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中土阿马蒂亚·森：重建那烂陀
阿马蒂亚·森：重建那烂陀
印度：一所国际性大学的风暴式复兴
阿马蒂亚·森著
王立秋译
1
一所位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这个国家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的新的，名叫那烂陀的国际大学，在去年九月初开始上课了。它只有两个系——历史系，和环境与生态学系——上课的学生不到二十人。然而，那烂陀之开学，却上了印度所有大报的头条，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回到那烂陀”，就是当天意大利《晚邮报》的头条。
这一番新投资的意图，是复兴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始建于十五世纪早期的那烂陀寺。到1088年欧洲第一所大学于博洛尼亚建立的时候，那烂陀就已经在六百多年里，为来自亚洲各国的成千上万名学生提供高等教育了。
原本的那烂陀大学是由当时繁荣的比哈尔地区——比哈尔是佛教之宗教、文化和智慧(enlightenment)的起源中心——的一个佛教基金会运营的。当时比哈尔的首府是华氏城（今天的巴特那市），这座城市在从公元前三世纪起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早期所有印度帝国的首都。那烂陀吸引的学生不仅来自全印度，也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苏门答腊和其他有佛教的地区，也有一些学生来自其他地方，包括土耳其。它是当时中国境外唯一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而古代世界的中国人也经常到那里去求学。
到七世纪的时候，那烂陀有一万名学生，他们不仅接受佛教哲学与宗教实践方面的教导，也学习包括各种语言和文学、占星学和其他科学、建筑和雕塑，以及医学和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世俗学科。
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那烂陀的招生标准也很高，它受到一个由其他教育组织构成的网络的支持，这些组织提供关于那烂陀的信息，并帮助学生做好到那里学习的准备。曾在那烂陀学习的中国学生之一便是著名的义净法师(635-713AD)，他在那烂陀学了十年，并写作了也许是最早的，关于不同的医疗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和印度的医疗实践做了一个比较。在来印度之前，他先去了苏门答腊（当时佛教的室利佛逝帝国的地盘，现在是印尼的一部分）学了梵语。到七世纪的时候，比哈尔还有其他四所依靠佛教的大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那烂陀的启发。它们之间基本是一种互相协作的关系，尽管到了十世纪的时候，其中的一所——超戒寺——在高等教育上与那烂陀开展了严肃的竞争。
在七百多年的成功之后，那烂陀在十二世纪九十年代被来自西亚的侵略军摧毁了，后者也一并摧毁了比哈尔的其他大学。据信，第一次进攻，是残酷的突厥征服者巴克提亚尔·卡尔吉（注：他并不是统治者，而是艾依巴科手下的将领）领导的，此人的军队毁灭了印度北部的许多城市和居民点。那烂陀的全部教师和僧人都遇难了，整个学校也几乎被夷为平地。侵略军还专门破坏了广布学校的美丽的佛陀和其他佛教人物的塑像。据说，图书馆——有九层楼，藏有成千上万部手稿——的大火烧了整整三天。那烂陀的毁灭发生在1167年牛津大学成立、和1209年剑桥大学成立之间。
2
复兴那烂陀，把它建设为一所现代化的国际大学的提议，尽管始于印度（特别是比哈尔），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泛亚倡议。这个想法得到了出席2007年1月的所谓的东亚峰会，在菲律宾的宿务会谈的全部十六国政府的赞成。这十六国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印度以外的）中国、日本、韩国、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新那烂陀的创办者的目标，不仅是要建设一所一流大学，更是要鼓励观念跨越国界的往来与合作（再一次地，反思古代那烂陀的各种传统）。他们为这样一种“愿景”背书：建设一所对“全球思想与实践之潮流保持开放态度”的新大学。
在峰会决议之后，重建那烂陀的计划，在一个形式上由印度制定，实际上成员也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导师团”的领导下启动了。作为导师团成员的著名知识分子来自印度和中国（王邦维）、日本（中西进）、新加坡（王赓武和杨荣文）和泰国（马克仁[1]）。大学依2010年印度议会的法令建立，随后，导师团成为复建的那烂陀大学的董事会。迄今为止我一直是董事会的一员，同时兼任新大学的（名誉上的）校长。
重建那烂陀的资金主要来自印度政府，它还于2014年1月承诺将进一步承担直至2021年的基本开销。然而，其他的许多国家的公民及其政府也做出了贡献，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和老挝。大学的校址由比哈尔政府捐赠，它也协助建设了场地和其他设施。
重建的那烂陀大学的新址，将位于老那烂陀数里外的王舍古城。新校园的设计与规划，由著名的建筑公司瓦斯塔-希尔帕建筑事务所（国际竞标选出）主持，现已完成，而实际的建筑工程也即将开始。由于完成工程的第一阶段也需数年之久，那烂陀已经小规模地，凭借在王舍城租用的场所，在副校长古帕·沙芭瓦博士，和学术规划部长安佳娜·沙尔玛博士的果断领导下开始履行其功能。
那烂陀的第一批学生大多来自印度，但也有来自于其他亚洲国家的（特别是日本和不丹）；至于教师的招聘，也不仅限于印度，也有来自于美国、德国和韩国的。除开始教授的关于历史、环境研究和生态的课程外，我们也计划开设经济学和发展研究、公共卫生、佛教哲学和比较宗教的课程。最终，那烂陀还将提供国际关系、语言学、文学和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课程。
在参观校园的时候，我对教员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与讨论的质量印象深刻。考虑到先前许多批评者表达过的，关于在印度一个遥远且落后的地区创办一所成功的国际大学是否可能的那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显见的学术气氛而言，情况还是令人感到宽慰的。
3
“回到那烂陀”是一个引人注目、充满希望的时刻。但新选出的印度政府和那烂陀大学的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棘手了。早先的以国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与比哈尔（地方政府）和东亚峰会合作共同提议复兴那烂陀大学。当此届国民政府在2014年春天的普选中失利的时候，它就为一个成员构成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政治联盟所取代了，新政府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便来自于印度人民党(BJP)——后者是强大的印度教复兴运动(Hindutva movement)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致力于推广印度的印度教传统，莫迪本人也不仅支持印度教的复兴，更支持私人企业的目标。
在普选之际，我把与莫迪的宗派主义的政治领导公开论战视为我身为一名印度公民的义务，我认为它对印度长期以来的世俗主义承诺构成威胁。尽管我也对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它越来越明显的低效与腐败）持批判态度，但我更害怕少数族裔，特别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会在莫迪的统治下失去安全的保障。这一恐惧部分是基于他长期以来身为那场名为民族卫队(RSS)的印度教右翼运动的成员——并为之背书（或者说充当其宣传干事）——的历史。
这一恐惧也基于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在那里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历史。一千多人——主要是穆斯林——死于2002年的那一系列的暴乱。在古吉拉特邦的经济管理方面，莫迪名声很好，但他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保护非印度教徒免受袭击。而如今，我的这些担忧，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尽管莫迪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在新政权之下，焚烧教堂、印度教复兴运动的行动分子们筹划的，鼓励非印度教徒皈依印度教——所谓的ghar wapsi（“回家”）——的行动频频发生。
因此，在发现新政府反对我继续担任那烂陀大学校长的时候，我倒也不是那样的惊奇。然而，更大的问题，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独立有关。新政府及其盟友一直积极地试图把它们自己的看法强加于许多学术机构之上，而那烂陀的学术独立在去年一整年一直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校董会通过的许多关于那烂陀的管理的法规（校董会是有权这么做的）都没有得到执行，甚至还被拿到来参观这所大学的人——印度总理——那里去寻求认可。（所有这些法规，在实施前都要求得到政府的形式上的认可。）政府也突然在不征求校董会意见的情况下，试图大肆改变董事会的成员构成——这一举措并没有成功，因为这样的变动违反了2010年印度议会通过的那烂陀大学法案的规定。
政府也试图——这方面就更加成功得多了——罢免我的校长职位，推翻了那烂陀董事会一致作出的，关于我应该继续担任校长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一月的会议上作出的。尽管我很感激全体董事们的一致支持，但不久之后，这点对我来说就变得显然了，即，政府与那烂陀董事会之间，在我继任校长这个问题上的张力，正构成重建这所学校的障碍。同样变得显然的是，政府的敌意，将使我不能做一个领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董事会，在当年的七月中旬现任期结束后，我不会接受对我的再次任命。
事实上，我坚信，要找到一个非常出色的，理解那烂陀之复兴背后的愿景，并欣赏那烂陀给当代印度和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提供的东西的人，应该不会很困难。然而，保障那烂陀的学术独立在新校长的治下得到尊重，是极端重要的。这所大学不能屈从于党派性的政治压力。
此次事件中的核心问题要远远超出意大利《共和报》近来一个深入报道的标题：“诺贝尔与首相：森对莫迪”。尽管莫迪的政府对我采取的政治立场感到不悦这点肯定是着呢，但对抗在根本上与个人无关。相反，它与治理公共机构的原则，特别是学术独立的重要性相关。
4
不幸的是，政府对那烂陀的压力，是这个国家干涉学术领导的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比如说，在当年的一月份，一位广为人们所敬重的物理学家，桑迪普·特里维迪，被一个以印度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C.N.R. 拉奥为首的选举委员会，任命为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TIFR)——也许是印度最有威望的科学机构——的院长。但此机构被总理办公室告知，特里维迪必须离任，特里维迪也只好下台了。这导致了大量的公共批评，于是六月政府又告诉TIFR特里维迪可以回去当院长。
十二月，德里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IIT)的院长，拉古纳特·舍夫高恩卡，也辞去了他的职位，宣称政府干涉了IIT的决定。三月，印度著名的核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在当时担任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董事会主席的阿尼尔·卡科德卡博士也抗议政府搅局，并明确表示他不愿参与未来的相关活动。
二月底，政府又叫著名作家赛图马达万离任国家图书托拉斯主席，这个组织是十年前建立的，理应是“教育部下属的一个自治机构”。国家图书托拉斯在支持出版有价值的书籍方面成就斐然。在塞图马达万离职后，他的职位被授予了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理论家，《神螺》(Panchajanya)杂志——这份杂志被《印度时代》描述为“RSS的喉舌”——的前任编辑，巴尔德夫·沙尔玛。最近，政府又通过一个法案，允许它直接控制印度的十三所管理学院(IIM)，这十三所学校是印度在管理方面的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机构。这一举措也遭到了学院的院长和主席的激烈反对。
据此我们难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政府在理解(1)政府支持的，使用国家资源的自治机构和(2)在当前在任的政府的直接管控下的机构之间的区别上是有困难的。数百年来，欧洲的大学在尊重其自主性的政府的支持下，成就了学术上的辉煌。英国人在本土也相当重视学术自由，即便殖民印度的英国统治者经常侵犯公共学术机构的独立性。（当前）印度政府看起来偏好殖民地的模式。
这当然不是印度政府第一次干涉学术问题。先前国大党政府的不干涉记录也并非无懈可击。然而在当前的政权下，干涉的程度既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又经常在政治上大走极端。[2]
新任的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ICHR)的头头，耶拉普拉伽达·苏德山·拉奥，这个人最出名的地方，与其说是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他以印度教复兴为导向的意见。比如说，在他的论文《重新评估印度种姓制度》(“Indian Caste System: A Reappraisal”)中，拉奥赞美了种姓制度，他告诉我们，种姓制度经常“被错误地呈现为一个剥削性的系统”。拉奥与所谓的Akhil Bharatiya Itihas Sankalan Yojana(ABISY，注：此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重写印度的历史)，RSS的“历史右翼”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之忧虑的一个来源，特别是在四名ABISY行动分子被任命为ICHR委员会成员后。著名历史学家和ICHR官方刊物《印度历史评论》的主编萨布亚萨奇·巴塔查里亚，为抗议ICHR的这一变化而辞职。
由莫迪政府任命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新头头，洛克什·钱德拉博士，告诉《印度快报》：“从实践来看，[莫迪]是可以取代圣雄[甘地]的。”钱德拉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莫迪事实上是“神的转世”。钱德拉说他相信六千万韩国人的祖先是一位来自阿约提亚的印度公主。
从莫迪政府的总体记录来看，它选择干涉那烂陀的治理倒也不是什么特别令人奇怪的事情。但董事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以及对校长的罢免，却吸引了公众不同寻常的关注，以及媒体的报道和一些报纸对政府的批评。和在其他学术机构那里不一样，这些反应当然有助于限制政府的作为。实际上，公众广泛的关注和质疑，已使得外长苏希玛·史瓦拉吉寻求一个在公众面前站得住脚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坚持作为莫迪政府对学院的多次干涉之特征的单边极端主义——了。
那烂陀大学董事会中其他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在场，也有助于保护这所大学免受政府的宗派压力。五月初，董事会——在七月起我将继续担任起主席——决定提名三位以杨荣文为首选，以中国的王邦维和日本的中西进为备选的，董事会的非印度亚洲成员，为校长候选人。杨最近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保证他将保障运营这所大学所需的独立。考虑到他对那烂陀原则的承诺，以及他关于亚洲诸传统的广博知识和引人注目的智识与行政技术，任命他为那烂陀校长是一个很好的结果。[3]然而，政府要给杨以那烂陀成功所需的独立，这依然是极其重要的。
5
在老那烂陀于五世纪开始发挥其功能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大学。如今，印度已有687所大学——还有更多的，正在兴建的大学。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再建一所呢？是什么，使那烂陀如此独特？
在这里，老那烂陀的教育史——也正是它，激励着重建的那烂陀的教师和学生——依然是极为相关的。那烂陀的传统坚持高等教育的标准，这在今天的印度当然是重要的，在这里，改进教育质量的官方承诺一直是缺乏的。但如今，遵循那烂陀的全球合作之传统，为使学识跨越区域和国家之屏障而做出系统的努力也是重要的。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在其2007-2008年（当时重新启动那烂陀的提议正在计划之中）的那场引人注目的展览中所呈现的“那烂陀的足迹”强调了知识和理解在智识上的好奇与兴趣，而非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的驱动下，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在整个亚洲的传播。
在这里，老那烂陀流行的教学方法也是极为相关的。学校会定期安排持不同看法的人——教师、学生、来访者——互相辩论。教学方法包括师生辩论。确实，正如那烂陀最著名的中国学生，玄奘(602-664AD)指出的那样，那烂陀的教育主要还不是通过讲授者“授予”，而是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在所授主题之上的大量的辩论来进行的。
发现对辩论的强调，已在新那烂陀的教学方法中崭露头角——不仅在教学大纲所涉及的主题上，也在更加普遍的主体上——已经令我印象深刻了。比如说，在我于去年十月——开课前的一个月——参观那烂陀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丝路”和“那烂陀的足迹”在国家间关联的发展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关于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关联中国与西域的丝路的讨论很多。丝路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唐朝，它不仅对贸易和商业来说很重要，对人与观念的互动来说也很重要。
然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批判性的问题，是不是对商品交易的极尽关注，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丝路之角色的过度强调，就会使我们忽视独立于贸易的智识影响——在宗教、科学、数学、艺术和建筑方面——呢？如果说贸易在使人对彼此产生兴趣上影响巨大，正如众所周知，大卫·休谟所指出的那样的话，那么，对人类好奇心的纯粹的追求也有同样的效果，也就像他同时也注意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那烂陀的足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丝路比拟的。2012-2013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理所当然地获得好评的展览，“丝路上的佛教，5-8世纪”就融合了二者；但分开看那段宏大历史中，这两条不同类型的路径中的不同元素，也是有用的。[4]
和七世纪从海路来到那烂陀的义净不一样，玄奘，是从陆路——也在同一个世纪——来的，他走的路，与丝路部分重合（即便那烂陀离那条路很远）。但推动玄奘——对义净来说也一样——踏上漫长旅途的，是他们关于佛教，关于佛教的智慧，关于那烂陀教授的主题的巨大的好奇，在这些方面，贸易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数千年来，关于诸种艺术、文化、数学、科学和工程学，以及宗教和伦理理性的知识，已经使人们跨越了区域。在我们今天这个分歧不断的世界里，对非商业的、非对抗的遭遇的需求是极大的，在这方面，那烂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愿景。
6
不难看出，反映在那烂陀的足迹中的那种智识承诺，是深受释迦牟尼所强调的，无边界的智慧/觉悟——面对所有人，无论种姓、阶级和国籍/民族——的影响。[5]知识的传播这个问题，是在七世纪的一次对话中提出的，当时玄奘完成了他的学业并考虑回国。那烂陀的教授想让玄奘留校任教。玄奘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佛陀教世人不要独享智慧。如果你学到了什么，那么，你就有义务与他人共享你的所得，因此，玄奘相信他必须回去，分享学到的东西。（事实上他回国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席卷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的佛教智慧之浪潮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不仅是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而且，主要是建立在文化兴趣和智识介入的基础之上的。[6]佛陀本人也说过这方面的道理，而近年来，一些佛教团体却沉溺于煽动性的偏见，比如说，缅甸若兰邦的佛教徒就执于他们对罗兴亚穆斯林的偏见。作为此类迫害，以及军政府侵犯人权的结果，大量的穆斯林难民流离失所。一些形式上信奉佛教的机构真该好好学学佛陀关于理论和对话而非冲突和暴力的告诫。
那烂陀新校址所在的王舍城确切来说也正是两千五百年前，在佛陀入灭后不久，为“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包括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的岐见）”而“集结”的地方。后来的一次集结，第三次集结规模宏大，是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的邀请下于华氏城进行的。这次集结是最著名的一次，但通过讨论来解决分歧的方法，再此三百多年前便已在王舍城生根了。
因此，那烂陀是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瓦尔特·白芝浩在十九世纪赞誉为“经由讨论而成的统治”的商谈式治理的第一次尝试发生的地方复活的。那烂陀背后的那个强有力的愿景，对印度、对亚洲、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必须保护它，使它免受威权和宗派压力的威胁。
注释：
[1]泰文名为巴坡·阿萨瓦威伦哈甘(Prapod Assavavirulhakarn)
[2]关于政府自己放出来的错误信息，参见对那烂陀董事会成员之一（也是印度议会成员之一）的苏嘉塔·柏瑟的访谈，载The Telegraph, Kolkata, April 1, 2015
[3]关于杨对联合亚洲的诸般事物并给我们以充足理由寄希望于未来的分析，参见George Yeo on Bonsai, Banyan and the Tao, with a foreword by AmartyaSe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5)
[4]参见William Dalrymple,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Lost Kingdoms”, The NewYork Review, May 21, 2015
[5]我已经在我的论文《佛陀的当代相关性》中讨论过相关问题，见”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Buddha”,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28, No. 1 (2014)
[6]关于这个主题，参见Dalrymple,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Lost King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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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于距原校址数里的，印度比哈尔邦王舍城的那烂陀大学新校园效 |
印度：一所国际性大学的风暴式复兴
阿马蒂亚·森著
王立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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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7-2008年展览“那烂陀的足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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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有威望的科学机构：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来源：机构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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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现总理莫迪（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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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来源：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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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大学所在地、印度比哈尔邦（来源：维基百科） |
一所位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这个国家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的新的，名叫那烂陀的国际大学，在去年九月初开始上课了。它只有两个系——历史系，和环境与生态学系——上课的学生不到二十人。然而，那烂陀之开学，却上了印度所有大报的头条，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回到那烂陀”，就是当天意大利《晚邮报》的头条。
这一番新投资的意图，是复兴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始建于十五世纪早期的那烂陀寺。到1088年欧洲第一所大学于博洛尼亚建立的时候，那烂陀就已经在六百多年里，为来自亚洲各国的成千上万名学生提供高等教育了。
原本的那烂陀大学是由当时繁荣的比哈尔地区——比哈尔是佛教之宗教、文化和智慧(enlightenment)的起源中心——的一个佛教基金会运营的。当时比哈尔的首府是华氏城（今天的巴特那市），这座城市在从公元前三世纪起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早期所有印度帝国的首都。那烂陀吸引的学生不仅来自全印度，也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苏门答腊和其他有佛教的地区，也有一些学生来自其他地方，包括土耳其。它是当时中国境外唯一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而古代世界的中国人也经常到那里去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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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大学所在地、印度比哈尔邦（来源：维基百科） |
到七世纪的时候，那烂陀有一万名学生，他们不仅接受佛教哲学与宗教实践方面的教导，也学习包括各种语言和文学、占星学和其他科学、建筑和雕塑，以及医学和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世俗学科。
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那烂陀的招生标准也很高，它受到一个由其他教育组织构成的网络的支持，这些组织提供关于那烂陀的信息，并帮助学生做好到那里学习的准备。曾在那烂陀学习的中国学生之一便是著名的义净法师(635-713AD)，他在那烂陀学了十年，并写作了也许是最早的，关于不同的医疗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和印度的医疗实践做了一个比较。在来印度之前，他先去了苏门答腊（当时佛教的室利佛逝帝国的地盘，现在是印尼的一部分）学了梵语。到七世纪的时候，比哈尔还有其他四所依靠佛教的大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那烂陀的启发。它们之间基本是一种互相协作的关系，尽管到了十世纪的时候，其中的一所——超戒寺——在高等教育上与那烂陀开展了严肃的竞争。
在七百多年的成功之后，那烂陀在十二世纪九十年代被来自西亚的侵略军摧毁了，后者也一并摧毁了比哈尔的其他大学。据信，第一次进攻，是残酷的突厥征服者巴克提亚尔·卡尔吉（注：他并不是统治者，而是艾依巴科手下的将领）领导的，此人的军队毁灭了印度北部的许多城市和居民点。那烂陀的全部教师和僧人都遇难了，整个学校也几乎被夷为平地。侵略军还专门破坏了广布学校的美丽的佛陀和其他佛教人物的塑像。据说，图书馆——有九层楼，藏有成千上万部手稿——的大火烧了整整三天。那烂陀的毁灭发生在1167年牛津大学成立、和1209年剑桥大学成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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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那烂陀，把它建设为一所现代化的国际大学的提议，尽管始于印度（特别是比哈尔），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泛亚倡议。这个想法得到了出席2007年1月的所谓的东亚峰会，在菲律宾的宿务会谈的全部十六国政府的赞成。这十六国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印度以外的）中国、日本、韩国、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新那烂陀的创办者的目标，不仅是要建设一所一流大学，更是要鼓励观念跨越国界的往来与合作（再一次地，反思古代那烂陀的各种传统）。他们为这样一种“愿景”背书：建设一所对“全球思想与实践之潮流保持开放态度”的新大学。
在峰会决议之后，重建那烂陀的计划，在一个形式上由印度制定，实际上成员也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导师团”的领导下启动了。作为导师团成员的著名知识分子来自印度和中国（王邦维）、日本（中西进）、新加坡（王赓武和杨荣文）和泰国（马克仁[1]）。大学依2010年印度议会的法令建立，随后，导师团成为复建的那烂陀大学的董事会。迄今为止我一直是董事会的一员，同时兼任新大学的（名誉上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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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来源：维基百科 |
重建那烂陀的资金主要来自印度政府，它还于2014年1月承诺将进一步承担直至2021年的基本开销。然而，其他的许多国家的公民及其政府也做出了贡献，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和老挝。大学的校址由比哈尔政府捐赠，它也协助建设了场地和其他设施。
重建的那烂陀大学的新址，将位于老那烂陀数里外的王舍古城。新校园的设计与规划，由著名的建筑公司瓦斯塔-希尔帕建筑事务所（国际竞标选出）主持，现已完成，而实际的建筑工程也即将开始。由于完成工程的第一阶段也需数年之久，那烂陀已经小规模地，凭借在王舍城租用的场所，在副校长古帕·沙芭瓦博士，和学术规划部长安佳娜·沙尔玛博士的果断领导下开始履行其功能。
那烂陀的第一批学生大多来自印度，但也有来自于其他亚洲国家的（特别是日本和不丹）；至于教师的招聘，也不仅限于印度，也有来自于美国、德国和韩国的。除开始教授的关于历史、环境研究和生态的课程外，我们也计划开设经济学和发展研究、公共卫生、佛教哲学和比较宗教的课程。最终，那烂陀还将提供国际关系、语言学、文学和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课程。
在参观校园的时候，我对教员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与讨论的质量印象深刻。考虑到先前许多批评者表达过的，关于在印度一个遥远且落后的地区创办一所成功的国际大学是否可能的那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显见的学术气氛而言，情况还是令人感到宽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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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烂陀”是一个引人注目、充满希望的时刻。但新选出的印度政府和那烂陀大学的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棘手了。早先的以国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与比哈尔（地方政府）和东亚峰会合作共同提议复兴那烂陀大学。当此届国民政府在2014年春天的普选中失利的时候，它就为一个成员构成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政治联盟所取代了，新政府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便来自于印度人民党(BJP)——后者是强大的印度教复兴运动(Hindutva movement)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致力于推广印度的印度教传统，莫迪本人也不仅支持印度教的复兴，更支持私人企业的目标。
在普选之际，我把与莫迪的宗派主义的政治领导公开论战视为我身为一名印度公民的义务，我认为它对印度长期以来的世俗主义承诺构成威胁。尽管我也对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它越来越明显的低效与腐败）持批判态度，但我更害怕少数族裔，特别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会在莫迪的统治下失去安全的保障。这一恐惧部分是基于他长期以来身为那场名为民族卫队(RSS)的印度教右翼运动的成员——并为之背书（或者说充当其宣传干事）——的历史。
这一恐惧也基于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在那里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历史。一千多人——主要是穆斯林——死于2002年的那一系列的暴乱。在古吉拉特邦的经济管理方面，莫迪名声很好，但他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保护非印度教徒免受袭击。而如今，我的这些担忧，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尽管莫迪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在新政权之下，焚烧教堂、印度教复兴运动的行动分子们筹划的，鼓励非印度教徒皈依印度教——所谓的ghar wapsi（“回家”）——的行动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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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现总理莫迪（来源：新华网） |
因此，在发现新政府反对我继续担任那烂陀大学校长的时候，我倒也不是那样的惊奇。然而，更大的问题，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独立有关。新政府及其盟友一直积极地试图把它们自己的看法强加于许多学术机构之上，而那烂陀的学术独立在去年一整年一直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校董会通过的许多关于那烂陀的管理的法规（校董会是有权这么做的）都没有得到执行，甚至还被拿到来参观这所大学的人——印度总理——那里去寻求认可。（所有这些法规，在实施前都要求得到政府的形式上的认可。）政府也突然在不征求校董会意见的情况下，试图大肆改变董事会的成员构成——这一举措并没有成功，因为这样的变动违反了2010年印度议会通过的那烂陀大学法案的规定。
政府也试图——这方面就更加成功得多了——罢免我的校长职位，推翻了那烂陀董事会一致作出的，关于我应该继续担任校长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一月的会议上作出的。尽管我很感激全体董事们的一致支持，但不久之后，这点对我来说就变得显然了，即，政府与那烂陀董事会之间，在我继任校长这个问题上的张力，正构成重建这所学校的障碍。同样变得显然的是，政府的敌意，将使我不能做一个领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董事会，在当年的七月中旬现任期结束后，我不会接受对我的再次任命。
事实上，我坚信，要找到一个非常出色的，理解那烂陀之复兴背后的愿景，并欣赏那烂陀给当代印度和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提供的东西的人，应该不会很困难。然而，保障那烂陀的学术独立在新校长的治下得到尊重，是极端重要的。这所大学不能屈从于党派性的政治压力。
此次事件中的核心问题要远远超出意大利《共和报》近来一个深入报道的标题：“诺贝尔与首相：森对莫迪”。尽管莫迪的政府对我采取的政治立场感到不悦这点肯定是着呢，但对抗在根本上与个人无关。相反，它与治理公共机构的原则，特别是学术独立的重要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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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政府对那烂陀的压力，是这个国家干涉学术领导的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比如说，在当年的一月份，一位广为人们所敬重的物理学家，桑迪普·特里维迪，被一个以印度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C.N.R. 拉奥为首的选举委员会，任命为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TIFR)——也许是印度最有威望的科学机构——的院长。但此机构被总理办公室告知，特里维迪必须离任，特里维迪也只好下台了。这导致了大量的公共批评，于是六月政府又告诉TIFR特里维迪可以回去当院长。
十二月，德里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IIT)的院长，拉古纳特·舍夫高恩卡，也辞去了他的职位，宣称政府干涉了IIT的决定。三月，印度著名的核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在当时担任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董事会主席的阿尼尔·卡科德卡博士也抗议政府搅局，并明确表示他不愿参与未来的相关活动。
二月底，政府又叫著名作家赛图马达万离任国家图书托拉斯主席，这个组织是十年前建立的，理应是“教育部下属的一个自治机构”。国家图书托拉斯在支持出版有价值的书籍方面成就斐然。在塞图马达万离职后，他的职位被授予了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理论家，《神螺》(Panchajanya)杂志——这份杂志被《印度时代》描述为“RSS的喉舌”——的前任编辑，巴尔德夫·沙尔玛。最近，政府又通过一个法案，允许它直接控制印度的十三所管理学院(IIM)，这十三所学校是印度在管理方面的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机构。这一举措也遭到了学院的院长和主席的激烈反对。
据此我们难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政府在理解(1)政府支持的，使用国家资源的自治机构和(2)在当前在任的政府的直接管控下的机构之间的区别上是有困难的。数百年来，欧洲的大学在尊重其自主性的政府的支持下，成就了学术上的辉煌。英国人在本土也相当重视学术自由，即便殖民印度的英国统治者经常侵犯公共学术机构的独立性。（当前）印度政府看起来偏好殖民地的模式。
这当然不是印度政府第一次干涉学术问题。先前国大党政府的不干涉记录也并非无懈可击。然而在当前的政权下，干涉的程度既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又经常在政治上大走极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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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有威望的科学机构：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来源：机构官网） |
新任的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ICHR)的头头，耶拉普拉伽达·苏德山·拉奥，这个人最出名的地方，与其说是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他以印度教复兴为导向的意见。比如说，在他的论文《重新评估印度种姓制度》(“Indian Caste System: A Reappraisal”)中，拉奥赞美了种姓制度，他告诉我们，种姓制度经常“被错误地呈现为一个剥削性的系统”。拉奥与所谓的Akhil Bharatiya Itihas Sankalan Yojana(ABISY，注：此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重写印度的历史)，RSS的“历史右翼”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之忧虑的一个来源，特别是在四名ABISY行动分子被任命为ICHR委员会成员后。著名历史学家和ICHR官方刊物《印度历史评论》的主编萨布亚萨奇·巴塔查里亚，为抗议ICHR的这一变化而辞职。
由莫迪政府任命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新头头，洛克什·钱德拉博士，告诉《印度快报》：“从实践来看，[莫迪]是可以取代圣雄[甘地]的。”钱德拉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莫迪事实上是“神的转世”。钱德拉说他相信六千万韩国人的祖先是一位来自阿约提亚的印度公主。
从莫迪政府的总体记录来看，它选择干涉那烂陀的治理倒也不是什么特别令人奇怪的事情。但董事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以及对校长的罢免，却吸引了公众不同寻常的关注，以及媒体的报道和一些报纸对政府的批评。和在其他学术机构那里不一样，这些反应当然有助于限制政府的作为。实际上，公众广泛的关注和质疑，已使得外长苏希玛·史瓦拉吉寻求一个在公众面前站得住脚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坚持作为莫迪政府对学院的多次干涉之特征的单边极端主义——了。
那烂陀大学董事会中其他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在场，也有助于保护这所大学免受政府的宗派压力。五月初，董事会——在七月起我将继续担任起主席——决定提名三位以杨荣文为首选，以中国的王邦维和日本的中西进为备选的，董事会的非印度亚洲成员，为校长候选人。杨最近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保证他将保障运营这所大学所需的独立。考虑到他对那烂陀原则的承诺，以及他关于亚洲诸传统的广博知识和引人注目的智识与行政技术，任命他为那烂陀校长是一个很好的结果。[3]然而，政府要给杨以那烂陀成功所需的独立，这依然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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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那烂陀于五世纪开始发挥其功能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大学。如今，印度已有687所大学——还有更多的，正在兴建的大学。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再建一所呢？是什么，使那烂陀如此独特？
在这里，老那烂陀的教育史——也正是它，激励着重建的那烂陀的教师和学生——依然是极为相关的。那烂陀的传统坚持高等教育的标准，这在今天的印度当然是重要的，在这里，改进教育质量的官方承诺一直是缺乏的。但如今，遵循那烂陀的全球合作之传统，为使学识跨越区域和国家之屏障而做出系统的努力也是重要的。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在其2007-2008年（当时重新启动那烂陀的提议正在计划之中）的那场引人注目的展览中所呈现的“那烂陀的足迹”强调了知识和理解在智识上的好奇与兴趣，而非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的驱动下，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在整个亚洲的传播。
在这里，老那烂陀流行的教学方法也是极为相关的。学校会定期安排持不同看法的人——教师、学生、来访者——互相辩论。教学方法包括师生辩论。确实，正如那烂陀最著名的中国学生，玄奘(602-664AD)指出的那样，那烂陀的教育主要还不是通过讲授者“授予”，而是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在所授主题之上的大量的辩论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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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7-2008年展览“那烂陀的足迹” |
发现对辩论的强调，已在新那烂陀的教学方法中崭露头角——不仅在教学大纲所涉及的主题上，也在更加普遍的主体上——已经令我印象深刻了。比如说，在我于去年十月——开课前的一个月——参观那烂陀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丝路”和“那烂陀的足迹”在国家间关联的发展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关于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关联中国与西域的丝路的讨论很多。丝路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唐朝，它不仅对贸易和商业来说很重要，对人与观念的互动来说也很重要。
然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批判性的问题，是不是对商品交易的极尽关注，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丝路之角色的过度强调，就会使我们忽视独立于贸易的智识影响——在宗教、科学、数学、艺术和建筑方面——呢？如果说贸易在使人对彼此产生兴趣上影响巨大，正如众所周知，大卫·休谟所指出的那样的话，那么，对人类好奇心的纯粹的追求也有同样的效果，也就像他同时也注意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那烂陀的足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丝路比拟的。2012-2013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理所当然地获得好评的展览，“丝路上的佛教，5-8世纪”就融合了二者；但分开看那段宏大历史中，这两条不同类型的路径中的不同元素，也是有用的。[4]
和七世纪从海路来到那烂陀的义净不一样，玄奘，是从陆路——也在同一个世纪——来的，他走的路，与丝路部分重合（即便那烂陀离那条路很远）。但推动玄奘——对义净来说也一样——踏上漫长旅途的，是他们关于佛教，关于佛教的智慧，关于那烂陀教授的主题的巨大的好奇，在这些方面，贸易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数千年来，关于诸种艺术、文化、数学、科学和工程学，以及宗教和伦理理性的知识，已经使人们跨越了区域。在我们今天这个分歧不断的世界里，对非商业的、非对抗的遭遇的需求是极大的，在这方面，那烂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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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反映在那烂陀的足迹中的那种智识承诺，是深受释迦牟尼所强调的，无边界的智慧/觉悟——面对所有人，无论种姓、阶级和国籍/民族——的影响。[5]知识的传播这个问题，是在七世纪的一次对话中提出的，当时玄奘完成了他的学业并考虑回国。那烂陀的教授想让玄奘留校任教。玄奘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佛陀教世人不要独享智慧。如果你学到了什么，那么，你就有义务与他人共享你的所得，因此，玄奘相信他必须回去，分享学到的东西。（事实上他回国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席卷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的佛教智慧之浪潮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不仅是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而且，主要是建立在文化兴趣和智识介入的基础之上的。[6]佛陀本人也说过这方面的道理，而近年来，一些佛教团体却沉溺于煽动性的偏见，比如说，缅甸若兰邦的佛教徒就执于他们对罗兴亚穆斯林的偏见。作为此类迫害，以及军政府侵犯人权的结果，大量的穆斯林难民流离失所。一些形式上信奉佛教的机构真该好好学学佛陀关于理论和对话而非冲突和暴力的告诫。
那烂陀新校址所在的王舍城确切来说也正是两千五百年前，在佛陀入灭后不久，为“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包括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的岐见）”而“集结”的地方。后来的一次集结，第三次集结规模宏大，是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的邀请下于华氏城进行的。这次集结是最著名的一次，但通过讨论来解决分歧的方法，再此三百多年前便已在王舍城生根了。
因此，那烂陀是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瓦尔特·白芝浩在十九世纪赞誉为“经由讨论而成的统治”的商谈式治理的第一次尝试发生的地方复活的。那烂陀背后的那个强有力的愿景，对印度、对亚洲、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必须保护它，使它免受威权和宗派压力的威胁。
注释：
[1]泰文名为巴坡·阿萨瓦威伦哈甘(Prapod Assavavirulhakarn)
[2]关于政府自己放出来的错误信息，参见对那烂陀董事会成员之一（也是印度议会成员之一）的苏嘉塔·柏瑟的访谈，载The Telegraph, Kolkata, April 1, 2015
[3]关于杨对联合亚洲的诸般事物并给我们以充足理由寄希望于未来的分析，参见George Yeo on Bonsai, Banyan and the Tao, with a foreword by AmartyaSe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5)
[4]参见William Dalrymple,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Lost Kingdoms”, The NewYork Review, May 21, 2015
[5]我已经在我的论文《佛陀的当代相关性》中讨论过相关问题，见”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Buddha”,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28, No. 1 (2014)
[6]关于这个主题，参见Dalrymple,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Lost King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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