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二）

一 这次叙述不得不从书本开始。它们是引领我走上奇妙旅程的夜游神。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竟是一个疯狂的阅读者。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小学时候的梦想，是当科学家。我被意识形态教育制服得十分顺从且理想主义。在幼小的心灵中，对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童第周等等科学家，我由衷地充满敬意，甚至把他们认作人生的典范，犹如那时偷偷把赵雅芝、黄蓉当作未来妻子的最佳范本。我小时候几乎不喜欢阅读，除了上学，与伙伴们在野外玩耍之外，就整天沉迷在电视里，尤其是晚饭之后的时间：小兵张嘎的泥脚、董存瑞的碉堡、英雄儿女的火箭筒、红军草地、泸定桥……一起拱卫着我的童年，周围漂浮着孙悟空、猪八戒、葫芦兄弟、白娘子、希瑞、希曼、汽车人、霸天虎、武松、鲁智深、圣斗士、聊斋等等，它们都是我钟情的荧幕形象。而《红楼梦》、《青青河畔草》、《渴望》等等关于家庭伦理、儿女情长的电视剧被我一概拒绝。它们就像懒汉眼中的晨起一样面目可憎。 南方乡村的房屋一般分两层，楼下是漫长的一条，从前到后几十米长：廊檐、厢屋、楼梯间、灶间、后头（即牲口棚及厕所），有些人家有天井，我家原先的天井后来被改建成平台。八十年代的农村尚未被污染。小时候我在天井里抓到过乌龟。在龟甲上打洞用绳子穿起来，白天拉着它在村子里走，晚上把乌龟放入水缸，绳子拴在水缸边的碗架上，像圈养一条懒散的狗。楼上一般是卧室，分成几间。但我家只有一大间。因为楼板是木质的，走在上面吱吱作响。那时候的卧室（我们称为“楼上”）东面的墙壁和剃头大伯家相连，为砖砌墙，因为二伯家是晚些搬过来的。西面墙壁则与大伯家合用，没有砖墙做挡板，只是用芦苇编制再糊上夹杂着草茎的黄泥，靠近天顶的地方甚至是相通的，平时隔壁说话如在耳际。就在这面墙上贴着两副岳飞之子岳云的故事图谱，图文兼备，每幅约有十几张正方的彩图，图下配有文字。父亲具有小学五年级学历，喜欢历史故事，常常指着那些画给我念，岳云用家乡话念出来就是沃云，“沃”这个发音在浙江话里十分稀少而古怪，就像来自他乡的一种怪物。这大概是我最早的阅读了。后来从隔壁大伯搬家时留下的故纸堆里，我淘出一本《杨家将演义》。村子里很少有知识分子。西海阿爹是唯一喜欢读书的人，据说他的全部学识是通过自学获得的。改革开放前，西海阿爹是村里的会计。八十年代就失业了，去城关镇一家经营钢材的乡镇企业当看门人前，留下一箱什物，锁闭起来。这只箱子对我来说就像一只深山的洞穴。我十分好奇，偷偷地把锁撬开，发现只有一堆古书：《封神演义》、《绿野仙踪》、《三国演义》等等。活字刻本，繁体字，都是极古老的书，应是民国版本甚至更早的，封面残缺，部分纸张已经磨烂。家乡把这些书称为老书，看老书是极受尊敬的。这中间潜伏着民间对读书人和知识的好感和尊崇。我出于好奇而阅读起来。上学时听过一些王冕、匡衡之类的勤学故事，所以书籍在我内心有些神圣感。但这次阅读却忐忑不安的。这是未经爷爷允许的，而且这些书与时代相距甚远，无论内容还是印刷散发着神秘甚至恐怖的气息。读了《封神演义》开头几页关于观音殿的事迹，又疑惑又害怕，于是半途而废。祖父在我在西安上大学期间过世，这些书都被焚毁。上大学后，曾向祖父借来其中的《三国演义》，才发现是金圣叹评本，竖排繁体，字极为细小，我昏天黑地读了一个暑假，事后置于自己书架上未及归还，因此，祖父去世时唯有此书未被陪葬。西海阿爹不是我的亲祖父，只是他是光棍，没有子孙，父亲就被过继给他。我在城关镇念书时，周末常常去他当看门人的钢材厂里，他一般烧两个简易的菜，有时是我下厨，再备一斤黄酒，祖孙对饮，其乐融融（这是我当时阅读《古文观止》第一篇时习得的词）。我想他孤老一人，客居异乡，一定甚是冷清。城关镇距新市镇四十里地，他一腿微跛，加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每逢过年才回老家一趟。所以，我几乎每周末都去钢材厂，并帮他做些打扫，或者代购买一些蔬菜药酒。他患有风湿，腿又残疾，行走不便，走不得长路、也不易避车，所以让我代劳，每月一瓶养血愈风酒。 如果这些都可以算作阅读，那么我的阅读生涯开始于九十年代初期，但当时读《杨家将演义》和《三国演义》之类毫无感觉，我只稍稍嗅了一下这个世界的神秘味道，就匆匆转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更为流行的电视剧和动画片。我对文学没有兴趣。偶尔在教师的黑板报上看到同学抄录的现代诗，就极为疑惑，犹如看到外星生物。那时候，书籍和文学在童年的田野里，就好像田塍上的野草一般不受我青睐。 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沈美玉是我阅读道路上第一股清新的风。她从新市镇上调到孟溪小学。她上第一堂课，就说喜欢在农村教书，喜欢这里新鲜的空气，每天早晨骑车来孟溪小学是一种享受。在我看来，这位老师与众不同，她脑袋里装着一个我毫不知情的世界。去年，我在网上搜寻沈铨资料，偶然发现她原来是古镇上的清代画家沈铨六世孙。她经常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本念给大家听。所以，听她的课我尤其用心。我内心深处一直偷偷将她作为自己的启蒙业师，她在我空白的内心培养了一种气候。她的语文课生动丰富。学校没有历史老师，她代授历史。她并不讲述正史，而提供一些传说、野史，比如秦桧和油条的故事。她每节课都会转述几个《三言二拍》故事，娓娓道来，语气平和。于是，我在主旋律读物和神怪电视之外，慢慢被领到了一条偏僻而美妙的小路，这条小路便是文学。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叫文学，只是对书籍充满了欲望。以为那是一个洞穴，栖居着奇异的生物。 沈老师鼓励学生去买《三言二拍》。我是听话的孩子。于是回家点数自己的硬币。那时已经开始流行一元硬币。我没有买零食的习惯，只是帮父亲买酒或油盐酱醋，余下的硬币就自己收藏起来，放在一个袋子里，袋子放在床底下。慢慢地攒到几十块钱，袋子变得沉重。我常常一个人躲在楼上，在地板上摊开一大堆硬币，一枚一枚地数。硬币上的年份凝聚着时光。磨得光滑的分币像是历史递给我的一杯杯冰水，令我精神愉悦。父亲用与炳荣伯伯合买的水泥挂机船为砖厂输运烧砖所需的材料黄泥，或者去镇上交公粮，却不允许我随船出门。如果我要强行上船，父亲就用钉子戳我嘴角，直到我大哭着求饶。这是父亲的绝招。这只船后来被人偷了，父亲创业失败。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父亲却应允我一起去镇上交公粮。我就把二十来个一元硬币揣在兜里决定去买书。那天没找到《三言二拍》。最后买回来一套两册《365夜民间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的新华书店都是柜台式的，读者和书架之间隔着玻璃柜，玻璃柜里摆放一些书，更多的书籍摆放在远处靠墙的书架上，我就让营业员取《365夜民间故事》，在书店阴森的气氛里、在高个中年营业员的严肃目光的威胁下，我买下了这套书。 整个暑假，酷热难耐，我把门窗都关好，屋内才显得阴凉。我就在晦暗的厢屋里读民间故事。书的封面底色是漆黑的，漫天繁星，有卡通一只造型的凤凰和一个天使飞翔于天际，地面上一个巫师模样的长胡子老人。整个夏天，我就和阿凡提、日月潭、嫦娥、苦鸟、田螺姑娘一起漫游天际。 初中在镇东郊乐安的新联中学，开始逐渐喜欢读书。书并不区分课内课外，凡是纸面的东西都拼命阅读，包括语文课本附带的《课外阅读》、物理化学课本以及书后附录的一些科学家故事、报纸《莫干山报》、《新民晚报》、《钱江晚报》等等。读这些文字，就像吃着新鲜的水果和奶油蛋糕，津津有味。积攒起买一本书的钱总要漫长的时间。等到终于有财力购买书籍了，那时我已经拥有一辆自行车，这是去几公里外的中学上学所必须的交通工具，而且已经是中学生，可以直接去镇上（我们叫街上）而不需要父亲的应允。我内心凝聚的是一团对知识的渴求之火。因为知识幽灵的捣鬼，我竟然搬回一套《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册，精装，定价十四块五。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排出十几个硬币时营业员的惊讶表情。这大概是在一九九五年左右。我已经十四岁了。 硬壳精装的《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是通往知识王国的最初通道，彩色插图版给我打开了一个彩色的梦境。对我来说，这是一部幻想之书。当我看到有关人体构造、家庭生活、农作物之类的文字和图片时，目光立刻会冷却下来。一旦触及地质、全球气候、古代的生物（尤其是恐龙）、天体和宇宙奥秘，目光却莫名地异常火热，仿佛要被文字点燃，飘逸到遥远的神秘之地。当明白我所生存的这块土地可能只是宇宙演变中的一次意外，我只是时间中的一瞬，我视网膜上的这个世界开始变幻颜色和温度。我尤其喜欢书里的星空图。据说整个天空分布着八十八个星座，比如人马座、大熊座、天鹅座、织女座、天后座、长蛇座、猎户座……它们都栖居在北半球的星空。更多的南半球星座，我是看不到的，永远看不到，除非到澳大利亚或者太平洋上稀奇古怪的岛屿，比如塔希蒂岛（另一个更诗意的名字：大溪地），于是想象再一次协助我去那里翱翔：狐狸座、船底座、凤凰座…… 我翻箱倒柜找出小学课本《自然科学》，五年级和六年级两册前面附加了彩页星空图，分别是南北半球的春夏秋冬四季星空图，并在图的左下角标明何时观看效果最佳。我端着裁剪下来的星座图去观察窗外的星空。我一般会来到二楼小竹门通往的平台上，仰望夜空。如今我面对天空所能说出的星座名称都是那时刻录在记忆里的。课本上的星座图并没有画出整整八十八个星座，只是一些主要星座，可是与《十万个为什么》上的星座图对照、相互补充就能了解星空全景。我喜欢凝视一些星座，用目光划出的虚线将星星们连接成一副图案：仙后座的名字悦耳动听，有一股贵族的气息；银河以及河两边的牵牛织女，某一次我在村上一位养鸭单身老头家屋后的桑树地里捡到一本《牛郎织女》小人书；人马座，《圣斗士星矢》里星矢穿的就是人马座圣衣；天鹅座，也叫白鸟座，圣斗士冰河穿的是白鸟座圣衣，头盔正面中间有一只白天鹅，等等。 二 九十年代初，大陆正热播着日本动画片《圣斗士星矢》。我这一代人基本上是看着日本动画片长大的：《恐龙特急克塞号》（那时候我把科幻片也当作动画片）、《小飞龙》、《大白鲸》、《天空战记》、《咪咪流浪记》、《笨笨》、《机器猫》、《花仙子》、《聪明的一休》、《魔神坛斗士》、《魔神英雄传》等等。日本动画片里的感伤、低郁、理想主义那么吸引我。欧美动画片则显示出另一种气质：《希瑞》、《希曼》、《吸血伯爵》、《变形金刚》、《忍者神龟》、《百变雄狮》、《太空堡垒》、《猫和老鼠》、《大力水手》，这些也是让我迷恋的片子，动漫技术相对日本片比较粗糙，人物线条不太精致，人物总是充满幽默感，故事比较直白，对动作和战争的极度渲染和故事的平面发展、单调重复，不太表现主人公内心的记忆与情感，而热衷于打斗、对峙、争霸的场面。《吸血伯爵》中的欧洲古城堡，《变形金刚》中的未来世界、机器人和宇宙飞船，《忍者神龟》中的变异乌龟、老鼠师傅、幽暗的地下管道，从日本动画片改编过来的《太空堡垒》中的星球大战和星际空间，都是我十分迷恋的幻想空间。除去《机器猫》、《一休》搬用欧美模式，故事永无止尽，其余的日本动画片都讲述一个完整丰满的故事，主人公总是在寻找、流浪，以及寻找过程中的忧伤与快乐，或者是一个救世传奇：《恐龙特急克赛号》寻找七千万年前白垩纪的恐龙之谜，《小飞龙》寻找自己的生世之谜以及故乡大西洋，《大白鲸》寻找亚特兰斯大陆，《咪咪流浪记》寻找父亲，《笨笨》寻找母亲，《花仙子》寻找七色花，《天空战记》、《魔神坛斗士》、《魔神英雄传》是《圣斗士星矢》的“圣衣”系列的衍变，均指向最终的拯救，走向和平、胜利的大结局，而且这几部片子均披上神话的外衣。日本动画片喜欢改造本土民间故事、欧美童话、希腊印度神话，使其更具温馨、神秘色彩。无论如何，动画片为我的童年岁月增添了无限乐趣和幻想。 《恐龙特急克塞号》里的恐龙、机器人和能让时间停止的克塞让我相信未来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到处爬行着恐龙以及机器人，而人类则在时空中自由穿梭。我曾根据《天空战记》中各神的兵器，用塑料泡沫和铅丝仿制了修罗王一平的三股金刚杵、加娄罗王力伽的水浒轮、那罗王莲伽的莲花烙、天王乔伽的三节锏、夜叉王黑木凯的剑、龙王良马的长戟……我总是害怕自己的藏品会被人偷偷拿走，它们被我藏在家里衣柜顶上，那里积满了厚厚的灰尘。父母外出劳动时，我就拿出来自娱自乐，沉浸在那个幽暗神秘的天空里，用这些兵器使出各种光芒四射的绝招。 《圣斗士》的幻想性质更加吸引我。圣斗士们的圣衣那般纯净漂亮，只是没有彩色，当时家里只有一台十四寸的西湖牌黑白电视机，后来我看到彩色版的圣斗士，发现圣衣的颜色比我想象的更加绚丽。他们为之战斗的女神雅典娜那么高贵、神圣。尤其是变幻莫测、力量无穷的绝招——星矢的天马流星拳、冰河的钻石星尘拳、不死鸟一辉的凤凰幻魔拳、紫龙的庐山深龙霸、瞬的星云锁链、撒加的异次元空间、米罗的猩红毒针、阿布罗狄的吸血玫瑰等。美妙、动听、绮丽，简直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位青铜斗士、白银斗士、黄金斗士、海斗士、冥斗士都拥有自己的星座：天马座、白鸟座、凤凰座、天龙座、仙女座、水瓶座、白羊座、摩羯座、双子座、天秤座、金牛座、处女座、双鱼座等等，这些名字如同从远方飘来的雪覆盖了我眼前的实在。这不仅帮助我记住了星座的名字，还给每个星座涂上奇妙的幻想色彩。尤其是每一位圣斗士的着装、性格、气质和绝招千差万别，让我头脑中的星空越加丰富起来。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背诵着圣斗士们的绝招，在同学间炫耀、实践——举着拳头喊一声天马流星拳，头脑中浮现出星矢伸着右拳俯身前冲、背后隐约闪动着天马座轮廓的电视影像，我的拳头上就似乎凝聚起闪电般的力量——甚至感觉到小宇宙在体内燃烧，以至能将任何事物击穿。那时我真正相信自己体内存在着小宇宙，那是一个盘旋的星云，是无边的宇宙气息与自己身体的交融状态。后来在中学课本上学到更多天文学知识，虽然科学偷偷把理性慢慢地渗透到我的意识里，但动画片赋予宇宙和星空的无限幻觉依然在我头脑中运行着，就像银河系的四条臂膀在那里静静旋转。 我对知识充满热爱。一个人能纯粹地热爱一些事物，大约是被幸福的闪电击中的结果，尤其是当我以满腔的幻觉去疯狂汲取天文知识时——在发现世界的最初过程中，知识可能是最好的触手和航标。我感谢童年时代对天文的狂热，那一段时光在我内心斧刻下令我十分珍爱的痕迹。它们如同地上的河流至今依然滋润着我，特别是后来在单调、乏味、欲望纵横的都市岁月里。我内心有这样的河流，里面住着可以向我传输神秘电波的外星生物。天文学的幻想本质就是它刻在我内心的河流以及里面流淌的水，蓝色的幻想的水。 我热衷于搜看宇宙探索类的电视节目，喜欢跟随文字或者摄像头在漆黑一片、点缀着无数恒星的外太空里游走。那个无限的、神秘而恐怖的空间，让我的神经颤栗。后来我写诗，对我而言，诗歌的快感犹如一个人的幻觉身体在外太空恒星的丛林里穿梭。我在诗歌里一直在追求自由穿梭的快感。我曾试图把宇宙空间和事物牵引到诗歌之中，比如我写过稍纵即逝的中微子，写过宇宙犹如巨大的子宫孕育了我，写过我在长蛇星座上写诗，写过一首关于八十八个星座的诗。 于是，当我遭遇到初中课本《社会》和《自然科学》，如同饥渴的行人见到了水源。浙江省的中学实行省编教材，《社会》和《自然科学》是包罗万象的教材。初一时用《社会》，是地理天文及历史，初二初三时用《自然科学》，即生物物理化学。除了天文，地理、物理和化学也会涉及神秘的宇宙。地理讲到地球起源、地貌，就会援引天文知识。物理化学讲到物质的基本粒子，就要旁及宇宙天体。毕竟是初中课本，知识点均是点到为止，即使附录些课外阅读，也一切从简。比如天体的大小、质量、温度，以及宇宙速度均为概数，很不精确，宇宙的起源草草了事，宇宙间的神秘物质（比如反物质、中子星、质子星）由于其神秘性不被教材录取，宇宙间漂浮着的各个星座不会被简洁的课本逐个介绍，至于星座间的相互运动，一些星座里的隐秘事件，比如某颗恒星的转变、爆炸或者坍塌——都被切割掉了。这些都要我在课外寻找。 我在电视里搜寻一些科普片以及剪报。记录下各种数据、概念。浙江卫视周末频道或者一些地方台总会播放一些欧美科普片，比如国家地理或者BBC。家里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是六年级时父亲借钱买来的，那时的电视机，每个频道都是在旋钮上固定好的，可是，中央台在旋钮上的接触点在频繁的使用中磨损了。于是，我与经常播放这种科普片的中央台基本无缘。有时候把旋钮拨到中央台的位置，只能出现一些模糊的画片，可是噪音很大，令我十分郁闷。家里并没有知识分子，从来不订报纸，我只能在开理发店的二伯家、喜欢读报的小舅父和姨母家收集各种报纸，八十年代是科学狂热的年代，各种报刊上常有一些宣传科学知识的报道或文章，不少是有关天文的。尤其是那几年的天文事件颇多，比如彗星撞击木星、金星发现人脸、哈雷彗星尾巴扫过地球、俄罗斯太空站故障。报纸电视上就连篇累牍地登载、报道。特别是《参考消息》，这方面的资料尤其多，成为我搜集的主要对象。另外一些资料是小学、初中的课本以及课外阅读材料。初中的《地图册》是我十分珍爱的东西，上面有很多银河系及太阳系各行星甚至卫星的照片和数据——温度、质量、体积、直径、距地球距离、大气状况、地质情况等等。 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是纪录每天的天象。天天晚上七八点就去露天平台上仰望星空。每次仰望星空，就想起小学课本上的《数星星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古代天文学家张衡。我对星空这样神秘莫测的辽远之物充满幻想。离开家乡前的一两年，我读到西川的名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十分喜欢，几乎能背诵。不过，西川使用的比喻无法与我的经验吻合：“我就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摒住呼吸。”那是熟读《圣经》的西方人才会有的虔诚姿态和目光。中国人仰望星空，是一种探索，是对人间的一次开拓，是一次美妙的幻想旅行，那里毕竟住着牛郎织女、嫦娥吴刚。或者是将宇宙看作大块气韵，人只是坐在其中怡然自得的尘土而已。 天文学之于我，与地理学之于我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们使对外部充满好奇的我在物质上不能超越故乡这块狭小的地域时，得以在意识里去拓展一片壮丽的疆土。所不同的是，地理学是在大地表面，天文学则向上深入无限的宇宙内部。 三 初中同学姚一平、彭晓辉、潘建明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家均离开学校很远，在新市镇所辖乡村的最北端的蒋家村、东安村，那是我十分陌生的地方，我借此可以遐想他们身后遥远的故乡——我对地理的自动想象是无可救药的。姚一平和我最要好，与《天空战记》中的修罗王同名。大家都处在青春期，内心有无数的躁动和莫名其妙的情绪波澜。我一直想不清楚我们是如何从密友转变为形同路人的。初中毕业后，曾与他有过几回书信往来，他好像进入了一个技校。最后终于音信全无。而十多年前，正是姚一平的出现才使得我能够在天文学里登堂入室，进入一个开阔绚丽的宫殿。他的堂哥在外面上大学，喜欢读些书。姚一平得知我迷恋天文地理这些方面的知识，就带我去他哥哥家寻找这类书。一次周末，我们骑着自行车，行驶在被桑树地和水田包裹起来的是水泥小路上。从新联中学到蒋家村需要一小时左右。在一堆杂乱的旧书里，我捡到两本至今令我难以怀念的书：《多四季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宇宙与太阳系》（科学普及出版社），最近我才查到资料，它们都出版于一九九一年。可是，当时我拿到的两本书，前一本被翻阅得有些破旧了，纸张泛黄，封面也有些松动，书脊处有不少磨损。后一本则是崭新的，几乎没有翻阅迹象。当时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 这两本书就像我的热恋情人。我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它们身上。我不喜欢拖欠钱物。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如今流行起来的由湖南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复印店。我决定要在归还期限到来前抄写它们。并且，我还要进行改写。我努力把手头的所有资料，包括《十万个为什么》、课本、电视报纸上摘抄资料，与手头的这两本书综合起来，抄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把各种数据相互比较，取其最佳，并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从宇宙大爆炸、各种物质粒子基本去向和重组，到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主要以《宇宙与太阳系》为主线，兼及其他，力求丰富准确，所用数据，小数点后的位数越多越好。《宇宙与太阳系》是一本正统的比较严谨的科普书，论述详细、科学，与当时十分主流，崇尚科学、技术、知识的我十分吻合。除了几张黑白图片，基本没有插图，它不是艰深晦涩的专业论文。尽管是科学著作，我却从中习得许多词汇和语文知识。我对“异乎寻常”一词记忆犹新。这是《宇宙与太阳系》用来形容宇宙大爆炸前的状况的，当时，宇宙只是一个小颗粒，它的温度“异乎寻常”地高、密度“异乎寻常”地大。我掌握了“以”的用法，“天后星座以每秒多少多少公里的速度向猎户座奔去”——到现在为止，这依然是我喜欢的句式：“以什么什么方式”，“以什么什么为名”。又比如“坍塌”一词，一颗恒星在燃烧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因“坍塌”而凝缩成一颗中子星。“坍塌”，它的发音和写法都很优美。中微子的寿命据说只有几分之一秒，此书的描述方法是：中微子的生命“稍纵即逝”——比起课本里那些因为被使用过度而显得陈旧或者被港台流行文化使用得特别矫情的词语，这些出现在科学著作里的词语，对我来说，陌生而鲜活，就像许多光滑的鱼游到视网膜上，溅湿了我的目光。我此后喜爱的干净、新鲜的句子，不是源于中国的主流教育，而是我在那些年习得的科学语言。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我很不喜欢五四健将们创造的看似潇洒、短语短句俗语俗句居多、似乎行云流水风流倜傥的行文方式，它把文字仅仅降格为工具或者花拳绣腿，我偏爱有些生硬、句子绵长、结构缠绕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才是诚实的劳动。我欣赏看得出劳动痕迹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搬用习语俗词的文字。在我当时学习的诸多课文中，我几乎找不到词语自行跳到眼前、以轻盈的脚步走动的句子。 天文学给予我的是可以无限延展的想象力。天文学里的所有事物是一片随着想象的季风拂动的神秘树林：《宇宙与太阳系》里所写的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能够吸引一切物质的黑洞、稍纵即逝的中微子、突然变亮的造父变星、狮子座流星雨、在太空漂浮的星云——最重要的是“无限”观念。当我努力去思考宇宙为什么是无限的，就立刻被玄密的时间洞穴捕获。宇宙会永远存在下去？宇宙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那么无边无际之外又是什么？宇宙之外是有还是无？这样的思考最终会在一个盲点上停下脚步。宇宙对我而言，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它已经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小时候经常常趁父母午睡，就跑出来和邻居芳芳讨论人为什么要死亡，死亡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然而，死亡就意味着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无法意识到别人了，谁也无法诉说死亡之后的事情。我们唏嘘不已。类似的问题常常让我去触摸终极。天文学里的终极问题百般诱人，就像春梦，让人幸福满足，又若有所失。比如我站在星空下，随便凝视一颗星辰，我告诉自己，我眼睛接纳的星光是那颗恒星几百万甚至上几亿年前发射出来的。如此苍老的光芒会携带什么信息？它在中途遇到了什么？它目睹过几百万甚至上亿年前的宇宙事件，现在才偶尔遇上我，以后，它又会遇到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把我幼小的思维船只带向浩淼的海洋。 天文学又培养了一种俯视视角。俯视着人间乃至整个宇宙，犹如在天际偷看。我脑海中常常浮现自己游荡在太空里，俯视着章鱼形的各个星系。这时，周身有些寒冷，内心有些恐惧。太空里漆黑一片，我身边穿梭着巨大的陨石，如同置身在陌生的人群中间，各种可怕的可能性（各种习俗、礼仪、霸道野蛮的语言和行为）会袭击我。这让我不寒而栗。但是这种寒冷的孤独却从反方向增强了我对温暖和幸福的探求。这是我喜欢居住在语言里的原因，语言不仅是交往方式，也是生活方式。 如果说《宇宙与太阳系》是一条宽阔的能容纳无数船只的河流，一个胸怀宽广、内蕴极深的男人。那么，《多四季论》就是深处幽僻的溪水，一个俊俏雅致、独树一帜的女人。虽然，我已经忘却《多四季论》作者的名字。但这本书莫名其妙地进入了我的生命，其纸页间夹载了我的众多记忆。这是一本结构整饬论述完美的科学著作，似乎又是我陷入文学漩涡之前读到的想象力最恢宏、奇异的小说。它简直可以与《红楼梦》、《百年孤独》相媲美。它提出的只是一个假说。可是，我完全沉溺在这这个假说之中。我的生活就是被假说（科学）和虚构（文学）编织的幻象建构起来的。我心甘情愿地被这些幻象包裹，而不愿赤裸裸地与现实交往。《多四季论》从天际放下无数幻想的绳索，让我向上攀爬。它认为地球绕太阳转，只是一个小四季，太阳系又绕银河系中心作公转，构成一个大四季。一个小四季即一地球年。而一个大四季长达二点三亿年，即一宇宙年。每一个季度五千六百万年。现在地球处于气温适宜的春季。正在慢慢走向夏季。所以，全球气温逐渐变暖——另一个原因是太阳系在急速向炎热的天后星座奔去。而五千六百万年之前是大四季的冬季。正是恐龙大灭拒绝的时代。统治地球几千万年的庞大爬行动物——恐龙死于极度寒冷。太阳系在银河系一条旋臂上的某些中心作公转，形成另一些四季，它们的级别比宇宙年略微小些。比如一个周期两千六百万年。每一季六百五十万年。这是上一个冰川季的时间。我们现在处在冰川季的末尾，所以，冰川的痕迹遍布全球。据说，珠穆朗玛峰、玉龙雪山上的冰川就是这个最近的冰川期遗留物。地球地质史上有一个巨大的化石空白地带，持续八百万年左右，正是因为“夏季”的来临造成地球表面酷热不堪，化石全部融化。太阳系环绕着这样的大大小小的质心作各种公转，形成各种四季。这就是所谓的“多四季”。如此一来，人类的进化亦随四季循环往复。我们地球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文明高峰。这就是埃及金字塔（据说金字塔内挖掘出过十分现代却历史悠久的电子芯片）、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智利高原的巨大图画、复活节岛石像等等的来源。他们并不属于我们现在这个文明，而是上一文明的残余，所以如此发达而难以解释。外星人则是上一文明濒临灭绝时逃到外太空的人类，它们经常秘密回访地球故乡。作者从各种壁画、书籍考证得出结论，上一次文明的人类乃是六指巨人。欧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原始壁画上的人类都长着六根手指。秦始皇销毁全国兵器熔铸的巨大金属雕像之原型是十二个外星人。大禹时代的防风氏（即分封在故乡德清县的古代诸侯王），《史书》记载亦为巨人，他是上一文明的人类。作者又从《搜神记》、《梦溪笔谈》中考证出外星人飞船曾在中国比如江苏的某个地方（盐城？）着陆。 尽管这本书的学说在正统的科学体系中显得荒诞无稽，我依然深深为它着迷，甘愿受骗。它把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它重构了一个世界，用另一种想象演绎了世界的过程。我没有能力判断其学说的正误，反而深深被它的想象力说服，那几年，我一直漫步在它的文字铺成的小路上。 《多四季论》搜集的各种资料、故事、文物、书籍，让我窥视到世界的神秘一面。我被它带往撒哈拉沙漠深处去观看原始壁画，深入金字塔内部感受磁力线的走向，到复活节岛上仰望巨大的雕像，到智利上空俯视高原上各种动物形体的线条画，进入墨西哥热带雨林体验古玛雅人的神秘生活——这些是中学课本所不能给我的奇特的精神历险。这本书的阅读令我空前迷恋科学式的志怪书籍。我曾与潘建明一起去书店，两人慷慨地买下一套书，上册是《世界之谜》，下册是《世界之最》。我们分摊费用，各自收藏一本，交换阅读。读过《宇宙和太阳系》以及《多四季论》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很多天文学谜团，当然还有很多是我闻所未闻的，比如喀麦隆恐龙之谜，尼斯湖怪、天山水怪、长白山湖怪、青海某山区的死亡谷、贝加尔湖底的海洋生物等等。《世界之谜》、《世界之最》正好用来拓展神秘世界的疆域。 在我抄写完毕之后，发现一些错误，于是再次向姚一平借书，姚最终将《多四季论》送我。我如获至宝。我翻来覆去地阅读《多四季论》，一次次地到外太空历险。这本神奇的书把我对文字和书籍的迷恋推向了高潮——在我被文学收编之前。这一段时间，对文字的狂热还包括对地理书的阅读，可是我的藏书中没有一本完整的地理学著作，我基本上是阅读现实中的家乡地理。以及一本《植物学》。这本书也是从姚一平堂哥的房间里找出来的，我采取同样的策略：抄录。我日以继夜地抄写这几本书，学习成绩慢慢下降（之前总是全校第一名），而且，我原先超级灵敏的视力终于退化。我不得不在初一结束后的暑假到位于新市镇上的县第三人民医院配了近视眼镜，开始我的眼镜生涯。只有自己明白，我的近视不是因为刻苦学习，而是出于一种对旁门左道的知识的狂热。那时我坚信以后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者宇航员。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学校不是什么北大、清华，而是在中国地图册中北京市区图上看到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最大的愿望是穿一身宇航服在外太空翱翔。 四 后来，我为什么写起诗来，是十分偶然的。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面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初一的时候，琴红表姐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两百页。硬纸封面。封面上印着一位西方美女，颧骨高耸，尽管我倾心东方美女的瘦削、温润和精致，可我珍视这本笔记本，它被我用作日记。初中几年，我记下了四五本厚厚的日记。很多是故意浓缩和归结出来的一天的心得和新事。不乏伪造的成分。几年之后，我就不再希望看到这些极其幼稚的文字，被我扔进烧饭的灶肚里，付之一炬。 后来，夹杂着对地理学、天文学、植物学的冲动和执著，我决定写一本大书，一本囊括整个世界的书，从我家的小村子东升浜，到上一级孟溪村、新市镇、德清县、湖州市、浙江省、中国、地球以及全宇宙。一本巨无霸之书。详细到每一个村庄、每一种事物的书。现在看来，这是个荒谬至极的蠢念头。可是当时，我把它当作一件真正的事业，不知天高地厚开始工作。我在一本空白作业本上着手书写。从东升浜的历史沿革、地理地貌、人口、风俗、古迹及名人写起。西海阿爹曾是邱家浜（文革时，东升浜隶属于邱家浜）的会计，留下很多数据和材料，包括详细的人名清单及耕地面积、各家分配等等，这都成为我的第一手资料。 写这本大书，我心目中的样板完全是一本叫作《德清——我可爱的家乡》的乡土教材。而一个我着力去想象和模仿的潜在文本则是在外祖母家阁楼上无意间搜寻到的一张报纸上的一块豆腐干文章，文章报道的是新市镇一书贩发现一册旧本新市镇志，这大概是明代新市镇诗人陈霆修撰的《仙潭志》、程之彭纂辑的《仙潭文献》或是沈戬谷的《仙潭后志》之类。文章大致罗列了该镇志的写作方式：历史沿革、山川形胜、桥梁亭馆、寺观墓园、风俗物产、名宦禄仕、寓贵隐逸、题咏等等。这样一个书写的提纲成为我的大书的基本体例。这本大书的写作什么时候开始中断，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这样的书迟早是要流产的，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它培养了我写书的最初感觉。 同时，我开始了另一本书的书写。这本书大概可以叫作小说。我确实在小学语文课所附属的一种叫作《课外阅读》的教材上读过不少小说，其中大多是中外名著。父母又常常在饭桌上进行苦情教育——一般是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在文革前后的艰苦生活：母亲吃不饱饭，最讨厌吃番薯却只有番薯粥吃；父亲则用水泥船到处跑运输，只能拿几个工分，并且要还东海阿爹留给几个儿子包括我父亲的巨额债务。他们喜欢讲述我童年时的悲惨遭遇：其他小孩都有零食，唯独我连饭都吃不饱；小时候，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被人说成养不活，母亲一直耿耿于怀；父母都要连日干活，没有时间照看我，我在家里从床上摔下，没人理会，最后只能干活时把我带在身边，我就扒在箩筐边沿看着父母挖番薯，然后摇晃着走到另一个箩筐（那是我第一次走路），或者坐在田埂上眺望他们插秧（父亲在我头顶撑一个做成伞状的稻草捆）——这来自父母尤其是母亲极为优秀的叙述能力。如今，我依然认为母亲的语言能力远远在我之上，可她不能上学，只念了小学一年级就被外公拉回家，因为贫穷，而且她是女人，那时候的农村依然认为女人读书无用。我被他们的叙事感动，于是逐渐试图去重构已经离我远去的幼年记忆，以自己的知识和语文能力（我对文学无动于衷，可是写下的作文从小到大都是班上的范文）去帮助父母纪录那一段岁月。我开始构想一部家族史，让父母和我自己的独特经历能够留存于世。结果，自然由于我的拙劣的叙事能力，这本书只进行了开头的场面描写，就不得不搁笔。 后来我甚至改写过一本日本漫画——把漫画写成小说。这本漫画似乎是我读小学时从班级教室角落里的图书里偷来的，这些都是同学捐赠的图书。小说依然半途而废，我只记住了一个词语：“衣冠楚楚”，用它来形容那个西装革履的主人公。 《多四季论》让我跌入阅读的宇宙，我逡巡其中，犹如一颗年幼的行星，被文字的引力逐渐俘获。一直以来，我喜欢动画片、战争片或者灾难片，对《红楼梦》之类的电视剧毫无兴趣，可是当我读到初中课本中收录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一段，尤其是关于林黛玉潇湘馆的描写，竟然开始对那种超然雅致的文人生活开始憧憬起来，慢慢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儒雅之士。 姚一平之后，潘建明成为我的核心朋友。他学习用功，为人诚实害羞，经常读书。我记得他拥有一整套的《格林童话》和《红楼梦》，他的这份财产令我无比羡慕。他的《唐诗三百首》是人民文学版的，常拿到教室传阅，更是令我嫉妒。于是一种自天而降的诱惑驱使我跑到镇上新市三中旁的一家小书店买了一册《唐诗三百首》，这大概是我购买《365夜民间故事》、《十万个为什么》、《世界之最》之后的第四本书。袖珍本，意味着便宜。橘红色封面。有今人注释。在暑假炎夏永昼的日子里，我搬一张凳子，在僻静的东门口，背诵唐诗，对抗炎热和沉寂。我的文学阅读生涯应该开始于此。我喜欢这本书的装帧和印刷。小巧玲珑、干净整洁。这似乎奠定了我以后挑选书籍品相的口味。这本书后来被我捐给德清一中图书馆。 我的藏书日益增多，最初尽是些中国古代和国外的名著（最早的两本是《巴黎圣母院》和《简爱》），我从每个月几十块钱的伙食费中节省下来买的，好几次为了买一本书，午饭只能以一只一块五的烧饼应付过去。尽管如此，在那些岁月里，我逐渐体验到了淘书、买书的乐趣，这一隐秘的乐趣几乎成为我日后的慢性疾病，深入生命的内部，难以治愈。多少年来，我的唯一嗜好就是书籍：淘书、买书和读书。在这些书里，与诗有关的是几本印成蓝色仿古封面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我记得都是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我嫌它们零散，就突发奇想在它们身上用钉子打洞然后用绳线装订成一厚册。一九九七年秋天由父亲（那时的他尚未沉溺于酒精）伴随去德清一中报到时在城关镇新华书店购买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我开始收藏浙江文艺版这套“中国新诗经典”丛书，胡适、冰心、徐志摩、俞平伯、臧克家、冯至、卞之琳、何其芳等等，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我几乎将整套诗集搬回宿舍，每本五六元。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新华书店以及附近的三味书屋将是我高中时代几乎天天造访的圣殿。这些书后来的下落是这样的，一部分被我捐给了学校的图书馆，一部分被我卖给了王家巷一位收卖旧书的老人。因为一年多后，我就日益迷恋现代派文学了。剩下来继续伴随我从故乡到西安的，就是那些现代主义文学书籍，如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在西安时，被同学借去，不小心被开水浸湿，被我扔掉）、《海子的诗》（在西安买到《海子诗全编》后，被扔进垃圾箱）、《顾城的诗》（在大学时送给一个美术学院的朋友）、《林中路》、《存在与时间》、《英儿》（华艺版，被朋友借去，不见归还）、格非的《呼哨》、庞培的《低语》（失踪）、周伦佑编选的《破碎的主观铜像》（其序言是我搜寻西方现代诗人的地图）。而那本《多四季论》，最终落身何处，在我的记忆中一片空白。这大概是我热恋天文学的结局。我以后的购书生涯几乎与天文学无缘。除去一本《一万个世界之谜》地理卷，似乎没有再买过此类书籍，后来此书被送给表妹玉芳，看来我是要一意孤行要走上文学的偏僻小径了。 五 在此期间，我在日记本上开始偷偷写诗，并遭遇了写诗的徐赟。如果我没有遇上这位与我生于同一个古镇的传奇女子，我可能不会去写诗。她鼓励我写诗，进而欣赏我的诗艺，与我酬唱应和。从她那里我得到千方百计改善写诗技术的动力。有一天，我在邮局的报刊处偶遇一本《诗神》杂志，第七第八期合刊本。这本《诗神》从天而降，是那么偶然，而又适逢其时。就在这本《诗神》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王家新、江一郎等当代诗人的诗。它就像一本流落到小镇的武功秘籍，我开始拼命偷学江湖高人的武功。杂志后面附录了一篇《诗坛花名册》，好像是叶延宾写的，里面介绍了许多当代诗人，欧阳江河、秦巴子、伊沙、柯平、小海、庞培、杨键、蓝蓝、车前子等等。这份花名册成为我在诗坛的导游册。去西安的时候，我特意复印了一份带在身边。庞培的散文集《低语》，因为语言的现代主义气息，以及多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句，而被我一再阅读。另一本具有入门手册性质的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诗歌卷）。由吴晓东导读，他的导读极具穿透力，并且引述诸多国外当代诗人，比如瓦雷里、里尔克，是我管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极佳窗口。我记住了这些诗句，它们出现在吴晓东的引文里：“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里尔克《秋日》）“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瓦雷里《海滨墓园》）、“泥土呵，请接纳一个贵宾，/威廉•叶芝己永远安寝：/让这爱尔兰的器皿歇下，既然它的诗已尽倾洒。”（奥登《悼念叶芝》） 我喜欢并熟读的是《导读》从北岛开始的后半本。每首诗我读过几十遍，几乎能够背诵，我甚至用磁带在用一二十块钱买来的破烂随身听上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在宿舍熄灯后，继续倾听这些诗：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睡吧，山谷》；顾城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歌乐山的云好凉》；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的《神话》；欧阳江河《公开的独白》；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海子的《五月的麦地》、《眺望北方》、《春天，十个海子》；臧棣《在埃德加•斯诺墓前》；蔡恒平《玻璃器皿》；戈麦的《南方》、《大海》。吴晓东勾勒的这条中国当代诗歌史并不客观、完整，对北大出身的诗人过于器重，对许多诗人和流派却有意进行屏蔽。但在阅读极其贫乏的小镇上，这些诗篇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语言天地。我用这里的语言逐渐构筑起自己的世界，一个纸上的世界，随后就跌入了海子式的诗歌漩涡。 我开始经常去出入书店，搜索各种书籍，新华书店、三味书屋、清溪书屋以及王家弄那位老先生摆的周末旧书摊是我的主要去处。天文学的余绪常常会猛然拨动我的一部分神经，我在邮局的报刊栏买了些杂志：几册《飞碟探索》和一册《百科知识》。这本《百科知识》在我的文字生涯中具有异常的重要性，可能仅仅次于徐贇。它的卷首语是钱钟书的生平介绍（那一年钱钟书逝世，应是一九九八年）。最让我感激不尽的是里面一篇介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章。那时大概正值全国的白银时代热，这样的文章才会出现在《百科知识》这样一本冷门的杂志里。这篇文章介绍了几位俄罗斯诗人，他们至今还是我的阅读兴奋点：别雷、勃留索夫、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尤其是后面三位）。由于当时的阅读材料稀少，我总是把手头的书籍文章翻来覆去地阅读，直到熟悉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字。由于这篇文章的刺激，我后来跑到县城武康乃至省城杭州搜寻购买这几人的著作。在武康，我买到了《日瓦戈医生》。去杭州搜寻的结果是买回来一本《西川的诗》。在新市镇西郊的一家即将倒闭的书店买到作为处理书的《燃烧的天使》（勃留索夫）。后来初到西安就作为补偿性地立即去买《第四散文》（曼德尔施塔姆）、别雷的《彼得堡》和《银鸽》。 澳门回归的那个晚上，全校放假回家观看电视直播，我家在二十公里外的新市镇，懒于回去。于是决定留在城关镇过夜。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漫游之夜。那种无可归宿的体验深入骨髓，我每次到一个新地方，它总会再次突如其然地袭击我。以至于多年以后去理解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游荡”一词的经验起点总是这个夜晚。我从不会想到旅馆。有一年从西安回乡，辗转上海以及织里、善琏小镇，天色已晚，中巴车均已停运，无家可归，我第一反映是打摩的回新市镇，依然没有想到旅馆这一事物，但不幸的是，正在喝酒的摩托车司机拒绝了我，那是我在高考时集体住进旅馆后第一次单独住旅馆。 就在这个澳门回归之夜，我徘徊在新华书店、三味书屋、乾元山，月光洒落在地上，巨大的孤独感包裹着我。旅馆这个词都没有进入过我大脑，我找不到住宿。最后，我翻墙入室，回到宿舍，破门而入（我砸了许久的门，还惊动其他留宿的同学），为此被学校批评。破门之后，我龟缩在冬天的被窝里，吃白天在食堂蒸好的饭菜。那时，为省钱，我常到长桥菜场自己买菜，在学校食堂蒸饭吃。我吃着冷饭，读一篇关于象征主义诗人的文章，书似乎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该文章详细解说了瓦雷里、里尔克、艾略特、史蒂文森所谓的四大象征主义诗人，在关于瓦雷里的段落里提及兰波、魏尔伦和马拉美。就在这个夜晚，我结识了这一批西方现代派诗人，记住了“四月是残忍的季节”（艾略特）、“生活在别处”（兰波）、“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我把一只坛子置于田纳西”（史蒂文斯）这些在那个时代广为流传的诗句。此后几年内，这几个象征主义诗人成为我主要的阅读对象。我在学校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室，又发现了洛尔迦、叶芝的诗。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爱尔兰的希尼，主持人朗读了希尼的《挖掘》。我的诗歌天空里，星辰与日俱增。 这是天文学之后一个完全奇异的世界，它满足了我的各种欲念和好奇，并给我莫名其妙的安全感。直到有一天，在三味书屋买到蓝星诗库的《海子的诗》、《顾城的诗》，我感觉一下子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句子和语言。我坐在那个两年前对它遐想联翩的湖边树荫下阅读起来，沉浸在一个令我陌生而激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的光芒覆盖了我的全身，虽然路过的同学投来奇异的眼光。这两本诗集就像当年读过的《多四季论》、仰望过的星空，将我的生命照亮。虽然海子让我走过不少弯路，但是，他的语言曾给予提升我周围瘫痪的生存现实的能力。读到海子以及对俄罗斯诗人的倾心，我开始陷入一种具有强烈牺牲精神的甚至自虐倾向的写作。我曾在那本吴晓东点评的诗选里，被戈麦、蔡恒平、海子的汉语悲剧精神所俘虏。那个时代流行的是里尔克式的“挺住，意味着一切”诗句和精神。诗人总是在与日益商品化的世界处于紧张的对抗关系。这句话通过各种渠道流淌到这座昔日是县城的江南小镇上来，我在图书馆遇到它。尽管，那时候我迷恋着中国的先锋派、现代主义以及一本周伦佑编的后现代主义诗集《破碎的主观铜像》所带给我的后现代主义。可是，青春期固有的盲目和冲动让我更加容易沦陷在牺牲这类崇高的泥潭里。那时，我崇高得一塌糊涂。我已经把自己视为汉诗道路上一名不幸的后继者，尽管，我那时的诗差得惨不忍睹。 后来，我在一个雨季来到西安。在这里，我完成了诗的转变和成长。这距离我阅读《多四季论》已经有六年。我把迷恋天文学时对世界的全部想象和奢望移植到了诗里。天文学让我第一次触摸到了时间的羽翼。现在，我始终认为，写诗是坐在时间的翅膀上穿越世界的一种方式。 2006年8月至2007年7月 上海—普吉岛 2009年1月至2月 改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