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心族群记忆与潜话语的意义——穆儒丐“九·一八”前后的创作
✪李丽丨华东师范大学
随着学界对东北现代文学及伪满文学研究的深入，穆儒丐作为东北现代文坛的开拓者之一的观点已无太大争议。学界基本肯定他对20年代东北现代文学的贡献，对其在伪满时期的政治立场定为清朝遗老、落水文人或汉奸作家。主要依据是他在伪满期间创作了《福昭创业记》，号召创作“大东亚人杰传”。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将穆儒丐列为东北沦陷区落水文人第二位，在郑孝胥之后。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高度评价了穆儒丐对东北地区文学的贡献，但是对其政治立场这样评价，“（穆儒丐创作《福昭创业记》）至此，穆儒丐萌发于青年时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得到了极致的扭曲的表现。”①2016年学者王晓恒在《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②，以穆儒丐在1937年创作的《新京七日记》和他其他论说文章为依据，认为穆儒丐在伪满时期是汉奸文人。而这也并非是研究者后设民族主义的偏见，1937年阿英的笔记文章《一束汉奸报纸》，记载了当时阿英看到穆儒丐《福昭创业记》的反应：
自东三省陷落后以后，没有看到那边寄来的新闻纸。今年芦沟桥事变继起，平津又告陷落，便是平津的新闻纸，也都看不到一张了。
然在我，是并无遗憾的。因为新闻纸虽然看不到，内容却大体想象得出，不过是一班傀儡，在无耻的对“友邦皇军”歌功颂德而已。
最近意外地得到了一束。
（《大同报》）副张刊载文艺作品。有“儒丐”的长篇小说《福昭创业记》，正登着第五回：《践九重群臣捧表，书九恨太祖伐明》，歪曲的描写明倭寇事。……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所经营，执笔者的大部分，当然是属于“汉奸”之类。新闻照样的充满了夸大，欺骗，造谣。从我所见到的九月三日报里，知道奉天也在举行“宗教家时局祈愿大会”，替“友邦的皇军”祝福。……
副页题“精（神）皋杂俎”，所载仍是“儒丐”的《福昭创业记》，不过已是第六回：“冒白刃刀取清河城，破明兵大战萨尔浒”。名符其实，真不愧为“儒丐”，而且是无耻之尤的“儒丐”。(阿英：《一束汉奸报纸》，广州战时出版社，1938年5月)
1991年9月，日本学者村田裕子（长井裕子），在长春召开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穆儒丐的精神历程》，肯定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曾经历过东北沦陷时期的上官缨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不认同此种观点，他认为穆儒丐在《福昭创业记》中把清初开国同满洲建国相联，是为迎合侵略者的政治需求，为“大东亚圣战”辩白，而非民族自尊心的表现。③
村田裕子女士引发了对穆儒丐思想倾向和创作阐释的变化。作为较早注意到穆儒丐创作成就的学者铁峰这样评论：
东北沦陷以后，儒丐虽然站在清朝遗少的立场上，拥护伪满洲国，并主张写作对日伪带有‘感谢情调’的粉饰文学。可是他既没有写过为日伪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参与日伪的政治、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很多作家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大唱赞歌，呐喊助威时，儒丐也既没参加日伪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爱国誓师大会”、“圣战文学者大会”以及什么“恳谈会”，也没发表过支持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作品。基本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铁锋、郑丽秋：《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建设者——满族作家儒丐》，《学习与探索》，1993年4期）
村田裕子引发了与穆儒丐共事过的同事王秋萤，回忆穆儒丐在伪满时期的状态：
他既不是“大主笔”，也没倡导过感谢文学。东北沦陷后他已进入晚年，更不过问编辑工作。名义是论说委员，连社论也不写。每日上班养闲，只是写小说自遣。当时我就与他同在一个报社工作，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如果说此翁是东北新文学的拓荒者，可以当之无愧，早在二十年代初，是他首先把“五四”新文化思潮传入东北，并在报刊大量转载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名人作品。他本人除写过一些通俗小说外，还翻译过不少世界名著。特别是他培育过不少青年文艺工作者，后来散在各报也作了副刊编辑，更拓宽了东北新文学阵地。据说村田裕子还想研究他晚年写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也可作为我们参考借鉴，是否真是汉奸文学。(黄玄(即王秋萤)：《艰难的探索——〈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读后》，《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这反映了当下在对伪满洲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基于作家的政治倾向来解读作品。在伪满新闻审查制度下，大多数作家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媚日言论。如果考证作家是中共、国民党或是左翼、左倾人士，那么就会忽略其媚日言论，从抵抗角度分析他的文学作品，如果作者是汉奸、遗老，就从迎合日伪统治的角度阐释。另一种则是将作家的政治立场与文学作品分离，进行去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两者都不能还原伪满时期复杂的文学图景，会遮蔽伪满文化文学的复杂生态和独特的文化逻辑。
作为东北现代文学开拓者的穆儒丐，是沈阳20年代文化图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活动，他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言说，以及他在伪满时期的文学活动，是考察当时东北地区文人思想的有效角度。伪满建国必然要借用东北地区原有的文化资源，比如批判军阀统治，言说旗人的历史与现实。而在“九·一八”事变前，穆儒丐所持的文化立场正是伪满建国所需要借用的。考察他在“九·一八”事前的经历，以及他在自己作品中对“九·一八”及伪满建国的真实态度，可以梳理出作为一种被外在权力借用的文化资源，其持有者在文化压迫面前并非完全被动，被迫交出言说的权力。他们仍然可以利用被借用的文化资源进行文化抵抗。
▍一、穆儒丐“九·一八”前后的经历
作为《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的创办者，1920年代穆儒丐在《盛京时报》时评栏目和副刊发表大量文章，当时的读者几乎天天能看到穆儒丐的作品。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其文章骤减。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穆儒丐这一动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期间，穆儒丐没有发表论说文章，”④不仅是论说文章，在“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间穆儒丐的作品在《盛京时报》基本绝迹。穆儒丐发表在《盛京时报》头版论说栏目，最后一篇论说文章是《关城制度》⑤，发表最后一篇文学作品《人类之矛盾行为》⑥。1931年7月5日连载完翻译小说《严窟岛的爵》之后，7、8月间就没有文章发表。9月1日《神皋杂俎》开始连载其《游平漫记》至9月18日未结束就不再刊载。从《游平漫记》的内容判断，这时穆儒丐已经回到北平。《游平漫记》分为两部分，发表在9月1—4日的是第一部分，创作于7月14日—8月28日。第二部分发表于9月15—18日，创作8月28日—9月10日。考虑到翻译小说《严窟岛的爵》很有可能是翻译好后连载于报纸。可以推断穆儒丐是在1931年6、7月间由沈阳返回北平。1933年6月1日，穆儒丐在副刊《神皋杂俎》又开始发表文章。重新回到沈阳的穆儒丐发表第一篇论说文章是《沙漠政策》⑦。由此可以判断穆儒丐应该是在1933年6月左右重新回到沈阳。
穆儒丐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段离开沈阳到北平，以及他返回北平的细节和在北平的活动，成为目前穆儒丐研究的一个空白。笔者通过1933年金小天在《神皋杂俎》连载《吾之生涯》，其中一篇文章涉及了穆儒丐离开沈阳的原因和经过。
在金小天叙述中，可以看到“九一八”事件发生前，东北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穆儒丐经由周大文⑧多次请求，赴北平市政府做秘书工作。而穆儒丐离开沈阳的时间和周大文任北平市长的时间大致相当。另据《北京文史馆馆员传略》⑨记载宁裕之⑩曾任北京市政府秘书也佐证了金小天的说法。同时笔者根据《北平市市政公报》1931年第135期，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份政府公报《令筹备自治委员会请转令公安财政两局将厕所捐另款存储以便改良公厕由》，看到穆儒丐的头衔是首善工艺厂董事会候补常务董事。
笔者在穆儒丐的零散文章中找到了他与周大文的一些交往，在穆儒丐的《运命质疑》中提到辛酉年间（1921年，笔者注），他因为在报纸上的言论受到东北当局的威胁，周大文帮助穆儒丐从中斡旋，“最后求出张惠霖先生替我疏通，我也破釜沉舟的把我自己表白了一番，果然那时当真好多人对我是有误解的，说明了，自然是一天云雾散。我记得为了此事，连王希哲先生，周华章先生，都替我很帮忙。”而在穆儒丐回忆北京的连载文章《北京梦华录》中提到“百景楼的主顾，本来以善饮者居大半，而该楼女侍者，亦多善饮，记得友人华章君，招饮于此。预戒女侍，严布酒阵。是予夕，几被灌醉，同席者，多半扶醉而归。”
1931年4月19日穆儒丐在《神皋杂俎》漫谈栏目发表《繁荣北京》，这篇文章是接续前一天《盛京时报》登载署名记者的论说文章《不可引占自解》。《不可引占自解》一文说民国迁都南京后，北平作为故都日渐衰落，对此作者十分痛惜，并驳斥了那些为北平衰落在历史上寻找合理性的说法。《繁荣北平》肯定了《不可引占自解》的观点，对刚刚任北平特别市市长的周大文寄予厚望“现在市长及代理市长周二胡公，在官在私，皆最负时誉者，繁荣北平，决其早有方针。余为北平任，固亟愿北平市早沐廿世界之新的实惠也。”这种为官者宣传的文章，在穆儒丐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穆儒丐与周大文是交情很深的朋友，所以在日华关系紧张之际，周大文拜会穆儒丐，请他到北平政府任职。同时也提示我们，当时东北各派势力间千丝万缕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穆儒丐在1933年发表《运命质疑》中也提到了这段经历：
这是事变以前的事，报社所遇到的压迫情形，较比从前，更有长足的进步，他们不但对于报纸设法不得发卖，对于记者，也曾立定一个对待的方法，尤其对于鄙人，那是非教离开不可的自然是先用大义来责备，使我自己估量，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势下，是应当怎样难过呢？我常说，骂人、打人、杀人，是没关系的，可是万不可既把人骂了、打了、杀了，又给人加上污名。这实在是有伤天和的罪恶！
所以我遇到这样困难情形，依然无可奈何，只得到北平去一趟，借以缓解他们的敌意和误解。
……
我常说爱国是人人所应当作的事，爱国心也是人人所同有的，但是爱国要使国家有益处，万不能因为爱国反使国家受了无穷的捐害。国民党是由哄闹成的功，所以虽然是爱国行为，也以哄闹式出之。他们不能沉着的埋头用内功，只不过在表面上瞎哄嚷，结局是自己杀了自己。（穆儒丐：《运命质疑》（5）（6），《神皋杂俎》，1935年11月21、22日）
“这是事变之前的事”，指的就是上文提到的辛酉年间，东北当局与《盛京时报》以及穆儒丐的紧张关系。穆儒丐认为“九一八”事变前，这种紧张的关系较辛酉年更加严重。“尤其对于鄙人，那是非教离开不可的自然是先用大义来责备”一段，是指事变前部分东北人士，因穆儒丐供职日报以及其一直反对用激烈的排日方式激化中日矛盾，而用民族大义来指责穆儒丐，并加以“汉奸”的污名。这些因素与东北局势危机叠加，使穆儒丐不得不出走北平。而穆儒丐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伪满的成立，归因于“哄闹式”的爱国行为，导致中日矛盾激化而造成的，与日伪对“九一八”事变的解释相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穆儒丐在叙述“九一八”事变到伪满洲国成立的历史时，并非是日伪官方惯常的将张氏父子统治东北时期称为“军阀时代”大加痛斥，进而指向颂扬日本扶植伪满统治的叙述策略，而是充满了痛心叹惋的情感基调。他首先认可的是“爱国”，“爱国心也是人人所同的”，而这个“国”显然不是伪满，而是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也就是他与那些激进爱国人士的爱国心是相同的，只是在对待当时紧张局势的方式不同。挖掘穆儒丐“九一八”事变前后在《盛京时报》“消失”的经历，梳理他出走沈阳的种种原因，以及他周边人和他自己对这段经历的不同角度叙述，可以更好地还原当时的文化生态，也可以对穆儒丐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地分析。
▍二、《财色婚姻》的潜话语解读
在伪满洲国极权语境下，直接文化抵抗不能持续。文化抵抗的方式是间接的、多样的、隐晦的，这已经成为沦陷区文化研究界的共识。而如何具体地描绘这种间接的、多样的、隐晦的抵抗方式，是沦陷区文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脱离历史语境，基于今天的后设民族主义考察伪满时期文学抵抗，那么这种抵抗与同时期的抗日文学相比，它一定是妥协的、软弱无力的。但是如果基于伪满高压封闭的话语系统语境下，文化抵抗不能顺畅地进行，对抗异质文化侵略的力量转而在各个不同的文化形式和话语形式间穿行，使原本与政治、反抗不相干的文学文化表现形式，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有了共同指向，进而打通不同文学表现形式的间隔，借助“合法”的途径，由文学和文化“夹带”着各种形式的意义，在作者、读者甚至媒体之间创造一种心照不宣的意义传播流程。另一方面，这种反抗有时需要借助伪满“中日亲善”“五族协和”等“合法”话语才能得以流出。“中日亲善”“五族协和”更像保护色，让这些抵抗话语得以出现。仔细分析这些话语与日伪官方的意图，除了在字面上相似，作品自身的内在逻辑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按日伪“中日亲善”“五族协和”的逻辑进行，甚至在消解其意义。笔者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为潜话语。并试图通过对穆儒丐作品的分析来梳理和解读这种潜话语的表意方式。
《财色婚姻》⑪是穆儒丐1933年回到沈阳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神皋杂俎》连载500多天。学界一般将其视为一部通俗小说、旗人小说看待，比如张菊玲认为这部小说“表现出他对于坚守传统道德、力行孝梯友爱的赞许，对纸醉金迷的时代社会颓风的谴责，对满洲贵族无人改变门庭，充满失落感。”⑫詹丽将其视为儒家立场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如穆儒丐的《埋香记》《梅兰芳》《香粉夜叉》《徐生自传》《北京》《财色婚姻》《如梦令》等小说多在儒家视野的关照下批判社会种种弊端。”⑬曹艳霜认为是对旗人际遇的反映和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批判，“小说《笑里啼痕录》《北京》《同命鸳鸯》《如梦令》《财色婚姻》等均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旗人的际遇以及特定的生存状态。”“《财色婚姻》批判了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价值观。”⑭
笔者通过钩沉出穆儒丐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到1933年6月在《盛京时报》中断创作期间的经历，使解读这部小说有了新的视角。穆儒丐最早透露《财色婚姻》创作意图是在他重回沈阳后，连载关于清末老北京风俗的回忆文章中。这些回忆文章起初冠名为“北京梦华录”，在这部《北京梦华录》中，穆儒丐直接声明效仿《东京梦华录》，“记者久拟仿照《东京梦华录》的体裁，作一本《北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北宋亡国遗民回忆故国繁盛的书，其叙述基调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这种身处乱世，追忆已然消失的前朝繁荣世俗生活的叙事基调，在伪满洲国刚刚成立的语境中，偏离日伪官方的意图不难体察。同时也可以窥见尽管伪满建国得到了很多清朝遗老遗少的支持，但是不能将所有遗民叙述完全归于为伪满建国张目。这同样提示在伪满文化语境中，只根据文学作品的字面义和题材来判断文学的派别和属性，尤其是政治属性是过于武断的，无法还原伪满混杂多义的文学文化生态。《财色婚姻》正是接续《北京梦华录》的笔调来书写的。
《财色婚姻》连载前的预告这样介绍这部小说，“近应多数读者之要求，创作一书，名曰《财色婚姻》，以深刻之笔墨，描写现代婚姻之真相。”⑮
穆儒丐这样介绍自己这部小说：“立意自然很明显，主要的宗旨，是攻击以财色为目的的婚姻。但是古今中外，演财色的书，为数很多，大半附会太甚，任意渲托，既违事实，尤伤风化。本书所言之财，是普通实际之财，所言之色，是目前公睹之色，用不着怎样裸化言及曲线。虽然连打胎的事都写到了，然而决不使用一句污言秽语，务使书中人物，各具人格，绝不照其他财色书写得那样卑贱。更有一点，普通财色书无非黑幕拆白，多半是男骗女，所谓既骗其财，又盗其色。事既丑矣，文亦殊秽。本书使男主人公生有殊色，意志却不见怎样坚强，处处使他失败，俾不落常套，以免去那些污秽不堪的事情。”⑯
但是在女骗男的财色小说背后，对时代的隐喻却分外明显。小说的时间线索十分明确，金珠的母亲在1911年中秋节怀孕，与辛亥革命基本同时。1912年诞下金珠，与民国建元同年。1931年初金珠由北京燕华大学毕业到哈尔滨税务司任职。1931年5月结婚，在蜜月期间被哈埠海关紧急召回，得知夏秋间满洲将有大事。伪满建立之初，金珠在岳父的怂恿下以宗室身份到新京求职，结果就职不成染上传染病，回哈尔滨后病逝。故事中每一个时间点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伪满建国，其中的隐喻性不言自明。穆儒丐将自己对辛亥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对“九一八”事变和对伪满建国的态度，以潜话语的方式写进了这部一反常调的女骗男财色的小说中。
《财色婚姻》连载结束后，穆儒丐在《神皋杂俎》连载《〈财色婚姻〉脱稿述略》。以作者的身份谈自己的创作思路，其中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小说在形式上，虽然和大说不同，但是事体与社会国家无干的，也不许枉费笔墨。（以小说为业的，不在此例。）廿四史中，虽然是本纪列传的好象给一个人作传，骨子里并不是那件事，利害的关系，果然仅止限在一个人。施加也犯不上给他们立传。小说也是这样，不能看作是一人一家的事，那正是社会国家的问题，或是一时代的历史，用小说的形式来谈论或是记述的。
说到这里，所以有人来问我说，“你所写的财色婚姻，是谁的事呢。”这话使我很难答。没有事，自然不能写小说，但是小说决其不是这样简单的。如果认作一个人如何如何，就尽小说的立意，那小说当真不必作了。小说不能为一人一家饶舌，也犹之史记不为一人一姓之传，所以读者千万也不要认作这就是一人一家的是。“你写的是谁的事？”这都是教作者难为情的，我不敢说辜负了作者的命意，不但是我这样一个老朽无才的作家，便是天下一功小说家，都不愿意人家问他，“你写的是谁的事？”（穆儒丐：《〈财色婚姻〉脱稿述略》（下），《神皋杂俎》，1934年11月1日）
一方面他强调小说的“史家之笔”，另一方面又说小说并不是写一人一家的事情。在《财色婚姻》之前穆儒丐创作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般都是根据真实发生的事情创作。他1918年在《神皋杂俎》连载的小说《女优》，是以北京戏曲演员筱爱茹为原型。他创作的小说《北京》这样预告“此书为儒丐君最近铭心之作，以北京为布景，写社会之状况，用笔犀利，可歌可泣。内容有女士、有青年、有游侠，社会各级人物，莫不关联。而其事迹，皆十一年来丐君所目观。冶入一炉，用稗官家言渲染之，故加倍生色，与其他空中楼阁，及无聊杜撰者，不可同日而语。”而穆儒丐在作品中，也经常拿自己的作品作为事实的证明，“我记得是在丙辰丁巳两年之间，那时我的事由很不随心。先君便是那年见背的。据说，人在丁忧的时候，运气当然不好。诚然，那时第一届县知事考试，我已然及第了。不想我自己犯脾气，竟然齐全了。（详细参阅拙著小说《北京》）”。小说《财政次长的兄弟》连载结束后，更是指天发誓的告诉读者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作者附誌：此篇纯粹写实，不加伪饰，至于行文，是用我自己描写方法，如有半点私心，甘当天谴。”可见穆儒丐在小说中尤其是以戏剧和旗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一直有意坚持以史家之笔来创作。而在《财色婚姻》中，他一方面仍强调这篇小说的史家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小说的虚构性来回答“谁的事？”的提问。穆儒丐最后还是交代了一点他创作的出处，“据了偶然的感触，加入些预储的材料，便这样一天天的写下去。”可见这篇小说的确与他之前的小说都不同，穆儒丐表达“偶然的感触”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其表现“时代和国家”的史家之笔的核心。而对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伪满建国，也自然成为穆儒丐描述的重点。
1、结构潜话语：中日俄铁路与“九·一八”事变
《财色婚姻》第十七章“悠悠的长途，绵绵的情绪”，描写1931年初金珠从燕华大学毕业离开北平到哈尔滨任职的旅途。从讲述故事的角度讲，这一章与故事进程无关，仅仅是场景的转化。用整整一章来写故事场景的转化无趣而冗长。穆儒丐分外用心地创作这一章，细致地描写了金珠从北平上车乘坐北宁铁路，到沈阳和长春换乘两次火车到哈尔滨，重点描写金珠路途中乘坐中、日、俄三个国家铁路的区别，借由金珠的视角来描写三个国家铁路的经营情况，进而表达自己对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俄三方势力的实际情况：
这悠远烦闷的旅行，终于完成了。他经过了关内外好几处大战。坐了三种彼此不同的火车。在初次旅行的人，也可以说得了不少的经验，有了不少的观察。虽然说三四日的光阴，完全消磨在火车里。而且有时又在夜中，广漠的满洲平原，黑洞洞自然是什么也看不见了，仅就在车中和白天所看见的，已足判明关内的和关外的不同，中国和日俄的不同了，坐在北宁车上，所见无非军阀和官僚的恶气焰，至于沿途的老百姓，不但不曾受着铁路的恩惠，反倒因为有了铁路，而尝着了更迅速更惨酷的压迫和蹂躏。坐在南满车上，所见惟有日本人一致的努力，决其不是一个铁路公司，在那里敷衍着作买卖。他们虽然是对于一尺长的铁道，也好象是国家的重宝般，举国一致的经营着、爱护着，及至他坐在北铁的车里，那就又换了一个世界，车身的阔大，铁轨的绵长，处处表现着当年俄国人雄风巨魄，在满洲的悬案问题，固然是很多了，只就这三国的铁路看来，胜败之数，已不待著龟了。
在小说接下来的叙述中，他更加深入地表达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事变前金珠在蜜月旅行中被哈尔滨税务司紧急召回，通过税务司得到“本年夏秋之间，在满洲地方，要起一大变化”的情报便感叹，“这不是神经过敏，但看近来的趋势，迟早是不免的。他们为什么一点外交也不懂，依然是一味蛮来呢？”穆儒丐在小说中描写当时的社会形势，“同时不但是南方，便是北方，以及东北，人们的口号，喊得益发利害了。不仅口号，挽联一般的白布标语，张得满街皆是。”可见穆儒丐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当局处理危机的方式和民众的抗议方式是不适当的。这也和上文提到的《运命质疑》中，说起自己离开东北的原因相互印证。在穆儒丐看来，日本多年来在东北地区的浸润很深，事变前东北当局“一味蛮来”和“不仅口号，挽联一般的白布标语，张得满街皆是”的激进爱国行为都是不明智的，激化了中日矛盾，导致“九一八”事变发生，对此穆儒丐充满了惋惜。穆儒丐对“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看法与日伪官方声称是东北军炸毁铁路导致的，两者有巨大的区别。这种明显溢出小说故事层面意义表达，导致小说在结构上或偏离故事，或为表达其潜话语而设置故事情节，都是明显的结构潜话语表达。
2、反讽潜话语：金珠“新京”之行与伪满傀儡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金珠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回北平，二是去“新京”。而在穆儒丐看来回北京是上策。“近日金珠，过于烦闷了，论理他舍了他那已经动摇的地位，回到家乡，恳求师友，另谋他就，也未始不是上策，无奈七小姐，根本不赞成他的主张。”但他恐惧母亲的责备和不敢面对淑良，加上被岳父一家束缚，终究没有能回北平，而是去“新京”谋职。
小说通过侧面描写表达对伪满建国的嘲讽，金珠的岳父林锐忱怂恿金珠以清宗室的身份去新京求官，金珠如是说，“您这话使从何说起，您，我不敢说，因为您有老资格。若说我，在民国还有希望，因为他们重视青年人，如今满洲国喜欢老的，我们青年人，恐怕要被摈弃了。”到“新京”后，穆儒丐通过描写金珠在满洲大旅社的怪异，来描写伪满建国遗老遗少云集的闹剧：
这满洲大旅社，在从前有买卖没有，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名副其实的仕宦行台了，他这里不但现任官吏住着不少，便是不远千里，到新都来献计谋事的，为数也很多。可是在这些人里，要以金珠一人最为醒目了，不但他的衣服时髦，举动贵华，便是他那俊美的面庞，之亭的体态，英爽的精神，无论谁见了他，都要暗吃一惊。若说他是唱戏的，他又一点轻佻神态也没有，若说他是来谋事的，也不象，不但年龄可疑，怎么连蓝袍青褂也不穿呢。
穆儒丐通过金珠“新京”求官的经历，描写伪满洲首都“新京”的混乱和投机分子的丑陋：
及至到了新京，不但没雨，天气很热，这里是新建的国都，城小人多，什么都不方便。交通机关，除了一道公共汽车，便是带着马溺味的破□马车，坐起来，把屁股和后腰格的生疼，虽然也有几家汽车车行，既忙且贵，急切里还寻不着。栈房、饭店，更是十分拥挤，并且也没有好的，都是鸽子窝一般的房屋，外带着使用臭虫，招待客人，不用说最近的金珠，受不了这样的罪，便是他在学生时代，也不曾尝过这样的□□的□味。没法子，在繁华的中枢区，满洲大旅社，觅到一间上等□□，勉强住下，但是他的神魂，已然懊恼。
根据穆儒丐1937年发表的《新京七日记》，提到1932年溥仪在新京任执政时，他参加了典礼，“当五年前，登极大典时，予曾忝参列。”而穆儒丐创作《财色婚姻》期间，穆儒丐的弟弟穆晓田就在新京任职，“是日，舍弟晓田，也因为放假，自新京回金州去，特地到我这里看看，给我买来了两瓶酒，和许多精美的肉。”⑰并且《盛京时报》于1933年8月2日开始设置“新京专刊”，“新京”的建设新闻屡屡见报。这些都表明，穆儒丐对伪满“新京”建设过程应该是熟悉的。而他在1934年写到伪满“新京”时仍然用这样的笔触去写，就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他的真实用意。
颇令人玩味的是小说第二十四章“霹雳一声山河变色”，这一章以明末满洲兴起的传说开始：
在三百年前，有一位望气先生，由中原到关外来游历，因为他已经看出满洲分野，起了一股紫霞，便是星象家所说的王气。因为满洲有了王气，所以他才来访求真主。这时太祖高皇帝，已由长白山下，统一诸部，大破明兵，在沈阳即了帝位，这位望气先生来到沈阳，虽然见不着皇帝，但他进得城来，真是另有一番新气象，虽是贩夫走卒，也具着王侯气概，决无半点滑头滑脑，骄气凌人的样子，至于租房不给钱，坐了车还打车夫，就算给了代价的事，决其没有，所以这位望气先生，承认王气尽在大清国了，他们的贩夫走卒，都亭亭有王侯之表，那皇帝的伟大，还用问吗？果然不久大清兵便统一了全中国，在固有版图外，又开拓了不少领土属国，在东方成立一个古来少有的伟大帝国，这就因为天人合一，才成功了，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以后人事不济了，竟凭天运，所以天运也就消失了他的效能，话虽如此，可不能说满洲的王气，从此便断了根，因为人心还在那里希望着，酝酿着，再说眼前的痛苦就是以往安乐的比照，固然机关一触，新命旧邦，梦一般便告成了。
这是三年前“九一八”以后的事了，为收拾乱后的大局，今上受了三千万人民的爱戴，在新京就了执政的大位，虽然是草创，自有一班攀龙附凤的人，眼光敏锐，手腕灵活，努力向前迈进了去。不到三年，内外协力，便在极东的满洲旧土上，造成了一个崭新的大帝国。
写三百年前满洲崛起是真诚的，出于对族群历史的自豪，但说到三百年后的伪满时充满了戏谑，“新命旧邦，梦一般便告成了”“自有一班攀龙附凤的人，眼光敏锐，手腕灵活，努力向前迈进了去。”也充分说明了对于满洲崛起的民族自豪与旗人身份的认同，并不一定就等同于对伪满的认同。而且在叙述中见缝插针地讽刺伪满的官员，“平日没什么资格的人，都作了总长。”
虽然穆儒丐没有正面描写伪满建国的过程，但是通过揶揄、反讽的潜话语表达方式，叙述金珠的“新京”之行，展示了伪满“建国”的混乱和丑陋，嘲弄了伪满“建国”的闹剧。
3、隐喻潜话语：死亡的隐喻
金珠在“新京”没有得到官职，反而得了致命的传染病，回到哈尔滨不久，金珠就病死了。
小说总结金珠的死因也与此时伪满建国联系起来，隐喻地表达对伪满建国的批评，“贯总归一，金珠没有那么大的福命，所以才自投罗网的，造成这样一个无法挽的结果。连整个的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本来自己早已许给人了，并且恨不得管人叫爸爸，就求人家帮个忙，什么愿都可以还的，那里知道你成功之后，依然是儿子的地位，反脸不认账，人不打你怎的，责人不如责己。”
《财色婚姻》写了金伯苓和金珠父子两代旗人的遭遇，父子二人都是早逝。小说中金珠的父亲金伯苓是为清亡而死，而出生在民国建元年的金珠，死在了伪满建国的闹剧中，小说中金珠的死亡时间是1931年秋天，而穆儒丐创作这部小说的时间是1934—1935年，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由“满洲国”执政，转为“大满洲帝国”皇帝。金珠之死无论文本时间还是作者创作时间都隐喻地表达了穆儒丐对伪满政权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通过厘清穆儒丐1931—1933年经历，还原穆儒丐创作《财色婚姻》时的处境和心态，使得小说中的文化抵抗的潜话语凸显，这对穆儒丐进入伪满时期的创作心态和作品解读都有很大的启示。同时提示研究者在伪满语境下，穆儒丐研究中旗人的族群记忆和言说的多向性。
▍三、《新京七日记》的潜话语分析
伪满“建国”所盗用的历史资源之一，就是历史上旗人曾拥有满洲土地的所有权，以及旗人在民国受到的不公待遇。这使一直言说旗人历史、守护旗人记忆的穆儒丐，被轻易地划入“汉奸文人”行列。而族群终究是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它是前现代的社会结构形式，中华民国是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出现，即使是伪满傀儡政权，也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现代民族国家对族群历史，或是排斥或是吸收，都必须经过现代性这个装置⑱，这就使对族群历史的言说、对族群记忆的守护，不可能是一种意义、一个指向。对于自己民族记忆坚守的文学表达是民族文学的范畴，而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的范畴，两者不能混同。不能因为伪满“建国”就将伪满时期言说旗人历史、坚守旗人记忆的文学归为为伪满张目。
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急需存在的依据。旗人族群言说是确立起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资源。这恰恰使旗人族群言说也成为文化抵抗可以借用的一种资源。而话语意义并非是单向的，日伪官方对旗人族群言说的借用，使得旗人言说成为一种在伪满语境中“合法”的言说，但是政治权力并不能做到使这种言说完全沿着统治者意图进行。穆儒丐在这种合法性的庇护下，以旗人族群的视角来反思历史和现实，用潜话语的文学抵抗方式来讽刺伪满洲国的建立。用学者刘晓丽的话说，伪满洲国的文化空间是“异态空间”，在这异态空间中的文化生态必然与正常时空的文化生态不同。而穆儒丐代表着与伪满当局曾经共享同一族群历史，而在伪满建国这个节点上产生了内部分裂的旗人立场。这两种旗人立场相互借用、相互竞争、相互嫁接。而两种分裂的族群言说，其逻辑是可以借助史料和文本辨析的。这促使我们去思考在伪满文化语境中，潜话语的多重指向。这不仅是全面阐释穆儒丐作品的一条有效线索，也是打开伪满异态空间的一条有效途径。
伪满期间很少在《盛京时报》发表论说文章的穆儒丐，1936年在《盛京时报》头版短评栏目发表《满外》⑲“近于公私文牍中，常见使用‘满外’二字者，此盖由于误读‘中外’二字。以中字为中国之简称，今既成立满洲国，以中字为有碍，故改用满字，殊不知中外者，犹言内外也，以一国言，则中央政府为中，地方政府为外。以国际言，则本国为中，他国为外。故中外二字，不单施之于国际，亦用之国内也。如前清公牍中，常有将此谕旨宣布中外云云。此中外即指中外与地方而言也。今若易为‘满外’二字，不词甚矣。如不用中外，用‘内外’亦可，内即中也。”作为经历过中国多次历史变迁的老人，对伪满公私文牍中不用“中外”，而用“满外”的真实意图，不可能是无知的，并以他已经不再常用的论说文体表达他对“满外”用法的不赞成，其中细微的情感不难体察。
1937年伪满国都建设典礼期间，穆儒丐参加了由弘报会主办的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并连载发表了《新京七日记》⑳。学者王晓恒在其论文《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中，这样评价《新京七日记》，“日记记述了1937年9月12日至18日穆儒丐在新京参加会议的内容及所见所感。其中就有对伪满洲国建国五年来新京城变化的赞叹：‘沿途所见巨厦层楼，壮丽无比，尤以道路，异常修洁’，‘家屋建筑，己栉次鳞比，街道国道，四通八达，且处处美化，具见匠心，谓为新兴国际都市，询无逊色，建设之孟晋，规模之伟大，观者唯有惊叹而己。’这种明显带有夸张成分的溢美之词充分说明了作者对伪满洲国及其建立者的肯定和赞美。”
而学者王晓恒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中大量脱离会议本身的拉杂叙事，形成一种潜话语瓦解着报道字面意义。在这篇日记中穆儒丐记述了与当时伪满官员不和谐的一幕：
（9月14日）晚六时半，赴国务总理之招宴，总理未出席，以谷次长代为主人。席间谷次长致词，语极热烈恳挚。先述日系官吏不眠不休之精神，中述满系官吏之多腐败，终以优胜劣败之天演之说，以勉同人痛快淋漓，得未曾有。同人乃使予作答词，意鄙言拙，殖不足述。惟关于物竞之说，有不能不少加解释者。则物竞原则，乃仅行于自然界者，至于日进文明之人类国家社会，大部分已脱除此法则。而另以人为的法规或道德治理之。譬如老虎吃鹿，物竞天则也，不能谓之犯法，强盗杀人，则不能引物竞之说，以自回护。此乃真正犯法行为，文明的国家社会，所不许也。然而谷次长学识宏富，岂不知此。特目击种切，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其所以激励吾人者，可谓至矣。虽国家当道，对于一般人事有提高向上之责，亦非一朝一夕所能跻及，要不外上下共勉，止于至善而已，席散归寓，已将及九时矣。
从穆儒丐的叙述中，可以窥见这次招待宴上发生了伪满官吏与“满人”记者的一次冲突。文中关于这次招待宴宾其他细节，穆儒丐只字未提，作为一个新闻行业资深从业者，这种报道是十分反常的。考虑到当时伪满的语境，可以想见当时宾主双方的分歧和冲突激烈程度。而从“同人乃使予作答词”，隐约透露出当时参加招待宴的中方记者对谷次亨讲话的反感。穆儒丐作为记者代表的答词，并不是为“满系”官员辩护，而是反驳谷次亨社会进化论观点。从穆儒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进化论学理式辩驳只是一种掩护，真实的意图是以学理论辩的方式来表达对伪满官员言论的反感和抗议。从这个细节可以窥见伪满文化的复杂性，以及潜话语式的文化抵抗在各种话题和讨论中的痕迹。各种势力间的冲突无法在正面的描述中充分展开，论战双方立论、反驳的方式都必须借助科学、知识、旗人历史等伪满允许的话语方式展开。各种文化力量在相互借用，相互嫁接，相互竞争中表达自己，潜话语式的文化抵抗正是在其中得以表达。如果以后设民族主义的思维看待这些作家作品，很难描摹当时细微而扭曲的表意图景，只能借助充足的史料尽可能地细化当时的文化生态，细读文本中无法不出现的“民族协和”“文字报国”与作家文本中内在叙事逻辑间的关系，才能还原真实的伪满文化图景，厘清各种话语之间扭结、缠绕、竞争的多声部式的复杂关系。
通过细读穆儒丐的《新京七日记》，笔者不能赞同王晓恒对《新京七日记》的解读方式。除对“新京”建设赞叹外，能够在文中大量与参会过程无关的闲言中看到另外一种情绪。1937年9月14—21日在《盛京时报》号外版刊登此次会议的专题新闻报道。这些报道虽未署名，但根据穆儒丐在《新京七日记》中记录的参加此次会议的伪满各地记者名单，穆儒丐是《盛京时报》唯一参加“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的记者，因此可以推测《盛京时报》号外版对此次会议日程的报道出自穆儒丐之手。而穆儒丐在正式的报道之外，以日记的形式发表此次参会的感受，其中看似与会议不大相关的文字和情绪就颇值得玩味。
根据日记记载，13日开会，12日穆儒丐才接到通知。他没订到“亚细亚号”特快车票，只能乘坐“鸠号”慢车。到了“新京”后已经很晚，会议举办方没有接站，也没有住宿安排。自己找一家旅店又没有空房，跟店家商量得了一间如仓房一般顶棚开窗的房间。且到达“新京”的穆儒丐，对第二天开会日程一无所知。直到晚上11点多，国通社才有人逐家旅店搜访外地来新京开会的记者，通知第二天的会议相关日程。
十一时许，国通社所派之招待员吴宇存君，搜访至此。谓事前仓卒，既未预发免票，亦未代订居处，恐诸君不知明日开会地点，故向各栈房偏（遍）访，已得二人矣，其余尚不知住在何处，予询以外埠代表共有几人。吴君谓外埠报名者，止不过六七人，其余多驻京之分馆职员。语时，由皮包内取出日程单一份，出席代表名簿一纸，予始知详细。
9月14日，和协会联合大会召开，穆儒丐等参加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旁听会议，期间各部大臣将旁听会议的记者误以为是新京记者采访。穆儒丐在文中直接地表达了对会议组织者的不满：
大臣皆着协会服，除治安部于大臣另有规定访问，是日各部大臣殆全辱临。惟是时有足令人骇诧者，各大臣竟不知予等为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之代表，依照日程而访问者，乃竟误为采访新闻而来，故一开口即相左。如为采访新闻，有所请教，自有驻京记者，何必集全国代表特来京中访新闻乎。如何致误，殊不可知，遗憾之情，亦难自己。总之此日之事，由于误会，而欠圆满，两皆有失，莫怪一方。惟予以新闻记者立场，深判吾同业有以自勉。
而9月16日是自由活动中，因为是伪满国都建设典礼，新京警跸。由于事先没有办观看手续，加上是非“新京”的“外来之人”，不能外出，只能在客栈默坐，直到警跸解除才能出门。
是日（9月16日）午前，自由见学，然国都建设典礼，适于是日为正式，皇帝陛下幸临。自昨夕即加警跸，今晨益严。虽事前曾一度请求参加，以手续仓卒不备，为首都警察厅所拒绝。予等以外来之人，虽于新闻界从事多年，文字报国微忱，不无可录。然而官事官办，人既以手续不备而见拒。予等自应谨慎思过。是以早晨不敢出门，惟在客栈中默坐。如对帝天，用志私庆，及警跸解除后，始敢出行。
穆儒丐在18日完成了会议日程的既定内容后，就订了返回沈阳的车票。接到会议主办方之一满日文化协会，在“新京”多留二三日的请求，穆儒丐以报社很忙推脱。
（18日）予归客栈时，已将近九时，车票已购妥，以明日为中秋，决归社也。十时许有电话来，则满日文化协会之陈君英三见召也。谓协会中亦正开会，能否再留二三日，略事盘桓。予以社中大忙，且所作说部稿，已几中断，不敢再延，遂敬谢之。
19日穆儒丐临离开时，又因客栈主人害怕没人付钱而不得不与客栈主人多费很多口舌。
十九日午前九时，行李已束，将行矣。而客栈主人忽拦予不听行。予询以何事，则以七日房租未付为言。予甚骇然，自余至此，当夕即有国通社之吴宇存君，在账房留言，将来宿费，由国通或另以其他手段支付，无于客事。昨晚吴君又来叮嘱之，宜无误矣。不意客栈主人，知识短浅，恐予行后，无人付钱，将受亏累，执意主张谁住房谁付钱。予百方譬解，又有送行者代为说明，意始少平，而仍寻吾短曰：君之宿费，既有公家担任，君之杂费，以及君之同伴所需，应归谁付乎？予笑谓曰：此等杂费，分文未短，并小账统于前夕了清矣，彼询楼上伙友，良然，始放予行。意！七日功成圆满，不图濒行，遭此挫辱，世路之难，亦可想见。昔商鞅治秦，徙木立信，商民识浅而愚，以言语使信，不如以事实使信，信立，虽使不信不可能矣。
通读《新京七日记》固然有学者王晓恒所谓“作者对伪满洲国及其建立者的肯定和赞美。”但是通篇文章中，对会议组织无序的气恼，对当局的揶揄，对自己新京之行诸多不便的抱怨，比较对伪满的赞扬、对新京建设的称赞更引人注目。如果将穆儒丐《新京七日记》这些与“肯定和赞美”大相背离的情绪和叙述概括起来的话，苦差一词倒是更为恰当。而文末写自己回到沈阳家中的放松和愉快与新京的苦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午后二时余，车至奉天，归寓后，月饼水果，堆列满案，预备晚间赏月大嚼矣。然而予家有小事，足博一噱者，则予所爱之狼犬玲玎，自予赴京后，即不食，意忽忽不乐。若甚殆备，喻之不解。盖此犬四岁，从未与予离一日，今七日长思，几酿大病。见予归，始欢跃而起，此犬之愚，亦犬之忠，不可不记也。
▍四、余论
笔者借《新京七日记》，分析穆儒丐在伪满初期文学作品中的潜话语及潜话语的表现形式，希望能丰富穆儒丐研究的历史性和多维性。以穆儒丐作例，说明伪满官方主流意识与其他多种话语在相互借用、相互竞争、相互嫁接中，形成了伪满真实复杂的日常文化图景。
注释
①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② 王晓恒：《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③ 上官缨：《东北沦陷区“日系”作家》，《吉林日报》，第7版，2002年9月21日。
④ 同②
⑤ 穆儒丐：《关城制度》，《盛京时报》第1版，1931年5月24日。
⑥ 穆儒丐：《人类之矛盾行为》，《神皋杂俎》，1931年6月13日。
⑦ 穆儒丐：《沙漠政策》，《盛京时报》，1933年6月18日
⑧ 周大文（1896—1971），字华章。与张学良为结拜兄弟。1931年4月任北京市长，1933年张学良下野，周大文1933年6月辞去北京市长职务。
⑨ 北京文史馆编：《北京文史馆馆员传略》，北京文史馆，2002年，第58页。“宁裕之（1884—1961），原名穆六田。满族，北京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任北京《国华报》文艺编辑、沈阳法政学院讲师、北京市政府秘书、沈阳《盛京时报》文艺编辑等。”
⑩ 宁裕之为穆儒丐建国后回北京后使用的名字。
⑪ 穆儒丐：《财色婚姻》，《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8月4—1935年10月30日。
⑫ 张菊玲：《“驱逐靼虏”之后——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⑬ 詹丽：《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第61页。
⑭ 曹艳霜：《论穆儒丐小说的旗人书写》，暨南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⑮《财色婚姻》刊登预告，《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7月28日。
⑯ 穆儒丐：《〈财色婚姻〉脱稿述略》，《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10月31—11月1日。
⑰ 穆儒丐：《新年五日记》，《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1月14—1月21日。
⑱ 此处借用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使用的“现代性装置”。
⑲ 穆儒丐：《满外》，《盛京时报》第1版，1936年9月5日。
⑳ 穆儒丐：《新京七日记》，《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7年9月12—18日。
来源：《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3期，内容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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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丐 |
随着学界对东北现代文学及伪满文学研究的深入，穆儒丐作为东北现代文坛的开拓者之一的观点已无太大争议。学界基本肯定他对20年代东北现代文学的贡献，对其在伪满时期的政治立场定为清朝遗老、落水文人或汉奸作家。主要依据是他在伪满期间创作了《福昭创业记》，号召创作“大东亚人杰传”。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将穆儒丐列为东北沦陷区落水文人第二位，在郑孝胥之后。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高度评价了穆儒丐对东北地区文学的贡献，但是对其政治立场这样评价，“（穆儒丐创作《福昭创业记》）至此，穆儒丐萌发于青年时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得到了极致的扭曲的表现。”①2016年学者王晓恒在《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②，以穆儒丐在1937年创作的《新京七日记》和他其他论说文章为依据，认为穆儒丐在伪满时期是汉奸文人。而这也并非是研究者后设民族主义的偏见，1937年阿英的笔记文章《一束汉奸报纸》，记载了当时阿英看到穆儒丐《福昭创业记》的反应：
自东三省陷落后以后，没有看到那边寄来的新闻纸。今年芦沟桥事变继起，平津又告陷落，便是平津的新闻纸，也都看不到一张了。
然在我，是并无遗憾的。因为新闻纸虽然看不到，内容却大体想象得出，不过是一班傀儡，在无耻的对“友邦皇军”歌功颂德而已。
最近意外地得到了一束。
（《大同报》）副张刊载文艺作品。有“儒丐”的长篇小说《福昭创业记》，正登着第五回：《践九重群臣捧表，书九恨太祖伐明》，歪曲的描写明倭寇事。……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所经营，执笔者的大部分，当然是属于“汉奸”之类。新闻照样的充满了夸大，欺骗，造谣。从我所见到的九月三日报里，知道奉天也在举行“宗教家时局祈愿大会”，替“友邦的皇军”祝福。……
副页题“精（神）皋杂俎”，所载仍是“儒丐”的《福昭创业记》，不过已是第六回：“冒白刃刀取清河城，破明兵大战萨尔浒”。名符其实，真不愧为“儒丐”，而且是无耻之尤的“儒丐”。(阿英：《一束汉奸报纸》，广州战时出版社，1938年5月)
1991年9月，日本学者村田裕子（长井裕子），在长春召开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穆儒丐的精神历程》，肯定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曾经历过东北沦陷时期的上官缨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不认同此种观点，他认为穆儒丐在《福昭创业记》中把清初开国同满洲建国相联，是为迎合侵略者的政治需求，为“大东亚圣战”辩白，而非民族自尊心的表现。③
村田裕子女士引发了对穆儒丐思想倾向和创作阐释的变化。作为较早注意到穆儒丐创作成就的学者铁峰这样评论：
东北沦陷以后，儒丐虽然站在清朝遗少的立场上，拥护伪满洲国，并主张写作对日伪带有‘感谢情调’的粉饰文学。可是他既没有写过为日伪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参与日伪的政治、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很多作家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大唱赞歌，呐喊助威时，儒丐也既没参加日伪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爱国誓师大会”、“圣战文学者大会”以及什么“恳谈会”，也没发表过支持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作品。基本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铁锋、郑丽秋：《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建设者——满族作家儒丐》，《学习与探索》，1993年4期）
村田裕子引发了与穆儒丐共事过的同事王秋萤，回忆穆儒丐在伪满时期的状态：
他既不是“大主笔”，也没倡导过感谢文学。东北沦陷后他已进入晚年，更不过问编辑工作。名义是论说委员，连社论也不写。每日上班养闲，只是写小说自遣。当时我就与他同在一个报社工作，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如果说此翁是东北新文学的拓荒者，可以当之无愧，早在二十年代初，是他首先把“五四”新文化思潮传入东北，并在报刊大量转载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名人作品。他本人除写过一些通俗小说外，还翻译过不少世界名著。特别是他培育过不少青年文艺工作者，后来散在各报也作了副刊编辑，更拓宽了东北新文学阵地。据说村田裕子还想研究他晚年写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也可作为我们参考借鉴，是否真是汉奸文学。(黄玄(即王秋萤)：《艰难的探索——〈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读后》，《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这反映了当下在对伪满洲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基于作家的政治倾向来解读作品。在伪满新闻审查制度下，大多数作家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媚日言论。如果考证作家是中共、国民党或是左翼、左倾人士，那么就会忽略其媚日言论，从抵抗角度分析他的文学作品，如果作者是汉奸、遗老，就从迎合日伪统治的角度阐释。另一种则是将作家的政治立场与文学作品分离，进行去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两者都不能还原伪满时期复杂的文学图景，会遮蔽伪满文化文学的复杂生态和独特的文化逻辑。
作为东北现代文学开拓者的穆儒丐，是沈阳20年代文化图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活动，他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言说，以及他在伪满时期的文学活动，是考察当时东北地区文人思想的有效角度。伪满建国必然要借用东北地区原有的文化资源，比如批判军阀统治，言说旗人的历史与现实。而在“九·一八”事变前，穆儒丐所持的文化立场正是伪满建国所需要借用的。考察他在“九·一八”事前的经历，以及他在自己作品中对“九·一八”及伪满建国的真实态度，可以梳理出作为一种被外在权力借用的文化资源，其持有者在文化压迫面前并非完全被动，被迫交出言说的权力。他们仍然可以利用被借用的文化资源进行文化抵抗。
▍一、穆儒丐“九·一八”前后的经历
作为《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的创办者，1920年代穆儒丐在《盛京时报》时评栏目和副刊发表大量文章，当时的读者几乎天天能看到穆儒丐的作品。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其文章骤减。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穆儒丐这一动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期间，穆儒丐没有发表论说文章，”④不仅是论说文章，在“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间穆儒丐的作品在《盛京时报》基本绝迹。穆儒丐发表在《盛京时报》头版论说栏目，最后一篇论说文章是《关城制度》⑤，发表最后一篇文学作品《人类之矛盾行为》⑥。1931年7月5日连载完翻译小说《严窟岛的爵》之后，7、8月间就没有文章发表。9月1日《神皋杂俎》开始连载其《游平漫记》至9月18日未结束就不再刊载。从《游平漫记》的内容判断，这时穆儒丐已经回到北平。《游平漫记》分为两部分，发表在9月1—4日的是第一部分，创作于7月14日—8月28日。第二部分发表于9月15—18日，创作8月28日—9月10日。考虑到翻译小说《严窟岛的爵》很有可能是翻译好后连载于报纸。可以推断穆儒丐是在1931年6、7月间由沈阳返回北平。1933年6月1日，穆儒丐在副刊《神皋杂俎》又开始发表文章。重新回到沈阳的穆儒丐发表第一篇论说文章是《沙漠政策》⑦。由此可以判断穆儒丐应该是在1933年6月左右重新回到沈阳。
穆儒丐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段离开沈阳到北平，以及他返回北平的细节和在北平的活动，成为目前穆儒丐研究的一个空白。笔者通过1933年金小天在《神皋杂俎》连载《吾之生涯》，其中一篇文章涉及了穆儒丐离开沈阳的原因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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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吾之生涯》，《盛京时报》1933年10月29日 |
在金小天叙述中，可以看到“九一八”事件发生前，东北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穆儒丐经由周大文⑧多次请求，赴北平市政府做秘书工作。而穆儒丐离开沈阳的时间和周大文任北平市长的时间大致相当。另据《北京文史馆馆员传略》⑨记载宁裕之⑩曾任北京市政府秘书也佐证了金小天的说法。同时笔者根据《北平市市政公报》1931年第135期，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份政府公报《令筹备自治委员会请转令公安财政两局将厕所捐另款存储以便改良公厕由》，看到穆儒丐的头衔是首善工艺厂董事会候补常务董事。
笔者在穆儒丐的零散文章中找到了他与周大文的一些交往，在穆儒丐的《运命质疑》中提到辛酉年间（1921年，笔者注），他因为在报纸上的言论受到东北当局的威胁，周大文帮助穆儒丐从中斡旋，“最后求出张惠霖先生替我疏通，我也破釜沉舟的把我自己表白了一番，果然那时当真好多人对我是有误解的，说明了，自然是一天云雾散。我记得为了此事，连王希哲先生，周华章先生，都替我很帮忙。”而在穆儒丐回忆北京的连载文章《北京梦华录》中提到“百景楼的主顾，本来以善饮者居大半，而该楼女侍者，亦多善饮，记得友人华章君，招饮于此。预戒女侍，严布酒阵。是予夕，几被灌醉，同席者，多半扶醉而归。”
1931年4月19日穆儒丐在《神皋杂俎》漫谈栏目发表《繁荣北京》，这篇文章是接续前一天《盛京时报》登载署名记者的论说文章《不可引占自解》。《不可引占自解》一文说民国迁都南京后，北平作为故都日渐衰落，对此作者十分痛惜，并驳斥了那些为北平衰落在历史上寻找合理性的说法。《繁荣北平》肯定了《不可引占自解》的观点，对刚刚任北平特别市市长的周大文寄予厚望“现在市长及代理市长周二胡公，在官在私，皆最负时誉者，繁荣北平，决其早有方针。余为北平任，固亟愿北平市早沐廿世界之新的实惠也。”这种为官者宣传的文章，在穆儒丐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穆儒丐与周大文是交情很深的朋友，所以在日华关系紧张之际，周大文拜会穆儒丐，请他到北平政府任职。同时也提示我们，当时东北各派势力间千丝万缕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穆儒丐在1933年发表《运命质疑》中也提到了这段经历：
这是事变以前的事，报社所遇到的压迫情形，较比从前，更有长足的进步，他们不但对于报纸设法不得发卖，对于记者，也曾立定一个对待的方法，尤其对于鄙人，那是非教离开不可的自然是先用大义来责备，使我自己估量，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势下，是应当怎样难过呢？我常说，骂人、打人、杀人，是没关系的，可是万不可既把人骂了、打了、杀了，又给人加上污名。这实在是有伤天和的罪恶！
所以我遇到这样困难情形，依然无可奈何，只得到北平去一趟，借以缓解他们的敌意和误解。
……
我常说爱国是人人所应当作的事，爱国心也是人人所同有的，但是爱国要使国家有益处，万不能因为爱国反使国家受了无穷的捐害。国民党是由哄闹成的功，所以虽然是爱国行为，也以哄闹式出之。他们不能沉着的埋头用内功，只不过在表面上瞎哄嚷，结局是自己杀了自己。（穆儒丐：《运命质疑》（5）（6），《神皋杂俎》，1935年11月21、22日）
“这是事变之前的事”，指的就是上文提到的辛酉年间，东北当局与《盛京时报》以及穆儒丐的紧张关系。穆儒丐认为“九一八”事变前，这种紧张的关系较辛酉年更加严重。“尤其对于鄙人，那是非教离开不可的自然是先用大义来责备”一段，是指事变前部分东北人士，因穆儒丐供职日报以及其一直反对用激烈的排日方式激化中日矛盾，而用民族大义来指责穆儒丐，并加以“汉奸”的污名。这些因素与东北局势危机叠加，使穆儒丐不得不出走北平。而穆儒丐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伪满的成立，归因于“哄闹式”的爱国行为，导致中日矛盾激化而造成的，与日伪对“九一八”事变的解释相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穆儒丐在叙述“九一八”事变到伪满洲国成立的历史时，并非是日伪官方惯常的将张氏父子统治东北时期称为“军阀时代”大加痛斥，进而指向颂扬日本扶植伪满统治的叙述策略，而是充满了痛心叹惋的情感基调。他首先认可的是“爱国”，“爱国心也是人人所同的”，而这个“国”显然不是伪满，而是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也就是他与那些激进爱国人士的爱国心是相同的，只是在对待当时紧张局势的方式不同。挖掘穆儒丐“九一八”事变前后在《盛京时报》“消失”的经历，梳理他出走沈阳的种种原因，以及他周边人和他自己对这段经历的不同角度叙述，可以更好地还原当时的文化生态，也可以对穆儒丐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地分析。
▍二、《财色婚姻》的潜话语解读
在伪满洲国极权语境下，直接文化抵抗不能持续。文化抵抗的方式是间接的、多样的、隐晦的，这已经成为沦陷区文化研究界的共识。而如何具体地描绘这种间接的、多样的、隐晦的抵抗方式，是沦陷区文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脱离历史语境，基于今天的后设民族主义考察伪满时期文学抵抗，那么这种抵抗与同时期的抗日文学相比，它一定是妥协的、软弱无力的。但是如果基于伪满高压封闭的话语系统语境下，文化抵抗不能顺畅地进行，对抗异质文化侵略的力量转而在各个不同的文化形式和话语形式间穿行，使原本与政治、反抗不相干的文学文化表现形式，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有了共同指向，进而打通不同文学表现形式的间隔，借助“合法”的途径，由文学和文化“夹带”着各种形式的意义，在作者、读者甚至媒体之间创造一种心照不宣的意义传播流程。另一方面，这种反抗有时需要借助伪满“中日亲善”“五族协和”等“合法”话语才能得以流出。“中日亲善”“五族协和”更像保护色，让这些抵抗话语得以出现。仔细分析这些话语与日伪官方的意图，除了在字面上相似，作品自身的内在逻辑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按日伪“中日亲善”“五族协和”的逻辑进行，甚至在消解其意义。笔者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为潜话语。并试图通过对穆儒丐作品的分析来梳理和解读这种潜话语的表意方式。
《财色婚姻》⑪是穆儒丐1933年回到沈阳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神皋杂俎》连载500多天。学界一般将其视为一部通俗小说、旗人小说看待，比如张菊玲认为这部小说“表现出他对于坚守传统道德、力行孝梯友爱的赞许，对纸醉金迷的时代社会颓风的谴责，对满洲贵族无人改变门庭，充满失落感。”⑫詹丽将其视为儒家立场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如穆儒丐的《埋香记》《梅兰芳》《香粉夜叉》《徐生自传》《北京》《财色婚姻》《如梦令》等小说多在儒家视野的关照下批判社会种种弊端。”⑬曹艳霜认为是对旗人际遇的反映和对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批判，“小说《笑里啼痕录》《北京》《同命鸳鸯》《如梦令》《财色婚姻》等均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旗人的际遇以及特定的生存状态。”“《财色婚姻》批判了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价值观。”⑭
笔者通过钩沉出穆儒丐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到1933年6月在《盛京时报》中断创作期间的经历，使解读这部小说有了新的视角。穆儒丐最早透露《财色婚姻》创作意图是在他重回沈阳后，连载关于清末老北京风俗的回忆文章中。这些回忆文章起初冠名为“北京梦华录”，在这部《北京梦华录》中，穆儒丐直接声明效仿《东京梦华录》，“记者久拟仿照《东京梦华录》的体裁，作一本《北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北宋亡国遗民回忆故国繁盛的书，其叙述基调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这种身处乱世，追忆已然消失的前朝繁荣世俗生活的叙事基调，在伪满洲国刚刚成立的语境中，偏离日伪官方的意图不难体察。同时也可以窥见尽管伪满建国得到了很多清朝遗老遗少的支持，但是不能将所有遗民叙述完全归于为伪满建国张目。这同样提示在伪满文化语境中，只根据文学作品的字面义和题材来判断文学的派别和属性，尤其是政治属性是过于武断的，无法还原伪满混杂多义的文学文化生态。《财色婚姻》正是接续《北京梦华录》的笔调来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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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盛京时报》上的《财色婚姻》预告 |
《财色婚姻》连载前的预告这样介绍这部小说，“近应多数读者之要求，创作一书，名曰《财色婚姻》，以深刻之笔墨，描写现代婚姻之真相。”⑮
穆儒丐这样介绍自己这部小说：“立意自然很明显，主要的宗旨，是攻击以财色为目的的婚姻。但是古今中外，演财色的书，为数很多，大半附会太甚，任意渲托，既违事实，尤伤风化。本书所言之财，是普通实际之财，所言之色，是目前公睹之色，用不着怎样裸化言及曲线。虽然连打胎的事都写到了，然而决不使用一句污言秽语，务使书中人物，各具人格，绝不照其他财色书写得那样卑贱。更有一点，普通财色书无非黑幕拆白，多半是男骗女，所谓既骗其财，又盗其色。事既丑矣，文亦殊秽。本书使男主人公生有殊色，意志却不见怎样坚强，处处使他失败，俾不落常套，以免去那些污秽不堪的事情。”⑯
但是在女骗男的财色小说背后，对时代的隐喻却分外明显。小说的时间线索十分明确，金珠的母亲在1911年中秋节怀孕，与辛亥革命基本同时。1912年诞下金珠，与民国建元同年。1931年初金珠由北京燕华大学毕业到哈尔滨税务司任职。1931年5月结婚，在蜜月期间被哈埠海关紧急召回，得知夏秋间满洲将有大事。伪满建立之初，金珠在岳父的怂恿下以宗室身份到新京求职，结果就职不成染上传染病，回哈尔滨后病逝。故事中每一个时间点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伪满建国，其中的隐喻性不言自明。穆儒丐将自己对辛亥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对“九一八”事变和对伪满建国的态度，以潜话语的方式写进了这部一反常调的女骗男财色的小说中。
《财色婚姻》连载结束后，穆儒丐在《神皋杂俎》连载《〈财色婚姻〉脱稿述略》。以作者的身份谈自己的创作思路，其中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小说在形式上，虽然和大说不同，但是事体与社会国家无干的，也不许枉费笔墨。（以小说为业的，不在此例。）廿四史中，虽然是本纪列传的好象给一个人作传，骨子里并不是那件事，利害的关系，果然仅止限在一个人。施加也犯不上给他们立传。小说也是这样，不能看作是一人一家的事，那正是社会国家的问题，或是一时代的历史，用小说的形式来谈论或是记述的。
说到这里，所以有人来问我说，“你所写的财色婚姻，是谁的事呢。”这话使我很难答。没有事，自然不能写小说，但是小说决其不是这样简单的。如果认作一个人如何如何，就尽小说的立意，那小说当真不必作了。小说不能为一人一家饶舌，也犹之史记不为一人一姓之传，所以读者千万也不要认作这就是一人一家的是。“你写的是谁的事？”这都是教作者难为情的，我不敢说辜负了作者的命意，不但是我这样一个老朽无才的作家，便是天下一功小说家，都不愿意人家问他，“你写的是谁的事？”（穆儒丐：《〈财色婚姻〉脱稿述略》（下），《神皋杂俎》，1934年11月1日）
一方面他强调小说的“史家之笔”，另一方面又说小说并不是写一人一家的事情。在《财色婚姻》之前穆儒丐创作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般都是根据真实发生的事情创作。他1918年在《神皋杂俎》连载的小说《女优》，是以北京戏曲演员筱爱茹为原型。他创作的小说《北京》这样预告“此书为儒丐君最近铭心之作，以北京为布景，写社会之状况，用笔犀利，可歌可泣。内容有女士、有青年、有游侠，社会各级人物，莫不关联。而其事迹，皆十一年来丐君所目观。冶入一炉，用稗官家言渲染之，故加倍生色，与其他空中楼阁，及无聊杜撰者，不可同日而语。”而穆儒丐在作品中，也经常拿自己的作品作为事实的证明，“我记得是在丙辰丁巳两年之间，那时我的事由很不随心。先君便是那年见背的。据说，人在丁忧的时候，运气当然不好。诚然，那时第一届县知事考试，我已然及第了。不想我自己犯脾气，竟然齐全了。（详细参阅拙著小说《北京》）”。小说《财政次长的兄弟》连载结束后，更是指天发誓的告诉读者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作者附誌：此篇纯粹写实，不加伪饰，至于行文，是用我自己描写方法，如有半点私心，甘当天谴。”可见穆儒丐在小说中尤其是以戏剧和旗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一直有意坚持以史家之笔来创作。而在《财色婚姻》中，他一方面仍强调这篇小说的史家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小说的虚构性来回答“谁的事？”的提问。穆儒丐最后还是交代了一点他创作的出处，“据了偶然的感触，加入些预储的材料，便这样一天天的写下去。”可见这篇小说的确与他之前的小说都不同，穆儒丐表达“偶然的感触”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其表现“时代和国家”的史家之笔的核心。而对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伪满建国，也自然成为穆儒丐描述的重点。
1、结构潜话语：中日俄铁路与“九·一八”事变
《财色婚姻》第十七章“悠悠的长途，绵绵的情绪”，描写1931年初金珠从燕华大学毕业离开北平到哈尔滨任职的旅途。从讲述故事的角度讲，这一章与故事进程无关，仅仅是场景的转化。用整整一章来写故事场景的转化无趣而冗长。穆儒丐分外用心地创作这一章，细致地描写了金珠从北平上车乘坐北宁铁路，到沈阳和长春换乘两次火车到哈尔滨，重点描写金珠路途中乘坐中、日、俄三个国家铁路的区别，借由金珠的视角来描写三个国家铁路的经营情况，进而表达自己对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俄三方势力的实际情况：
这悠远烦闷的旅行，终于完成了。他经过了关内外好几处大战。坐了三种彼此不同的火车。在初次旅行的人，也可以说得了不少的经验，有了不少的观察。虽然说三四日的光阴，完全消磨在火车里。而且有时又在夜中，广漠的满洲平原，黑洞洞自然是什么也看不见了，仅就在车中和白天所看见的，已足判明关内的和关外的不同，中国和日俄的不同了，坐在北宁车上，所见无非军阀和官僚的恶气焰，至于沿途的老百姓，不但不曾受着铁路的恩惠，反倒因为有了铁路，而尝着了更迅速更惨酷的压迫和蹂躏。坐在南满车上，所见惟有日本人一致的努力，决其不是一个铁路公司，在那里敷衍着作买卖。他们虽然是对于一尺长的铁道，也好象是国家的重宝般，举国一致的经营着、爱护着，及至他坐在北铁的车里，那就又换了一个世界，车身的阔大，铁轨的绵长，处处表现着当年俄国人雄风巨魄，在满洲的悬案问题，固然是很多了，只就这三国的铁路看来，胜败之数，已不待著龟了。
在小说接下来的叙述中，他更加深入地表达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事变前金珠在蜜月旅行中被哈尔滨税务司紧急召回，通过税务司得到“本年夏秋之间，在满洲地方，要起一大变化”的情报便感叹，“这不是神经过敏，但看近来的趋势，迟早是不免的。他们为什么一点外交也不懂，依然是一味蛮来呢？”穆儒丐在小说中描写当时的社会形势，“同时不但是南方，便是北方，以及东北，人们的口号，喊得益发利害了。不仅口号，挽联一般的白布标语，张得满街皆是。”可见穆儒丐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当局处理危机的方式和民众的抗议方式是不适当的。这也和上文提到的《运命质疑》中，说起自己离开东北的原因相互印证。在穆儒丐看来，日本多年来在东北地区的浸润很深，事变前东北当局“一味蛮来”和“不仅口号，挽联一般的白布标语，张得满街皆是”的激进爱国行为都是不明智的，激化了中日矛盾，导致“九一八”事变发生，对此穆儒丐充满了惋惜。穆儒丐对“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看法与日伪官方声称是东北军炸毁铁路导致的，两者有巨大的区别。这种明显溢出小说故事层面意义表达，导致小说在结构上或偏离故事，或为表达其潜话语而设置故事情节，都是明显的结构潜话语表达。
2、反讽潜话语：金珠“新京”之行与伪满傀儡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金珠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回北平，二是去“新京”。而在穆儒丐看来回北京是上策。“近日金珠，过于烦闷了，论理他舍了他那已经动摇的地位，回到家乡，恳求师友，另谋他就，也未始不是上策，无奈七小姐，根本不赞成他的主张。”但他恐惧母亲的责备和不敢面对淑良，加上被岳父一家束缚，终究没有能回北平，而是去“新京”谋职。
小说通过侧面描写表达对伪满建国的嘲讽，金珠的岳父林锐忱怂恿金珠以清宗室的身份去新京求官，金珠如是说，“您这话使从何说起，您，我不敢说，因为您有老资格。若说我，在民国还有希望，因为他们重视青年人，如今满洲国喜欢老的，我们青年人，恐怕要被摈弃了。”到“新京”后，穆儒丐通过描写金珠在满洲大旅社的怪异，来描写伪满建国遗老遗少云集的闹剧：
这满洲大旅社，在从前有买卖没有，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名副其实的仕宦行台了，他这里不但现任官吏住着不少，便是不远千里，到新都来献计谋事的，为数也很多。可是在这些人里，要以金珠一人最为醒目了，不但他的衣服时髦，举动贵华，便是他那俊美的面庞，之亭的体态，英爽的精神，无论谁见了他，都要暗吃一惊。若说他是唱戏的，他又一点轻佻神态也没有，若说他是来谋事的，也不象，不但年龄可疑，怎么连蓝袍青褂也不穿呢。
穆儒丐通过金珠“新京”求官的经历，描写伪满洲首都“新京”的混乱和投机分子的丑陋：
及至到了新京，不但没雨，天气很热，这里是新建的国都，城小人多，什么都不方便。交通机关，除了一道公共汽车，便是带着马溺味的破□马车，坐起来，把屁股和后腰格的生疼，虽然也有几家汽车车行，既忙且贵，急切里还寻不着。栈房、饭店，更是十分拥挤，并且也没有好的，都是鸽子窝一般的房屋，外带着使用臭虫，招待客人，不用说最近的金珠，受不了这样的罪，便是他在学生时代，也不曾尝过这样的□□的□味。没法子，在繁华的中枢区，满洲大旅社，觅到一间上等□□，勉强住下，但是他的神魂，已然懊恼。
根据穆儒丐1937年发表的《新京七日记》，提到1932年溥仪在新京任执政时，他参加了典礼，“当五年前，登极大典时，予曾忝参列。”而穆儒丐创作《财色婚姻》期间，穆儒丐的弟弟穆晓田就在新京任职，“是日，舍弟晓田，也因为放假，自新京回金州去，特地到我这里看看，给我买来了两瓶酒，和许多精美的肉。”⑰并且《盛京时报》于1933年8月2日开始设置“新京专刊”，“新京”的建设新闻屡屡见报。这些都表明，穆儒丐对伪满“新京”建设过程应该是熟悉的。而他在1934年写到伪满“新京”时仍然用这样的笔触去写，就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他的真实用意。
颇令人玩味的是小说第二十四章“霹雳一声山河变色”，这一章以明末满洲兴起的传说开始：
在三百年前，有一位望气先生，由中原到关外来游历，因为他已经看出满洲分野，起了一股紫霞，便是星象家所说的王气。因为满洲有了王气，所以他才来访求真主。这时太祖高皇帝，已由长白山下，统一诸部，大破明兵，在沈阳即了帝位，这位望气先生来到沈阳，虽然见不着皇帝，但他进得城来，真是另有一番新气象，虽是贩夫走卒，也具着王侯气概，决无半点滑头滑脑，骄气凌人的样子，至于租房不给钱，坐了车还打车夫，就算给了代价的事，决其没有，所以这位望气先生，承认王气尽在大清国了，他们的贩夫走卒，都亭亭有王侯之表，那皇帝的伟大，还用问吗？果然不久大清兵便统一了全中国，在固有版图外，又开拓了不少领土属国，在东方成立一个古来少有的伟大帝国，这就因为天人合一，才成功了，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以后人事不济了，竟凭天运，所以天运也就消失了他的效能，话虽如此，可不能说满洲的王气，从此便断了根，因为人心还在那里希望着，酝酿着，再说眼前的痛苦就是以往安乐的比照，固然机关一触，新命旧邦，梦一般便告成了。
这是三年前“九一八”以后的事了，为收拾乱后的大局，今上受了三千万人民的爱戴，在新京就了执政的大位，虽然是草创，自有一班攀龙附凤的人，眼光敏锐，手腕灵活，努力向前迈进了去。不到三年，内外协力，便在极东的满洲旧土上，造成了一个崭新的大帝国。
写三百年前满洲崛起是真诚的，出于对族群历史的自豪，但说到三百年后的伪满时充满了戏谑，“新命旧邦，梦一般便告成了”“自有一班攀龙附凤的人，眼光敏锐，手腕灵活，努力向前迈进了去。”也充分说明了对于满洲崛起的民族自豪与旗人身份的认同，并不一定就等同于对伪满的认同。而且在叙述中见缝插针地讽刺伪满的官员，“平日没什么资格的人，都作了总长。”
虽然穆儒丐没有正面描写伪满建国的过程，但是通过揶揄、反讽的潜话语表达方式，叙述金珠的“新京”之行，展示了伪满“建国”的混乱和丑陋，嘲弄了伪满“建国”的闹剧。
3、隐喻潜话语：死亡的隐喻
金珠在“新京”没有得到官职，反而得了致命的传染病，回到哈尔滨不久，金珠就病死了。
小说总结金珠的死因也与此时伪满建国联系起来，隐喻地表达对伪满建国的批评，“贯总归一，金珠没有那么大的福命，所以才自投罗网的，造成这样一个无法挽的结果。连整个的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本来自己早已许给人了，并且恨不得管人叫爸爸，就求人家帮个忙，什么愿都可以还的，那里知道你成功之后，依然是儿子的地位，反脸不认账，人不打你怎的，责人不如责己。”
《财色婚姻》写了金伯苓和金珠父子两代旗人的遭遇，父子二人都是早逝。小说中金珠的父亲金伯苓是为清亡而死，而出生在民国建元年的金珠，死在了伪满建国的闹剧中，小说中金珠的死亡时间是1931年秋天，而穆儒丐创作这部小说的时间是1934—1935年，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由“满洲国”执政，转为“大满洲帝国”皇帝。金珠之死无论文本时间还是作者创作时间都隐喻地表达了穆儒丐对伪满政权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通过厘清穆儒丐1931—1933年经历，还原穆儒丐创作《财色婚姻》时的处境和心态，使得小说中的文化抵抗的潜话语凸显，这对穆儒丐进入伪满时期的创作心态和作品解读都有很大的启示。同时提示研究者在伪满语境下，穆儒丐研究中旗人的族群记忆和言说的多向性。
▍三、《新京七日记》的潜话语分析
伪满“建国”所盗用的历史资源之一，就是历史上旗人曾拥有满洲土地的所有权，以及旗人在民国受到的不公待遇。这使一直言说旗人历史、守护旗人记忆的穆儒丐，被轻易地划入“汉奸文人”行列。而族群终究是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它是前现代的社会结构形式，中华民国是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出现，即使是伪满傀儡政权，也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现代民族国家对族群历史，或是排斥或是吸收，都必须经过现代性这个装置⑱，这就使对族群历史的言说、对族群记忆的守护，不可能是一种意义、一个指向。对于自己民族记忆坚守的文学表达是民族文学的范畴，而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的范畴，两者不能混同。不能因为伪满“建国”就将伪满时期言说旗人历史、坚守旗人记忆的文学归为为伪满张目。
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急需存在的依据。旗人族群言说是确立起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资源。这恰恰使旗人族群言说也成为文化抵抗可以借用的一种资源。而话语意义并非是单向的，日伪官方对旗人族群言说的借用，使得旗人言说成为一种在伪满语境中“合法”的言说，但是政治权力并不能做到使这种言说完全沿着统治者意图进行。穆儒丐在这种合法性的庇护下，以旗人族群的视角来反思历史和现实，用潜话语的文学抵抗方式来讽刺伪满洲国的建立。用学者刘晓丽的话说，伪满洲国的文化空间是“异态空间”，在这异态空间中的文化生态必然与正常时空的文化生态不同。而穆儒丐代表着与伪满当局曾经共享同一族群历史，而在伪满建国这个节点上产生了内部分裂的旗人立场。这两种旗人立场相互借用、相互竞争、相互嫁接。而两种分裂的族群言说，其逻辑是可以借助史料和文本辨析的。这促使我们去思考在伪满文化语境中，潜话语的多重指向。这不仅是全面阐释穆儒丐作品的一条有效线索，也是打开伪满异态空间的一条有效途径。
伪满期间很少在《盛京时报》发表论说文章的穆儒丐，1936年在《盛京时报》头版短评栏目发表《满外》⑲“近于公私文牍中，常见使用‘满外’二字者，此盖由于误读‘中外’二字。以中字为中国之简称，今既成立满洲国，以中字为有碍，故改用满字，殊不知中外者，犹言内外也，以一国言，则中央政府为中，地方政府为外。以国际言，则本国为中，他国为外。故中外二字，不单施之于国际，亦用之国内也。如前清公牍中，常有将此谕旨宣布中外云云。此中外即指中外与地方而言也。今若易为‘满外’二字，不词甚矣。如不用中外，用‘内外’亦可，内即中也。”作为经历过中国多次历史变迁的老人，对伪满公私文牍中不用“中外”，而用“满外”的真实意图，不可能是无知的，并以他已经不再常用的论说文体表达他对“满外”用法的不赞成，其中细微的情感不难体察。
1937年伪满国都建设典礼期间，穆儒丐参加了由弘报会主办的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并连载发表了《新京七日记》⑳。学者王晓恒在其论文《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中，这样评价《新京七日记》，“日记记述了1937年9月12日至18日穆儒丐在新京参加会议的内容及所见所感。其中就有对伪满洲国建国五年来新京城变化的赞叹：‘沿途所见巨厦层楼，壮丽无比，尤以道路，异常修洁’，‘家屋建筑，己栉次鳞比，街道国道，四通八达，且处处美化，具见匠心，谓为新兴国际都市，询无逊色，建设之孟晋，规模之伟大，观者唯有惊叹而己。’这种明显带有夸张成分的溢美之词充分说明了作者对伪满洲国及其建立者的肯定和赞美。”
而学者王晓恒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中大量脱离会议本身的拉杂叙事，形成一种潜话语瓦解着报道字面意义。在这篇日记中穆儒丐记述了与当时伪满官员不和谐的一幕：
（9月14日）晚六时半，赴国务总理之招宴，总理未出席，以谷次长代为主人。席间谷次长致词，语极热烈恳挚。先述日系官吏不眠不休之精神，中述满系官吏之多腐败，终以优胜劣败之天演之说，以勉同人痛快淋漓，得未曾有。同人乃使予作答词，意鄙言拙，殖不足述。惟关于物竞之说，有不能不少加解释者。则物竞原则，乃仅行于自然界者，至于日进文明之人类国家社会，大部分已脱除此法则。而另以人为的法规或道德治理之。譬如老虎吃鹿，物竞天则也，不能谓之犯法，强盗杀人，则不能引物竞之说，以自回护。此乃真正犯法行为，文明的国家社会，所不许也。然而谷次长学识宏富，岂不知此。特目击种切，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其所以激励吾人者，可谓至矣。虽国家当道，对于一般人事有提高向上之责，亦非一朝一夕所能跻及，要不外上下共勉，止于至善而已，席散归寓，已将及九时矣。
从穆儒丐的叙述中，可以窥见这次招待宴上发生了伪满官吏与“满人”记者的一次冲突。文中关于这次招待宴宾其他细节，穆儒丐只字未提，作为一个新闻行业资深从业者，这种报道是十分反常的。考虑到当时伪满的语境，可以想见当时宾主双方的分歧和冲突激烈程度。而从“同人乃使予作答词”，隐约透露出当时参加招待宴的中方记者对谷次亨讲话的反感。穆儒丐作为记者代表的答词，并不是为“满系”官员辩护，而是反驳谷次亨社会进化论观点。从穆儒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进化论学理式辩驳只是一种掩护，真实的意图是以学理论辩的方式来表达对伪满官员言论的反感和抗议。从这个细节可以窥见伪满文化的复杂性，以及潜话语式的文化抵抗在各种话题和讨论中的痕迹。各种势力间的冲突无法在正面的描述中充分展开，论战双方立论、反驳的方式都必须借助科学、知识、旗人历史等伪满允许的话语方式展开。各种文化力量在相互借用，相互嫁接，相互竞争中表达自己，潜话语式的文化抵抗正是在其中得以表达。如果以后设民族主义的思维看待这些作家作品，很难描摹当时细微而扭曲的表意图景，只能借助充足的史料尽可能地细化当时的文化生态，细读文本中无法不出现的“民族协和”“文字报国”与作家文本中内在叙事逻辑间的关系，才能还原真实的伪满文化图景，厘清各种话语之间扭结、缠绕、竞争的多声部式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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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盛京时报》上的《新京七日记》 |
通过细读穆儒丐的《新京七日记》，笔者不能赞同王晓恒对《新京七日记》的解读方式。除对“新京”建设赞叹外，能够在文中大量与参会过程无关的闲言中看到另外一种情绪。1937年9月14—21日在《盛京时报》号外版刊登此次会议的专题新闻报道。这些报道虽未署名，但根据穆儒丐在《新京七日记》中记录的参加此次会议的伪满各地记者名单，穆儒丐是《盛京时报》唯一参加“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的记者，因此可以推测《盛京时报》号外版对此次会议日程的报道出自穆儒丐之手。而穆儒丐在正式的报道之外，以日记的形式发表此次参会的感受，其中看似与会议不大相关的文字和情绪就颇值得玩味。
根据日记记载，13日开会，12日穆儒丐才接到通知。他没订到“亚细亚号”特快车票，只能乘坐“鸠号”慢车。到了“新京”后已经很晚，会议举办方没有接站，也没有住宿安排。自己找一家旅店又没有空房，跟店家商量得了一间如仓房一般顶棚开窗的房间。且到达“新京”的穆儒丐，对第二天开会日程一无所知。直到晚上11点多，国通社才有人逐家旅店搜访外地来新京开会的记者，通知第二天的会议相关日程。
十一时许，国通社所派之招待员吴宇存君，搜访至此。谓事前仓卒，既未预发免票，亦未代订居处，恐诸君不知明日开会地点，故向各栈房偏（遍）访，已得二人矣，其余尚不知住在何处，予询以外埠代表共有几人。吴君谓外埠报名者，止不过六七人，其余多驻京之分馆职员。语时，由皮包内取出日程单一份，出席代表名簿一纸，予始知详细。
9月14日，和协会联合大会召开，穆儒丐等参加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旁听会议，期间各部大臣将旁听会议的记者误以为是新京记者采访。穆儒丐在文中直接地表达了对会议组织者的不满：
大臣皆着协会服，除治安部于大臣另有规定访问，是日各部大臣殆全辱临。惟是时有足令人骇诧者，各大臣竟不知予等为全国满字新闻记者恳谈会之代表，依照日程而访问者，乃竟误为采访新闻而来，故一开口即相左。如为采访新闻，有所请教，自有驻京记者，何必集全国代表特来京中访新闻乎。如何致误，殊不可知，遗憾之情，亦难自己。总之此日之事，由于误会，而欠圆满，两皆有失，莫怪一方。惟予以新闻记者立场，深判吾同业有以自勉。
而9月16日是自由活动中，因为是伪满国都建设典礼，新京警跸。由于事先没有办观看手续，加上是非“新京”的“外来之人”，不能外出，只能在客栈默坐，直到警跸解除才能出门。
是日（9月16日）午前，自由见学，然国都建设典礼，适于是日为正式，皇帝陛下幸临。自昨夕即加警跸，今晨益严。虽事前曾一度请求参加，以手续仓卒不备，为首都警察厅所拒绝。予等以外来之人，虽于新闻界从事多年，文字报国微忱，不无可录。然而官事官办，人既以手续不备而见拒。予等自应谨慎思过。是以早晨不敢出门，惟在客栈中默坐。如对帝天，用志私庆，及警跸解除后，始敢出行。
穆儒丐在18日完成了会议日程的既定内容后，就订了返回沈阳的车票。接到会议主办方之一满日文化协会，在“新京”多留二三日的请求，穆儒丐以报社很忙推脱。
（18日）予归客栈时，已将近九时，车票已购妥，以明日为中秋，决归社也。十时许有电话来，则满日文化协会之陈君英三见召也。谓协会中亦正开会，能否再留二三日，略事盘桓。予以社中大忙，且所作说部稿，已几中断，不敢再延，遂敬谢之。
19日穆儒丐临离开时，又因客栈主人害怕没人付钱而不得不与客栈主人多费很多口舌。
十九日午前九时，行李已束，将行矣。而客栈主人忽拦予不听行。予询以何事，则以七日房租未付为言。予甚骇然，自余至此，当夕即有国通社之吴宇存君，在账房留言，将来宿费，由国通或另以其他手段支付，无于客事。昨晚吴君又来叮嘱之，宜无误矣。不意客栈主人，知识短浅，恐予行后，无人付钱，将受亏累，执意主张谁住房谁付钱。予百方譬解，又有送行者代为说明，意始少平，而仍寻吾短曰：君之宿费，既有公家担任，君之杂费，以及君之同伴所需，应归谁付乎？予笑谓曰：此等杂费，分文未短，并小账统于前夕了清矣，彼询楼上伙友，良然，始放予行。意！七日功成圆满，不图濒行，遭此挫辱，世路之难，亦可想见。昔商鞅治秦，徙木立信，商民识浅而愚，以言语使信，不如以事实使信，信立，虽使不信不可能矣。
通读《新京七日记》固然有学者王晓恒所谓“作者对伪满洲国及其建立者的肯定和赞美。”但是通篇文章中，对会议组织无序的气恼，对当局的揶揄，对自己新京之行诸多不便的抱怨，比较对伪满的赞扬、对新京建设的称赞更引人注目。如果将穆儒丐《新京七日记》这些与“肯定和赞美”大相背离的情绪和叙述概括起来的话，苦差一词倒是更为恰当。而文末写自己回到沈阳家中的放松和愉快与新京的苦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午后二时余，车至奉天，归寓后，月饼水果，堆列满案，预备晚间赏月大嚼矣。然而予家有小事，足博一噱者，则予所爱之狼犬玲玎，自予赴京后，即不食，意忽忽不乐。若甚殆备，喻之不解。盖此犬四岁，从未与予离一日，今七日长思，几酿大病。见予归，始欢跃而起，此犬之愚，亦犬之忠，不可不记也。
▍四、余论
笔者借《新京七日记》，分析穆儒丐在伪满初期文学作品中的潜话语及潜话语的表现形式，希望能丰富穆儒丐研究的历史性和多维性。以穆儒丐作例，说明伪满官方主流意识与其他多种话语在相互借用、相互竞争、相互嫁接中，形成了伪满真实复杂的日常文化图景。
注释
①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② 王晓恒：《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③ 上官缨：《东北沦陷区“日系”作家》，《吉林日报》，第7版，2002年9月21日。
④ 同②
⑤ 穆儒丐：《关城制度》，《盛京时报》第1版，1931年5月24日。
⑥ 穆儒丐：《人类之矛盾行为》，《神皋杂俎》，1931年6月13日。
⑦ 穆儒丐：《沙漠政策》，《盛京时报》，1933年6月18日
⑧ 周大文（1896—1971），字华章。与张学良为结拜兄弟。1931年4月任北京市长，1933年张学良下野，周大文1933年6月辞去北京市长职务。
⑨ 北京文史馆编：《北京文史馆馆员传略》，北京文史馆，2002年，第58页。“宁裕之（1884—1961），原名穆六田。满族，北京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任北京《国华报》文艺编辑、沈阳法政学院讲师、北京市政府秘书、沈阳《盛京时报》文艺编辑等。”
⑩ 宁裕之为穆儒丐建国后回北京后使用的名字。
⑪ 穆儒丐：《财色婚姻》，《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8月4—1935年10月30日。
⑫ 张菊玲：《“驱逐靼虏”之后——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⑬ 詹丽：《东北沦陷时期通俗小说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第61页。
⑭ 曹艳霜：《论穆儒丐小说的旗人书写》，暨南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⑮《财色婚姻》刊登预告，《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7月28日。
⑯ 穆儒丐：《〈财色婚姻〉脱稿述略》，《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10月31—11月1日。
⑰ 穆儒丐：《新年五日记》，《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4年1月14—1月21日。
⑱ 此处借用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使用的“现代性装置”。
⑲ 穆儒丐：《满外》，《盛京时报》第1版，1936年9月5日。
⑳ 穆儒丐：《新京七日记》，《盛京时报》副刊神皋杂俎，1937年9月12—18日。
来源：《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3期，内容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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