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伟的生命故事——从《打鱼楼》到《拍溅》
✪马季|中国作家网
在全球性生态环境面临危机的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人类对这一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环境文学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去面对——严峻和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这样看来,我们的文学多少显得有点乏善可陈、力不从心。我所理解的环境文学,不仅仅是那种停留在对自然抒情感怀的描述,而是要写出人对自然所应具有的态度,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从事环境文学写作是十分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产出却十分有限,正是由于它的“生命含量极其丰富”,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我们知道,有史以来,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从肉体到精神,是为了有朝一日获得彻底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秩序和伦理,但是在进入工业革命的近三四百年以来,人类的有机体很显然变得越来越功利和狭隘了。生态环境作家胡冬林十多年来始终致力于解释并用生动的事例说明这个现实,《打鱼楼》(载《作家》杂志2002年七期)和《拍溅》(载《作家》杂志2003年六期)两部作品便是其力图建立自己表述方式的成果。
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其著作《环境伦理学》中指出:生态系统的性能对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机体只能护卫它们自己的身体或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在编织着一个更宏伟的生命故事。有机体只关心自己的延续,生态系统则促进新有机体的产生。物种只增加其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增加物种,并使新物种和老物种和睦相处。罗尔斯顿教授的观点十分明确,人类不应该和其他物种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延续”,而是应该扩大其有机体,以尽可能地尊重和包容所有物种。因为,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这样曾经给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同样,人类也是惟一能够在主观上意识到修补生态系统重要性的物种。
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只愿意为自己了解的事物高兴和悲痛。一只孤独的大雁从天空飞过,发出凄厉的哀鸣,我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们或许不知道或许不关心它的伴侣可能被猎杀了。在谈到大雁的习性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给了我们惊人的启迪:
“1943年的开罗会议发现,各国之间的联合是历史不可预料的。然而,世界上的大雁具有这种观念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每年三月,它们都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为这个基本的信念做赌注。
最初仅有的是冰原的统一,接着而来的是三月暖流的联合,以及大雁的向北部的国际性逃亡。自更新世以来,每年三月大雁都要吹起联合的号角,从中国海到西伯利亚大平原,从幼发拉底河到伏尔加河,从尼罗河到摩尔曼斯克,从林肯郡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因为有了这种国际性的大雁活动,伊利诺斯的玉米遗穗才得以穿过云层,被带到北极的冻土地带,在那里与白夜中的六月的多余阳光结合起来,在所有其间有土地的地方生出了小雁。在这种每年一度的,以食品换取光明,以冬季的温暖换取夏季的僻静的交易中,整个大陆所获得的是一首有益无损的,从朦胧的三月泥泞的天空洒下来的,带着野性的诗歌。”
我被利奥波德的发现深深感动了。于是我想道,人类不应该仅仅靠自然活着,更应该为自然活着,而尽可能维护自然的权利,其实自然的最高权利就是成为一切生命的美好家园。
胡冬林在《打鱼楼》中的发现同样给我带来了惊喜。农人习惯在田头种几株玫瑰,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浪漫行为,因为玫瑰对生态的反应十分敏感,能很快反映日照、土壤、肥料、水、农药等因素对植物的成长是否合理,农人可观其枯荣来判断收成……而野生鸟类就好比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玫瑰,如今这株玫瑰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的袭击。在这部作品中,打鱼楼既是真实的历史,又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作为一种文化见证,记录了东北地区三百年来物种的衍化、衰退的大致过程,这恰好印证了人类文化在自然中留下的灼伤和烙印。东北被清王朝视为龙兴之地,满人人关后即被划为禁地,并在山海关筑起一道边墙,以为固守。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政府在乌拉城(今吉林市乌拉街满族自治镇)设立打牲朝贡机构,直隶内务府,可见其特殊性,努尔哈赤1613年平定乌拉部落后所建的打鱼楼便成了乌拉城日后的标志性建筑。鱼楼是存放捕打冬鱼大网的地方。打牲乌拉总管按年派人经理并在此楼修补大网。一年派十二名打牲丁轮流看守鱼楼,派四十八名打牲丁轮流看守左、右翼办事房……后来打鱼楼逐渐变成了封建迷信求福求寿的场所。每年春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四周群众纷纷赶来烧香进贡祈求福寿吉祥。
乾隆年间,乌拉城在册人口已达五万余人,上三旗和下五旗的打牲人数众多,采捕活动空前活跃,供奉历代帝王的贡品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每年的基本贡品为:蜂蜜六千斤、白蜜、蜜脾各十二盒、松子八千斤、松塔儿千只、鲟鳇十二至二十尾、鲑鳟鱼十八尾,其他五色杂鱼五千三百余尾(每尾五斤以上)。此外还要入贡大量东珠、海东青及各种鹰雕禽类,各类名贵皮张,五谷杂粮,山菜野果等等难以计数的名特产。康熙晚年时曾总结道: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狼九十六……可见,乌拉原本是个满山古木参天,到处奇花异草,狍子走野,野猪打滚,鲟鳇翻花的乐园。在打牲乌拉成为皇室供奉基地的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很多!
《打鱼楼》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对鹰把势猎鹰、驯鹰的描述。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对话被赋予了日常生活的意义,两者之间从生死较量到密切配合,显示出自然的神奇造化。传说成吉思汗是一位著名的鹰猎者。有一次他在茫茫的大沙漠里迷了路,是他驯养的一只苍鹰在前面带路,救了他一命,后来,这个孛儿只斤的后代,在他的军旗上绣上了一只苍鹰。人类和动物之间从来就有割不断的依存关系。人们总是附予自然物种某些象征意义,比如,兀鹫象征着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向往;袋鼠象征着澳洲人的自由与快乐;而狮子是英国的象征、熊是俄国的象征……如果兀鹫和袋鼠灭绝了,这对美国人和澳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文化已经将人类与大自然揉合成为了一个有机体,因此,物种的灭绝实际上成为了文化断裂的折射,人类有责任认真对待这一现象,并以文化反思来弥合它的创伤。这并不是悲天悯人的设想,而是在实现有关人类文化的终结诉求。人因为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而创造的文化,理应和大自然共享。
不难发现,对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源是功能失调的人类文化价值观。文化对大自然有机体的突破似乎是为了凸现出人的存在价值,并因此被人类引以为豪,比如说人类可以克服自身的欲望、可以改造和利用自然、可以建立自己的审美趣味,等等。然而,人类的确不是万能的,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要求我们对自然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并在内心永恒地保有一种对神秘境界的向往,人生或许会因此不再显得那么单调乏味,思想会变得更加开阔。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比我们的祖先高明。有鉴于此,当今世界物种的消失和濒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粗鄙化和表面化了,人们看到了环境污染、过度开发带来的恶果,却没有耐心去寻找它的源头。殊不知,把物种的消失和濒危仅仅看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是远远不够的。大自然所承载的审美价值高于一切,天(自然)人合一是人存在的最高形态,因此,对整个世界来说,任何物种的消失都是审美上的一个巨大损失。为什么不可以把科学家为之辩护的那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精神刺激转化为一种审美遇合呢?这就如同在追寻一个早已逝去的梦幻一样,对里面隐藏着令人深思的文化密码的解读难道不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吗?
读《拍溅》时我总感觉到作者始终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仿佛看见了大自然照亮了他的内心,即使是在寂静的黑夜,他也能感受到这个世界。首先是作者的荒野之行带来的探秘之心,其次是自然无所不在的神奇力量,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几乎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但是有关这个世界的许多启示却存在于荒野,只不过很少被人们领悟罢了。胡冬林在《拍溅》中的发现和感悟告诉我们,大概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这样的一次荒野之行,因为荒野之行的最基本的朴实性是令人激动的,它使我们贴近了远古人类的心灵。其实,荒野之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新奇更在于它给了一个人犯错误的充分自由,荒野会让我们尝到由聪明和愚蠢的行为所带来的奖赏和惩罚,而这种感受早已被文化所构筑起来的千百道栅栏缓冲和抵消殆尽了。简单地说,荒野之行将是一次完全按照我们个人意愿的行动,它只要求我们遵崇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其他。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为什么会和稚拙顽皮的水獭心灵相通,才能体会到动物园和荒野的区别之所在。正如因纽特人在歌谣中所唱的一样:在远古的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那时候我们曾共用同样的话语,/只因为/那时候人和动物讲同样的话。
环境文学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把主观意识修建到美妙的自然当中的行为,而是一种把美妙的自然种植进人们心灵的行为。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些,便会看到更加壮阔和宏伟的生命故事。
来源:《书评周刊》2003年第9期,转载于《作家》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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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性生态环境面临危机的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人类对这一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环境文学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去面对——严峻和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这样看来,我们的文学多少显得有点乏善可陈、力不从心。我所理解的环境文学,不仅仅是那种停留在对自然抒情感怀的描述,而是要写出人对自然所应具有的态度,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从事环境文学写作是十分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产出却十分有限,正是由于它的“生命含量极其丰富”,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我们知道,有史以来,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从肉体到精神,是为了有朝一日获得彻底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秩序和伦理,但是在进入工业革命的近三四百年以来,人类的有机体很显然变得越来越功利和狭隘了。生态环境作家胡冬林十多年来始终致力于解释并用生动的事例说明这个现实,《打鱼楼》(载《作家》杂志2002年七期)和《拍溅》(载《作家》杂志2003年六期)两部作品便是其力图建立自己表述方式的成果。
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其著作《环境伦理学》中指出:生态系统的性能对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机体只能护卫它们自己的身体或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在编织着一个更宏伟的生命故事。有机体只关心自己的延续,生态系统则促进新有机体的产生。物种只增加其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增加物种,并使新物种和老物种和睦相处。罗尔斯顿教授的观点十分明确,人类不应该和其他物种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延续”,而是应该扩大其有机体,以尽可能地尊重和包容所有物种。因为,没有一个物种像人类这样曾经给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同样,人类也是惟一能够在主观上意识到修补生态系统重要性的物种。
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只愿意为自己了解的事物高兴和悲痛。一只孤独的大雁从天空飞过,发出凄厉的哀鸣,我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们或许不知道或许不关心它的伴侣可能被猎杀了。在谈到大雁的习性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给了我们惊人的启迪:
“1943年的开罗会议发现,各国之间的联合是历史不可预料的。然而,世界上的大雁具有这种观念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每年三月,它们都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为这个基本的信念做赌注。
最初仅有的是冰原的统一,接着而来的是三月暖流的联合,以及大雁的向北部的国际性逃亡。自更新世以来,每年三月大雁都要吹起联合的号角,从中国海到西伯利亚大平原,从幼发拉底河到伏尔加河,从尼罗河到摩尔曼斯克,从林肯郡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因为有了这种国际性的大雁活动,伊利诺斯的玉米遗穗才得以穿过云层,被带到北极的冻土地带,在那里与白夜中的六月的多余阳光结合起来,在所有其间有土地的地方生出了小雁。在这种每年一度的,以食品换取光明,以冬季的温暖换取夏季的僻静的交易中,整个大陆所获得的是一首有益无损的,从朦胧的三月泥泞的天空洒下来的,带着野性的诗歌。”
我被利奥波德的发现深深感动了。于是我想道,人类不应该仅仅靠自然活着,更应该为自然活着,而尽可能维护自然的权利,其实自然的最高权利就是成为一切生命的美好家园。
胡冬林在《打鱼楼》中的发现同样给我带来了惊喜。农人习惯在田头种几株玫瑰,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浪漫行为,因为玫瑰对生态的反应十分敏感,能很快反映日照、土壤、肥料、水、农药等因素对植物的成长是否合理,农人可观其枯荣来判断收成……而野生鸟类就好比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玫瑰,如今这株玫瑰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的袭击。在这部作品中,打鱼楼既是真实的历史,又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作为一种文化见证,记录了东北地区三百年来物种的衍化、衰退的大致过程,这恰好印证了人类文化在自然中留下的灼伤和烙印。东北被清王朝视为龙兴之地,满人人关后即被划为禁地,并在山海关筑起一道边墙,以为固守。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政府在乌拉城(今吉林市乌拉街满族自治镇)设立打牲朝贡机构,直隶内务府,可见其特殊性,努尔哈赤1613年平定乌拉部落后所建的打鱼楼便成了乌拉城日后的标志性建筑。鱼楼是存放捕打冬鱼大网的地方。打牲乌拉总管按年派人经理并在此楼修补大网。一年派十二名打牲丁轮流看守鱼楼,派四十八名打牲丁轮流看守左、右翼办事房……后来打鱼楼逐渐变成了封建迷信求福求寿的场所。每年春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四周群众纷纷赶来烧香进贡祈求福寿吉祥。
乾隆年间,乌拉城在册人口已达五万余人,上三旗和下五旗的打牲人数众多,采捕活动空前活跃,供奉历代帝王的贡品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每年的基本贡品为:蜂蜜六千斤、白蜜、蜜脾各十二盒、松子八千斤、松塔儿千只、鲟鳇十二至二十尾、鲑鳟鱼十八尾,其他五色杂鱼五千三百余尾(每尾五斤以上)。此外还要入贡大量东珠、海东青及各种鹰雕禽类,各类名贵皮张,五谷杂粮,山菜野果等等难以计数的名特产。康熙晚年时曾总结道: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狼九十六……可见,乌拉原本是个满山古木参天,到处奇花异草,狍子走野,野猪打滚,鲟鳇翻花的乐园。在打牲乌拉成为皇室供奉基地的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很多!
《打鱼楼》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对鹰把势猎鹰、驯鹰的描述。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对话被赋予了日常生活的意义,两者之间从生死较量到密切配合,显示出自然的神奇造化。传说成吉思汗是一位著名的鹰猎者。有一次他在茫茫的大沙漠里迷了路,是他驯养的一只苍鹰在前面带路,救了他一命,后来,这个孛儿只斤的后代,在他的军旗上绣上了一只苍鹰。人类和动物之间从来就有割不断的依存关系。人们总是附予自然物种某些象征意义,比如,兀鹫象征着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向往;袋鼠象征着澳洲人的自由与快乐;而狮子是英国的象征、熊是俄国的象征……如果兀鹫和袋鼠灭绝了,这对美国人和澳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文化已经将人类与大自然揉合成为了一个有机体,因此,物种的灭绝实际上成为了文化断裂的折射,人类有责任认真对待这一现象,并以文化反思来弥合它的创伤。这并不是悲天悯人的设想,而是在实现有关人类文化的终结诉求。人因为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而创造的文化,理应和大自然共享。
不难发现,对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源是功能失调的人类文化价值观。文化对大自然有机体的突破似乎是为了凸现出人的存在价值,并因此被人类引以为豪,比如说人类可以克服自身的欲望、可以改造和利用自然、可以建立自己的审美趣味,等等。然而,人类的确不是万能的,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要求我们对自然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并在内心永恒地保有一种对神秘境界的向往,人生或许会因此不再显得那么单调乏味,思想会变得更加开阔。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比我们的祖先高明。有鉴于此,当今世界物种的消失和濒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粗鄙化和表面化了,人们看到了环境污染、过度开发带来的恶果,却没有耐心去寻找它的源头。殊不知,把物种的消失和濒危仅仅看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是远远不够的。大自然所承载的审美价值高于一切,天(自然)人合一是人存在的最高形态,因此,对整个世界来说,任何物种的消失都是审美上的一个巨大损失。为什么不可以把科学家为之辩护的那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精神刺激转化为一种审美遇合呢?这就如同在追寻一个早已逝去的梦幻一样,对里面隐藏着令人深思的文化密码的解读难道不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吗?
读《拍溅》时我总感觉到作者始终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仿佛看见了大自然照亮了他的内心,即使是在寂静的黑夜,他也能感受到这个世界。首先是作者的荒野之行带来的探秘之心,其次是自然无所不在的神奇力量,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几乎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但是有关这个世界的许多启示却存在于荒野,只不过很少被人们领悟罢了。胡冬林在《拍溅》中的发现和感悟告诉我们,大概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这样的一次荒野之行,因为荒野之行的最基本的朴实性是令人激动的,它使我们贴近了远古人类的心灵。其实,荒野之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新奇更在于它给了一个人犯错误的充分自由,荒野会让我们尝到由聪明和愚蠢的行为所带来的奖赏和惩罚,而这种感受早已被文化所构筑起来的千百道栅栏缓冲和抵消殆尽了。简单地说,荒野之行将是一次完全按照我们个人意愿的行动,它只要求我们遵崇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其他。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为什么会和稚拙顽皮的水獭心灵相通,才能体会到动物园和荒野的区别之所在。正如因纽特人在歌谣中所唱的一样:在远古的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那时候我们曾共用同样的话语,/只因为/那时候人和动物讲同样的话。
环境文学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把主观意识修建到美妙的自然当中的行为,而是一种把美妙的自然种植进人们心灵的行为。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些,便会看到更加壮阔和宏伟的生命故事。
来源:《书评周刊》2003年第9期,转载于《作家》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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