(1989- ），男，北京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来源：《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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