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巴基斯坦的历史
理解巴基斯坦的历史
[英]汉娜•哈里斯•格林
王立秋译
费斯·艾哈迈德·费斯,一位穆斯林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诗人,在书写他的新国家,巴基斯坦的时候,把共产主义的语言,和伊斯兰的宗教想象结合到了一起。他把腐败的领袖们对财富的崇拜比作古兰中有罪的偶像崇拜。他的《我们会看见》(Hum Dekhenge)成为召集人民抵抗齐亚政权的呼唤。那是一首加扎尔(ghazal, 一说是nazm而非ghazal——译注),一首传统情歌,用古兰审判日的意象,来呼吁人民起来反抗“不义的大山”。他的诗,是塑造巴基斯坦民族主义概念的众多力量之一。
巴基斯坦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的,那时,民族-国家的意义尚处在变动之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们正在衰落——要么疾速崩塌,要么缓慢地,从内部瓦解。在帝国们衰落之后,在世界更年轻的民族那里,权力正以突然、有时骇人的方式发生转移。所有这些转移,都为关于民族独立的可能性的,革命性的新观念开辟了空间。而且,对未来民族国家的领袖们来说,意识形态,而非领土和共享的历史,才是他们集结号。
英国人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准备离开印度的。在南亚次大陆做好独立准备的同时,穆斯林领袖们开始担心,他们的共同体在一个印度教主导的国家中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想要把对他们的保护写入宪法,写入民族国家的结构。当时最重要的印度穆斯林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认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应该保护南亚穆斯林免受印度教的支配,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也影响了最终导致1947年印巴分治的两国论。国际权力图景中的急剧转变使这些领袖能够充满想象地思考未来。印度伊斯兰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领袖,在孟买生活的阿加·汗(Aga Khan),就提议建立一个南亚联邦,这个联邦是如此地多元以至于,少数族裔这种身份地位也将变得无足轻重。在这个想象的国家中,各省是根据语言和宗教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个想法影响了后来根据巴基斯坦新划的边界,对不同宗教群体进行重新分配的实践。但最终通过谈判,使巴基斯坦成为现实的,是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在其最近的作品,《穆斯林锡安:作为一个政治理念的巴基斯坦》中,费萨尔·德维吉提供了对缔造巴基斯坦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的详细分析。德维吉的更加宏大的计划,看来是要抑制那种把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现象与它们的全球语境孤立开来看的倾向。在《不可能的印度:甘地与暴力的诱惑》(The Impossible Indian: Gandhi and theTemptation of Violence, 2012)中,他呈现了一部另类的圣雄传记,他是部分地通过拒斥那种认为这位在英国受教育的人所受的影响纯粹来自于印度思想家、认为他的目标纯粹是印度的想法来做到这点的。在《吉哈德的地景》(Landscapes of the Jihad, 2005)中,德维吉暗示,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从全球媒体潮流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从任何部落的伊斯兰传统那里学到的东西多得多。
也许,《穆斯林锡安》所涉的范围要比以上两本书都要大,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一次特定的运动或一个特定的人物,而是形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各种运动和各色人物的汇集。德维吉把观念(发展)轨迹置于所有其他历史力量之上。德维吉论证说,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注意德维吉是以特定方式来使用这个词的)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中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使民族国家可以在观念而非领土或传统的归属的基础上来定义自身。在巴基斯坦的奠立过程中,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重要的催化剂。就这种民族运动的类型而言,以色列是巴基斯坦最亲密的双胞胎,因为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被认为是不必然与那片领土有任何亲密关联的人的祖国,且二者都把宗教当作界定其公民身份的共同基础来使用。德维吉说,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他指出,真纳“关于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藏书要比他关于任何穆斯林民族或国家的藏书多得多”。德维吉也相信,巴基斯坦的建立造成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使以色列(建国)成为可能。
推动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国)的拥护者的,与其说是虔诚,不如说更多地是对少数身份、地位的恐惧。大屠杀深刻地说明了少数的脆弱与易受损害,德维吉也认为,犹太人因此而在国际层面上成为了少数的代表。当时,像甘地和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一位影响力巨大的穆斯林诗人和哲学家)那样的精神领袖,正把像穆斯林和贱民(之前被称作不可碰触者)那样的南亚少数族裔比作犹太人。甘地与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国父都见过面,在谈到少数在这些即将建立的国家中会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也使用了类似的语言。他和伊克巴尔都直接用犹太人这个修辞,来描述南亚少数面临的困难。共产主义(德维吉也把它和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关联起来)在英治结束那个时期在印度及其周边影响力极大。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形成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在其中,意识形态将超越领土(的边界)。对像真纳那样的领袖来说,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地理模型,他们可能是看到了(其)领土脱节处潜在的政策(含义)。根据德维吉,帝国的碎片化的地图,为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地理上的古怪形态树立了一个先例。
除对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政治的和地理的分析之外,德维吉还作了一些思辨性的、和自由发挥的评论。比如说,他谈到了伏尔泰1736年的戏剧《狂信,或先知穆罕默德》(Lefanatisme ou Mahomet le Prophete),并拿戏中的穆罕默德这个人物来和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比较。在伏尔泰的戏剧中,穆罕默德不是信仰者,他只是围绕伊斯兰的理念统一了一个信仰者的共同体,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这比让他们彼此争斗更好。在整本书中,德维吉都在说真纳对伊斯兰和穆斯林共同体的忠诚是可疑的,说他都“没有几个穆斯林朋友”以及他“像律师代表主顾一样代表穆斯林”。在他对《穆罕默德》的评论中,德维吉暗示,在缔造巴基斯坦的时候,真纳也体会到了戏剧的核心问题:为人民而愚弄他们可能么(这样真的好么)?
×
《穆斯林锡安》说明了是什么导致巴基斯坦的形成,却很少提及它当前的现实。作为德维吉对巴基斯坦之理念的分析的主要信息来源的对话,也出自于巴基斯坦尚不存在的那个时代。沙罕·穆夫提的处女作,《忠实的抄写员:一个关于伊斯兰、巴基斯坦、家族与战争的故事》写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巴基斯坦的现实。这部书一部分是回忆录,一部分是记者的记录,一部分是历史著作。尽管德维吉在《穆斯林锡安》中的分析是优雅的,但考虑到德维吉的书处理的,是一个巴基斯坦还只是一个理念的时代,《忠实的抄写员》离现实更近,但穆夫提也不可避免地要和德维吉描述的,民族主义的各种观念打交道。
穆夫提自认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和百分之百的巴基斯坦人”。他是美国公民,一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他在这两个国家工作和学习了很长时间,这一经历使他极为熟悉两国的习俗性的态度。他的分析足够个人化,也足够美国化到能够为美国读者所接受的地步——这是一本写给读过新闻,却没有深入阅读过任何关于巴基斯坦的书的人写的书。在导言中,穆夫提想象了在派对上遇见他的理想读者的情景。这个读者会注意到,穆夫提的话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有些不合常规,他会问,巴基斯坦为什么“乱成这样”。穆夫提会说,“你记得的细节,不管是什么,很可能多少是准确的”,但“你在你心中描绘的那个地方[……]看起来却像一幅讽刺画,一种黑暗的滑稽模仿。”
穆夫提对巴基斯坦处境做的解释简单,却也令人满意。巴基斯坦是一场实验,其目标,是创造“一个能够让人感觉百分之一百伊斯兰、又百分之一百西方的地方的范例。”各种因素——巴基斯坦的复杂的地理,腐败的领导层,和外国的干涉——使这场实验发生故障。在评价美国在所有这一切中发挥的作用的时候,穆夫提更多地是在陈述事实而不是在控诉。“责怪美国就是在对一个复杂国家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作一个懒惰的解释”,他这样写道。当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向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输送武器和宗教狂热,以与盘踞阿富汗的苏联斗争,而如今,美国政府又因为窝藏它自己有份创造的宗教激进分子而惩罚巴基斯坦。这些事实,尽管在美国还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本身也是站得住脚的。
对穆夫提来说,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在1965年,在他母亲的心中开始的。当时她16岁,她名叫萨迪娅,她当时正在听阿尤布·汗总统在广播上对人民致辞。那时,第二次印巴战争才刚爆发。阿尤布总统号召他的人民为他们的国家挺身而出,萨迪娅听进去了。后来,作为一名教师,她对满堂的人说总统的演说“教会了她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意义”。她到街上四处敲门,为士兵们募集食物。她说服医生让她给受伤的士兵献血,尽管她严格地说年龄太小。
有趣的是,在说到民族性的意义的时候,穆夫提经常在血这个问题上打转。德维吉也这样,但他这样只是为了驳斥那种认为血缘与巴基斯坦民族之间存在关联的看法。但穆夫提认为巴基斯坦民族主义,以及,甚至是伊斯兰,是一个血的问题。尽管许多在分治后迁移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出自不曾在巴基斯坦的土地上生活过的家族,即便许多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祖上都是印度教皈依过来的——包括穆夫提的父亲,他是拉吉普特战士的后裔。德维吉认为这些因素挑战了巴基斯坦民族国家和血缘之间的关联,穆夫提则不然。
穆夫提是在弗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下,在印度做研究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与巴基斯坦的血的关联的力量的。在一次攀岩时,他身受重伤,需要输血。“我必须对你们说实话”,他写道,
在一瞬间,这个念头确实掠过了我的脑海:这是一个印度教徒的血么?还是说,这是一个穆斯林的血?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样的想法令人反感。你必须相信我,我也不喜欢这种想法。我知道,输入我的身体的是谁的血并不重要。除对为我捐血的那个人的感激外,我不该有别的想法。但你也必须理解,这并不是一个由对血缘或种族或宗教的关注触发的,理性的想法。不,这植根于某种彻底与理性分开的,某种比其他一切更有力量、也更原始的东西。那就是民族问题。
穆夫提看起来是这样理解的,民族血缘的观念是非逻辑、非理性的,同时又是强有力的。一个历史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民族怎么可能引起某种原始的情感呢?而考虑到他祖先的情况,穆夫提很可能与某些印度的印度教徒共享血脉。但他强烈地认同于他的民族,而他又不可能把他的民族从伊斯兰剥离、抽取出来。这种感情可能不合逻辑,但它也不可否认。这就是民族主义运作的方式,当然了,不仅在巴基斯坦如此,在全世界也如此。没有一个民族是孤立存在的,而民族主义又要求公民们去发现他们民族的,高于所有其他因素的例外性。
这种思维方式并不独特,它引起的问题也一样。在后文中穆夫提总结道,巴基斯坦的两大定义要素——自由民主与伊斯兰——是彼此冲突的。他用一段个人的、记者的叙事,来确定伊斯兰是否可以与巴基斯坦分离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伊斯兰是把人民的心与血与这片土地绑在一起的那个东西。”这种情感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真实的,但它却排除了巴基斯坦不是穆斯林却无论如何也认同他们的土地的那些少数。在这个问题上,德维吉是把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放到一起看的,他写道,“说到底,在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只有宗教的少数可以仅仅在血与土的基础上声称民族性,而这个基础,在进一步使它们的多数人口去民族化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永恒的挑战。”
这不是穆夫提在这本书中简单化的唯一一个问题;他还提供了大量遮蔽巴基斯坦历史的,惯常的曲解。比如说,他把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的起源辨识为两个在英治下成立的穆斯林机构:迪奥班迪的正义学识大学(Darul Uloom),和旁遮普的、深受英国影响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穆夫提把后者等同于巴基斯坦西式自由主义的推动力,而把前者看作是更加保守的,伊斯兰影响的策源地。“在殖民遭遇后,阿里格尔和迪奥班迪的机构就变成了巴基斯坦DNA的双螺旋”,他写道,“巴基斯坦毕竟是实验,是对宏大假设的实践上的检验,是那些绵延了数世纪之久的、被琢磨过的观念的实验场。”另一方面,德维吉则指出,巴基斯坦民族主义在南亚外也有很大影响,而英帝国治下的北印穆斯林政治,也是为皈依或同化之驱力以外的各种力量所驱动的。
在描述分治的发展的时候,穆夫提仅仅这样写道:
它们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关于次大陆的构想:国大党的想法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穆斯林联盟的看法则使多个国家成为必然。最终,穆斯林联盟领袖提出的两国论胜出。
尽管这个陈述也不能说不真,但它却忽视了导致两国论的大量的妥协和影响。类似地,穆夫提的论断“最终,民族国家不仅属于那些能够找到最有说服力的故事,并执着地讲出这些故事的少数”,也没有考虑到数量与政治资本的问题。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穆夫提的书是不完美的。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对他自己的非常复杂的民族国家、和对在这个民族国家中的自己的个人的思考。另一方面,德维吉的书,则详细地讨论了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各种概念力量,但它却没有解释,公民是如何内化这些力量的。放到一起来阅读的话,《穆斯林锡安》和《忠实的抄写员》可以提供一扇管窥巴基斯坦之复杂,与这个民族国家之意义的窗。
[注]本文译自Hannah Harris Green on Muslim Zion: Pakistan as a Political Idea, Understanding Pakistan’s History, i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2nd, 2013, at https://lareviewofbooks.org/review/understanding-pakistans-history。
* 感谢译者王立秋授权刊发。
[英]汉娜•哈里斯•格林
王立秋译
费斯·艾哈迈德·费斯,一位穆斯林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诗人,在书写他的新国家,巴基斯坦的时候,把共产主义的语言,和伊斯兰的宗教想象结合到了一起。他把腐败的领袖们对财富的崇拜比作古兰中有罪的偶像崇拜。他的《我们会看见》(Hum Dekhenge)成为召集人民抵抗齐亚政权的呼唤。那是一首加扎尔(ghazal, 一说是nazm而非ghazal——译注),一首传统情歌,用古兰审判日的意象,来呼吁人民起来反抗“不义的大山”。他的诗,是塑造巴基斯坦民族主义概念的众多力量之一。
巴基斯坦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的,那时,民族-国家的意义尚处在变动之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们正在衰落——要么疾速崩塌,要么缓慢地,从内部瓦解。在帝国们衰落之后,在世界更年轻的民族那里,权力正以突然、有时骇人的方式发生转移。所有这些转移,都为关于民族独立的可能性的,革命性的新观念开辟了空间。而且,对未来民族国家的领袖们来说,意识形态,而非领土和共享的历史,才是他们集结号。
英国人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准备离开印度的。在南亚次大陆做好独立准备的同时,穆斯林领袖们开始担心,他们的共同体在一个印度教主导的国家中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想要把对他们的保护写入宪法,写入民族国家的结构。当时最重要的印度穆斯林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认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应该保护南亚穆斯林免受印度教的支配,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也影响了最终导致1947年印巴分治的两国论。国际权力图景中的急剧转变使这些领袖能够充满想象地思考未来。印度伊斯兰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领袖,在孟买生活的阿加·汗(Aga Khan),就提议建立一个南亚联邦,这个联邦是如此地多元以至于,少数族裔这种身份地位也将变得无足轻重。在这个想象的国家中,各省是根据语言和宗教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个想法影响了后来根据巴基斯坦新划的边界,对不同宗教群体进行重新分配的实践。但最终通过谈判,使巴基斯坦成为现实的,是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在其最近的作品,《穆斯林锡安:作为一个政治理念的巴基斯坦》中,费萨尔·德维吉提供了对缔造巴基斯坦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的详细分析。德维吉的更加宏大的计划,看来是要抑制那种把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现象与它们的全球语境孤立开来看的倾向。在《不可能的印度:甘地与暴力的诱惑》(The Impossible Indian: Gandhi and theTemptation of Violence, 2012)中,他呈现了一部另类的圣雄传记,他是部分地通过拒斥那种认为这位在英国受教育的人所受的影响纯粹来自于印度思想家、认为他的目标纯粹是印度的想法来做到这点的。在《吉哈德的地景》(Landscapes of the Jihad, 2005)中,德维吉暗示,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从全球媒体潮流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从任何部落的伊斯兰传统那里学到的东西多得多。
也许,《穆斯林锡安》所涉的范围要比以上两本书都要大,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一次特定的运动或一个特定的人物,而是形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各种运动和各色人物的汇集。德维吉把观念(发展)轨迹置于所有其他历史力量之上。德维吉论证说,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注意德维吉是以特定方式来使用这个词的)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中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使民族国家可以在观念而非领土或传统的归属的基础上来定义自身。在巴基斯坦的奠立过程中,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重要的催化剂。就这种民族运动的类型而言,以色列是巴基斯坦最亲密的双胞胎,因为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被认为是不必然与那片领土有任何亲密关联的人的祖国,且二者都把宗教当作界定其公民身份的共同基础来使用。德维吉说,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他指出,真纳“关于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藏书要比他关于任何穆斯林民族或国家的藏书多得多”。德维吉也相信,巴基斯坦的建立造成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使以色列(建国)成为可能。
《穆斯林锡安:作为政治理念的巴基斯坦》 |
推动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国)的拥护者的,与其说是虔诚,不如说更多地是对少数身份、地位的恐惧。大屠杀深刻地说明了少数的脆弱与易受损害,德维吉也认为,犹太人因此而在国际层面上成为了少数的代表。当时,像甘地和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一位影响力巨大的穆斯林诗人和哲学家)那样的精神领袖,正把像穆斯林和贱民(之前被称作不可碰触者)那样的南亚少数族裔比作犹太人。甘地与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国父都见过面,在谈到少数在这些即将建立的国家中会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也使用了类似的语言。他和伊克巴尔都直接用犹太人这个修辞,来描述南亚少数面临的困难。共产主义(德维吉也把它和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关联起来)在英治结束那个时期在印度及其周边影响力极大。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形成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在其中,意识形态将超越领土(的边界)。对像真纳那样的领袖来说,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地理模型,他们可能是看到了(其)领土脱节处潜在的政策(含义)。根据德维吉,帝国的碎片化的地图,为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地理上的古怪形态树立了一个先例。
德维吉 |
除对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政治的和地理的分析之外,德维吉还作了一些思辨性的、和自由发挥的评论。比如说,他谈到了伏尔泰1736年的戏剧《狂信,或先知穆罕默德》(Lefanatisme ou Mahomet le Prophete),并拿戏中的穆罕默德这个人物来和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比较。在伏尔泰的戏剧中,穆罕默德不是信仰者,他只是围绕伊斯兰的理念统一了一个信仰者的共同体,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这比让他们彼此争斗更好。在整本书中,德维吉都在说真纳对伊斯兰和穆斯林共同体的忠诚是可疑的,说他都“没有几个穆斯林朋友”以及他“像律师代表主顾一样代表穆斯林”。在他对《穆罕默德》的评论中,德维吉暗示,在缔造巴基斯坦的时候,真纳也体会到了戏剧的核心问题:为人民而愚弄他们可能么(这样真的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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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锡安》说明了是什么导致巴基斯坦的形成,却很少提及它当前的现实。作为德维吉对巴基斯坦之理念的分析的主要信息来源的对话,也出自于巴基斯坦尚不存在的那个时代。沙罕·穆夫提的处女作,《忠实的抄写员:一个关于伊斯兰、巴基斯坦、家族与战争的故事》写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巴基斯坦的现实。这部书一部分是回忆录,一部分是记者的记录,一部分是历史著作。尽管德维吉在《穆斯林锡安》中的分析是优雅的,但考虑到德维吉的书处理的,是一个巴基斯坦还只是一个理念的时代,《忠实的抄写员》离现实更近,但穆夫提也不可避免地要和德维吉描述的,民族主义的各种观念打交道。
穆夫提自认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和百分之百的巴基斯坦人”。他是美国公民,一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他在这两个国家工作和学习了很长时间,这一经历使他极为熟悉两国的习俗性的态度。他的分析足够个人化,也足够美国化到能够为美国读者所接受的地步——这是一本写给读过新闻,却没有深入阅读过任何关于巴基斯坦的书的人写的书。在导言中,穆夫提想象了在派对上遇见他的理想读者的情景。这个读者会注意到,穆夫提的话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有些不合常规,他会问,巴基斯坦为什么“乱成这样”。穆夫提会说,“你记得的细节,不管是什么,很可能多少是准确的”,但“你在你心中描绘的那个地方[……]看起来却像一幅讽刺画,一种黑暗的滑稽模仿。”
《忠实的抄写员:一个关于伊斯兰、巴基斯坦、家族与战争的故事》 |
穆夫提对巴基斯坦处境做的解释简单,却也令人满意。巴基斯坦是一场实验,其目标,是创造“一个能够让人感觉百分之一百伊斯兰、又百分之一百西方的地方的范例。”各种因素——巴基斯坦的复杂的地理,腐败的领导层,和外国的干涉——使这场实验发生故障。在评价美国在所有这一切中发挥的作用的时候,穆夫提更多地是在陈述事实而不是在控诉。“责怪美国就是在对一个复杂国家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作一个懒惰的解释”,他这样写道。当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政府一直向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输送武器和宗教狂热,以与盘踞阿富汗的苏联斗争,而如今,美国政府又因为窝藏它自己有份创造的宗教激进分子而惩罚巴基斯坦。这些事实,尽管在美国还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本身也是站得住脚的。
对穆夫提来说,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在1965年,在他母亲的心中开始的。当时她16岁,她名叫萨迪娅,她当时正在听阿尤布·汗总统在广播上对人民致辞。那时,第二次印巴战争才刚爆发。阿尤布总统号召他的人民为他们的国家挺身而出,萨迪娅听进去了。后来,作为一名教师,她对满堂的人说总统的演说“教会了她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意义”。她到街上四处敲门,为士兵们募集食物。她说服医生让她给受伤的士兵献血,尽管她严格地说年龄太小。
有趣的是,在说到民族性的意义的时候,穆夫提经常在血这个问题上打转。德维吉也这样,但他这样只是为了驳斥那种认为血缘与巴基斯坦民族之间存在关联的看法。但穆夫提认为巴基斯坦民族主义,以及,甚至是伊斯兰,是一个血的问题。尽管许多在分治后迁移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出自不曾在巴基斯坦的土地上生活过的家族,即便许多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祖上都是印度教皈依过来的——包括穆夫提的父亲,他是拉吉普特战士的后裔。德维吉认为这些因素挑战了巴基斯坦民族国家和血缘之间的关联,穆夫提则不然。
穆夫提 |
穆夫提是在弗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下,在印度做研究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与巴基斯坦的血的关联的力量的。在一次攀岩时,他身受重伤,需要输血。“我必须对你们说实话”,他写道,
在一瞬间,这个念头确实掠过了我的脑海:这是一个印度教徒的血么?还是说,这是一个穆斯林的血?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样的想法令人反感。你必须相信我,我也不喜欢这种想法。我知道,输入我的身体的是谁的血并不重要。除对为我捐血的那个人的感激外,我不该有别的想法。但你也必须理解,这并不是一个由对血缘或种族或宗教的关注触发的,理性的想法。不,这植根于某种彻底与理性分开的,某种比其他一切更有力量、也更原始的东西。那就是民族问题。
穆夫提看起来是这样理解的,民族血缘的观念是非逻辑、非理性的,同时又是强有力的。一个历史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民族怎么可能引起某种原始的情感呢?而考虑到他祖先的情况,穆夫提很可能与某些印度的印度教徒共享血脉。但他强烈地认同于他的民族,而他又不可能把他的民族从伊斯兰剥离、抽取出来。这种感情可能不合逻辑,但它也不可否认。这就是民族主义运作的方式,当然了,不仅在巴基斯坦如此,在全世界也如此。没有一个民族是孤立存在的,而民族主义又要求公民们去发现他们民族的,高于所有其他因素的例外性。
这种思维方式并不独特,它引起的问题也一样。在后文中穆夫提总结道,巴基斯坦的两大定义要素——自由民主与伊斯兰——是彼此冲突的。他用一段个人的、记者的叙事,来确定伊斯兰是否可以与巴基斯坦分离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伊斯兰是把人民的心与血与这片土地绑在一起的那个东西。”这种情感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真实的,但它却排除了巴基斯坦不是穆斯林却无论如何也认同他们的土地的那些少数。在这个问题上,德维吉是把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放到一起看的,他写道,“说到底,在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只有宗教的少数可以仅仅在血与土的基础上声称民族性,而这个基础,在进一步使它们的多数人口去民族化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它们的永恒的挑战。”
这不是穆夫提在这本书中简单化的唯一一个问题;他还提供了大量遮蔽巴基斯坦历史的,惯常的曲解。比如说,他把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的起源辨识为两个在英治下成立的穆斯林机构:迪奥班迪的正义学识大学(Darul Uloom),和旁遮普的、深受英国影响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穆夫提把后者等同于巴基斯坦西式自由主义的推动力,而把前者看作是更加保守的,伊斯兰影响的策源地。“在殖民遭遇后,阿里格尔和迪奥班迪的机构就变成了巴基斯坦DNA的双螺旋”,他写道,“巴基斯坦毕竟是实验,是对宏大假设的实践上的检验,是那些绵延了数世纪之久的、被琢磨过的观念的实验场。”另一方面,德维吉则指出,巴基斯坦民族主义在南亚外也有很大影响,而英帝国治下的北印穆斯林政治,也是为皈依或同化之驱力以外的各种力量所驱动的。
在描述分治的发展的时候,穆夫提仅仅这样写道:
它们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关于次大陆的构想:国大党的想法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穆斯林联盟的看法则使多个国家成为必然。最终,穆斯林联盟领袖提出的两国论胜出。
尽管这个陈述也不能说不真,但它却忽视了导致两国论的大量的妥协和影响。类似地,穆夫提的论断“最终,民族国家不仅属于那些能够找到最有说服力的故事,并执着地讲出这些故事的少数”,也没有考虑到数量与政治资本的问题。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穆夫提的书是不完美的。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对他自己的非常复杂的民族国家、和对在这个民族国家中的自己的个人的思考。另一方面,德维吉的书,则详细地讨论了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各种概念力量,但它却没有解释,公民是如何内化这些力量的。放到一起来阅读的话,《穆斯林锡安》和《忠实的抄写员》可以提供一扇管窥巴基斯坦之复杂,与这个民族国家之意义的窗。
[注]本文译自Hannah Harris Green on Muslim Zion: Pakistan as a Political Idea, Understanding Pakistan’s History, i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2nd, 2013, at https://lareviewofbooks.org/review/understanding-pakistans-history。
* 感谢译者王立秋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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