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一个世界的逝去 (试发表)

散文 创作
一 我对雪充满记忆。童年的故乡每年都会寂静下来,迎接一场自己的雪。 自从我离开故乡孟溪,去外面上学,雪就见得少了。或者,见到的已经不是我想见的雪。也许我记忆中的雪太顽固了,拒绝一切新的元素进来。其实,何止是雪,各种事物最美好的光泽都停留在了过去。这似乎是一种疾病,它在我身上发作了。以至于我每年冬天回一趟家,似乎是为了找回丢失在孟溪的往事和旧物,这简直是去疗救记忆逐渐毁灭的疾病。 时间涂抹着世界,事物以及人们逐渐地面目全非。记忆中的节日、亲人、田埂、树木、桥梁似乎都不在了——雪,一年比一年小,以至于快要绝迹,就像那些濒危动物。小时候,母亲为我描述过故乡的鹿、竹叶青、一肘长的鲫鱼、翠鸟、刺猬、青蛇、大螯河蟹、啄木鸟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绝不是怀旧主义者。我是在悼念一个世界的逝去。 童年时故乡的雪,浩瀚的白雪,在我内心沉淀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的记忆深处总有一片漫无边际、宁静肃穆的雪铺展着。我不断回去。在文字里,在梦境中。它让我静下来、慢下来。 我的童年永远留在了八十年代。我时常庆幸出生在那样一个年代。八十年代,一种旧的生活尚未逝去,一种新的生活刚刚到来。我有幸攀援在一个时代的尾巴上。据父亲说,浙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其他省份要滞后,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才开始实施,我是伴随着这种新的经济体制的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在家乡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一切进行得更慢。我心目中的世界存在方式几乎全部留在了八十年代和那个村子。 有一些事物,我是亲身经历过的。现在故乡的孩子大概没有机会了。一望无际的金黄的油菜花,蜜蜂嗡嗡乱飞,泥墙上满是蜜蜂洞;孩子们在尚未被春水浸软的水田里奔跑,手里攥着风筝;或者提着篮子到菜花地中间剪一种叫棉絮头的草,用来做清明节的芽麦圆子;到浩瀚的对孩子来说犹如森林的桑树地里摘桑椹,吃得满嘴紫红色,第二天的大便都是类似的颜色;到东升浜里看蟾蜍成群地交配;看从水上远道而来的捕鱼者,把巨大的网伸向水草底下,敲打水草,然后抽出来——一堆活跃的鱼:鲫鱼、鲳鱼、黄钉(黄颡鱼)、鲶鱼、螃蟹;或者,放学后扔下书包去钓龙虾,只需在绳子上拴一条蚯蚓,龙虾就疯狂地上钩;端午节,家家户户飘来粽子的香味;阴历七月三十,地藏王菩萨生日,老人们在自家门前把冬青树叶架在一捆桑树枝上,烧香念佛,孩子们则拿了大把的地藏香,把家门前凡有泥土的地方插遍,让谷场变作星空,第二天还要比赛晨起,去搜集粉红色的地藏香棍——这是孩子的宝贝,一种挑签游戏的工具;过年前几天,村里要打年糕,灶火的地点每年轮一户人家,我们就在旁边看住灶火,急切地等着大人们用一根细小的棉线切割年糕,吃多出来的年糕头;大年三十,到各家观看形态各异的烟花,然后在谷场上做游戏;雪会如期降临。一夜大雪加上一夜北风,让泥泞的路冻结起来,便于行走——大家都步行去做客。 这一切都没有了。如今的小孩放学回家是好几个小时的稀奇古怪的家庭作业。桑树地几乎全被平整,剩下了小桑苗,一目了然。芽麦圆子没人做了。上海的超市覆盖了新市镇,超市里什么都是现成的,况且已经没有几个年轻媳妇会做麦芽饼、包粽子了,渐渐地大家会忘却这些手艺。孩子们不知道风筝的做法。油菜地只剩下零星的小块。当时的大人快成老人了,现在的大人忙碌地来回在去乡镇企业的路上,骑着速度极快的摩托车,交通事故逐渐增多。每次回家,我总是看见埋没在草丛中的那只打年糕的石臼,青苔早已爬上它的身体。过年,已经没有人串门了——都围在春晚前消磨一个夜晚。 雪已很少下了。我说“了”的时候,又一次感觉到了这些事物的逝去。 二 我目睹过真正的大雪。我从小就喜欢看雪。下雪是一年中非常奇异的时刻。在老房子的屋檐下,我仰望下雪的天空。雪是灰黑色的,像灰尘。一般是从晚上下起,到第二天清晨就覆盖住了整个世界。父亲一大早就起床做早饭,在我的睡梦中喊一句:“落雪了,快来看。”家乡的方言里依然保持着某些古汉语词汇,比如把“下”说成“落”。此时,我突然感觉到被窝口多出一股清凉的冷。雪的感觉。往窗口望去。外面银装素裹。零星的雪继续飘着。家里的房子到我十八的时候终于被拆除,变成了时下流行的长方形楼房,优美的倾斜屋顶被一种叫作稻桶圈的山墙掩藏起来。我却时刻惦念着老房子。典型的江南水乡白墙青瓦的房子。二楼的窗户下是一楼的屋檐——青瓦的屋檐。我时常在这个窗子眺望远处的湖泊、村庄、桑树林,或者俯视谷场上走来走去的乡亲,他们赤着脚,或者挑谷子,或者扛锄头,或者背箩筐,或者洗菜,或者淘米——见面时空气里飘荡着柔软的方言。通常是玩笑话,许多时候带着隐讳的色情。我一度学会了画素描,把这些古老的房子请到纸上来,我从小怕它们消失,如今事实证明,我的恐惧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素描和素描里的事物早就离我而去。人们总是喜欢新颖而实际的东西。 我就从这扇无漆松木窗棱的窗子望见了雪——几块玻璃已经残缺,风漏进来。每年一次。雪安静地躺在窗口。十分懒散。我会坐在窗口的桌子上——桌子这半边是我的写字台,那半边是母亲的缝补台兼茶几,中间放着一台十四寸西湖牌黑白电视机——推开窗,更大更冷的风袭面而来。这时,摸摸自己的脸已经有些轻微的龟裂。母亲会让我抹雪花膏,“雪花膏”对我来说是一个轻盈而柔美的词。而雪花膏的白就如我眼前这片连夜而降的雪的白。词和事物之间那么密切、亲近。我喜欢雪花膏这样的词。家乡还有一种养蚕用的桃花纸,名字同样悦耳。 我开启北面的门。一扇竹子编排的透光的门,上面蒙了一张尼龙纸,依然很透光。风可以从周围轻松地撇进来。这扇竹门让我通向另一个世界。竹门外是一个属于我的平台(原始的建筑意义上的,方言里就这么叫)。雪在这里积得更厚。我抓起一把,揉成团,融化的水从指间滴落,然后掷向北方。雪从北方来,和冬天的风一样。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告诉我,雪是北方的事物,跟随北风一起来到南方。北方是一个叫“西伯利亚”的地方。 “西伯利亚”——在中央台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里,总是遇到这个词。我并不太清楚它到底在哪里。可是它很早就住在我的头脑里了。当时,北方对我来说完全是虚构物。但是,我读到了《日瓦戈医生》,一个发生在西伯利亚雪地里的寒冷的故事。这本书里,有我喜欢的幻象——写诗的尤里、深情的女人娜娜、最北的北方西伯利亚瓦雷金诺村、寂静的雪、雪的平原和雪里的苦难。我不止一次幻想坐火车到瓦雷金诺,去看雪。我顺着被称为第二欧亚大陆桥的连云港—鹿特丹铁路线(这种连接本身就很有意思)寻找这个村子。瓦雷金诺躲起来了。它太渺小了。只适合在幻想里待着。这注定只是一场虚幻的旅行。瓦雷金诺只存在于小说里,与时间一起。 三 然后,我就要去故乡的雪地里旅行了。去寻找传说中的野兔和黄鼠狼。母亲早就取出藏了一年的棉衣。把我塞到厚厚的棉衣里,让我变得异常笨拙。听母亲说,她小时候经常遇见野兔。雪地里,动物的脚印很多。鸡、老鼠、鸭子、羊。还有人的脚印。兔子的脚印很特别,梅花形的。但我从没有捕到过野兔。通常顺着一串梅花形的脚印一直走,雪地卡擦卡擦作响,最后,脚印要么无缘无故地消失——兔子会飞吗?要么,进入一个深邃的洞穴,兔子的窟——我不敢探手进去。只看到身后空留着自己的脚印。 雪地里还有黄鼠狼的脚印。我看过别人捉黄鼠狼。它的皮毛很值钱,我一直幻想着能捕到一头黄鼠狼。大人把铁夹子放在鼠洞口,它出来觅食,就被夹到,第二天去取,已经死去,所以,我一直没有见过活的黄鼠狼。后来在陕西乾县,武则天安放自己身体的地方,我看到路边的黄鼠狼在荒野上到处奔走,旁若无人,我实在太兴奋了。而我的同学对这些早就熟视无睹。 有一年,雪大得惊人。小时候的雪一般能没到膝盖——大人的膝盖。这一年的雪,在墙边堆积到几乎淹没我整个人。父亲担心厚雪一旦融化,漏雨的平台下会一片汪洋,我们连忙铲雪。我把温度计放在了屋外。零下七度。这在没有什么大型取暖设备的南方已是很冷的温度了。父子俩热火朝天铲雪的场面像是电视里的某个落雪的北方农村。 九十年代初,全国正在热播《雪山飞狐》,我刚过十岁。那时候的电视剧比现在的要认真得多,好看得多,尽管技术落后。电视里的雪山肃穆得令人神往。十多年后,我们看事物的方式完全变了。如今的电视剧就像它们的别名一样,是肥皂的泡沫,那么脆弱。转瞬即逝。 四 我第一次领略到雪的沉寂,是在故乡。这一年冬天,我上一年级,虚岁八岁。这一天是星期六,下起了大雪。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制度。星期六照旧要上课。孟溪小学的校舍还不是现在的两层现代建筑,而是古朴的庙宇式的单层房屋。教室里抬头可以看到房梁、椽子、瓦片和以及绕梁的蛛网。年久失修。外面大雪,犹如鹅毛,屋内则是小雪,犹如杨花乱飞。下课后,我们变得疯狂,在雪地里撒野。我还跳起舞来,使劲扭腰,双手在两侧划圈。同学们像看马戏一样看我。甚至没听到上课铃。只能偷偷溜进教室,继续看头顶杨花般的雪。 那一天,谷门一家远房亲戚结婚。谷门——我熟悉的地方,新联乡最大的小学谷门小学就在这里。小学里有一位会甲骨文的老师。我去那里参加过全乡的拼音比赛,获得了一等奖。父母抛下我去谷门赴宴,叮嘱我到外祖母家吃午饭。国芳的外祖母家也在和睦桥。我们的母亲是从小结拜的姐妹,都嫁在运河这边。她约我一起去和睦桥。自然是步行。中间要爬过一座十分高大的五龙桥。和睦桥隶属于五龙桥村。我们相约午饭后再一起去上学。午饭后回到学校,结果学校空荡荡,阒寂无声。除了一大片安静的雪。碰到苍老的顾老师(是她吗?),她说今天下午放假。我和国芳面面相觑。我们两人都没有听到老师上课时关于下午放假的通知。大概是屋外的雪已经偷走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两人来到京杭运河边的渡口。摆渡船停在对岸,在雪里一声不吭。从孟溪这边到我家那边,必须坐摆渡船。摆渡船主要是为学生开设的。这两年,摆渡船被迫停运。因为被来往的大船撞了。学生都改到镇上读书。那一天下午放假,渡船也就放假了。我们眺望着运河对岸清晰的村庄,不知道该怎么办。小时候,我很不愿意在外面过夜。我不想回到不远的外祖母家。心里顿时一阵绝望,增加了雪造成的寒冷。我感觉被这世界抛弃了。最后谁把我们载到了对岸,我已完全忘却。更让人绝望的是,回到家里,大门紧锁,父母还没有回来。本以为他们下午就结束宴席。外面是大雪。我已完全手足无措。最后在邻居建伟家吃晚饭。说起来,我们两家同宗。他们自然对我很好。我却颇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很不自在。我从小就是一个害怕成人世界的孩子。我坐在建伟家的八仙桌旁,望见了窗外的雪,夜幕降临,雪更加沉寂。我感觉到人的脆弱和孤独。 五 这种脆弱和孤独的感觉对我起了作用。它从反方向上增加了我对事物的热爱和敏感。我又把恐惧转移给了这个成人世界,越来越害怕和成年人说话,尤其是陌生的成年人,即使是亲戚。我能平静地向一个姨父、两个姑父、两个舅父打招呼,要到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了。之前,我见到他们,就会不知所措。我顺畅地掌握口语时已经十几岁了。之前尤其是十岁左右的一段时间,我简直不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不能很好地组织一个正常的句子,一旦开口,各种词语就混乱了,相互窜位。与人交往一直是我的一个难题。我转向无声的事物。我把热情全部给予了这些沉默而亲切的东西。我写桑树地、运河、道路、村庄、星辰,那些不会说话的事物,在它们面前我可以不用语言交流——我也写过人,却是疯子、乞丐和商贩,他们或者和我一样语言混乱,或者只要几个简单的词就可以完成交流。我写不了故乡的其他人,尽管我那么想写。我害怕靠近他们,而只是一直在老家二楼的破窗子口,俯瞰他们的生活,却没有深入与他们交谈过。 后来我喜欢阅读。因为阅读时,可以不用说话。意义的声音不会咄咄逼人。我喜欢写作。混乱的词语可以在减速的写作中得到延迟的安排和纠正。而小时候与那些沉默的事物长久的相处,慢慢生效了。我的阅读开始得很晚,要到我能够比较顺畅地说话的时候,即初中毕业的那年。我庆幸自己没有让过早开始的阅读驯服得麻木。 每年下雪,我总会按照母亲的嘱咐,用吃完水果罐头后的玻璃瓶子塞满一瓶雪。然后密封,放在水缸旁的阴凉处。等到来年夏天,涂抹在痱子上,痱子就会被烧死。“烧”,这是母亲使用的独特词汇。和我的口拙相反,母亲伶牙俐齿,是方圆有名的尖刀嘴,没几个人能说得过她,甚至骂人也不是她对手。她的词汇丰富,语流迅速。而且总是冒出一些外祖母家特有词汇,在东升浜边上盛开。东升和和睦桥之间只隔了一条运河,但两个村子的语言无论在发音还是词汇上已经有很多差别。母亲语言中的这种差别,让我很小就注意起语言这个东西。她优美的口语,最早教会了我如何使用语言,不过,不是在嘴上,而是在纸上。 我很讨厌夏天。讨厌夏天的炎热潮湿。正是这每年一瓶过冬的雪水(以及厢屋内的幽暗),让我一想起童年的夏天时,内心总会涌出一丝清凉。就像现在我浮躁的时候,总会想起记忆里的那场大雪。它永远地降落在故乡。不会死去。即使一个旧的世界死去了,那片阴凉依然匍匐在我心头。让我冷却下来,并且幸福。 想起这些,雪再一次降临了,落在故乡。它散发着寂静。 2008年1月 普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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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1-10-12 22: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