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沈阳【扩展阅读】满铁图书馆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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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时雨时晴，室内略有些闷，但不热。７月末，我坐在大连图书馆，翻阅这里收藏的日文文献，突然想到应该写写这座图书馆。不，准确地说，我想写的，是一座隐现在书页之间的图书馆。
在我翻阅的日文书刊上，绝大多数都盖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了解现代史的人们自然知道，这个简称“满铁”的“
株式会社”，并非一般的股份公司，而是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经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机构。要说清楚满铁的图书，不能不先说满铁。
满铁是日俄战争的产物，正式建立于１９０６年，但早在１９０４年５月，日俄双方以中国的东北为战场激战正酣的时候，日本满洲军总参谋长兒玉源太郎大将就着手安排有关人员调查东印度公司的情况。这位身兼台湾总督、富有殖民管理经验的兒玉，显然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的殖民地经营，所以，当《日俄讲和条约》（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签署，亦称朴茨茅斯条约）正式签字后的第二天，他便和他的得力助手、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提出“经营满洲策概略”，确定了战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统治权的基本方针。
大概因为是内部文件，“经营满洲策概略”的话说得直截了当：“战后满洲经营的唯一要诀，即阳里经营铁路，阴地谋划诸种事业”。按照朴茨茅斯条约，战胜的日本获得俄国辖属的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干线、支线及附属土地上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财产，但约定铁路只用于商业目的，日本的殖民行政管辖范围，也只限定在辽东半岛西南端的租借地旅顺、大连，这当然不能满足日本的野心，所以才阴阳兼用，沿着铁路干线和支线，把触角伸展到东北腹地。
满铁是为实行这个阴阳战略而设立的机构，本身也兼具阴阳双重性格，表面上它挂着民营企业招牌，实际上，从筹组方案、经营方针、范围到主要人事任免，皆由日本政府审定，完全是一个“国策机构”，它的业务范围，自然也大大超出铁路，不仅垄断矿山开采、钢铁冶炼、海运，也涉足政治、文化等领域，乃至有“满铁王国”之称。这其实本在兒玉、后藤的规划之内，“经营满洲策概略”里早就写明了要“阴地谋划诸种事业”。
但是，或者因为兹事体小，图书馆的设置，确实没有包括在满铁的最初规划之内。后来的一些关于满铁图书馆历史的记述，常常把该馆的创建时间追溯到１９０７年，也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从东京迁到大连，实际开始运营的那一年，但事实上，最初的所谓满铁图书馆，不过只是在满铁大连本社建筑里面设置的一间小资料室。
甚至到了１９０９年，居住在大连的日本人还没有感觉到满铁图书馆的存在，所以，这一年大连港口建立“埠头图书馆”时可以自我夸耀说：“如此文明机关，于大连市区中心尚未之见”。“埠头图书馆”开馆时曾大张旗鼓地举办庆典，还印行了一本《埠头图书馆开馆纪念》。这本纪念册的“后记”特别强调了图书馆设立的意义，是使得“理想乡的名字渐渐成为现实”。
这里的“理想乡”云云，并非泛泛的比喻，而是具体指大连港口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的住宅区。这个住宅区位于大连寺儿沟，名为相生町，有时也称相生村，都是根据埠头事务所所长相生由太郎的姓氏叫起来的。这位相生由太郎原来在日本三井物产负责煤炭装卸，因管理下层装卸工人显露才干，得到满铁高层领导赏识，被招聘至大连，出任埠头事务所首任所长，主管码头货物装卸。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住宅区远离市区，触目荒凉，相生为聚拢人心，在社区内多置公共福利设施，营造温暖气氛，推行所谓“日本式的家族社会主义”，号称要把相生町建成“理想乡”。
设立图书馆，是相生町社区建设的一个举措。而在日本接手大连的殖民统治之后，最初正式挂出图书馆招牌的，可能就是这个埠头图书馆，所以开馆时候虽然仅有日文图书三千五百册，西文图书一千册，在当时已经倍受瞩目，殖民地各界的许多要人前来参加开馆庆典。大连实业会会长川上贤三的《祝词》，首先引证欧美的先例，申说设立图书馆的重要：“欧美诸邦，文化隆盛，教育普及。百户之邑，必设学校，十户之村，亦置图书馆。而在殖民地内，往往学校设施尚未齐备，图书馆已设立在先，以此善导居民风气，谋求发展。在我大连，亦早应有倡言图书馆必要性之声音”。在此意义上，川上盛赞相生的举措堪为大连乃至整个满洲的楷模，并说：“我殖民政策大有所成之日，相生君之功不亦伟乎大哉！”
在满铁系列图书馆的建设中，埠头图书馆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榜样作用，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可供查考，但从该图书馆成立后的第二年（１９１０）起，满铁控制的南满铁路沿线的主要站点开始陆续设立图书室，到１９１５年，满铁本社内的图书室扩展为图书馆，后来还出版了馆刊《书香》杂志。而埠头庆典上把图书馆设置与所谓现代文明、殖民政策牵扯到一起的思路，也非常明显地被延续了下来。如《书香》创刊号（１９２５年）的“卷头语”便说：“西谚有云，文明都市的自豪，应据图书馆设置与否判定。无论外形如何美轮美奂，倘无图书馆之设，内里实则贫弱，其文明程度亦可察知矣”。《书香》的第三号上还刊出一则《人口与读书比率》的调查，把南满铁路主要站点大连、奉天（沈阳）、辽阳、安东（丹东）、长春和日本本土的东京、京都、大阪、山口、香川进行了对比，结果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图书馆藏书数量的比率，满铁１００人拥有藏书量为７８．５册，日本本土１００人拥有藏书量为７．９册。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年度阅览人次的比率，满铁图书馆所在地１００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为２７３．９，日本本土１００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仅有１９。两项比率，满铁都大大高于日本本土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份统计的依据，分别是满铁１９２３年和日本本土１９２２年度的调查资料，虽非严格意义的同期比，但应该无大误差。这样的统计数据，无疑会增强身处殖民地的满铁职员的“文明”自豪感。
至于图书馆为殖民政策服务，对于满铁来说，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满洲图书馆业务研究发行会编撰刊行的《满铁图书馆概况》明确说，满铁系统的图书馆，兼具市民图书馆和会社图书馆双重性质。所谓市民，其实也并非城市的一般居民，而是专指满铁的职员及其家属，面向这类市民的图书馆多建在大城市满铁职员住宅区附近，所藏书籍也是适合他们的读物。如大连市日本桥图书馆所藏多为日本文学类，位于满铁大连儿童公园附近的伏见台图书馆，则以日本儿童和妇女读物为主。而所谓会社，当然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满铁会社业务服务的社务参考图书馆，主要设于满铁本部和它所管辖、经营的铁路局、港口、矿山、工厂的所在地，收藏书籍也各有分工。如大连埠头图书馆专藏“海事”类，鞍山图书馆专藏“工学”类，哈尔滨图书馆则主要收藏有关北满和苏俄的文献。大连和奉天（沈阳）两图书馆是满铁图书馆中的龙头老大，前者直属满铁本部，集中收藏政治、经济、法律、财政、社会、产业、殖民、地志类书籍以及会社本部的资料，后者则着重于交通、工学、满蒙历史、边疆研究类文献。
前面说过，日本政府设立满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东北交通动脉，并不断沿着交通干线，扩展殖民统治范围。满铁图书馆为满铁会社的业务服务，平时便是为这类殖民活动提供资料，而到了战时，则为军方提供情报。这些活动，有一些记录在满铁图书馆的公开出版物上，当然，是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记录的。比如，１９３２年６月，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就通过广播讲话，津津乐道地公布了他主管的机构为这一事变所做的贡献。这篇讲话曾以《满洲事变与图书馆》为题发表在《书香》第３９号上。
在这篇讲话里，卫藤一连讲了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世界舆论哗然，为了让西方了解日本和满洲的特殊历史，奉天图书馆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把以日俄战争为题材、宣扬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说《肉弹》（樱井忠温著）的英文、法文译本，赠送给驻在沈阳的外国头面人物。用卫藤的话说，就是借助《肉弹》这部小说，对这些西方列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历史启蒙。第二个故事，发生在１９３１年年末，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政府所在地临时迁往锦州，而日本军队仍然紧追不舍。据卫藤说，一个夜晚，一位关东军青年参谋来到奉天图书馆，查找中国出版的辽西地图，该馆平日积累的中国东北各地地方志此时派上了用场，那上面的地理形势，虽然描画得不够科学，但山川古迹、庙宇佛阁，都标志得清楚，让那个查找者，亦即关东军青年参谋高兴得拍案呼叫。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夜晚，有三个日本男子，前来查阅有关“黑龙江洲教育制度”的资料，要求在图书馆阅览室彻夜工作。卫藤给他们施以方便，彻夜开着暖气、电灯，拂晓时分，完成任务，卫藤送他们走出图书馆，望着他们的身影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远去。按照卫藤的描述，这三个日本男子衣衫褴褛，貌似中国苦力。他们为何如此装束，卫藤没有说明，但显然是知道他们的特殊身份和使命的。
卫藤的文章还特别介绍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图书馆的气氛整体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读书消遣的地方，“一变而为王道思想的讨论场，国家哲学的大坩埚”。卫藤为此而兴奋，他说：“一个国家，比日本本土、包括台湾、朝鲜在内的领土大过两倍的大国家，在世界环视的焦点中诞生，这是多么宏伟的事业啊！”卫藤所说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洲国，他发表这篇广播讲话的时候，正是这个傀儡政权发布“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之后不久。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说说卫藤利夫其人。这位满铁图书馆的重镇，１８８３年出生于日本的熊本县，少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五高等学校，也就是帝国大学的预科，在学期间，遭逢外务省官僚栗野慎一郎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转学事件，参与了五高学生组织的抗议运动。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的文化史著作《败者的精神史》（１９９５，岩波书店）记载到这次学潮，说五高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引咎辞职，但没有给予学生处分，所记与事实有出入。据中见立夫《卫藤利夫与〈鞑靼〉》（１９９２）一文说，五高的这次学潮领头人物确实没有受到处罚，但只有一名参与者，即卫藤利夫被迫退学，那时离他毕业仅有几个月。这使卫藤失去进入帝国大学本科的资格，只能以不授予学士学位的“选科生”身份进入东京帝国大学。１９１２年肄业后，因为无资格和东大精英一样在政界、财界出人头地，卫藤只好靠翻译投稿谋生，直到１９１５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职员职位，才有了稳定收入。１９１９年７月，他辞去东大图书馆职务，进入满铁大连图书馆，１９２０年即成为满铁奉天图书馆的主管，直到１９４０年退休，前后整整二十年。在卫藤的主持下，把一个仅有六千册藏书的简易图书室，建成拥有堂皇建筑、数十万册藏书，可与大连满铁本部图书馆比肩的图书馆。而卫藤本人，除了领导图书馆工作，还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有关图书馆业务的《图书分类的逻辑原则》、研究明清时代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专著《鞑靼》，以及随笔集《短檠》等。执掌奉天图书馆的二十年，是卫藤利夫人生的黄金岁月。在日本国内的坎坷际遇与在殖民地的顺遂得意，似乎是这位反抗官僚特权的热血青年转而成为殖民主义热烈拥护者的原因之一。
在图书馆的位置上，协助殖民侵略战争，卫藤不仅态度积极，而且相当富有创意。九·一八事变期间，他在图书馆内设置了“满蒙时局文库”，把有关中国东北、蒙古的文献汇集一室，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送关于满蒙与日本特殊关系的“正确”认识。《书香》杂志第３４号专门刊载了这个文库的照片，照片下的说明写着：对满蒙的正确认识从图书馆开始。
同时，卫藤还倡导开展“阵中文库”运动，号召、组织日本殖民占领的满洲、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图书馆和一般民众捐赠图书，送给在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队、警察和满铁社员。《阵中文库宗旨》鼓动说：这是对前线战士最好的“精神慰安”。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开始，到１９３２年６月，不到半年时间，“阵中文库”收到捐赠图书近十二万册，经过军部审定，选定内容适宜者十万九千八百多册，送往前线。卫藤主持的奉天图书馆承担了图书的征集、分类以及与军部联络、运送等工作，根据《阵中文库宗旨》，送往前线的图书，都要标明赠送者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和住址以及捐赠的书名、册数，也都分期刊载在《书香》杂志上，人数数万，一般百姓居多，由此确实可以看到日本所谓“总体战”举国动员的广泛程度。
当然，在杂志上公布捐赠者的名字，也是“总体战”动员的手段之一。卫藤利夫似乎很清楚，战争动员的关键，是要给战争赋予“大义名分”，也就是正义、崇高的意义，所以，在前面引述的那篇广播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极具文化史价值的文化现象”。卫藤说，血肉横飞的战争，可以培植出灿烂的文化花朵。他举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海上战争为例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在海底化为藻屑，而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石之上、英国女王治下的文化、文学、学术，至今仍是我们灵魂的食粮。卫藤还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战争，说在这场漫长战争中的延长线上，最后取胜的欧罗巴——雅典，开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在地中海碧波冲洗的大理石台阶之上、圆柱之下载歌载舞的裸体男女，在他们白色的、健壮的手臂上生长出来的学问、知识，至今仍是照耀在我们头上的太阳”。卫藤利夫的讲演甚至充满诗意，但他一句也没有说，波斯战争是希腊联邦抵御波斯帝国入侵的反侵略战争。这应该不是历史知识的问题。作为一个熟悉世界历史的学者，卫藤模糊战争性质，自然是出于影射现实的需要。
按照同样的逻辑，卫藤也举出了现实事例来证明“满洲事变”的“文化”意义。他举的是满铁图书馆本身。在同一篇广播讲话中，卫藤说，事变给满铁图书馆以至在满洲的所有日本系统的图书馆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图书馆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图书阅览的需求日益增加，也促使图书馆自身发生变化。散落各地很少往来的日系图书馆，此时产生了强烈的连带感。事变发生之后，以满铁图书馆为中心，从大连到哈尔滨，二十四个日系图书馆第一次连锁作业，编制了《全满二十四图书馆共通满洲关系和汉书件名目录》，为关东军、满铁等机构查阅提供了方便。卫藤利夫曾不无得意地描述说，这部目录，不仅按日语的五十音序分门别类排列，还注明了馆藏所在。“你所要查找的题目，比如说矿山，或者大豆……只要用电报把书号传送去，下一次列车无论停靠何处，都可以拿到书”。如此便捷的取书机制，当然只能是在满铁控制的交通线上、关东军主导的军事体制里的产物。但卫藤解释说：这是“满洲事变”带来的新鲜的文化现象。
卫藤利夫是创建这一体制的核心人物，他因为这部《共通目录》而获得关东军授予的勋章。而满铁图书馆，也确实因为“满洲事变”获得大发展，到了１９３７年，数量已经增加到３１座。但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宣布撤消对满洲国的“治外法权”，满铁图书馆，仅保留大连、奉天、哈尔滨三处，其他全部移交满洲国。这当然是日本政府的遮眼法，为了蒙骗国际舆论和殖民地民众，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东军和满铁的利益冲突，是前者为了削弱、限制后者权益的举措之一。这使满铁图书馆元老卫藤利夫很受挫伤，他企图在满洲推进图书馆事业的理想从此终结。据说，他不久以后的退休，即与此有关。
现在的大连图书馆，有新旧两馆，旧馆的馆址，就是当年的满铁本社图书馆。建筑依旧，室内的设施似乎也留有当年模样。日文文献分馆设在该建筑的二层，图书卡片还是旧日的卡片。来看书的人很少，有时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我这次访书，并不是为了调查满铁图书馆，但这座图书馆的历史面影却不时从我翻动的书页中跃出，使我不得不中断预定的计划，去查阅、抄录这些不在计划之内的资料。抄得手腕酸痛的时候，便走下楼去活动活动。一楼是新书刊借阅室，一直座无虚席，读者多为中学、高中的学生。站在图书馆门前，望着进进出出的年轻身影，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里的旧日故事讲给他们听？
窗外时雨时晴，室内略有些闷，但不热。７月末，我坐在大连图书馆，翻阅这里收藏的日文文献，突然想到应该写写这座图书馆。不，准确地说，我想写的，是一座隐现在书页之间的图书馆。
在我翻阅的日文书刊上，绝大多数都盖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了解现代史的人们自然知道，这个简称“满铁”的“
株式会社”，并非一般的股份公司，而是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经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机构。要说清楚满铁的图书，不能不先说满铁。
满铁是日俄战争的产物，正式建立于１９０６年，但早在１９０４年５月，日俄双方以中国的东北为战场激战正酣的时候，日本满洲军总参谋长兒玉源太郎大将就着手安排有关人员调查东印度公司的情况。这位身兼台湾总督、富有殖民管理经验的兒玉，显然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的殖民地经营，所以，当《日俄讲和条约》（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签署，亦称朴茨茅斯条约）正式签字后的第二天，他便和他的得力助手、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提出“经营满洲策概略”，确定了战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统治权的基本方针。
大概因为是内部文件，“经营满洲策概略”的话说得直截了当：“战后满洲经营的唯一要诀，即阳里经营铁路，阴地谋划诸种事业”。按照朴茨茅斯条约，战胜的日本获得俄国辖属的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干线、支线及附属土地上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财产，但约定铁路只用于商业目的，日本的殖民行政管辖范围，也只限定在辽东半岛西南端的租借地旅顺、大连，这当然不能满足日本的野心，所以才阴阳兼用，沿着铁路干线和支线，把触角伸展到东北腹地。
满铁是为实行这个阴阳战略而设立的机构，本身也兼具阴阳双重性格，表面上它挂着民营企业招牌，实际上，从筹组方案、经营方针、范围到主要人事任免，皆由日本政府审定，完全是一个“国策机构”，它的业务范围，自然也大大超出铁路，不仅垄断矿山开采、钢铁冶炼、海运，也涉足政治、文化等领域，乃至有“满铁王国”之称。这其实本在兒玉、后藤的规划之内，“经营满洲策概略”里早就写明了要“阴地谋划诸种事业”。
但是，或者因为兹事体小，图书馆的设置，确实没有包括在满铁的最初规划之内。后来的一些关于满铁图书馆历史的记述，常常把该馆的创建时间追溯到１９０７年，也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从东京迁到大连，实际开始运营的那一年，但事实上，最初的所谓满铁图书馆，不过只是在满铁大连本社建筑里面设置的一间小资料室。
甚至到了１９０９年，居住在大连的日本人还没有感觉到满铁图书馆的存在，所以，这一年大连港口建立“埠头图书馆”时可以自我夸耀说：“如此文明机关，于大连市区中心尚未之见”。“埠头图书馆”开馆时曾大张旗鼓地举办庆典，还印行了一本《埠头图书馆开馆纪念》。这本纪念册的“后记”特别强调了图书馆设立的意义，是使得“理想乡的名字渐渐成为现实”。
这里的“理想乡”云云，并非泛泛的比喻，而是具体指大连港口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的住宅区。这个住宅区位于大连寺儿沟，名为相生町，有时也称相生村，都是根据埠头事务所所长相生由太郎的姓氏叫起来的。这位相生由太郎原来在日本三井物产负责煤炭装卸，因管理下层装卸工人显露才干，得到满铁高层领导赏识，被招聘至大连，出任埠头事务所首任所长，主管码头货物装卸。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住宅区远离市区，触目荒凉，相生为聚拢人心，在社区内多置公共福利设施，营造温暖气氛，推行所谓“日本式的家族社会主义”，号称要把相生町建成“理想乡”。
设立图书馆，是相生町社区建设的一个举措。而在日本接手大连的殖民统治之后，最初正式挂出图书馆招牌的，可能就是这个埠头图书馆，所以开馆时候虽然仅有日文图书三千五百册，西文图书一千册，在当时已经倍受瞩目，殖民地各界的许多要人前来参加开馆庆典。大连实业会会长川上贤三的《祝词》，首先引证欧美的先例，申说设立图书馆的重要：“欧美诸邦，文化隆盛，教育普及。百户之邑，必设学校，十户之村，亦置图书馆。而在殖民地内，往往学校设施尚未齐备，图书馆已设立在先，以此善导居民风气，谋求发展。在我大连，亦早应有倡言图书馆必要性之声音”。在此意义上，川上盛赞相生的举措堪为大连乃至整个满洲的楷模，并说：“我殖民政策大有所成之日，相生君之功不亦伟乎大哉！”
在满铁系列图书馆的建设中，埠头图书馆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榜样作用，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可供查考，但从该图书馆成立后的第二年（１９１０）起，满铁控制的南满铁路沿线的主要站点开始陆续设立图书室，到１９１５年，满铁本社内的图书室扩展为图书馆，后来还出版了馆刊《书香》杂志。而埠头庆典上把图书馆设置与所谓现代文明、殖民政策牵扯到一起的思路，也非常明显地被延续了下来。如《书香》创刊号（１９２５年）的“卷头语”便说：“西谚有云，文明都市的自豪，应据图书馆设置与否判定。无论外形如何美轮美奂，倘无图书馆之设，内里实则贫弱，其文明程度亦可察知矣”。《书香》的第三号上还刊出一则《人口与读书比率》的调查，把南满铁路主要站点大连、奉天（沈阳）、辽阳、安东（丹东）、长春和日本本土的东京、京都、大阪、山口、香川进行了对比，结果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图书馆藏书数量的比率，满铁１００人拥有藏书量为７８．５册，日本本土１００人拥有藏书量为７．９册。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年度阅览人次的比率，满铁图书馆所在地１００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为２７３．９，日本本土１００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仅有１９。两项比率，满铁都大大高于日本本土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份统计的依据，分别是满铁１９２３年和日本本土１９２２年度的调查资料，虽非严格意义的同期比，但应该无大误差。这样的统计数据，无疑会增强身处殖民地的满铁职员的“文明”自豪感。
至于图书馆为殖民政策服务，对于满铁来说，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满洲图书馆业务研究发行会编撰刊行的《满铁图书馆概况》明确说，满铁系统的图书馆，兼具市民图书馆和会社图书馆双重性质。所谓市民，其实也并非城市的一般居民，而是专指满铁的职员及其家属，面向这类市民的图书馆多建在大城市满铁职员住宅区附近，所藏书籍也是适合他们的读物。如大连市日本桥图书馆所藏多为日本文学类，位于满铁大连儿童公园附近的伏见台图书馆，则以日本儿童和妇女读物为主。而所谓会社，当然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满铁会社业务服务的社务参考图书馆，主要设于满铁本部和它所管辖、经营的铁路局、港口、矿山、工厂的所在地，收藏书籍也各有分工。如大连埠头图书馆专藏“海事”类，鞍山图书馆专藏“工学”类，哈尔滨图书馆则主要收藏有关北满和苏俄的文献。大连和奉天（沈阳）两图书馆是满铁图书馆中的龙头老大，前者直属满铁本部，集中收藏政治、经济、法律、财政、社会、产业、殖民、地志类书籍以及会社本部的资料，后者则着重于交通、工学、满蒙历史、边疆研究类文献。
前面说过，日本政府设立满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东北交通动脉，并不断沿着交通干线，扩展殖民统治范围。满铁图书馆为满铁会社的业务服务，平时便是为这类殖民活动提供资料，而到了战时，则为军方提供情报。这些活动，有一些记录在满铁图书馆的公开出版物上，当然，是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记录的。比如，１９３２年６月，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就通过广播讲话，津津乐道地公布了他主管的机构为这一事变所做的贡献。这篇讲话曾以《满洲事变与图书馆》为题发表在《书香》第３９号上。
在这篇讲话里，卫藤一连讲了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世界舆论哗然，为了让西方了解日本和满洲的特殊历史，奉天图书馆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把以日俄战争为题材、宣扬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说《肉弹》（樱井忠温著）的英文、法文译本，赠送给驻在沈阳的外国头面人物。用卫藤的话说，就是借助《肉弹》这部小说，对这些西方列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历史启蒙。第二个故事，发生在１９３１年年末，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政府所在地临时迁往锦州，而日本军队仍然紧追不舍。据卫藤说，一个夜晚，一位关东军青年参谋来到奉天图书馆，查找中国出版的辽西地图，该馆平日积累的中国东北各地地方志此时派上了用场，那上面的地理形势，虽然描画得不够科学，但山川古迹、庙宇佛阁，都标志得清楚，让那个查找者，亦即关东军青年参谋高兴得拍案呼叫。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夜晚，有三个日本男子，前来查阅有关“黑龙江洲教育制度”的资料，要求在图书馆阅览室彻夜工作。卫藤给他们施以方便，彻夜开着暖气、电灯，拂晓时分，完成任务，卫藤送他们走出图书馆，望着他们的身影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远去。按照卫藤的描述，这三个日本男子衣衫褴褛，貌似中国苦力。他们为何如此装束，卫藤没有说明，但显然是知道他们的特殊身份和使命的。
卫藤的文章还特别介绍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图书馆的气氛整体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读书消遣的地方，“一变而为王道思想的讨论场，国家哲学的大坩埚”。卫藤为此而兴奋，他说：“一个国家，比日本本土、包括台湾、朝鲜在内的领土大过两倍的大国家，在世界环视的焦点中诞生，这是多么宏伟的事业啊！”卫藤所说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洲国，他发表这篇广播讲话的时候，正是这个傀儡政权发布“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之后不久。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说说卫藤利夫其人。这位满铁图书馆的重镇，１８８３年出生于日本的熊本县，少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五高等学校，也就是帝国大学的预科，在学期间，遭逢外务省官僚栗野慎一郎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转学事件，参与了五高学生组织的抗议运动。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的文化史著作《败者的精神史》（１９９５，岩波书店）记载到这次学潮，说五高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引咎辞职，但没有给予学生处分，所记与事实有出入。据中见立夫《卫藤利夫与〈鞑靼〉》（１９９２）一文说，五高的这次学潮领头人物确实没有受到处罚，但只有一名参与者，即卫藤利夫被迫退学，那时离他毕业仅有几个月。这使卫藤失去进入帝国大学本科的资格，只能以不授予学士学位的“选科生”身份进入东京帝国大学。１９１２年肄业后，因为无资格和东大精英一样在政界、财界出人头地，卫藤只好靠翻译投稿谋生，直到１９１５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职员职位，才有了稳定收入。１９１９年７月，他辞去东大图书馆职务，进入满铁大连图书馆，１９２０年即成为满铁奉天图书馆的主管，直到１９４０年退休，前后整整二十年。在卫藤的主持下，把一个仅有六千册藏书的简易图书室，建成拥有堂皇建筑、数十万册藏书，可与大连满铁本部图书馆比肩的图书馆。而卫藤本人，除了领导图书馆工作，还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有关图书馆业务的《图书分类的逻辑原则》、研究明清时代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专著《鞑靼》，以及随笔集《短檠》等。执掌奉天图书馆的二十年，是卫藤利夫人生的黄金岁月。在日本国内的坎坷际遇与在殖民地的顺遂得意，似乎是这位反抗官僚特权的热血青年转而成为殖民主义热烈拥护者的原因之一。
在图书馆的位置上，协助殖民侵略战争，卫藤不仅态度积极，而且相当富有创意。九·一八事变期间，他在图书馆内设置了“满蒙时局文库”，把有关中国东北、蒙古的文献汇集一室，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送关于满蒙与日本特殊关系的“正确”认识。《书香》杂志第３４号专门刊载了这个文库的照片，照片下的说明写着：对满蒙的正确认识从图书馆开始。
同时，卫藤还倡导开展“阵中文库”运动，号召、组织日本殖民占领的满洲、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图书馆和一般民众捐赠图书，送给在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队、警察和满铁社员。《阵中文库宗旨》鼓动说：这是对前线战士最好的“精神慰安”。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开始，到１９３２年６月，不到半年时间，“阵中文库”收到捐赠图书近十二万册，经过军部审定，选定内容适宜者十万九千八百多册，送往前线。卫藤主持的奉天图书馆承担了图书的征集、分类以及与军部联络、运送等工作，根据《阵中文库宗旨》，送往前线的图书，都要标明赠送者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和住址以及捐赠的书名、册数，也都分期刊载在《书香》杂志上，人数数万，一般百姓居多，由此确实可以看到日本所谓“总体战”举国动员的广泛程度。
当然，在杂志上公布捐赠者的名字，也是“总体战”动员的手段之一。卫藤利夫似乎很清楚，战争动员的关键，是要给战争赋予“大义名分”，也就是正义、崇高的意义，所以，在前面引述的那篇广播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极具文化史价值的文化现象”。卫藤说，血肉横飞的战争，可以培植出灿烂的文化花朵。他举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海上战争为例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在海底化为藻屑，而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石之上、英国女王治下的文化、文学、学术，至今仍是我们灵魂的食粮。卫藤还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战争，说在这场漫长战争中的延长线上，最后取胜的欧罗巴——雅典，开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在地中海碧波冲洗的大理石台阶之上、圆柱之下载歌载舞的裸体男女，在他们白色的、健壮的手臂上生长出来的学问、知识，至今仍是照耀在我们头上的太阳”。卫藤利夫的讲演甚至充满诗意，但他一句也没有说，波斯战争是希腊联邦抵御波斯帝国入侵的反侵略战争。这应该不是历史知识的问题。作为一个熟悉世界历史的学者，卫藤模糊战争性质，自然是出于影射现实的需要。
按照同样的逻辑，卫藤也举出了现实事例来证明“满洲事变”的“文化”意义。他举的是满铁图书馆本身。在同一篇广播讲话中，卫藤说，事变给满铁图书馆以至在满洲的所有日本系统的图书馆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图书馆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图书阅览的需求日益增加，也促使图书馆自身发生变化。散落各地很少往来的日系图书馆，此时产生了强烈的连带感。事变发生之后，以满铁图书馆为中心，从大连到哈尔滨，二十四个日系图书馆第一次连锁作业，编制了《全满二十四图书馆共通满洲关系和汉书件名目录》，为关东军、满铁等机构查阅提供了方便。卫藤利夫曾不无得意地描述说，这部目录，不仅按日语的五十音序分门别类排列，还注明了馆藏所在。“你所要查找的题目，比如说矿山，或者大豆……只要用电报把书号传送去，下一次列车无论停靠何处，都可以拿到书”。如此便捷的取书机制，当然只能是在满铁控制的交通线上、关东军主导的军事体制里的产物。但卫藤解释说：这是“满洲事变”带来的新鲜的文化现象。
卫藤利夫是创建这一体制的核心人物，他因为这部《共通目录》而获得关东军授予的勋章。而满铁图书馆，也确实因为“满洲事变”获得大发展，到了１９３７年，数量已经增加到３１座。但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宣布撤消对满洲国的“治外法权”，满铁图书馆，仅保留大连、奉天、哈尔滨三处，其他全部移交满洲国。这当然是日本政府的遮眼法，为了蒙骗国际舆论和殖民地民众，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东军和满铁的利益冲突，是前者为了削弱、限制后者权益的举措之一。这使满铁图书馆元老卫藤利夫很受挫伤，他企图在满洲推进图书馆事业的理想从此终结。据说，他不久以后的退休，即与此有关。
现在的大连图书馆，有新旧两馆，旧馆的馆址，就是当年的满铁本社图书馆。建筑依旧，室内的设施似乎也留有当年模样。日文文献分馆设在该建筑的二层，图书卡片还是旧日的卡片。来看书的人很少，有时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我这次访书，并不是为了调查满铁图书馆，但这座图书馆的历史面影却不时从我翻动的书页中跃出，使我不得不中断预定的计划，去查阅、抄录这些不在计划之内的资料。抄得手腕酸痛的时候，便走下楼去活动活动。一楼是新书刊借阅室，一直座无虚席，读者多为中学、高中的学生。站在图书馆门前，望着进进出出的年轻身影，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里的旧日故事讲给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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