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沙•查特吉：关注底层

                
                
底层，是个理当注目又总被熟视无睹的词语。它似乎以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指涉着低矮的棚屋、胼胝的手掌、黑黝黝的脊背抑或是第三世界不知名角落里的衣衫褴褛。这些“底层”的人们被命名、被叙述、被议论，并在知识学术论界，被研究被代替言说，自己从未独立发出声音。或“左”或右、或激烈或冷静的摇曳，一次次意义的附着与剥离，在言辞的战场上，“底层”作为一种话语，已蔚然成形。人们通过它囫囵的定义，想象着书斋外的另一个无法抵达的世界，而与此同时，各种强加的标签也将“另一个世界”塑造成形。
1. 葛兰西在印度的影响
一九八二年，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首次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底层史观”即来源于此。“底层”这个词是这些历史学家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那里借来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为编纂“底层阶级的历史”勾勒了方法论的轮廓。在这些札记中，葛兰西至少在两重意义上使用“底层”这个词。其一，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不过，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葛兰西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的，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底层阶级认可的过程中得到的。在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以下这些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人民、资产阶级和其他统治阶级之间的关联，知识分子在创建资产阶级领导权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建立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联盟的策略等等。
其二，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他指的是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更一般的关系。葛兰西特别在意大利南部这一背景下，谈到了作为从属阶级的农民。葛兰西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评立场。与这种态度相反，他在札记中谈到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质、它们的语言和文化产品、它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并谈到革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他也着重指出了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性的、独创性和具有活力的历史动力机制相比，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农民意识的局限。甚至在抵抗运动中，农民意识依然被统治阶级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所拘圃。
葛兰西的这些讨论一九八〇年代在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得到富有成效的应用。反对精英史观《底层研究》前六卷的编者古哈（Ranajit Guha）在给这一项目做的导言中指出：“长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观长期被精英主义所控制，其中既包括殖民主义精英主义，也包括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底层史观的目的就是要反对这两种精英主义。
一九七〇年代，现代南亚史研究领域有过一场重要的讨论，论辩的双方分别是身处英国剑桥和印度德里的历史学家。前者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少数印度精英来获取权力，这些精英使用传统的种姓和种族的力量动员大众反对英国的统治。后者则谈及殖民开发的物质条件如何为印度社会不同阶级结成联盟创造了基础，以及民族主义的领导是如何激发和组织了大众参与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古哈指出，双方的观点都是精英主义的，前者代表了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后者代表了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双方都假定民族主义完全是精英行动的产物。在任何一个叙事中都没有底层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地位。
《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致力于反对这两种精英主义，他们把焦点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的政治目的和手段与底层阶级的目的和手段有何不同。第二个问题是底层意识的自主性。殖民精英主义认为印度的大众是被印度的精英骗到反殖动中去的，精英们使用的手段是亲属关系或保护关系这种原始的社会联结方式。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关于底层阶级的政治意识是在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理念和激发之下才觉醒的说法，也被《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证明是不正确的。底层阶级经常进入民族主义政治的领域虽然是事实，但同样也有这样的事实，即在很多时候，不管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如何努力，底层阶级仍然拒绝参与，或者参与后又退出。在任何情况下，底层政治的目的、战略和方法与精英主义的都不相同。换言之，即使在民族主义政治的领域内，精英的民族主义与底层的民族主义也不相同。
第二个问题是紧随着第一个问题而来的。如果底层政治的确不同于精英政治，那么它的自主性的来源是什么？这一政治的原则是什么？《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的答案是：底层意识的独特结构塑造了底层政治。底层意识由从属阶级的经验发展而来，从抵抗日常的奴役。剥削和剥夺的斗争中发展而来，用以维持底层群体的集体身份认同。到哪里去寻找这一自主意识的证据呢？在历史学家们惯常使用的汗牛充栋的档案材料中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些材料是为支配集团准备和保存的，也是为他们所使用的。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只是用来表明底层阶级的从属性。仅仅是在造反的时刻，底层才表现为独立性的承载者。当底层造反时，主子们才意识到仆从们也有意识，也有利益和目的，手段和组织。如果谁在历史档案中找到过底层自主意识的佐证的话，那一定是在记载着反抗和以暴易暴的斗争的文件中。
底层研究的第一阶段工作主要是关于农民起义的。古哈的《殖民统治下印度农民暴动的基本方面》是其中的重要文章。与此项研究有关的大部分学者也撰写了南亚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的历史。他们因而发现了一些材料，可以从中听到底层讲述他们自己故事的声音。不过，这类材料实在是太少了。更为有效的方式是以新的方法阅读传统的有关农民起义的文件。研究底层政治的历史学家们创立了若干新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可以站在起义农民的立场上阅读那些对立的官方机构建立的关于农民起义的报告，并因此为起义意识的研究投下一注光亮。他们还表明，精英历史学家，即使是其中那些有着进步的观点并对起义的起因抱有同情的学者，试图忽略或者通过理性的解释把看起来神话般的、梦幻般的、乌托邦的内容排除掉，这样做实际上失去了底层意识中最强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撰史实践的结果（常常是无意的）是，以某种方式把底层政治的桀骛不驯的事实塞进精英意识的理性框架中，使得它们在这种框架中易于被理解。
底层阶级的自主历史，或者说，历史中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在这种历史观中完全被丢掉了。精英和底层政治的交叠《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对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和底层参与民族主义政治的分析，意味着对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政治和后殖民国家的强烈批评。在撰写英属印度农民起义历史的过程中，古哈和巴哈德拉（Gautam Bhadra）阐明，独立地发源于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领导人物的反殖民政治的强劲力量，如何被原有的历史编纂否定了，其他《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则分别研究了在国大党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走到一起的精英和底层政治的两个领域，研究了城市工人阶级的世界中精英和底层政治的类似的分裂。我自己则根据精英和底层政治的分离和前者对后者的利用，追述了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后殖民民族国家已经把底层阶级包容到它的想像的民族空间之中，但将它拒于实际的国家政治空间之外。尽管每个学者的政治重点各异，但在《底层研究》中有一种强烈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毛泽东思想一九七〇年代曾影响过印度的很多地方。不少批评者认为在《底层研究》中可以找到一种对并未发生的农民武装起义的浪漫的怀旧。其他人则声称，通过否定民族主义运动的统一力量和强调底层阶级的自主作用，《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因而使分裂的和近乎颠覆性的政治得以合法化。
早期《底层研究》经常与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普及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方法有某种联系。很显然，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热心于从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f Hill）、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以及“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的作者们那里为撰写大众的历史发掘方法上的线索。
但是，这里存在着至关紧要的差别，底层历史绝不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后者将被遗忘的人民的历史，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大厦的下面拖将出来，这无疑会使得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更为详细、完整。但是，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历史”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稳定或者说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自下而上的历史”永远是被作为悲剧来写的，这一点毫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度，“自下而上的历史”不能被限定在给定的叙事限度内。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不能同意西方或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正统历史在印度重复。他们拒绝把现代化的框架看作前殖民国家历史中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写作中，他们抵制将印度的现代性建构视作不过是西方著名理论家想像中的现代性在当地现实化的故事的倾向。这一《底层研究》早期的抵抗，后来在关于“其他的各种现代性”的争论中又被提了出来。
2. 重新定位
早期《底层研究》项目中关于自主的底层意识存在与否的论辩后来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关于起义农民的研究变成了寻找农民意识的特有结构，这种意识是由从属阶级的经验形成的，但却不停地斗争以保持本身的自主。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种结构是否确实存在？如果底层同时是在明确的支配和从属的历史关系中形成的，那么这种意识会发生变化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能说印度农民被他们的民族主义政治所改变（被现代化或变成了公民）？为什么要抵抗进步论的历史叙述？或者是否另有一种关于不断变化的底层意识的叙事？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主义的僵局，对此，历史上不存在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的答案。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关于底层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活跃的历史动因。对底层历史的深入研究表明，底层既在殖民统治和民主主义政治的领域之外，又在它们之内。就“之外”而言，它保持了自主。但它也进入了那些领域，参与到它们的进程和制度之中，并因此改变了自身。每一条历史材料都指向一个事实：底层是“对理想的背离”。为什么随后有对底层意识的“纯粹结构”的研究？此外，斯皮瓦克（Gnyatri Spivak）在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论辩道，底层历史已经成功地表明，资产阶级历史书写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为什么现在需要给底层穿上统治角色的外衣，把它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放在舞台上？底层史观事实上已经对历史上必须有一个拥有笼罩一切的完整意识的统治角色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为什么要把同样的观念带进底层历史之中？底层可以直接通过历史学家的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斯皮瓦克说事实上，只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页码间表述底层，底层不会发声。
斯皮瓦克代表作《庶民可以说话吗？》，她在书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她认为，“庶民研究小组”虽然希望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表达大众的声音，但他们也没有代表被压迫阶级的专利，这些知识者只能“表现”底层大众
新的变化大约发生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年间《底层研究》出版第五和第六卷的时候。现在，以下几点比以前得到了认真得多的广泛承认，即：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在底层起义时显示出来的自主的证据之外，从属阶级日常经验中的底层意识的形式目前成了研究的主题。一旦这些问题进入研究的议程，底层历史就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研究。现在，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形式？”而是变成了“底层如何被表述？”“表述”在此既意味着“重新表达……”也意味着“站在……的立场上”。研究的主题和方法都发生了变化。
新的方向之一是对文本作批判性分析。一旦“底层的表述”的问题被推上前台，在殖民地印度传播的现代知识的整个领域就向底层历史敞开了。很多经过研究的主题，如殖民统治的扩张、英语教育、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都向《底层研究》历史学家们新的探究方向开放了。研究的其他重点集中在现代国家和公共制度方面。正是通过它们，理性和科学的现代观念以及现代权力体系在殖民和后殖民的印度传布开来。换言之，学院和大学，报纸和出版社，医院、医生和医疗体系，人口普查，登记注册机构，科学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底层历史写作的主题。
3. 多种其他的现代性
近来，在《底层研究》的书写中，围绕着《底层研究》逐渐生发出一个主要的观点，即多种现代性或混杂的现代性。焦点集中在殖民条件下西方现代性的观念、实践和体制的传播方面。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在非西方被殖民国家里不断生产着诸如发展滞后或追赶现代化的现代性历史。正如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指出的那样，这些社会永远被滞留在“历史的候车室”里。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抹杀了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历史都是它的当地条件的一个结果。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在被引人世界其他地方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它们会以新的不同形态——那些不同于其原型的形态——出现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些变化视为不纯吗？还是理想形态的变种？或者合理地视之为另一种不同的现代性的示例？
如果主张后者，那么，即使这些文化参与到假定的现代性的普遍性之中去了，则既是把欧洲地方化，也是肯定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查克拉巴蒂等人揭示了现代知识、技术和制度“翻译”过程的不同方面。他们试图表明，西方的现代性和被殖民的非西方文化相遇时，并不是简单地一个强加给另一个的过程，也没有导致现代性形式的崩坏或失败。毋宁说，它产生了现代性的不同形式，而各种不同的形式的特征则服从于尚无定论的权力冲突的结果。
在此，南亚底层研究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日渐为人所知的后殖民研究经常发生重合或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殖民地印度权力的现代话语和制度的历史研究汇入了对前被殖民世界许多不同地区混杂的文化形式的研究成果之中。更为紧要的是，后殖民研究已经从关注混杂文化形式扩展到对西方宗主国本身当代文化的研究，例如移民文化，以及在西方现代性中，甚至在其所谓的“原初”形式中，殖民经验所起的作用。历史和社会科学学科在此试图与文学和文化所关心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融合，开辟出新的理论疆域，虽然这一疆域目前尚不清晰。
4. 再思政治
回到底层历史书写提出的最初的政治问题，它们的方向指向哪里？早期重点在农民起义和起义意识，但即使在研究的最初阶段，研究领域也已经扩大，包括了被殖民社会中其他被支配的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抵抗。当关于底层意识的典范性结构的概念的说服力逐渐减弱后，研究者开始从各种角度对抵抗的主题进行研究，既没有固定的打算要复制某种传统结构，也没有一定要转到某种新结构的企图。近来底层史观强有力地参与了南亚的三组讨论——关于宗教少数派、种姓和性别的讨论。这些讨论为重新思考民主的政治进程和国家的政治结构开放了道路。
在印度，关于宗教少数派的广泛政治讨论在两个对立的群体之间展开。一方是印度沙文主义者，另一方是非宗教主义者。底层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非宗教主义和宗教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决不是现代性和落后性之间的斗争。论辩双方的政治立场都牢固地植根于现代政府和政治的土壤中。第二，双方实行两种不同的策略巩固现代民族一国家体制。两种策略都是精英主义的，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述和使用底层。第三，面对这些冲突的精英策略，印度的底层群体以自己的方式设计出处理非宗教和宗教政治的策略。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种族暴力和极权政治的最新经验已经提出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现有的国家形式是否足以用来解决底层政治问题。
第二组问题是种姓，关于这个问题，有过重要讨论。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印度种姓政治产生了变化。看一下种姓政治的若干方面就很清楚，假想的种姓分离的宗教基础现在已经完全从公共讨论中消失了。冲突几乎完全集中在不同的种姓群体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的相对位置。第二，关于政府是否再度把种姓作为确保性行动的标准的讨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对底层的表述和使用的精英策略。底层群体在建立社会公正和自尊的努力中，也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既抵抗国家，也利用国家选举和发展的职能提供的各种机会。在中下层种姓和其他被压制的群体（如部落和宗教少数派）之间结成联盟的策略已经在选举中获得重要的成功。不过，随着底层群体中新的政治精英的出现，“谁来表述”和“为何表述”的问题又有了新的紧迫性。
第三组问题是妇女的社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生活在家族制社会中的妇女都属于底层。但是，说妇女不会因为阶级、种姓、种族和社群的不同而有身份上的差异，也不是事实。因此，正如分析男权社会中妇女的从属地位是正确的，还有必要确认在阶级、种姓和宗教身份同时屡杂其中的情况下，性别的社会构成的复杂性。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集中到被殖民和民族主义政治背景下的十九世纪印度的社会改革运动上，尤其是各种保护妇女权利的法律改革。底层女性主义研究对自上而下的法律改革的现代化议程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议程并未直面如何改变社区内实际起作用的等级制权力结构，而这样的权力结构在法律可及的范围之外仍很牢固。
近来的讨论对诸如国家、公民和民主选举这种旧的观念化的现代概念提出了新的问题。在这些讨论的启发下，最近源自南亚的底层历史写作正被有效地借用于其他前殖民地世界的现代性历史的写作。例如，中东的民族主义和性别问题，拉丁美洲的农民政治和原住民问题。底层历史的观念从意大利传到印度，现在已经产生出一种可以普遍应用的风格鲜明的方法，用于各地现代历史的撰写。
原文转载自《人间思想》微信。